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國內“粉紅”交流的無奈

那是很多年以前發生的事情，我在美國生活十年後我第一次回國，弟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接我。久別重逢，他沒有問我這些年的生活，而是興致勃勃地帶我參觀機場：宏大的空間、明亮的大廳、嶄新的設施。他講了很久，最後問我一句：“美國有這麽大的機場嗎？”

我愣了一下，隻能如實回答：我去過的地方不算多，美國的機場有大有小，也許最大的我還沒見過。正想解釋，美國幅員遼闊，長途出行多依賴航空和公路，每天航班數量驚人，他卻直接打斷：“你沒見過世麵沒關係，美國不可能有這樣的規模。”

他從未出過國，但語氣卻篤定得不容置疑。那一刻，我意識到，久別重逢的問候突然成為了這樣的主題，我們之間的對話很難繼續下去。回家的路上，他的話題變成了對美國的全麵否定——吃的不如國內，娛樂差得更遠，除了居住條件略好，幾乎一無是處。我一路沉默，沒有反駁，聽起來仿佛美國連最貧窮的國家都不如。

幾天後，我漸漸適應了國內的環境，也嚐試與他進行一些理性的交流，希望分享一些我在國外的見聞。但幾乎每一次，都以爭辯告終。他強調北京、上海“一個星期建一座大橋”，深圳“一天一層樓”；我想到一些工程質量的問題，嚐試用自己的經驗去補充一些細節，但很快發現，這些努力沒有意義。因為他的判斷，並不建立在可被驗證的現實之上，他的全部信息來源是電視新聞和經過篩選的網絡內容，他總能找到更多“權威說法”來反駁。

有一次，他帶我去健身房，指著器械說：“這些都是美國專門給中國定製的，美國人自己根本用不起。”我解釋說，美國的健身房也分檔次，本土生產的設備當然首先滿足本國市場。他反問：“你親眼見過嗎？”我說我家的住處與高檔的健身房太遠，我每天隻去我家附近的 YMCA。他笑了，說：“那你已經回答我的問題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問題並不是為了求證，而隻是為了印證既有的結論。

最近我與一位和我關係密切大學同學的通話中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我們一起上大學五年，而且畢業後一直保持很好的關係，而這個話題造成了我們之間巨大的分歧。他在新聞裏看到，美國有人因為付不起能源費用，被停斷煤氣後凍死在家中。他帶著一種“早已知曉答案”的語氣向我求證。我告訴他，能源價格確實上漲明顯，也確實有人負擔困難，但政府通常會提供補助，並沒有聽說大規模“凍死人”的情況。他卻反問我：“美國人怎麽這麽窮，這點錢都拿不出來？”

我試圖解釋中美消費習慣的差異：中國人更傾向儲蓄，而美國人更習慣信貸消費。我舉例說，我舉了一個例子，我去海邊度假的時候，如果我們常去的住的能看到大海的酒店，原來一百多塊一晚卻漲到六百多，我會考慮更換其他的酒店，但很多看起來沒有我們富有的美國人，掏出信用卡就住下了。不管我如何解釋，這位老兄就是不理解為什麽美國人窮的交不起煤氣費。看來文化和習俗的差異，很難對一個生活在國內的人講清楚。但這些解釋，在他看來都毫無意義。實際上他無法理解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另一種生活方式。那些在美國交不起煤氣費的美國人，也許每個月的收入比他高得多。

這位老兄也問了我一個問題，美國的天氣預報是否特別不準，我根據我個人的經曆，實話實說確實有時候有誤。他回答說，中國的天氣預報準確率相當高，設備都是美國製造的，但是因為成本太高，美國的天氣預報部門沒有錢買，高檔的設備是為中國量體裁衣定製的。

談到社會治理，他說中國效率更高，因為“破案更快”；他舉的許多例子卻是我不能苟同的，他更嘲諷美國辦案效率與國內的無法比，有的案件拖幾十年。我想起我上大學的時候看到的一個國內的案例。大概是河北省的一個小城市發生了一次人為的爆炸案，三處爆炸在一個小時內發生，人員傷亡了不少。新聞上說在省和市公安局的偵破下，第二天就把罪犯抓到了，很快開了公審大會，把罪犯槍斃了。後來聽那邊的朋友說，那個所謂的罪犯是個啞巴，根本無法為自己解釋什麽，另外三個爆炸地點相距很遠，那時又沒有手機或任何遙控裝置，而且罪犯也沒有汽車，騎著自行車不可能在一個小時內趕到三個爆炸地點。我隻能簡單的解釋在美國這方麵確實程序複雜，但冤假錯案還是很少，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但這些話往往還沒說完，就被打斷，或者被新的論點覆蓋。他強調美國最不在意人民的死活，涉及到公共安全，他強調美國的槍支問題與社會混亂。他在新聞裏看到，一個六歲的孩子開槍把媽媽打死了，罪惡的槍支怎麽能交給一個孩子？我並沒有否認美國的問題，相反我承認它們真實存在。我也承認美國確實在社會上有幾億條槍。槍在好人的手裏可以保護自己，槍在壞人手中當然是作惡的工具，但美國的憲法在建國的時候就是這樣製定的，在民主的社會中，一個公民不應該有懼怕另一個公民的權力，每個人都有權保護自己的家庭和財產。我特別提到，疫情的時候，大白們可以用鐵棍焊死你家的房門，這種情況在美國沒有發生過，因為美國人可以根據憲法，開槍保護自己的家人和財產。他馬上反駁我說美國政府不是個負責任的政府，為了能從賣槍的公司收稅，就拿疫情中死亡的比例來說，美國在疫情期間死了幾百萬人，中國人隻是很少的幾個，在中國生活是最安全的。看來我們之間不僅是距離的差異，更是認知體係的斷裂。我們生活在美國或其他民主社會的人習慣於從多元信息中拚接現實，接受不確定性，也接受矛盾；而他長期隻接觸單一來源的信息，他並不會覺得自己信息不足，反而會產生一種高度確定的認知安全感。這種確定感越強，對不同聲音的排斥就越本能。

這些年，這種情緒並沒有消失，反而在不斷放大。我有個小學同學微信群，班裏二十九個人，隻有三個人住在國外。我們大部分的小學同學都沒有上大學，有的做卡車司機也有售貨員，也就是美國的藍領行業工人。小學同學們特別懷舊，隻要是我們國外的同學回國，他們都來聚會而且國內的每個人出一百元人民幣，找個有規模的餐廳接待我們這幾個遠道而來的老同學。，我們三個住在國外的人，有一個同學在英國居住，他已經失業很久拿著社會救濟，大部分的時間住在國內。我和另一位同學在美國，回國的次數不多，基本在微信群中與大家敘舊。我那位同學有次偶然提到美國的某些優勢，幾分鍾內就遭到圍攻，從觀點反駁迅速升級為人身攻擊，最終她選擇退群。

我真正開始了解憤青傾向於發瘋的愛國，特別情緒化和不理智，但我從沒想到這些發生在我的朋友和同學中。他們表現的冷血和義和團似的蠻不講理，用極端的思想思考問題，蠻不講理，我覺得我實在的無奈，我放不下友情，但也無法接受那些惡意的語言攻擊。

這種變化，其實並非一夜之間發生。早在2008年，我就隱約感受到這種傾向，也寫在我那時的一篇博客中。那一年，我接待一位國內朋友，陪他去尼亞加拉大瀑布。一路上，他不斷貶低美國。我隨口說，美國高速公路設計合理，長時間駕駛也不易疲勞。這句話引發了長時間的反駁——從工程質量到國家發展，無一不被否定。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把空水瓶隨手扔出車窗。我沒有從道德上勸說，隻提醒可能被罰款。對方卻掏出一疊現金，問我：“夠不夠？”那種自信與輕蔑交織的態度，讓我至今難忘。

很多時候，人們會把這種現象簡單歸結為“情緒化”或“不理性”。但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也許更接近事實的解釋是：在不同的信息環境中成長的人，看到的，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而真正讓人無奈的，不是分歧本身。而是當分歧出現時，我們已經失去了對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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