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軍 | 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

2022-09-20 15:27:59  

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  點擊：1562  複製鏈接

　　內容提要

　　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是值得研究的社會文化現象。戰時，它被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的象征，戰後的審判進一步強化了中國民眾的這一印象。新中國成立後，其象征地位繼續延續，在東西方冷戰的政治格局下，又與“反對美帝國主義”、“揭露國民黨的腐朽統治”和“中日友好”等現實政治相連接，在此過程中，因被誤用而扭曲變形。20世紀80年代初發生的日本教科書事件，使南京大屠殺再次成為新聞輿論的中心，在中國政府和民間的雙重推動下，南京建立了紀念館和紀念碑，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得以向更深層次延伸。

　　關鍵詞

　　南京大屠殺；曆史；記憶

　　南京大屠殺是二戰期間的重大慘案之一，在其發生之初，即被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的象征而被中外新聞媒體廣為報道。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其進行了專案審理，鬆井石根、穀壽夫等戰犯受到了懲處。與此同時，國共展開了全麵內戰，結果國民黨敗退台灣和新中國的成立。國際上，東西方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如此背景下，南京大屠殺逐漸淡出了公眾視野的中心區域。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國內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爭論逐漸白熱化，其後又發生了教科書事件，南京大屠殺重新成為新聞輿論的熱點。1985年，中國建立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在社會劇烈變化的曆史背景下，南京大屠殺是如何被記憶和傳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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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殺在發生之初，即被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的集中體現而被中外媒體廣泛報道。南京淪陷時，留在城內的《紐約時報》、《芝加哥每日新聞》、美聯社、路透社的幾位西方記者，親眼目睹了日軍的暴行。幾天後，他們相繼離開南京，迅速對日軍的大屠殺暴行進行了報道。其後，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記、書信，也通過各種渠道流傳到上海、武漢等地，為媒體所采用。因此，西方主流媒體對此曾有廣泛和翔實的報道。

　　對處於戰爭漩渦中的中國而言，日軍鋒鏑所至，生靈塗炭，但很多淪陷區的日軍暴行報告多為事後輾轉得來，信息相對滯後，有不少語言不詳。相比之下，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由於西方主流媒體的廣為報道，信息豐富，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由於中國新聞記者不可能到屠殺現場，因此，最初的相關報道幾乎全部轉自於西方媒體。1938年2月以後，一些劫後餘生的軍民輾轉逃離南京，其親曆見聞才陸續刊登在中國的報刊上。

　　南京曾是中國的首都，其淪陷後的狀況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而日軍在南京城內的暴行不僅規模巨大，而且持續時間長，其恐怖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因此，媒體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呈現出範圍廣、持續時間長的特點。

　　全麵抗戰爆發後，通過揭露日軍侵略罪行，對外開展國際輿論宣傳，爭取國際同情;對內開展國民教育，激發民眾同仇敵愾、愛國救亡的決心，即成為國民政府宣傳工作的重心。國民政府在引導新聞媒體揭露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同時，組織編輯出版了《日寇暴行實錄》等相關書籍。此外，還出資組織翻譯和出版英國記者田伯烈編寫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分發給部隊官兵和社會團體。

　　20世紀30、40年代，報紙雖是重要的信息載體，但識字不多的普通民眾更多地通過街談巷議、口耳相傳獲取信息。戰時的難民遷徙和流動極其頻繁，進一步擴大了南京大屠殺的傳播範圍。金陵大學教授陳中凡所作五言長詩《金陵叟》，正是依據一個經曆浩劫的南京老人，1939年輾轉到達成都後聲淚俱下的敘述寫成的：“叟從金陵來，為述金陵事。末言先唏噓，太息更流涕。”老人的敘述，字字心酸，聲聲血淚。[1]湖南流傳的一首民謠這樣寫道：“日寇真可恨，占了東北不停兵，還要占南京”、“南京真可慘，殺人殺了幾十萬，屍骨堆成山。”[2]

　　南京大屠殺是戰時中國遭受苦難的一個縮影，成為中國民眾戰爭受害體驗的象征。正如漢口《大公報》社評《為匹夫匹婦報仇》中所說：“南京之事，則外僑所傳，世界所知，僅此一端，已構成日本帝國主義萬劫不複之罪狀，何況南京如此，江南各地實際皆然……凡敵軍所到，其凶淫慘殺，都是與南京一樣。”[3]《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更為精辟：“中國人的口號可能有50條。但他們實際上隻需要一條就夠了，那就是‘牢記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人在南京樹立了一個征服的模式，他們隨後都是切實地按照這個模式行事的。南京暴行之後，人們對日軍隨後的任何暴行不再感到驚訝。”[4]

　　抗戰勝利後，對戰爭罪犯的審判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國民政府采取了“以德報怨”的對日方針，本著懲處少數人的原則，“對國際國內最重要之日戰犯，應予依法審處，以為懲一戒百外，其他普通戰犯，宜從寬處理，以示我寬大之態度”。南京大屠殺作為重大案件，受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審判。1946年6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顧問向哲浚在法庭的開庭詞中指出，針對平民的謀殺和大屠殺、酷刑、強奸、搶劫、搶奪和肆意地摧毀財產等，是“日本戰爭行為的模式”，“日本軍隊所犯的這些反人類罪行發生在其所占領的中國的每個省份，時間從1937年—1945年。這些行為的一個突出的例證是發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後。在中國軍隊方麵的所有抵抗都已經停止，而且城市已經完全由被告鬆井石根將軍指揮的軍隊所控製後，暴力和犯罪開始發生，並逐漸減弱地持續了40天。”[5]對南京大屠殺的審判是對日本戰爭行為模式的審判，其象征意味得到了進一步的凸顯。

　　為發動民眾控訴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從而推進證據的調查與收集工作，國民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首先，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對南京市民的遭遇深表關切，高度重視調查工作。1945年12月18日，在闊別南京長達8年後，蔣介石抵達南京進行短期的巡視，受到了80萬市民的熱烈歡迎。國民政府主席行轅秘書處以蔣介石的名義張貼公告，對南京市民所遭受的苦難遭遇深表關切：“餘與我革命首都父老兄弟諸姑姊妹暌隔八年於茲，關懷想念，無時或已。回溯抗戰開始，敵人對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勢。淪陷期間，敵人於實施大屠殺之餘，複利用奸偽蹂躪榨取，奴役壓迫，無所不用其極。”“而在敵人大屠殺下殉難軍民之遺屬，冤憤一日未伸，餘之責任一日未盡，更應積極撫慰與救濟。”公告號召民眾檢舉、揭發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軍暴行：“凡我同胞，其有身經當日大屠殺慘禍暨在敵偽暴力壓迫之下，受有各種枉曲者，餘均願詳知其事實及屠殺壓迫之主謀，並目擊事實基於正義感而作負責之檢舉者，餘尤樂於接受。一經查明屬實，定處分別以戰罪提付審判，或依懲治漢奸條例從嚴懲處，以謝同胞，而伸法紀。”[6]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舉行了還都南京的儀式，蔣介石在講話中再次特別提到南京大屠殺：“回想到民國26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時，首都同胞慘遭大屠殺的悲劇，我們就應該痛定思痛，時時不忘我們八年來在敵人鐵蹄下所受的奴隸牛馬暗無天日生活。”[7]同年6月11日，為配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審判，蔣介石在接見南京市臨時參議會議長陳裕光等人時，專門敦促該會協助調查南京大屠殺罪行，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隨後專門成立了南京大屠殺案調查委員會。

　　其次，國民政府成立了相關的調查機構。戰後對南京大屠殺罪證的搜集工作，主要由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以及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等3個機構負責完成。3個調查委員會的社會涵蓋麵相當廣泛，包括南京市政府及下屬有關機關、首都警察廳、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憲兵南京市區司令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三青團南京支部、南京市工會、農會、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商會、首都地方法院、南京市參議會、南京回教總會、金陵大學以及當年參與難民救援的有關人士等，意在最大限度地調動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參與。在調查過程中，由於政府的推動，南京市政府、各區、鄉、鎮、坊、保、甲以及警察局的相關部門積極行動，可以說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全民參與的調查。

　　第三、廣泛宣傳動員。為喚起民眾協助調查，相關機構和團體多次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或在大街小巷張貼公告。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南京市商會即在《中央日報》上刊載了登記南京市各業抗戰損失的通告。[8]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成立南京大屠殺案調查委員會之初，即張貼公告：“二十六年南京淪陷時，敵人對我市民曾大肆屠殺。現在我們正調查確證，提供遠東法庭參考。把那些劊子手引渡到南京來審問，並執行判決。希望全市市民給我們以最大的合作。”[9]

　　新聞媒體對於喚醒民眾的大屠殺記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大屠殺”、“暴日屠城”、“南京屠城”等字眼頻頻見諸報端。對“12月13日”這個南京淪陷的特別日子，也給予了特別的關注。1945年12月13日，《中央日報》出版了紀念南京大屠殺專刊。該刊發表了《永不宜忘的一日——舊的血饋，新的警惕》的社論，社論指出：“八年前的今天，我們的首都南京，淪入日軍的魔掌。從這天的清晨起，日軍就在南京開始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死於這一大屠殺的人民究竟是多少，現在雖還沒有正確的統計數字可查，但至少總也在25萬以上。”“不容忘卻八年前今天的慘痛日子。這血腥上衝霄漢的八年前的今天，我們應該永遠銘諸於心，刻諸於骨，作為促我們自己的警惕的薪膽。”該刊還刊發了《南京淪陷八周年紀念，清算日寇大屠殺罪行》的專稿，對南京大屠殺的慘烈、規模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值得注意的是，專稿中較早使用了“南京大屠殺”這一名稱，文中這樣記述道：“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罪行故事，中國人是永遠不會忘記的。”[10]12月13日下午，《中央日報》記者還趕赴南京東郊靈穀寺附近的無主孤魂墓，向大屠殺遇難者敬獻花圈，以示不忘“軍民之血，勝利之花”。[11]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和審判，新聞媒體及時地進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報道，有力地推動了民眾積極檢舉日軍暴行、參與對戰犯的審判。

　　戰後，民眾對日軍的暴行曆曆在目，記憶猶新。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在1948年初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過去五十年中，日本不斷對華進行侵略，抗戰期間日本軍閥又作出種種殘凶暴行，這種仇恨累積起來，加深了中國人民的敵視心理，現在勝利已過兩年，可是一提起日本，我們仍然有談虎色變之感。”[12]南京市民紛紛向政府申訴大屠殺冤屈，呈文內容涉及人口傷亡、人員失蹤、財產損失等諸多方麵。

　　對於一些劫後餘生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而言，由於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對國民政府的調查和審判，有的人態度冷漠，“不願重撫創痕”，那些被日軍強奸後的婦女尤其如此，“涉及名譽赧然不宣”，有的人甚至“噤若寒蟬，或否認其事”。[13]由於政府的宣傳和引導，越來越多的幸存者和遇害者家屬參與到大屠殺的調查和審判中。以戰犯穀壽夫案調查為例，1947年1月26日，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穀壽夫當年駐地中華門外第十一區公所開設調查庭，當天大雪紛飛，“應訊人均冒雪前往，計報到者百二十餘人”。其中有一位83歲高齡的老婦，“痛陳其子三人，在南京淪陷第二日被敵軍刺死二人，拉去一人，至今生死未聞，要求伸冤”。[14]

　　為大屠殺死難者伸冤昭雪，是社會民眾感情的自然表露。以要求引渡鬆井石根為例，我們可以感受到民眾情感的強烈程度。1946年7月26日，南京市臨參會南京大屠殺案調查委員會決議：“電請國民政府轉函遠東戰犯法庭引渡大屠殺案首犯鬆井石根等來京審訊。”《中央日報》為此發表《要求引渡戰犯鬆井石根等來南京伏罪》的社論，社論說：“像這樣的血債如果不清算一次，或是隻由東京戰犯法庭去清算，而不遞解來京審理，實無以平死難者的冤憤之氣。”理由有三：其一，南京大屠殺的禍首罪魁，如果不在南京市民麵前受審伏罪，不僅難以告慰慘死的遇難同胞的在天之靈，而且也無以平息遇難者遺族的激憤之氣。其二，如果鬆井不以中國法官為主體而在南京受審，多少也會使抗戰軍民感到抗戰勝利沒有光輝。其三，血債固不必一一求債，但也不容沒有一種象征的取償法，“如果鬆井石根不在南京償還大屠殺的血債，那就似乎連象征的索償血債都沒有做到了。連象征的索償血債都沒有做到，則將來異族如再以我為懦弱不足畏，豈不是一種最大的損失?”[15]民間的這種呼聲，貫穿於戰後審判的整個過程。1947年5月4日，在穀壽夫受審伏罪近兩個月後，《中央日報》仍然刊載了這樣的消息：“南京大屠殺案有關人犯，當局現正積極準備引渡中，下周戰犯處理委員會開會時，將對此事加以討論，然後要求東京盟軍總部將該批人犯押解來華審訊，以慰數十萬無辜被害冤魂。聞名單中包括鬆井石根、柳川、中島及穀壽夫於曆次申辯書中所要求引渡之共犯如下野、田邊等。”[16]

　　劫後餘生的大屠殺幸存者在向政府陳訴、檢舉日軍暴行之外，還在報刊雜誌上撰文，介紹自己的慘痛經曆。一些知識分子也意識到保存這些史料的重要性，著名的文學和戲劇史論家盧前(冀野)在1946年擔任南京通誌館館長期間，即著手搜集此類資料。陸詠黃、蔣公榖在戰時分別所寫的回憶錄《丁醜劫後裏門聞見錄》、《陷京三月記》成為他收集的首要對象。在他看來：“這也可算是重要的史料，我們有廣為收集的責任。”[17]他的老鄰居陶秀夫受他邀請，特地撰寫了《日寇禍京始末記》一文，文中寫道：“吾之堂弟為日寇槍殺矣，猶子為日寇擲於水而淹沒矣。吾之一人如是，則類於吾或甚於吾者，更不知凡幾也。以餘之不文，承通誌館長命撰文以記此南京日寇之慘劫。吾知掛一漏萬，實不足以窮盡日寇魍魎之形。”[18]這些回憶錄均在盧前所主持的《南京文獻》刊出。他還曾計劃繼續收集，刊印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叢刊。

　　關於吸取南京大屠殺的慘痛教訓、教育國民等方麵，一些社會有識之士也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建議。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陳光虞在《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中提出了他在調查後的感想和建議：“今者醜虜屈膝，腥穢蕩滌，允宜旌表忠烈，周恤孀孤，褒揚慈善機關，保存慘痛史實，以儆效民心，而培國魂。”其一，建立遇難軍民的紀念性設施，“似宜建佳城，使安首丘，複鐫碑勒銘，載其事跡，以慰幽靈，並使我千萬世之後代，有所憑吊，有所警惕”。其二，救濟被害人及其家屬，“使生者有所養，死者有所安”。其三，褒揚慈善機關(掩埋隊及國際委員會)，“似宜分別題贈匾額或頒發獎章，以示褒揚，以彰善德”。其四，設置蠟人館，“敵人所加於我同胞之暴行，震駭鬼神，似應設一專館繪塑模型窮形極相，使人一入其中觸目驚心，以資惕勵……使我炎黃帝胄，染於目而烙於心，而思所以圖存之道也”。[19]

　　這些建議都是社會民意的反映，其中的一部分得到了實施。1948年元旦，貝德士、斯邁思、林查理等人被國民政府授予襟緩景星勳章，獎勵他們“在抗戰京滬淪陷時期，不避艱險，留居南京，舉辦難民安全區，救護難民，厥功至偉”。[20]當年不畏強暴反抗日軍的市民李吳氏等人，也得到了國民政府的表彰。

　　為順應民情，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在成立後不久，即對社會各界公祭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等相關事宜形成決議，指示該會秘書處負責籌備“南京大屠殺案死難同胞追悼大會”。[21]12月13日，被定為“京市忠烈紀念日”，汪怡、徐一士等人將其作為專有名詞收入編輯的《國語辭典》中。[22]

　　1947年12月13日上午，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集合南京各機關、團體和學校代表，在毗盧寺舉行了“首都陷敵殉難忠烈同胞紀念大會及公祭典禮”。《中央日報》等報刊以“毗盧寺前樂聲哀，市民灑淚祭忠烈”為題進行了報道。參加儀式的有南京市參議會、市政府各處局、市黨部、中學、國民小學及其他團體等40多個單位的代表。毗盧寺的大殿上係起了一張彩牌橫幅，下麵供奉了大屠殺遇難者的靈位，頂上懸掛著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挽聯，上書“永念國殤”四個字，兩旁懸掛著各機關團體贈送的40多幅挽聯。儀式由南京市參議會議長陳裕光主持，“先由市參議會、市政府、市黨部和各學校代表在哀樂聲中各單位逐次舉行公祭，然後全體聯合由陳議長做主持人全體公祭”。南京市長沈怡在講話中還希望擴大紀念範圍，讓全中國人民都能記住南京大屠殺，“12月13日首都陷敵到現在已有10年，我們一直到今天才有機會紀念我們的殉難同胞，雖是一件傷心的事，但我們能夠洗雪我們殉難同胞的十年奇冤，而在今天舉行這一紀念，也應感到興奮”。“不僅要我們南京市民牢牢記住，全中國人民都不能忘記這曆史上慘痛的日子。我很希望以後能擴大範圍，不僅僅南京這一地方舉行紀念，全國人民都能夠紀念它。主席所昭示吾人的，要我們以德報怨，這是表示民族的偉大，但我們切不可忘記此慘痛的事實，便是民族的麻痹，我很希望我們全體市民時時警惕”。當天下午，南京市民眾團體與市民自由前往毗盧寺進行了祭奠。[23]

　　南京市臨時參議會曾建議南京市政府，建立一座殉難先烈的紀念塔，作為舉行紀念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的永久地點。雖然該建議未被南京市政府采納實施，但民間的紀念設施還是建立起來了。1946年9月，揚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潘銘新，決定為在大屠殺期間被日軍集體屠殺的45名電廠工友建紀念旗杆與紀念碑，碑名為“殉職工友紀念碑”，紀念碑上刻有45位遇難工人的姓名及首都電廠廠長陸法曾撰寫的碑文。1947年4月17日，紀念碑落成，南京市長沈怡親至現場揭幕。這是南京市第一座紀念大屠殺遇難同胞的設施。[24]

　　需要指出的是，戰後國內政治局勢的急速變化，極大地製約了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審判以及對遇難同胞的紀念等諸多方麵。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共衝突即開始升溫，其後爆發了全麵內戰，“剿共戡亂”成為國民黨政權的第一要務。這就給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和審判工作大打了折扣，使其顯示出虎頭蛇尾的狀態，“盡早結束調查”、“盡早結束審判”之類的詞語，常常見諸於調查和審判機構的公文之中。以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調查委員會為例，從1946年7月開始工作，至9月底即宣告任務全部完成，在短短兩月的時間內，難以進行深入和細致的調查。

　　作為收集資料與證據的職能部門，各調查委員會在調查之初，殫精竭慮，想盡辦法去獲取有關資料。但是，隨著調查和審判工作的結束，各委員會被撤銷，資料的搜集工作也隨之中斷。1947年2月6日，《中央日報》刊登了《戰犯穀壽夫起訴書》，同日的報紙上還刊登了《艾拉培在大屠殺時救助難民有功，沈市長願迎其來京養老》的消息。艾拉培即當年救助南京市民的原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南京市民給晚年生活淒涼的拉貝提供了援助。新聞媒體還獲悉：“(艾拉培)歸德後，即以其在京秘攝之影片及私人日記，公諸全德。”[25]這條消息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1996年才重新發現《拉貝日記》。

　　從民眾層麵看，戰後民生凋敝，物價飛漲，生活的困頓也大大消解了民眾的參與熱情。南京市參議會曾決議，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遺屬給予生活救濟，但僧多粥少，能夠得到救濟的人寥寥無幾，一些大屠殺幸存者“以為生活重壓，對於調查填報，知無補於其口腹之奉，間有以不關心之態度，漠視調查人員之往返”。[26]

　　關於1947年12月13日的首次公祭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南京市參議會原計劃全市停止娛樂一天，但考慮到經濟形勢的極度惡化，不得不對計劃作了變更，“關係冬令救濟至巨，未便以死者之哀，影響生者之痛，及改以默哀代替停止娛樂，通知各戲院、電影院及其他公共娛樂場，於是日開始表演或娛樂之前，全體起立默哀，用表悼念”。[27]這無疑減輕了悼念活動的效果。1948年，國民黨政權已是風雨飄搖，12月13日的“京市忠烈紀念日”被公祭在淮海戰場上自殺身亡的黃百韜及“殉國”將士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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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在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初，即給予高度關注，《救國時報》、《新華日報》等報刊曾刊登多篇揭露日軍暴行的報道。[28]至於戰後的南京大屠殺審判，中國共產黨仍然繼續予以關注，1946年7月31日，《人民日報》以《東京恢複審判日本戰犯，我國平民出庭作證，痛述日軍殘暴聽眾均不忍聞》為題，報道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伍長德、尚德義、陳福寶等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的事情。其後，又以為《日本帝國主義屠殺南京血帳》、《前金大教授貝德證明日軍在南京殘暴空前》為題，刊登了證人許傳音、貝德士等人作證的報道。[29]中共的新聞媒體之所以沒有報道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穀壽夫等戰犯的審判，其原因在於國民政府的法庭屬於舊“法統”，是中共致力鏟除的對象。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對社會進行了全麵改造。作為曆史遺產的南京大屠殺，其基本史實為中共所繼承。與此同時，在新的社會框架內，隨著政治熱點的不斷轉換，被重新加以整合與詮釋，賦予了新的內涵。

　　但是，新生的中共政權麵臨著嚴峻的國際形勢。美國在遠東采取了遏製共產主義的戰略，成為中共政權的大敵。在建國前後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共產黨持續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美政治運動，“美帝國主義”成為中國民眾耳熟能詳的字眼。在“反對美國扶植和武裝日本”、“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等口號聲中，南京大屠殺時常被提起。

　　取得政權的合法性，在國內外的鬥爭中爭奪更多的話語權，是新生的中共政權的政治目標之一。在對日戰後處理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便被排斥在外，隨著新政權的逐步建立和鞏固，中國共產黨越來越迫切地需要伸張自己的主張，希望締結平等的對日和約。從1947年開始，美國開始了對日和會的各項準備工作。《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媒體多次刊發文章，嚴厲批駁美國包辦對日和約、扶植日本。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7月6日，為紀念七七事變12周年及解放戰爭3周年，南京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典禮。曾經參加過東京審判的陳福寶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以其親曆見聞，紛紛控訴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抗議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侵略勢力複活的政策，要求迅速締結對日和約，嚴懲日本侵華戰犯”。南京無線電廠、有線電廠、中央商場、永利铔廠等多家企業，也在七七事變12周年前夕召開座談會，“職工們堅決地表示，決不允許日寇侵略勢力重來侵略中國，為禍遠東!”“一致反對美帝扶助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行為，並要求即將成立的人民民主聯合政府派遣代表參加討論日本問題外長會議，迅速締結對日和約，以鞏固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基礎”。[30]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為動員民眾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全國上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宣傳教育運動。開展曆史教育，激發民眾的民族情感，是宣傳教育運動的重要環節。在建國初期的中國民眾心目中，近百年來的中國曆史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血史”，而日本的侵略又在中國民眾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的傷痕。相對來說，當時不少人存在“對日本恨，對美帝不恨”的思想。這種情況在南京尤其如此，南京市第七區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報告中寫道“16、17兩日分別在浦口及南門區開了兩浦工商界控訴大會，計到群眾1187人，參加控訴者20人，材料多係受日寇迫害事實，故對日仇恨，而對美帝很模糊”。[31]

　　為廣泛地發動群眾，克服“畏美”“崇美”、“親美”的思想，培養“仇美”、“鄙美”的心態，中國政府有意識地把民眾對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對美國的仇恨。1951年初，中國政府以美國對日單獨媾和、簽訂片麵的《舊金山和約》以及重新武裝日本為切入點，開展了全國範圍的抗議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控訴運動，對民眾的心理產生了強烈震撼。

　　1951年2月，南京市以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為中心，開展了規模浩大的反對美帝重新武裝日本的控訴活動。2月11日，6萬餘工人舉行了“紀念`二七'反對美帝武裝日本”的示威遊行。3月8日，12萬婦女走上街頭，舉行反對美國武裝日本的示威遊行，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是遊行示威活動的主要內容。與此同時，在各街巷裏弄召開了數以萬計的回憶控訴會、紀念會，據估計，全市有80%以上的人民受到了愛國教育。[32]

　　南京市還廣泛征集有關日軍暴行的資料、照片等史料，舉辦展覽會。江蘇省委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從1951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連續刊發有關活動的報道，開辟了專欄《舊恨新仇》，連續發表了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血淚控訴。2月19日，南京抗美援朝分會舉行各區、各界聯席會議，決議定期集會，追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2月28日，南京市第一區舉行紀念大會，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3月11日，南京市各界代表3000餘人在南京市人民大會堂舉行集會，紀念30萬同胞慘遭日寇屠殺、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大會。這是新中國最早的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集會。

　　由於報刊發行量有限，加上大多數民眾文化水平很低，廣播成為民眾接受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較為便利的渠道。在抗美援朝運動開展的過程中，各地廣播事業迅速發展。1951年2月22日，《新華日報》、南京市廣播電台聯合舉辦了“反對美帝武裝日本控訴會”，參加會議的有當年參與掩埋遇難同胞屍體的崇善堂堂長周一漁、紅卍字會掩埋隊隊員殷長青、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及遇難者家屬等。[33]4月25日、26日、27日連續三個晚上，華東地區舉行了“華東人民慶祝`五一'勞動節廣播大會”，華東15家人民廣播電台及22家私營電台同時轉播，遭受日寇毒打的幸存者陳素英“控訴了日軍屠殺南京30萬人的罪行。”[34]

　　在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抗議聲浪中，南京大屠殺作為全國宣傳的重點。新華社主辦的《時事手冊》是基層群眾了解天下大事、學習時事政策的精神食糧，發行量達數百萬份。在1951年2月20日出版的該手冊第9期上，對日軍侵華暴行的典型案例作了詳細介紹，南京大屠殺作為“日寇在城市中進行瘋狂屠殺的一個著名例子”被列入其中。[35]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對南京的遊行示威及控訴活動，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1951年2月14日，該報以《不共戴天之仇》為題，刊登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遺屬、北京汽車公司職工劉康麟的慘痛回憶。4月8日，該報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寫道：“人們怎麽能夠設想可以叫南京的人民忘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達一月之久的三十萬人的大屠殺?”[36]

　　但是，所有的宣傳活動均沿著這樣的路徑：從控訴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暴行開始，聯係控訴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惡，引導民眾逐步認識到“美、蔣、日、特務是一家”。[37]在這樣的宣傳思路指導下，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被曲解了。西方人士組織的難民區被描繪成日美“忠誠合作的產物”，是“受難的難民區”，“‘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用許多巧妙名詞欺騙中國人民、世界人民，說什麽‘南京難民區’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好一個‘中立’‘特殊’的地位啊，日寇在這裏找到了懷著無限誠意並聽其擺布指揮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在難民區內，“美國鬼子點名，日本鬼子執行”。[38]曾經不顧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責為大屠殺的參與者和凶手，“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參與了當時南京的大屠殺。他一麵在金大向同學們傳布親日思想，一麵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義下，把大批的中國難民移交給日寇，讓日寇集體屠殺了”。[39]“南京金陵神學院教授、美國傳教士宋煦伯，過去有很多教徒稱他為‘宋菩薩’，但在控訴中，卻發現這位‘菩薩’原是參與1937年底日寇在南京大屠殺的凶手之一”。[40]

　　雖然，新聞媒體將南京大屠殺定位在“集中表現了帝國主義強盜野蠻獸性的南京大屠殺，集中表現了英勇不屈的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所遭受的巨大災難的南京大屠殺”，將大屠殺遇難者定位在“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害的愛國人民”[41]，並且，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也曾提議將紀念性的活動長久持續下去，南京逸仙橋地區的居民還自發捐款募集了15萬元資金，準備為30萬遇難同胞立碑。[42]但是，作為一場由政府所倡導的、群眾性的大屠殺控訴運動，在開始後不久就很快平靜下來了。其原因在於控訴日本暴行的目的是引導民眾仇恨美國，而“有些宣傳內容隻強調了日寇過去的罪惡，對今天美國帝國主義的陰謀卻宣傳不夠”。[43]其次，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抗美援朝政治宣傳的主題是“發揚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戰爭的偉大傳統，樹立打敗帝國主義的信心”，而且，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需要更多地營造樂觀向上的氛圍，引導民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去。4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暴露敵人罪行時不要無視人民的力量》的社評，批評宣傳活動中出現的“少數不好的美術作品和照片”，“不但沒有達到應有的宣傳效果，反而侮辱了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性格。例如《東北畫報》第八十三期上發表的兩幅日寇強奸中國婦女的照片就很不好，這兩幅照片原是日寇攝來用以侮辱中國人民的，今天我們的畫報編者卻毫無選擇地又原樣發表，這顯然是錯誤的”。文章指出：“隻是片麵強調敵人的奸淫燒殺，而忽略人民反抗的意誌是不對的。我們知道，敵人越是殘忍，中國人民反抗的情緒越是強烈。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三年的解放戰爭中又打垮了國民黨反動派，同時趕走了美帝國主義侵略者。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向任何敵人低過頭。我們有什麽理由用那樣的新聞照片和那樣的美術作品來侮辱自已呢?希望我們的作者和編者，要重視藝術的教育作用，不但要注意事實情況的真實，而且要注意藝術表現的真實。在暴露敵人的罪行時，更不要無視人民的強大力量，和我們的勝利的必然性。”[44]從中可見，要求對日軍暴行的揭露必須控製在適度的範圍之內。南京大屠殺作為一段苦難、屈辱的曆史，與高歌猛進的革命勝利不合拍，宣傳得太多顯然不合時宜。

　　1951年2月25日，中共南京市委發布了《關於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指示》，“要使控訴日本暴行與提高群眾的勝利信心結合。要防止單純為反日而控訴日本，以及滋長落後群眾的‘恐日病’”。“在已經進行過對日寇侵略罪行控訴的單位則不一定再從控訴日寇侵略罪行開始，可以結合回憶和追念抗日戰爭中殉難的人民烈士和民族英雄，以發揚民族氣節，再引導群眾進行仇視、蔑視、鄙視美國的觀念”。[45]1951年3月，南京市在宣傳活動中，更側重於挖掘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反抗的典型個案。以《新華日報》為例，1951年3月1日和2日，分別以《一個不屈的姑娘》和《切瓜刀砍死鬼子》為題，介紹了南京婦女反抗日軍強奸的事跡;3月3日，介紹了拒絕為日軍開車運送子彈、與日軍奮勇搏鬥最後遭到槍殺的汽車司機梁誌成的感人故事;3月8日，以《英勇不屈的母親》為題，刊登了幸存者李秀英和她6個孩子的照片。3月下旬以後，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揭露和宣傳力度逐漸減弱。

　　1960年，日美簽訂了《新安保條約》。中國政府認為這是“美日反動派互相勾結，準備新的侵略和戰爭，威脅亞洲和世界和平的極其嚴重的步驟”、“標誌日本軍國主義的複活”。[46]日本民眾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浪潮，中國政府對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毛澤東在同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談話時指出：“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勝利鬥爭，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推護世界和平的鬥爭是一個極大的支持。”[47]中國國內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抗議和聲援活動，其間，南京大屠殺被再度提起。

　　1960年5月13日，南京40萬群眾在新街口、雨花台等地舉行了集會和示威遊行。5月21日，政協江蘇省及南京市委員會舉行了集會。同日，南京市3000多煤礦工人舉行集會，聲援日本三池煤礦工人為反對日美軍事同盟條約而進行的罷工鬥爭。[48]5月24日，南京市下關區、秦淮區、浦口區、市工會、郊區公社以及市烈屬軍屬代表，分別舉行了集會。[49]

　　這些遊行集會仍然延續了20世紀50年代初的做法，集會群眾手舉標語，高呼“反對複活日本軍國主義!”、“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等口號，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親屬和大屠殺幸存者控訴日軍暴行，同時，將其與美帝的罪行相聯係。不過，這次活動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集會的地點中出現了幕府山、草鞋峽、煤炭港等當年日軍進行集體屠殺的遺址[50]，幸存者在這些紀念性的場所講述受害經曆，對與會群眾來說更加具感染力。

　　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性的聲援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活動，是一項政治性行動，更多的是表達中國政府的姿態。相對於50年代初期抗議美國武裝日本複活軍國主義活動中對南京大屠殺的宣傳，此次的宣傳力度相對較小，時間更加短暫，從5月中旬開始，到5月下旬即告結束。而且，當時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聲援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活動與聲援亞非拉各地人民革命鬥爭的遊行示威相摻雜。在這樣的背景下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曆史，其影響力無疑會大大減弱。

　　在20世紀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控訴美國武裝日本的群眾運動中，知識分子開始著手編輯和整理南京大屠殺的有關資料，相關的研究也開始起步。1951年，郭士傑的《日寇侵華暴行錄》由聯合書店出版。作者收錄的日軍暴行比較廣泛，如潘家峪慘案、平陽慘案、揚州萬福橋慘案、重慶大轟炸、毒氣戰、細菌戰、無人區等，“南京大屠殺的慘痛回憶”位居篇首。其中，作者根據當時報刊上的記載，對南京大屠殺重新進行了整理，以“災難的開始”、“殺人的比賽”、“婦女的仇恨”、“不屈的人們”等4個標題，記述了南京大屠殺的全過程，簡要通俗，適合普通讀者閱讀。

　　南京的文化名人盧前(冀野)一直對南京大屠殺特別關注。1949年11月至1951年4月，他在上海《大報》開設了“柴室小品”專欄，其間，以“牛雞野話”為題，連續在5篇文章中對他的友人諶觀槿當年在南京難民區的親曆見聞作了詳細的介紹。[51]他還呼籲政府加強對日軍暴行資料的搜集工作，“我們該發動這麽一個計劃，將日寇侵華那些年記載罪行的文件，盡量搜集一下。各省、市，各縣、鄉、鎮，有當時寫好的，事後追記的，統統匯為一編，還有沒寫下來的，趁早請人口述出來。不說別地方，即以南京而論，我就搜過四五種，此詳彼略，或偏重難民區，或詳於奸殺，或詳於劫掠;單憑一家的記錄是不夠了解當時的實況的。也許有人認為這不過相隔沒幾年的事情，難道還怕失考不成?這想法是錯誤的，越是近歲越不容易掌握，必需有較多的資料才可見出真相來。反動政權下不曾把這件事做好，現在該好好的做一下”。[52]

　　20世紀50年代，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1961年，他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上發表了《關於穀壽夫、鬆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一文。根據印象深刻的暴行實例以及遠東法庭在審訊和判決中所確認的一些事實和論斷，將南京大屠殺與納粹在奧斯維辛屠殺猶太人的暴行相比較，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也進行了論證，呼籲中國學術界和出版界克服困難，努力填補在南京大屠殺研究方麵的空白。有學者稱其為“20世紀60年代發表的一篇具有學術價值的文章”。[53]

　　1960年，南京大學曆史係部分教師生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調查，翻閱了相關的檔案資料，收集了相關的照片，走訪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見證人，編寫了一本約7萬字的小冊子《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人民日報》為此作了報道。[54]1962年，適逢南京大屠殺25周年之際，對初稿進行了審定和增補。1963年，江蘇人民出版社計劃以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11月，江蘇新華印刷廠編排印刷出清樣稿，但最後因故未能公開出版。這是建國以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本研究著作。[55]

　　3

　　建國初期，由於各種敵對勢力的存在，階級鬥爭被作為社會的主要矛盾。20世紀50年代末，階級鬥爭進一步擴大化;文革期間，更發展為“以階級鬥爭為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種局麵才得以徹底改變。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階級教育成為社會政治教育的中心，階級意識滲透到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不可避免地被塗上了濃厚的階級鬥爭色彩。

　　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的典型事件，南京大屠殺被收入了曆史教科書。《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是胡華在建國初期編寫的中共黨史教材，1950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第一本中國革命史教材，出版後不斷修訂和再版。書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敘述，當時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都說得很仔細，保存了較為原始的材料”。[56]

　　受教育部委托，由中國人民大學起草，經北京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山東大學和中山大學共同討論，《中國通史——半封建半殖民社會時代(下)教學大綱》(初稿)，在1956年第1期的《教學與研究》雜誌上發布，以廣泛征求意見。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日寇在占領地區的殘暴屠殺和野蠻掠奪”的典型事例，是該大綱第三篇第三節第三目的標題。

　　1961年，李新、彭明、孫思白、蔡尚思、陳旭麓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對南京大屠殺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述，與胡華的《中國革命史講義》成為高等院校編寫中國現代史教材的藍本。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等院校的曆史係所編寫的《中國現代史》教材中，均有南京大屠殺的記述。

　　中學的曆史教科書，延續了高等院校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述，不過語言更加精煉、簡略。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級中學課本《中國曆史》第4冊中，這樣記述了南京大屠殺：“12月13日，南京陷入敵手。在南京，日本侵略軍對和平居民進行了滅絕人性的燒殺奸淫，一個多月裏，被害的和平居民不下30萬人。”[57]

　　南京大屠殺的有關照片也在一些展覽中出現。1965年，時值抗日戰爭勝利20周年，全國各地都舉行了一係列的紀念活動，南京也廣泛開展了多種文藝宣傳活動。中國美協江蘇分會、南京圖書館、南京博物院聯合舉辦了“紀念偉大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展覽會”，展覽中除了“抗日戰爭各個時期我軍民在毛主席偉大人民戰爭思想指導下進行全民抗戰的實物、照片、版畫和毛主席著作的各種版本等展品”之外，還有“許多揭露日本侵略軍當年血洗南京的罪行的照片”。[58]1979年，中國革命博物館恢複了文革期間停辦的《中國共產黨黨史陳列》(民主革命時期)，其中展出了一幅南京大屠殺的照片，照片的說明文這樣寫道：“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後，在一個月內屠殺中國軍民30多萬人，造成人類曆史罕見的南京大慘案。”[59]

　　但是，上述這些內容都是以國民黨政權消極抗戰、屈辱投降為前提的。胡華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將“南京大潰敗”作為該書所收集的南京大屠殺資料的總標題。[60]教科書常常把南京大屠殺放置在“國民黨軍隊的大潰敗”的欄目下加以記述：“國民黨政府雖然出兵抵抗日本侵略軍，但是反對發動人民參加抗日戰爭，反對共產黨動員人民抗日，甚至企圖利用抗日戰爭削弱共產黨和人民的革命力量。這是反人民的片麵抗戰路線。在這種路線的指導下，國民黨戰場一開始就出現了節節敗退的局麵……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接著，三路進攻南京。國民黨軍隊15萬人，不主動出擊，一經包圍，就倉皇退卻。”[61]

　　在20世紀50至70年代，抗日戰爭作為中國革命史的一部分，講述的多是共產黨的抗戰。國民黨政權是“腐朽墮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國民政府的抗戰被貼上了“消極抵抗、賣國投降”的政治標簽。南京大屠殺作為發生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一個事件，自然也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以階級分析眼光看，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證，同時也是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的證明。在《追記日寇南京大屠殺的血海深仇》一文中，《新華日報》記者這樣寫道：“采取消極抗戰、屈辱投降、出賣祖國權益的蔣介石反動政府，在南京行將淪陷前，對人民實行天大的欺騙，口口聲聲說要與‘南京共存亡’，可是蔣介石卻背叛了保家衛國抵抗侵略的神聖職責，攜帶金銀珠寶、嬌妻美妾逃之夭夭。與南京共存亡的不是這批賣國賊，而是南京市英勇不屈的人民和一部分真正抗日的中國士兵。”[62]

　　南京下關電廠遇難工人紀念碑的變遷，生動地說明了階級鬥爭意識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侵蝕。建於1947年的南京下關電廠遇難工人紀念碑，1951年被電廠工人砸毀重建，紀念碑文被大幅度地改寫。將紀念的對象，又增加了兩名在1950年2月28日國民黨軍飛機轟炸中犧牲的工人，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電廠45名工人的遇難，說成是“蔣匪幫和日寇迫害而死的”;將抗戰初期南京淪陷時的國民政府，描寫成“蔣匪幫的那些反動頭子和他們的奴才走狗，早已逃到四川和香港，他們正在那裏盤算向日寇賣國投降的陰謀”;將抗戰勝利後廠方建碑紀念死難工人的行為，說成是“欺騙手段”、“假仁假義”、“讓我們被迫害而死的弟兄們含冤受辱”、“要麻痹我們工人的階級仇恨心和削弱我們工人的鬥爭意誌”、“真是陰狠毒辣到了極點”等，改寫後的碑文強化了階級矛盾，大大淡化了民族矛盾。[63]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國上下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間還興起了編寫“新四史(家史、廠史、社史、村史)”的活動。階級教育是運動的核心內容，憶苦思甜、訪貧問苦、進行今昔對比是階級教育中的常用方式。南京大屠殺也成為階級教育的素材之一。上海的一位中學老師在介紹階級教育的教學經驗時說：“每當講到關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教材，我都突出講述血跡斑斑的曆史事實，引導學生去認識‘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凶惡的敵人’。講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曆史，我就著重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列舉出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城內進行滅絕人性的燒殺淫掠等慘絕人寰的罪惡事實，以加深學生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和仇恨。”[64]

　　不少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遇難者遺屬曾在廠礦企業、學校的憶苦思甜大會上講述過自己及家庭的慘痛遭遇。很多學校，還讓學生回去請爸爸談童年、媽媽講過去，“不少學生的爸爸媽媽都是舊社會的受苦人。父母和子女在一道，不拘形式，絮絮而談。因為是親身經曆，聽的人又是自己的子女，一些細微的地方都能談出來，給子女感受至深”。[65]雖然作為政治運動，階級教育的核心是突出新社會的“甜”和舊社會的“苦”，然而，正是在這種耳濡目染的社會教育中，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得以延續。

　　“文革”期間，階級鬥爭理論發展到了極致。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戰鬥的青春》被誣蔑成“大毒草”，其罪狀之一就是“恣意汙蔑抗日軍民，大肆渲染戰爭恐怖”。一篇題為《人民戰爭的偉大旗幟是不可戰勝的》批駁文章這樣寫道：“《戰鬥的青春》極力渲染戰爭的殘酷、恐怖和苦難”，“是一幅陰暗的圖畫。這幅圖畫，是由日寇放的‘火’、革命軍隊的‘屍體’和人民群眾的‘哭聲’組成的”。責難作者孫振別有用心，“其目的就是要渲染戰爭的殘酷、恐怖和災難，長敵人的誌氣，滅人民的威風，販賣現代修正主義反對正義戰爭的黑貨”。[66]在這樣的語境下，梅汝璈撰寫的《關於穀壽夫、鬆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遭到了莫須有的指責，被扣上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報複”，還有人甚至從截然相反的方麵指責文章誇耀侵略者的勇猛，為軍國主義張目，跡近“漢奸”、“賣國賊”。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這些問題作檢查交代。[67]

　　4

　　在東西方冷戰的國際背景下，在階級鬥爭作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眾的南京大屠殺記憶受到了扭曲。同時，它還受到來自政府層麵的對日戰略方針的製約。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積極開展對日工作，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提出了“把日本軍國主義與廣大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爭取日本人民，發展兩國人民友好關係，推進中日關係發展”的原則方針和政策構想。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指出：“現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於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也不那麽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態度”。[68]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於中日關係的根本性變化，中國終止了戰後以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中國媒體中批判日本的言論大大減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對南京大屠殺進行深入、廣泛、係統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舊軍人協會訪問南京時，接待人員總是回避談及日本軍隊的侵略行為，不得已時才敷衍幾句，最後總要補充道：“事情已經過去，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過，責任在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頭子。”[69]

　　但是，對於親曆過日本軍國主義塗炭的普通民眾而言，日本軍國主義並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是親人被殘殺、家園被燒毀、妻離子散、顛沛流離的切膚之痛。幸存者薑根福原姓徐，大屠殺期間，他的母親被日本兵槍殺，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親被抓走，他後來被薑姓人家收養。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薑根福作為南京市工農講師團的一員，經常到學校、機關演講。對於中日友好，薑根福一開始並不認同。有一次，領導讓他給來訪的日本人做報告，他不肯。黨委書記找他談心，他依然不肯去，薑根福說：“我見到日本人就氣。我恨他們。”黨委書記最後以“共產黨員要聽黨的話”要求他，他這才放下個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70]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的一位婦女在廣播裏聽到日本總理大臣到中國訪問的消息時，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被日本兵殺害。[71]幸存者和遇難者的家屬、後代從未忘記這段慘案，正是他們的口耳相傳和訴說，使得這段曆史記憶不斷延續下去。

　　建國以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述，盡管數量不多，同時被打上了時代的政治烙印，但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的典型事例，相關的記述還是給人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另一方麵，對於很多經曆過那場戰爭苦難的民眾來說，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記述很容易激起他們心理上的共鳴。南京大屠殺的基本史實在人們的記憶中不斷傳遞，即使在文革的非常時期也沒有中斷。

　　2006年，南京收藏家薛冰在舊書市場上覓得一本20世紀50年代的南京市民日記本，日記的主人叫楊丹。日記除了楊丹的學習筆記外，其他都與南京大屠殺有關。日記收錄的10張剪報以圖畫為主，都是反映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其中既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漫畫，又有描繪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反抗侵略者的油畫，還有當年教育人們牢記曆史的招貼畫。除了剪報，還有多達48頁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字稿“南京屠城材料”和“舊仇新恨”，分別記錄了楊丹在50年代初收集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其中共收錄了包括李秀英在內的101條有關南京大屠殺證人的經曆。根據日記記載，這些資料基本上都是楊丹從當時的報道中摘錄下來的。但是，楊丹並非簡單地摘錄，而是將摘錄的資料，按照“對日寇的抗爭”、“日寇屠殺證詞”、“掩埋隊的證詞”等門類整理好。更為細致的是，楊丹在記錄中還用紅、藍雙色筆標注出了每一個證人的姓名、年齡和住址，整理出“幸存者名錄”，共有42條人物線索。“名錄”還被分成了中華門地區、下關地區、其他地區和機關人員4個部分，有的人物線索後還寫了諸如“被鬼子打了一槍”、“二板橋小學事務員”等備注，足見楊丹的用心。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專家孫宅巍通讀完整本日記後指出：這本日記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南京市民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和集體記憶，“這說明，南京人一直都無法忘記這場災難，一直都在關注著這場災難”。[72]

　　1968年11月，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在翻閱梅汝璈《關於穀壽夫、鬆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一文後，對他1937年12月的日記重新作了補充：“1937年12月13日，日本獸軍穀壽夫所率領的六師團從中華門攻入南京城內，從那時起六禮拜以內，獸軍殘殺、奸淫，無所不為，據遠東國際法庭判決書上說，六星期中南京被屠殺的在20萬人以上。詳見梅汝璈《關於穀壽夫、鬆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載政協《文史資料選輯》22(輯)p16—36。1968年11月楨記。”[73]抗戰期間，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率領師生西遷內地，流離轉徙，飽嚐艱辛，對於日軍的暴行有深切的體會。正是這種戰爭體驗，促使他對梅汝璈的文章特別關注，進而重新補記日記。

　　對於日本民眾而言，在東京審判以前，由於日本當局的新聞統製政策，大多數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的專案審理，使日本民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其後，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記述作為戰史回憶或中國訪問記的一部分，開始在出版物中出現。同時，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殺也開始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於1967年出版了專著《近代戰史之謎》，其中近一半篇幅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論述，其後，他又出版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殺(決定本)》等一係列著作。1971年，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來到中國，訪問了南京、平頂山等當年遭受日軍暴行的重災區。本多是戰後第一個對中國受害者調查采訪的日本人，回國後撰寫了長篇報道《中國之旅》，在《朝日新聞》連載。文章客觀、真實地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給日本國民以很大的震動和衝擊。不久，《中國之旅》集結出版，並多次再版，從而使南京大屠殺引起了日本民眾的廣泛關注。

　　同時，隨著日本經濟迅速恢複和發展，美化侵略戰爭的思潮開始蔓延。20世紀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全麵為日本的侵略戰爭翻案。1972年，鈴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諸君》雜誌上發表了係列文章，攻擊洞富雄和本多勝一等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鈴木明在《諸君》雜誌上發表了係列文章《“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獲得了“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1973年又出版了單行本，並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殺否定論者奉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日趨激烈，引起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更多關注。

　　當時，中國還處於不正常時期，中日兩國雖然恢複了邦交，但在各個方麵仍處於不能自由交流的閉塞狀態。對於日本國內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論戰，普通的中國國民還無法了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有關的論戰信息被介紹進來，學術界也對此做出了反應。1979年，國內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高興祖在《南京大學史學論叢》第2輯上，發表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斥鈴木所謂“南京大屠殺等於虛幻”的謬論》。同年，南京大學曆史係於1962年編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被重新修訂後內部出版，書名改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該書第八章以“駁斥‘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謬論”為題，對鈴木明的論點、論據逐一進行了批駁。

　　1982年6月，日本發生了教科書事件。一套對日本侵略史實有多處篡改的中學教科書，通過了日本文部省的審定。書中將日軍“侵略華北”寫成了“進入華北”，將南京大屠殺的原因歸結為“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還對日本侵略朝鮮和東南亞的史實進行了篡改。

　　教科書事件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重視。中國政府認為，這種錯誤的曆史觀會使“日本人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的曆史，把他們再次引上軍國主義老路”。[74]在鄧小平的親自指導下，開展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通過外交渠道與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時，在輿論宣傳中發表了大量批駁日本篡改侵華曆史問題及其觀點的文章。[75]

　　其間，南京大屠殺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中心。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編製了紀錄片《南京大屠殺》，在全國放映。在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與南京博物院聯合舉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證史料展覽》，有關部門舉辦了多場座談會，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紛紛控訴日軍暴行。

　　受教科書事件的刺激，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日本侵華罪證的收集工作。1982年10月，中國文化部印發了《關於做好保護日本侵華罪行遺址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說：“小平同誌講過，岸信介要搞滿洲建國之碑，我們一是要批評，二是他們搞滿洲建國之碑，我們就到處搞日本侵略之碑。這對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孫後代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要組織有關單位，收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期間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證.作為文物保護起來，對群眾進行教育。”[76]同年年底，南京市開展了建國以後的首次文物普查，日軍當年進行集體屠殺遺址和遇難同胞叢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點，位於江東門的“萬人坑”遺址被作為文物保護起來。

　　由於中國政府長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對侵略戰爭”、“將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分開”等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經部分地改變了人們原先對日本的惡感。而教科書事件的發生，使人們不得不麵對“不肯認罪的日本”這一嚴峻的現實。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強烈的刺激，各行各業的人紛紛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寫信上訪，呼籲政府：“為曆史也為未來，為南京人民、中國人民，也為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殺事件建館、立碑、編史，以紀念死者，教育後人，“把這血寫的不容篡改的曆史，永遠銘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間的呼籲，對於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強大的推動作用。

　　通過教科書事件，中國政府意識到對青少年進行重溫曆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與緊迫性。鄧小平後來對來訪的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說：好多年來，我們為了講友好，沒有重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書篡改曆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溫曆史、教育人民的機會。這件事不僅教育了中國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實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輕人需要這一課。他們不大懂曆史，有些曆史已被忘記了。特別是現在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鼓勵外國投資，講友好，就容易忽視這一麵。[77]

　　正是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愛國主義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國恥教育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也使得抗日戰爭史上一些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禁區被打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新被提起，國民黨的抗戰功績逐步被肯定，外國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受到了積極的評價，這些都為南京大屠殺的宣傳和研究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立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關的領導機構，市長張耀華親自掛帥，積極推進。1985年8月15日，由鄧小平親筆題寫館名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放。在日軍當年集體屠殺和遇難同胞叢葬地遺址上，陸續建立了十幾處紀念碑。作為社會記憶的設施，紀念館和紀念碑將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予以保存、展示和傳承，人們在這裏悼念和憑吊遇難者，寄托哀思。

　　建館之初，紀念館更多的被定位為對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陣地，有關部門曾經提出“不主動邀請或安排外國人參觀”。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和平教育”、“對外和平交流”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以紀念館的建立為契機，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收集與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動下，首次有組織、大規模地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見證人進行了普查，在短短數月內，共查出幸存者、目擊者、受害者1756人。其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照片集》、《日軍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等大屠殺資料和專著相繼出版。

　　與此同時，中學曆史教科書中，對南京大屠殺的記述更加全麵和具體。1986年出版的中學曆史教科書，收錄了兩幅南京大屠殺圖片。[78]在以中學生為教育對象的《南京鄉土史》中，南京大屠殺作為專門的一章記述。[79]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文藝和影視作品也開始出現。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呈現出越來越鮮活的跡象。

　　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教科書事件對日本社會也產生了不小的衝擊。日本政府在處理教科書問題上的態度，遭到了國內民族主義者的抵抗，認為這是對中國等鄰國“幹涉內政”的屈服，從而加劇了1983至1984年南京大屠殺“虛構派”運動的發展。[80]1984年，以洞富雄、藤原彰為首的日本進步學者，成立了“南京事件研究調查會”，廣泛收集證據和資料，1984和1987年先後到南京實地調查，陸續出版了多部著作，與“虛構派”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反過來，日本國內的論戰又進一步刺激了中國民眾，使得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向更深層次延伸。

　　記憶是對過去的重構，它總要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製約和影響。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是值得研究的社會文化現象。戰時，它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象征，戰後的審判進一步強化了民眾的這一印象。新中國成立後，其象征地位繼續延續，但又與“反對美帝國主義”、“揭露國民黨的腐朽統治”和“中日友好”等現實政治相連接。在此過程中，因被誤用而扭曲變形，其豐富鮮活的曆史內涵被漸漸遺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的色彩越來越明顯。

　　20世紀80年代以後，南京大屠殺與現實政治的糾葛並沒有減弱。由於日本社會不斷有人否定侵略曆史，曆史認識問題成為中日關係障礙之一，南京大屠殺在其間居於重要地位，成為中國民眾對日本侵華曆史認識的一個象征。毫無疑問，20世紀80年代以後，南京大屠殺越來越為國際社會所了解和關注，其內涵也大大豐富。但是，如何借鑒以往的經驗，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傾向，仍然是我們麵臨的重要任務。要還原真實的大屠殺曆史，不但需要學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廣大民眾的有力配合，這其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注釋

　　[1] 張連紅編：《幸存者的日記與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09—611頁。

　　[2] 田濤編著：《百年記憶：民謠裏的中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頁。

　　[3] 張生編：《外國媒體報道和德國使館報告》，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頁。

　　[4] 楊夏鳴、張生編：《國際檢察局文書·美國報刊報道》，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7年版，第566—567頁。

　　[5] 楊夏鳴、張生編：《國際檢察局文書·美國報刊報道》，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7年版，第92頁。

　　[6] 《八年苦痛今日宣泄，蔣主席令京民陳訴》，《中央日報》1945年12月23日。

　　[7] 《首都慶祝還都大會中蔣主席勉全國同胞為國家為民族精誠合作，保持最後勝利光榮戰果》，《中央日報》1946年5月6日。

　　[8] 《南京市商會為登記京市各業抗戰損失的通告》，《中央日報》1945年8月16日。

　　[9] 郭必強、薑良芹等編：《日軍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統計》(下)，江蘇人民出版社、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6年版，第1702頁。

　　[10] 田桓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45—197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7頁。

　　[11] 《南京大屠殺血的紀念，首都方麵舉行儀式為罹難軍民致哀》，《中央日報》(上海)1945年12月13日。

　　[12] 朱世明：《如何對待日本》，《中央日報》1948年2月8日。

　　[13] 《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關於協助調查南京大屠殺案經過概述》以及《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報告書》中均提到了這些狀況，參見郭必強、薑良芹編：《日軍罪行調查統計》(下)，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6年版，第1722、1719頁。

　　[14] 《穀壽夫大屠殺案昨開庭調查罪證，被害人家屬痛述敵暴行》，《中央日報》1947年1月27日。

　　[15] 《要求引渡戰犯鬆井石根等來南京伏罪》，《中央日報》1946年7月29日。

　　[16] 《南京大屠殺案有關戰犯，將請盟總解華訊辦》，《中央日報》1947年5月4日。

　　[17] 盧前：《盧前筆記雜鈔》，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31頁。

　　[18] 張連紅編：《幸存者的日記與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頁。

　　[19] 郭必強、薑良芹等編：《日軍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統計》(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江蘇鳳凰傳媒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1725頁。

　　[20] 《金陵大學校刊》1948年4月15日，轉引自王運來：《誠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頁。

　　[21] 《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參加南京大屠殺案調查小組工作》，《中央日報》1946年7月5日。

　　[22] 汪怡、徐一士等編：《國語辭典》第4冊，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52頁。

　　[23] 《毗盧寺前樂聲哀，市民灑淚祭忠烈》，《中央日報》1947年12月14日。

　　[24] 孫宅巍：《南京電廠死難工人紀念碑的變遷》，《檔案與建設》2008年第12期。

　　[25] 《艾拉培在大屠殺時救助難民有功，沈市長願迎其來京養老》，《中央日報》1947年2月6日。

　　[26] 郭必強、薑良芹編：《日軍罪行調查統計》(下)，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6年版，第1722頁。

　　[27] 《京市各界定十三日首次公祭殉難忠烈，以後每年是日舉行祭奠》，《中央日報》1947年12月11日。

　　[28] 孫宅巍：《論國共兩黨對南京大屠殺的共識》，《民國檔案》2005年第2期。

　　[29] 《東京恢複審判日本戰犯，我國平民出庭作證，痛述日軍殘暴聽眾均不忍聞》、《日本帝國主義屠殺南京血帳》、《前金大教授貝德證明日軍在南京殘暴空前》，《人民日報》1946年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

　　[30] 《南京各界控訴日寇罪行，抗議美帝扶植日本侵略勢力複活，要求速訂對日和約嚴懲侵華戰犯》，《人民日報》1949年7月10日。

　　[31] 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南京市檔案局(館)等編：《南京抗美援朝運動》，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32] 《南京工礦企業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經驗及其收獲》，《人民日報》1951年4月15日。

　　[33] 《本報、本市廣播電台聯合主持反對美帝武裝日本控訴會記錄》，《新華日報》1951年2月23日。

　　[34] 長江：《擁護締結和平公約，堅決反對武裝日本》，《人民日報》1951年5月3日。

　　[35]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時事手冊》1951年第9期。

　　[36] 長江：《擁護締結和平公約，堅決反對武裝日本》，《人民日報》1951年4月8日。

　　[37] 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南京市檔案局(館)等編：《南京抗美援朝運動》，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38] 《追記日寇南京大屠殺的血海深仇》，《新華日報》1951年2月26日。

　　[39] 《金陵大學對美帝的控訴》，《人民日報》1951年1月31日。

　　[40] 《基督教天主教愛國運動繼續發展》，《人民日報》1951年8月29日。

　　[41] 《追記日寇南京大屠殺的血海深仇》，《新華日報》1951年2月26日。

　　[42] 《為三十萬同胞立碑，逸仙橋地區居民捐款十五萬》，《新華日報》1951年3月12日。

　　[43] 《南京工礦企業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經驗及其收獲》，《人民日報》1951年4月15日。

　　[44] 《暴露敵人罪行時不要無視人民的力量》，《人民日報》1951年4月29日。

　　[45] 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南京市檔案局(館)等編：《南京抗美援朝運動》，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頁。

　　[46] 《堅決反對日美軍事聯盟》，《人民日報》1960年1月15日。

　　[47] 《毛主席同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談話》，《世界知識》1960年第13期。

　　[48] 《支持日本三池礦工的鬥爭，南京三千煤礦工人集會》，《人民日報》1960年5月26日。

　　[49] 《決不容許曆史的慘劇重演，南京人民怒斥美日反動派》，《人民日報》1960年5月30日。

　　[50] 《絕不容許日本軍國主義者在美國扶植下卷土重來，南京四十萬人大示威》，《人民日報》1960年5月14日。

　　[51] 盧前：《盧前筆記雜鈔》，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30—133頁。

　　[52] 盧前：《盧前筆記雜鈔》，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25—226頁。

　　[53] 朱繼光、薑良芹：《試析中國史學界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範式轉移》，《民國檔案》2008年第2期。

　　[54] 《支持日本三池礦工的鬥爭，南京三千煤礦工人集會》，《人民日報》1960年5月14日。

　　[55] 該書雖未公開出版，且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一些觀點和說法在今天看來很不妥當，但其開創性的基礎研究功不可沒。1965年，南京大學曆史係向外事部門提供了全部研究成果，相關人員還為來訪的日本友人舉行報告會和照片展覽，向國內的多家單位提供了著作的油印本，在對外交往和國內外宣傳方麵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56] 《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人民日報》1950年4月20日。

　　[57] 高級中學課本《中國曆史》第4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58年第2版第1次印刷，第40頁。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在《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一書中，武斷地認為：“`南京大屠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的曆史教科書上都沒有出現”，還說什麽“在這些國家的人民中，根本就沒有存在`南京大屠殺'的意識”。(東中野修道著，嚴欣群譯：《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267頁。)如果他查閱資料時認真一點，就不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

　　[58] 《上海、天津等地紀念抗戰勝利廿周年，開展文藝宣傳教育活動，歌頌人民戰爭偉大勝利》，《人民日報》1965年8月30日。

　　[59] 《中國共產黨黨史陳列(民主革命時期)文物資料選編》(3)，中國革命博物館(非公開出版)1980年版，第54頁。

　　[60] 胡華主編，戴逸、彥奇編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商務印書館1951年版，第416頁。

　　[61] 高級中學課本《中國曆史》第4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58年第2版第1次印刷，第40頁。

　　[62] 《追記日寇南京大屠殺的血海深仇》，《新華日報》1951年2月26日。

　　[63] 孫宅巍：《南京電廠死難工人紀念碑的變遷》，《檔案與建設》2008年第12期。

　　[64] 李克毅：《在中國現代史教學中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曆史教學》1965年第7期。

　　[65] 本刊記者：《介紹階級教育的幾種做法》，《江蘇教育》1963年第14期。

　　[66] 《人民戰爭的偉大旗幟是不可戰勝的》，《人民日報》1969年2月10日。

　　[67] 梅小璈：《南京大屠殺及其他——先父梅汝璈的一些看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453頁。

　　[68] 林曉光、周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對日外交》，《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

　　[69] [日]石井和夫：《“南京大屠殺”的思索》，《日本學》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頁。

　　[70] 秦忻怡著：《不屈的女人——李秀英傳》，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7年版，第166頁。

　　[71] 張純如著，楊夏鳴譯：《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頁。

　　[72] 周揚天宇：《1951年日記本記載大屠殺幸存者名單》，《金陵晚報》2006年5月10日。

　　[73] 《竺可楨日記》(第1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79頁。

　　[74]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人民日報》1982年8月15日。

　　[7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曆史大事記》，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頁。

　　[76] 沈秋農：《“毋忘國恥”紀念碑始末》，常熟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常熟文史》(內部出版)第23輯，第52頁。

　　[77] 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51—852頁。

　　[78] 李隆庚編：《初級中學課本·中國曆史》第4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頁。

　　[79] 南京市教學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南京鄉土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254頁。

　　[80] [日]秦鬱彥著，楊文信譯：《南京大屠殺真相——日本教授的論述》，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8頁。

　　作者劉燕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