珍寶島事件是由中方主動挑起的，這一基本事實現在已經很難辯駁。官方似乎也沒有多大興趣辯駁，畢竟時過境遷，當年對抗的一方從技術上說都已經不存在了。但是研究這段曆史的中國學者，仍需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來替換傳統的“自衛反擊說”。相當一部分人因此認為，毛澤東在珍寶島問題上搶先出擊，是為了開創“聯美抗蘇”的新局麵，體現了他的雄才大略。然而，“雄才大略說”卻有一些難以克服的硬傷。
戰後美蘇爭霸20多年，那時已接近一個平衡點。在軍事上，兩國都建立起龐大的核武庫，都有把對方從地球上抹掉的能力，“熱戰”不僅變得極其危險，而且沒有意義。在經濟上，蘇聯與美國雖有差距，但也不容小覷了，何況還控製著一群衛星國，形成相對自足的貿易圈。美國想要通過經濟手段遏製蘇聯已經難以奏效，而自己正越來越深地陷入越戰的爛泥潭，國內通脹高企，政治動蕩。鑒於兩國實力已經旗鼓相當，大規模衝突又得不償失，雙方確有意願緩和關係，控製軍備，改善貿易關係。
其實赫魯曉夫上台以後，就努力與美國修好，頻頻“投懷送抱”。毛澤東對之強烈不滿，認為蘇聯拋棄了列寧關於“暴力革命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的教導，開始“變修”，因此發動了中蘇論戰。這些論戰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之爭，而確實涉及大國的戰略考量。在赫魯曉夫看來，蘇聯國力已經發展到可與美國分庭抗禮，在這個階段最需防範的風險便是核戰爭。隻要社會主義國家以蘇聯為中心團結起來，就能依靠它的核保護傘獲得安全保障，最終通過和平競賽戰勝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
但是毛澤東對這一套說辭並不買賬。在他看來，美蘇緩和關係，將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如果再有蘇聯撐腰，哪怕隻是姑息，都會使中國陷入極大的危險之中。的確，這兩個敵對陣營一旦媾和，就是“八國聯軍”的升級版，中國再次被列強瓜分都有可能。除非緊跟蘇聯老大哥，聽其擺布，但那簡直是“與熊共舞”。中國曆史上被俄國啃掉的肉還少嗎？
所以赫魯曉夫念茲在茲的世界和平，對毛澤東就意味著戰爭，他必須想方設法破壞這個“和平”，為此不惜與對方公開論戰，並通過支持阿爾巴尼亞，分裂蘇聯的“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在蘇聯大力鼓吹（實際上是由中國發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時候，中國卻在不遺餘力地向周邊國家輸出革命。
毛澤東這些拆台搗亂的舉動，令赫魯曉夫大光其火，於1960年中止了蘇聯對華援助項目，並撤走了全部專家。他這樣做並不全是感情用事——他已經感受到毛澤東的勃勃野心，正對自己竭力推動的、以美蘇共管為標誌的世界新秩序形成嚴重挑戰，所以必須在中國跨入核門檻之前實施釜底抽薪。事後證明，他還是抽得晚了點。
正因為毛澤東多年來對蘇共采取對抗立場，一些中國學者認為他有理由主動挑起珍寶島事件，通過與蘇聯徹底翻臉，從而把美國由蘇聯一邊吸引到中國這邊來——畢竟對美國來說，與中國結伴比與蘇聯結伴能獲得更大的戰略利益。這一觀點雖可有效維護毛澤東“雄才大略”的偉人形象，卻與珍寶島事件發生前後的一些史實相悖。
1969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講過幾句非常關鍵的話：“我是比較樂觀的，２日的衝突，他們(蘇聯)上邊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沒討論，同我們一樣。”這說明，毛澤東並未把第一次戰鬥當成是自己苦心孤詣搞出來的一個大手筆。對他而言，珍寶島事件仍然局限在邊境衝突層麵，尚不至於擴大到兩國正式交戰的地步，所以才會“比較樂觀”。
持“雄才大略說”的學者有一個重要論點：1968年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得毛澤東認為蘇聯可能對中國采取類似行動，於是在珍寶島上采取先發製人的手段，打痛對手，讓它知道中國已經做好戰爭準備，從而把可能的突然襲擊化解於未然。但這種搞法會使珍寶島衝突變成一種“預防性戰爭”——也就是一國在未受到武力攻擊時以自衛名義對他國挑起的戰爭。“預防性戰爭”不僅具有極強的挑釁色彩，而且會被對手認為包含著重大的戰略企圖，因此很容易使衝突升級，甚至引發全麵戰爭。假如毛澤東成心要這樣做，珍寶島事件就不是常規的邊境衝突，而是具有重大後果的戰略衝突了，他會因此對3月2日的行動保持高度關注，絕不可能事發時還不知道。
為了解釋毛澤東“主動挑事”的動機，還有一些學者同老煙一樣，認為毛澤東是想通過邊境衝突激發中國人的民族情緒，從而一致對外，使武鬥得到遏製。這種“安內必先攘外”的觀點，低估了毛澤東對國內局勢的控製能力。武鬥之所以拖了許久，根本原因不在於毛澤東搞不定造反派，而是他委實不願動用槍杆子鎮壓這些文化大革命的忠實擁躉。“七·三布告”之後，隨著軍隊強力介入，武鬥勢頭已經明顯趨緩，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毛澤東需要通過挑動外亂來平息內亂，這對他來說也是得不償失的。
202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