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分兵儀式是在一幢洋房的花園裏舉行的，據說這是一個資本家的房子，文革後，全家掃地出門，正好給“支左”部隊使用，這是幢俄式洋房，奶黃色的外牆，半圓形的紅瓦，窗門都好別致，院子很小，隻有200多平方米，全連100多人站進去，就把它撐得滿滿的。分兵儀式又快又簡單，趙凱分到二排六班，李一帆分到三排七班，他們三個城市兵自然不能分在一起。梁海生就被分到了一排二班，總算他還有一點可以高興的，瞿中倫和他分在一個班。
嗨，從火車上分座位開始，我們倆就注定拴在一起了。海生朝他眨眨眼。
“我是沾了你的光，跟著你一直到大上海。”瞿中倫還是一貫不緊不慢地微笑。
二連的支左對象，是區裏的教育係統，也就是中小學校，瞿中倫和副班長一個組，到培新中學，梁海生和班長及另一個老兵一個組，去明光中學支左。
班長蔡光勇，江蘇武進人，和大哥津生同年，也確實像個大哥管著他，連每個月6元的津貼，都控製起來不許他亂花。
當他第一天跟著班長走進明光中學大門時，竟然聽到一排整齊的聲音對著他叫“解放軍叔叔好！”他整個人幾乎都蒙了，尤其是站在人群中的那些女生，一邊甜甜地叫“叔叔好”，一邊又交頭接耳地說：“怎麽這麽小？”羞得他都記不清怎麽走完從大門到辦公室這段路的。
文革開始後，根據偉大領袖的指示：“工人階級要占領上層建築。”大批工人和軍隊組成的隊伍，開進了大、中、小學和科研單位，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監督知識分子接受工人階級改造，這批人，史稱“工宣隊”，“軍宣隊”。
轉眼間，昨天還是中學生的海生，今天搖身一變成為一名參與學校領導工作的“軍宣隊”員。更有趣的是，在“工宣隊”，“軍宣隊”聯合工作會議上，很嚴肅地分配他去管紅衛兵團工作。紅衛兵團裏的一幫負責人，全是應屆畢業生，正好和他是同屆的，70屆，不久前的他，還是個調皮搗蛋的落後學生，現在呢，用他在給東林的信上的話形容，就憑這一身軍裝，混成了一個“人模狗樣”的領導。打小就害怕領導，更害怕當領導的海生，隻能硬著頭皮去接受一個領導的頭銜。且不管梁海生之輩懂不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他來說，支左生活和枯燥的軍營生活比起來，當然是好玩的不知有多少倍。僅僅是每天兩次從“大世界”門口走過，他心裏就有一種跳躍般的衝動。因為這是上海唯一留在他幼年記憶中“白相”的地方，由於文革，它現在被貼上“封、資、修”的標簽而關閉了，每次路過它，他都會用手去撫摸它粗糙的外牆，或者跳起來，透過緊閉的窗戶向裏探望。為此，他不知被走在身後的班長批評了多少次。
沒多久，他已經和一幫紅衛兵團的學生幹部混熟了，為了讓他們接納自己，他毫無保留地交待了自己和他們不僅是同齡，同屆，還同樣是上海出生的人。他一有空就混到團部小小的辦公室裏，門一關，大家都是一般大的，他們叫他小梁或者小解放軍，他都不在意，他喜歡看這幫紅男綠女爭吵，打嘴仗，說著脆脆的、酸酸的上海話。比起大院裏的孩子，他們更有趣，懂得也多。在這個小世界裏，他們是表演者，他隻是旁觀者。有時，他也會跟著他們一起溜到隔壁寧海路上，吃五分一碗的陽春麵，一毛一碗的小餛飩，他壓根兒沒想過要建立什麽威信，在他年輕的心裏，威嚴是個毫無趣味的字眼，怎麽比得上開心重要。在“自尊”這個對東方人無比重要的字眼麵前，他還是個很遲鈍的孩子，也許等到將來腦子裏裝得東西多了，遲鈍少了，他會對威嚴另眼看待。
青春初臨的人們，最喜歡給周圍的人配對，其實是因為他們私下常常給自己配對所致。團部這群男女把最安靜，最“木兮兮”的女孩子和梁海生配成了一對。起因是這女孩有一天說，小梁人老好的，從來不板麵孔。兩人的關係就此被大家定了。每當大夥拿他倆開玩笑時，梁海生就裝作很大度的樣子，坦然一笑。這個昔日在大院被女孩子瞧不起的梁老三，現在能被人配對，怎麽也算烏鴉變鳳凰了，人一得意就會大度。偏偏是那女孩子對這個好欺負的小解放軍真有了幾分好感，第當他來到團部，她都忙著給他端菜倒水，弄得他好不尷尬，不是因為他害怕違反紀律，而是此時，在他心裏悄悄喜歡上了另一個女孩子。
他第一次遇見她是初到學校不久，人生地不熟的他正好在團部門口和她打了個照麵，憑多年壞孩子的直覺告訴他，眼前這個優雅，沉穩的女生，一定是個學生幹部，他笨拙地，卻又裝作很有禮貌地問她：“你好，你們團長在嗎？”
“你找她呀，到那一間問問。”她一開口，一種很甜美的聲音瞬間化入他的心裏。
海生的臉一下就紅了，急忙說：“不好意思，我以為你也是紅衛兵團的。”
“沒關係。”她優雅地一轉身，擰開了另一邊播音室的門，臨進去時，悄悄地朝他抿嘴一笑。
那乍現即逝的頑皮，當時就把海生釘在了那扇門上，這個貌似拒人千裏之外的女孩身上，隱藏著一種親切的，仿佛是他一直在想往的東西，令他突然有了想和她接近的欲望。
明光中學有兩個名氣很響的女生，一個是風風火火的紅衛兵女團長，還有一個就是把海生電的神魂顛倒的學校播音員—丁蕾。每個學校的播音員，幾乎都是校花，丁蕾就是明光中學的校花。她是那種不豔麗，卻天生能攝住人心的美人胚子。除了長得標致，她身上還散發著一種清澈，純靜的氣息，這種氣息能讓人的內心隨之一塊明亮，後來，海生才知道這種氣息叫做“優雅”。
人就是這樣怪，如果海生還是個70屆的在校生，一個塵埃般的人物，丁蕾那一笑，是絕對電不到他的，然而，他現在有了一身的光彩，自信心也隨之膨脹，竟有了膽對優秀的女生動心思。一連幾天，他都難忘那一瞥中的偷笑，她那“頑皮的一笑”就像一組密碼，他無法破解它，卻又深深的癡迷它。如果每一個人的青春期都是被喚醒的，那麽丁蕾就是喚醒他青春的使者。她使海生突然發現生活中的另一個窗口，另一類陽光從那照了進來，雖然隻是一抹，卻通透了全身。
丁蕾雖然身處重要崗位，但她卻不是紅衛兵，更不能成為學生幹部，原因很簡單，家庭出身不好，她父親是資本家的兒子。在紅色年代，紅衛兵組織不允許黑五類分子的子女加入。但是， 丁蕾小時候是少年宮的報幕員，論嗓音和普通話，全校幾千人沒人比得上，播音員自然非她莫屬。此外，能讓學校革命委員會的革命意識出現小小的短路，讓她通過政審成為播音員，也許和她甜美，文靜的氣質有關。
梁海生沒費什麽力氣，就把丁蕾的身世弄得清清楚楚，他才不會被“資本家”三個字拴住，自此，他最喜歡做的工作就是把校革委會的稿件拿去廣播室交給她念。每當有這種機會出現，他就可以冠冕堂皇地站在她身旁，一直等到她念完。因為，校革委會的稿件，好歹也沾了政治的邊，萬一念錯了，他可以立即糾正，否則就是政治事故，甚至會是反革命事件。
聽丁蕾念稿件，實在是件妙不可言的事，那柔和的聲音既悅耳，又有韻律，輕輕地從海生心上滑過，又消失在一個遙遠的不可知的地方，與它一同消失的，還有他的靈魂。這時的海生，還沒什麽“邪念”，也沒學會如何和女生搭訕。是那種一和女生說話就會臉紅，對熟悉的女孩又口無遮攔的男孩。不攀談也無妨，能有機會聽她念稿，他就很滿足。當然，他也很想和她套近乎，把憋在心裏那些沒頭腦的話說給她聽，隻是他張不了口，又是解放軍身份，又是異性，他肚子想說的，又盡是些端不上台麵的東西。
軍宣隊裏有個規定，監督播音時，必須把播音室的門打開，免得關上門，裏麵發生什麽事會被別人誤解。這個規矩，反倒幫了他的大忙，那天，海生在監督丁蕾念稿件，樓道裏一陣疾風吹進，把放在桌上的稿件掀落了一地，無法停止念稿的丁蕾隻好用眼睛示意他，海生一見，閃動身形，左高右低飛快地把散落在地上的稿件都撿了起來，一數，獨獨缺了第三頁，他看了一圈，才發現那一頁正好被丁蕾踩住了，他蹲下身去撿，卻被下一個動作難住了，因為播音的時候，旁邊的人不能說話，他不知道怎樣告訴她把腳挪開，不知是該敲她的腳呢，還是拉她的腿，這事要是站著的是顧青，顧紅，他一把就把她們推開了，可眼下，偏偏是不敢造次的丁蕾，三思之後，隻好拽了拽她的褲腳，等她把腳抬起，趕緊拾起那張紙。丁蕾這時正好念完第二頁，急忙去拿他手上的第三頁，不知怎地就抓住了他的手，她慌忙丟開，隨後又害羞地看了他一眼，海生見了，心裏忙不迭地說了無數個“沒關係”。
稿件念完後，海生默默地按程序收好文件，正準備離開，丁蕾叫住了他：“剛才麻煩你了，謝謝。”
“沒關係。”被表揚的海生，靦腆又強裝瀟灑地離開了。有件事，說出來也不坍台麵，這麽多天了，他都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名字告訴她。
反倒是這天以後，丁蕾在梁海生麵前拆除了矜持的籬笆，總是主動的和他打招呼，兩人之間的話也多了起來。
“梁同誌，”丁蕾很坳口地稱呼他。
“你叫我小梁就好了，或者直接叫梁海生也行。”總算完成了告訴她名字的重大任務，海生心裏如釋重負。
“為什麽叫海生，難道你生在上海？”
丁蕾曉得了他的名字後，繼而曉得了他是生在上海的城市兵，並且，是個和自己同屆的小解放軍。女孩子到了她這個年齡，身邊總少不了獻殷勤的，尤其像丁蕾這樣的，從同學到老師，到工宣隊，想和她套近乎的大有人在，既使在這個禁欲的年代，也無法阻止愛美之心人人有之。見過各種臉麵的丁蕾，麵對走近的海生，心裏一點都不怵，反倒是對他靦腆的氣質有幾分著迷。
禁欲年代的男孩子呢，一半以上是靦腆的，但靦腆又各有千秋，有的是茫然的，有的是做作的，有的是不知所措的，有的是想的太多的。而海生的靦腆是天生的，是一眼就能清澈見底的那種。這樣的男孩子是無須防範的，兩人熟了後，丁蕾會大大方方地叫著：“小梁，麻煩你一下……，”看著他屁顛屁顛去辦了，回來時，給他一個燦爛的笑臉。有時兩人碰上了，會並肩走上一段，像老朋友似地說幾句無關緊要的體己話。和丁蕾的交往，撞開了人生另一扇門，那種無法表述的甜美讓海生發現了生命的另一個層次，相比之下，原有的人生是那麽的粗俗和不堪回首，他忽然覺得這就是他人生的追求。
然而他沒想到，他和丁蕾這點小小的友誼，早已被同伴們捕捉在眼裏，在軍宣隊的內部會議上，那個老兵明確的批評他往廣播室跑得太勤，並冠以“有思想問題苗子”的帽子。這時，所有參加“支左”的軍人，內部第一戒律就是“拒腐蝕，永不沾”，嚴防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打倒，嚴防的第一步，就是把“思想問題的苗子”消滅在萌芽之中。
班長蔡光勇也一改往日的笑臉，嚴肅地說：“小梁，你年級雖小，又出生紅色家庭，還是要防止被資產階級的香花毒草熏倒。”
多年後，海生才懂得“花不迷人人自迷”的道理，可眼下，他被兩個老兵講得臉紅心燥，似乎自己已經成了一個階級立場不穩的人，如此大是大非問題麵前，他豈敢怠慢，當即挺著胸脯保證，自己決不會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打倒。
文革是個群體瘋狂的年代，當你處在一個瘋狂的群體裏時，個人的情緒就會隨著群體水漲船高，當群體有人指責你時，你就會竭力改變自己，生怕成為群體的落後分子，被群體拋棄。
（四）
轉眼到了四月底，為了迎接紅五月的到來，全市展開“刮紅色台風”行動。簡而言之，“刮紅色台風”就是打擊流氓阿飛等一切妨礙社會治安的行動。上海這個城市就是怪，你說全國人民都在忙著參與把無產階級方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光輝運動，偏偏在上海灘有些人逍遙自在，無事生非地愛穿喇叭褲、小腳褲、高跟鞋、燙著飛機頭、大包頭，乘著夜幕，成雙成對在外灘、人民公園、南京路……等無產階級土地上，摟摟抱抱，更有甚者在公園的角落裏做出苟且的事來，這些人，當然要讓他們嚐嚐無產階級的鐵拳。
行動定在四月三十日晚上九點正式開始，全市所有的工宣隊，軍宣隊，警察和基層幹部聯合出擊。明光中學地處大世界和八仙橋之間，1949年以前，這裏是著名的紅燈區，至今還有暗娼出沒，因此，區裏的“紅色台風”指揮部，就設在學校裏。到了九時整，參加“紅色台風”行動的數千人，浩浩蕩蕩從這裏出發，奔向大街小巷。
當晚，凡是穿著奇裝異服行走在街上的男男女女，都會被押送到指揮中心來，手拿剪刀或剃頭推子的工宣隊員，會毫不客氣的把燙成各式各樣發型的頭顱們，直接推成光頭或陰陽頭，高跟鞋底統統被敲掉，最慘的是穿著喇叭褲、小腳褲的男女們。大剪刀毫不客氣就從褲腳處一直剪到大腿。尤其是那些女的，一剪子上去，露出雪白的大腿，全圍觀的人個個眼裏放出光來，就快到了神魂顛倒的地步，還好大家都是革命隊伍裏最堅定的一群人，換了國民黨、小日本、場麵早已兩樣了。
這種大爆的場麵，軍宣隊是不允許參加的，他們隻負責在旁邊登記身份和批評教育工作。當一個年輕妖嬈的女人被剃了陰陽頭，剪開褲腿後，索性露出大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海生在一旁怦然心動，他不知道該往哪看，此時眼睛已經不聽使，還好有街道阿姨在場，上去把那女人拖了起來。
“紅色台風”一直刮到半夜兩點才結束。送走了指揮中心的頭頭們，回到辦公室，興奮無比的工宣隊師傅和軍宣隊戰士還在談論各自遇到的精采故事，蔡光勇乘機教育梁海生：你看到了吧，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就藏在我們身邊，所以，我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說者無心，聽者卻是有意，此時的海生，腦子裏還盤旋著那女人雪白的大腿，被班長一說，臉上不禁一紅，他以為自己的心思被別人逮到了。
正在這時，丁蕾興衝衝的出現在辦公室門口，一見滿屋子都是人，急忙退了一步，站在門口朝海生眨眨眼，示意他出來。今晚她在廣播室負責廣播找人工作，所以，一直忙到現在沒回家。海生看見她的眼色，立即抬腿往門口走，才走了半步，又停了下來，他本能地感到班長和那個老兵都是背後注視著他。這時，和海生一塊分管紅衛兵團的年輕工宣隊師傅說：“丁蕾，你進來吧。”丁蕾雙手背在身後沒動，隻是用眼神急急地看著海生，海生臉上掛著幾分窘迫微笑走了過去，丁蕾急忙把背著的手拿出來，隻見兩隻小手，一手抓了個熱乎乎的大包子，她往海生手裏一塞說：“燙死我了，”跟著就想走。海生懵裏懵懂接下兩個包子，猛然想起自己才向班長他們做的保證，覺得這兩個包子不能收，一句半真半假，半開玩笑，卻是要命的話飛出了口。
“這是糖衣炮彈，我不要。”
轉身欲走的丁蕾，臉色刷地一下由腓紅變得慘白，她恨恨地看了一眼還在幹笑的海生，掉頭狂奔而去，生怕被那些人看見自己不爭氣的淚水。海生在門口楞了好一會才回到屋裏，手裏兩個包子像被貼上壞東西的標簽一樣，死氣沉沉被拿捏著。
“我不要，她一定要給我。”海生表情委屈地向班長解釋，心裏卻空蕩蕩的。
工宣隊長老姚師傅笑嗬嗬地說：“小梁，你的警惕性太高了，這是街道裏送來的夜宵，是專門犒勞我們的。”
海生一聽，心裏更難受了。在說那句話之前，他隻想到自己的處境，話一出口，他就知道傷害了丁蕾。在革命年代，每個人都得承受革命的壓力，而表現革命的方式，往往靠比別人更革命的表演，這種表演的結果，必定會傷害到他人。
梁海生，這個半年前還不問政治，不懂人情事故的16歲大院子弟，自從跨進革命隊伍，就被革命潮流引領著往前走。在這個隊伍裏，他一直是被指責角色，這些指責使他不敢怠慢自己身上的壞毛病。每當新一天開始，他都希望自己的行為不再被別人指責，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一個初出茅廬的孩子，隻能用幼稚的頭腦，指揮他去做“偉大的行動。”
如今，當他為自己的行為後悔時，沒人會告訴他如何才能抹平對她的傷害。在一個私人傷害隻是微不足道的偉大時代，人性已經成為流浪漢，被冰冷地拒之門外。幸好，在海生浮淺的內心，還隱藏著一個他獨有情鍾的座右銘，那就是初讀《紅樓夢》後，留在他腦子裏的唯一一句話：“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
隨後的幾天裏，他天天都去播音室，用了很多方法，希望能換來她一個笑臉，那怕像兩人初次見那樣，偷偷地一笑也行，然而，丁蕾始終麵若冰霜。可憐他一個站在岸上的革命公子，又怎能理解掙紮在水中的她對世事的敏感和忿恨。他竭盡了全力也無法把她封閉的心門再次打開，到後來，他已經不期待她的原諒，隻希望她能給他一個機會，讓他真心說一聲：“對不起。”這樣他就能放下心裏無法承受的沉重，答案卻依然是絕望。丁蕾用完全心視而不見的方法對待他，以致於他後來都不敢進播音室的門。
在差不多認識丁蕾的同時，海生還結時了明光中學的另一人“怪人”，一個患過小兒麻痹症，走路需要柱著單拐，戴了一付鏡片厚厚的眼鏡，背走家庭出生不好的十字架的音樂老師。每天7：30分，他穿著一身永遠不變的藍中山裝，一拐一拐地走進學校，再一拐一拐地從一樓走上三樓的音樂室，音樂室的門總是在他佝僂的背影後又緊緊地關上，幾分鍾後，悠揚的琴聲在期待中響起，飄蕩在樓道裏，直至整個大樓。
他姓謝，30多歲了，還是單身，沒成家不光是腿的原因，更多的是家庭的原因。謝老師總是把自己關在音樂教室裏，除了關不住的琴聲，和外界沒有更多的接觸。讓海生著迷的最先不是他的琴聲，而是他的殘疾和他的獨僻。每當他從海生眼前走過，海生都會想，這謝老師一定是個有很多故事的人。
最初，他嚐試著每次見麵時都和他打招呼，好在他現在有底氣和別人打招呼了。甚至在樓梯遇見到，主動去扶他一把，雖然被他笑著拒絕了，但兩人之間互相有了好感。後來，他去聽他的音樂課，坐在最後一排聽他講解音樂樂理，謝老師總會給他一個親切的微笑。
海生曾私下推測謝老師彈的都是被批判的東西，所以才把門關得那麽緊，因為文革開始後，除了少數革命歌曲，其餘的曲目全都列入“封、資、修”行列。包括曾經的革命歌曲。如膾灸人口的“洪湖水，浪打浪”，所以，除了耳熟能詳的那幾十首革命歌曲之外，任何陌生的曲子都會讓人起疑。後來，他才知道謝老師彈的都是練習曲，顧名思義，為練習所用。資產階級要練習，無產階級也要練習，因此沒人幹涉。其實，海生知道了其一，並不知道其二，練習曲裏依然有許多世界名曲。
這時的海生，絕對是個音盲，不同的是，他是那種由於隔絕製造出來的音盲，一旦謝老師的琴聲流進了他的心裏，他的心扉一下就打開了。和丁蕾鬧僵後，終日迷茫的他，索性在謝老師練琴時，悄悄地坐在琴室的一角，去感受從另一個角落裏傳來的音符的洗滌。也隻有這恍若隔世的琴聲，才能使他忘卻淤積在胸中的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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