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開科學之門
有了計劃後，時間就過的很快。
我訂了每天的日程表：早上5:30天亮前起床，然後晨跑30分鍾。吃完早飯後，花45分鍾至一小時學習英語，然後一天的課程就開始了。醫學院的課程排滿一天，直到下午4:30。吃晚飯前，我有一小時時間把白天學的內容再捋一遍。晚飯後的時間完全用在考研究生的準備上。星期天和節假日則全部用於備考研究生。
在77級和78級學生中，每天花上十幾個小時學習的現象非常普遍。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工廠或農村度過了幾年，因此我們十分珍惜當時於多數同齡人無緣的上大學的機遇。我們中的大部分人沒機會接受完整的中學教育，因此大家也痛感，隻有加倍努力，我們才能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從星期一到星期六（那時的週末隻是星期天），每個教室裡都坐滿了學生。晚上十點鍾，學校把教學樓的電源切斷，逼著大家回到寢室。唯一的例外是每月一次在大禮堂放映電影和一年一次班級組織的春遊。
到大學第二年級末我把考研的領域縮小到了神經生物學，同時我決定避開國內頂尖的醫學院校和綜合大學，而去報考中國科學院屬下的研究所。研究生入學考試是由各學校或各專業的導師自己出題，因此招生單位的考題往往有意無意地偏愛本校畢業生。同時，本科生對本校教授的風格和熟悉程度提高了錄取的概率，同時也增加我這種野生型考生的難度。相形之下，中國科學院下屬研究所的科研水平在國內名列尖端，而龐大的中科院麾下隻有一個規模很小的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生物係每年隻有三十多個畢業生，而中科院的生物學科研究所起碼有好幾十，僅在上海分院屬下就有七所之多。我推斷中國科技大學畢業生無法壟斷中科院研究生的名額，這樣讓外來考生會有更公平的競爭機會。此時我已經下了決心要用考研來修補自己十七歲犯下的人生錯誤，因此報考的研究所一定選在上海。中科院上海分院當時有國內頂尖的生物研究隊伍。其中，上海生化所是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合成有活性蛋白（胰島素）的單位，而上海生理所和新近成立的腦研究所更是我感興趣的神經生理學的重點科研機構。同時，我進一步了解到，近年全國招考碩士研究生的錄取率是1:10。這個比例比我們考大學時要好上幾倍。
在醫學院的第二年上病理生理課時，有一天教授給我們講授缺氧機理。缺氧和斷氧是一個人在水下窒息死亡的病理基礎。教授提到，人體多數器官可以在缺氧甚至斷氧條件下存活不少時間，除了我們的大腦。大腦在斷氧後存活時間不超過8-10分鍾。
在提問的時候，我舉了手，問教授：
“一個人有沒有可能在水下不呼吸45分鍾到一小時？”
他看著我，語氣不耐煩地說回答：“我不是剛剛教了你們，斷氧超過十分鍾人就會腦死了嗎？”
教授當然不知道我的問題是從哪裡來的，不過他那不肖一顧的回答讓我心裏鬆了一口氣。提問時我擔心他會告訴我，在某種例外情況下，華強會有時間等我救出他來。我跑去王八灣去撐船回渡口，來回起嗎要一小時左右。
這時，我抑製了想走上前去擁抱一下教授的衝動，因為他和同學們都會大吃一驚。
醫學院的第三年一個冬天的早晨，我從連接圖書館樓和教學樓的天橋上走過時，看到玻璃牆前擠滿了同學。我問出了什麽事。別人告訴我，外科副主任的兒子和兒媳晚上煤氣中毒，兒子救過來了，兒媳還沒呼吸。外科主任讓搶救小組把病床移到零下二十多度的大院裏，說是低溫能減慢器官的死亡。看著他們在給這個年輕婦女插管，開動呼吸機，擠壓胸腔，張華強又回到了我的腦子裏。
那天是在在九月裏，黑龍江裡的水溫不低，我們還能在江裏遊泳。在那溫度下，斷氧後器官會很快死亡。這時，雖然我的兩隻腳釘在地上，看著搶救小組在積雪的大院裏有序地工作，我的思緒已經回到了三合的那個夏夜。
不知過了多久，醫生散了，一個護士把白被單蓋在年輕婦女的臉上。看到搶救失敗，我心裏鬆了一口氣。突然，我震醒了。我罵自己太缺德了。怎麽？難道我剛剛一直在下意識裏希望他們搶救失敗嗎？他們的失敗，能證明我沒去撐船是可以原諒的嗎？！
這時我的罪惡感非但沒減低，反而登峰造極了。
又有一次，我在圖書館學習的間隙裡隨意翻雜誌，讀到一篇文章有關打坐可以降低身體代謝率的文章。其中提到，印度高憎修煉了幾十年後，可以把自己密封在大壇子裏埋入地下幾天，出來後依然絲毫無損。這時，我又對自己產生了懷疑：華強也許隻需要一小時！
然後我又試著告訴自己，華強沒練過功，不能和高憎比。
慢慢地，我懂得了為什麽在這件事上，我始終無法找回內心的安寧。和我作怪的不是華強，甚至不是死亡本身。不讓我在安寧的是我在那時刻作出的選擇。
在所有可能的選擇中，我選擇了無所作為。我無法原諒自己，是因為在那個關頭我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即使是無效的行動。即使是注定要失敗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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