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97年8月，我從溫暖的福建飛往北京，從那裏坐了十幾個小時的國際航班來到奧斯陸，就讀挪威商學院的MBA專業。全班26個學生，我是唯一的中國人，外國留學生中還有來自印尼、印度、瑞士、波蘭、俄羅斯和美國的。絕大多數的學生是挪威本國的精英。
自98年夏天拿到MBA學曆離開挪威後，我就再也沒有踏足歐洲大陸。
我移民到了加拿大，在溫哥華定居二十多年，可以用“忙得像狗，累得似驢”來形容艱辛的移民生活。我是典型的late starter，單身一人拎著一箱行李來到楓葉國，三十歲改行做了金融，三十三歲結婚，三十七歲生下第一胎，接著又以三十九歲的高齡誕下老二，考牌、成家、生子、跳槽等連軸轉。十幾年前趁著溫哥華房市大漲，我也想多掙一些，做了不拿底薪、僅靠傭金、且收入不封頂的房貸經理，愈發一顛一顛跑得歡。為了一個金額不大的貸款單子，我可以早出晚歸，甚至連周末都在家裏敲鍵盤趕工。
好運總是姍姍來遲，運氣既然來到了，就好好加把勁吧，希望能夠快幾步迎頭趕上。隨著收入漸豐，我的內心也充實起來，為了家人的幸福，就算自己累成狗與驢那樣的畜生（自嘲一下），也心甘情願了，甚至覺得自己的工作無比重要。每年安排全家外出度假，我都會選擇十二月中下旬的房市淡季，到溫暖的國度過冬。我這個福建女人怕冷，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冬天偏冷，於是路程較近的美西南、墨西哥、中南美洲、夏威夷成了我的度假地首選。
畢業後，MBA班的歐洲同學不時小聚，關於他們的消息，我全是從同班的波蘭船長那裏得到的。我倆一直保持著電郵聯絡。畢業十周年和十五年的MBA同學聚會，我以“孩子太小，工作太忙”為由，推辭不去。我也以同樣的理由，推掉了國內中學、大學各種同學會。
彈指一揮間，離開挪威這個美麗的國度已經二十五年了。
半年前收到波蘭船長的一封電郵，告知MBA班的老同學麗莎正在牽頭搞畢業二十五周年聚會。麗莎給她所有能聯係到的老同學都發了電郵，船長發現群發名單上沒有我，趕緊通知了我。此時我已到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我換了新的崗位，做到了夢寐以求的私人銀行經理的位置。兩個男孩，一個十六歲，一個十四歲，已經很懂事了。隨著貸款利息飆升，溫哥華的豪宅市場淡了下來，最近不再需要經常性趕工遞交貸款了。我的內心長舒一口氣，終於能從從百忙中抽出時間遠赴歐洲了。妹妹也打算與我同行。
麗莎征求了大家的意見後，將聚會的日子定在2024年1月20日。一月份是旅遊淡季，絕大多數同學都沒有與家人一起度假的安排，正好適合聚會。
2024年1月13日
第一篇：初到童話國
1月12日下午，我們姐妹從零下14度的溫哥華出發，途經法蘭克福轉機，於1月13日中午來到了零下四度的奧斯陸。這個冬天有點瘋狂，溫哥華竟然冷過奧斯陸，輪到溫哥華人凍成狗了。連續兩場大雪後，溫哥華城裏交通大亂，學校關閉兩天，許多居民躲在家裏遠程上班。我慶幸自己此時來到了奧斯陸。
立於奧斯陸機場大廳內，環顧四周，我不禁回想起26前（1997年）8月10日初次來到這座城市的情形：
我從北京機場出發，經法拉克福轉機，曆經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於當地下午三四點鍾抵達奧斯陸。
學校安排了與我同小組的挪威同學艾林、豪坤和麗莎來接機。我拿完行李，在機場出口處遇到了這三位同學。艾林短小精悍，將近四十歲的模樣；滿臉笑嘻嘻的豪坤長得人高馬大，才三十出頭，就已經禿頂了；麗薩身高一米七幾，一頭短發，戴著一副眼鏡，看上去比較嚴肅。
我們就讀的挪威商學院（挪威語簡稱為“BI”）位於奧斯陸以西約15公裏處的桑維卡(Sandvika)小鎮，從機場出來，艾林駕車帶著我們回桑維卡。一路上大夥兒閑聊，各自做了簡單的自我介紹。艾林已經39歲了，是奧斯陸某公司的電腦工程師，豪坤畢業於瑞典隆德大學，學的是人力資源管理，在奧斯陸某家大公司做人力資源部經理。他倆都住在桑維卡。麗莎擁有挪威本土的工程碩士學曆，來自挪威西南部。他們的英文都很流利，而我從小學的是“啞巴”英語，口語磕磕巴巴的，和他們簡直不是一個頻道的。豪坤對我的英文水平產生了懷疑，忍不住問我的GMAT成績。當我告知自己將整本的英文字典裏的單詞都背下來後，豪坤豎起大拇指讚：“你的英文閱讀和寫作水平肯定很高！”
四十分鍾後，我們來到了學校為我安排的宿舍。那是一座位於半山腰的木質雙拚屋（duplex），我和另外兩個國際留學生合住在右邊的那套房子裏，一樓是客廳和廚房，二樓有三個睡房。客廳裏有一扇很大的落地窗，可以望見山下波光瀲灩的小河。河水碧藍，映著雪白的雲影和婆娑樹影，一派詩意繾綣。幾隻美麗的天鵝在河麵自在遊水，它們有著潔白的羽毛和鮮紅的扁嘴，靠近尾巴部分的羽毛茂密地卷曲著，如盛開的菊花。我是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見到天鵝，忍不住驚呼一聲。
“運氣好的時候，你還可以看到梅花鹿從林子裏跑出來，來到你們的小後院。”艾林對我說。我心中大喜，從小讀了那麽多安徒生童話，如今也住進童話裏的小木屋啦！
正在此時，一位俊帥的男生從通往半山的小道走了上來，同幾位挪威同學熱情地用英語打招呼。他穿著一件藍黑相間的格子長袖襯衫，深灰色的牛仔褲，有著一副寬闊的肩膀，看上去像是健身房的常客。艾林幾個趕忙介紹我是新來的中國同學，那個男生微笑地朝我點頭寒暄，說出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又長又怪，我隻聽懂了“斯基”這兩個發音。我是乒乓球發燒友，經常收看乒乓球國際賽事轉播，覺得眼前這位小夥子長得像波蘭名將格魯巴，於是問：“你是波蘭人嗎？”
他點點頭。
我又讓波蘭帥哥報了幾遍大名，總算聽懂了他的發音，他的名字用中文諧音翻譯過來，就是“劉波密兒.維吉科夫斯基”。
晚飯後，波蘭帥哥熱心地開車載著我去附近的超市買日用品。他告訴我，他住在波蘭的海港城市格但斯克，畢業於格丁尼亞海事大學的航海工程專業，獲得碩士學位，做了八年的外輪水手，三十歲前就到過五十幾個國家，算是見識了大半個世界。兩年前，父親經營的家族企業急需幫手，他辭掉了外輪船長這個高薪職位，回家幫父親打理生意。他打算係統地學習一下商科知識，又不想離家太遠，於是選擇了挪威商學院。
“哦，原來你是東歐的暴發戶。”當時還無“富二代”這個流行詞，口無遮攔的我用了“upstart”來形容他。我在國內讀了十幾年的《參考消息》，大概知曉東歐巨變後，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是怨聲載道的，僅有少數一撥人靠著官商勾結發了大財。波蘭船長的父親八成也是這樣的。
船長有些不高興地反駁道：“我們家不是暴發戶。我父親是機電工程師，很有才幹的，三十三歲就做了格但斯克造船廠最大的下屬廠的廠長，團結工會的幾位重要領導人是他手下的工人。團結工會上台後，父親盡管連共產黨員都不是，還是遭到了政治報複，被‘失業’了。他失業時才五十三歲，身無分文。他很不甘心，於是開了自己的公司，本金都是向當護士的母親借的。當時我在法國輪船公司做大副，賺的是美金，收入很高，平時在海上又不怎麽花銷，大部分積蓄也給了父親做生意周轉。頭三年父親掙不到錢，後來生意越做越好，他的公司還打敗了ABB等世界級大公司，拿到了不少本地項目。我們家以前很窮的，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小破房裏。爸爸媽媽最大的心願是住大屋，這個心願也是幾年前才實現的。”
哦，原來船長與我的背景很相似，都來自高知家庭，難怪我對他有一見如故的感覺。而且，當我說出自己是從福州來的，艾林等幾個挪威同學都不知道福州在哪裏，他們隻知道中國的北京、上海等幾個大城市，可船長能清楚地說出福州在地圖上的位置。不僅如此，他對中國沿海的各個港口都如數家珍，航海生涯裏曾到過大連、南京、上海等港口。看來，他那壯實健美的身材不是在健身房裏練出的，應該得益於海運學院大運動量的訓練，波蘭向世界貢獻了很多一流的水手。
在商場購買牙膏、牙刷、手紙等日用品時，總共花了兩百多挪威克朗（約三十多美金），店員隻肯收本國貨幣，而我隨身隻帶了美元，船長替我付了錢。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說：“等明天換了錢，我還給你。” 我從國內報紙上讀到的，老外小氣，動輒AA製，我一定不能欠他們的錢。
“就這些小日用品，值不了幾個錢，算我送你的好了。”船長大方地說。
他的慷慨讓我有些驚愕，開始懷疑自己過去接收到的信息是否有些以偏概全了。不過我還是覺得大多數老外是小氣的，不想欠他們人情，於是對船長說：“這樣吧，改天我做中餐給你吃，我的紅燒肉燒得很好！”華人走到哪兒，就把中餐館開到哪兒，可見全世界人都喜歡中餐的，船長應該也不例外。
因為簽證的原因，我遲到了一個星期，教授們把我所虧欠的作業和閱讀資料全都留給了船長，讓他轉交給我。我剛剛才落地幾個小時，一路辛勞疲憊，還有時差，馬上就要開始閱讀一大摞資料。船長在小木屋裏耐心細致地向我講解了落下的課程，他的英文非常流利，一點也不在意我的英文說得結結巴巴的。我這才發現，國外的教學要求和國內的實在相去甚遠。我自認學習悟性高，也還是聽得一頭霧水，不由麵露難色。
“不要緊，不懂的全來問我！”船長給我打氣。
當他發現我隻有一個裝得滿滿的行李箱，擔心超重連棉被、毯子、枕頭等床上用品都沒帶時，就好心地把他的另一套全新的被子和枕頭借給我用。他說，他是開著小轎車從格但斯克坐了輪渡到了瑞典南部的港口，再一路駕車來到奧斯陸的，路上開了十幾個小時。小車容量夠大，他帶了不少物品來。他還說，挪威物價貴，我盡量用他的東西好了，不要隨便亂花錢。同班的幾個挪威同學很慷慨，他一來，他們就拿了家中多餘的加熱器等小器件給他用。
聽他侃侃而談，我不由想起歐洲人常說的“Go Dutch” ，或許隻有荷蘭人比較摳門吧？挪威人和波蘭人可都挺大方的。
第二篇：夜幕下的奧斯陸
想起這些前塵往事，我不由笑了起來。
四通八達的斯堪的納維亞鐵路線修到了機場，我看到站牌上的”Oslo S” 和”Sandvika” 這兩個站名，倍感親切。我對妹妹說，當年我這個窮留學生常常從Sandvika坐將近20分鍾的火車去奧斯陸市中心，再徒步走到附近的印巴人開的超市買些亞洲食品。
（奧斯陸機場是鐵路快線的終點站，三條快線都經過奧斯陸市中心）
從機場乘火車約22分鍾，來到了奧斯陸市中心。我們下榻的酒店Thon Hotel Opera就坐落在車站旁邊，步行幾分鍾就到了，十分便捷。在房裏小睡幾小時後，趁著夜晚的氣溫隻有零下四度，趁著北極寒流還未抵達奧斯陸，我們步行到附近的峽灣打卡。
（酒店）
首先跳入眼簾的是竣工於2007年的奧斯陸歌劇院（Oslo Opera House）。整個現代化建築的屋頂與地麵形成一個傾斜的角度，行人可走上去欣賞峽灣全景。歌劇院的外部覆蓋著白色花崗岩和白色的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四周環繞著由特殊玻璃製成的窗戶，可最大限度地欣賞水景。
此時劇院裏透出的燈光照亮了附近的覆蓋著白雪的小路，我們順著木棧道走向水邊的那一排餐館，準備在那裏吃一頓海鮮大餐。棧道邊有一灣淺淺的清水，尚未完全結冰，一群天鵝在水麵緩緩遊著，悠然自得。啊，原來它們尚未飛往溫暖的南方過冬，給了我近距離相逢的契機，這是怎樣的一種驚喜！
從棧道上還可以看到遠處的蒙克藝術館（Munch Museum），與備受好評的奧斯陸歌劇院截然不同的是，這座於2021年對外開放的藝術館的外觀設計頻繁遭到詬病，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護欄收藏所”（unofficial world's largest collection of guard rails）。
我和妹妹選擇了一家名為“seaport restaurant”的水邊餐館，坐在靠窗的位置，點了生蠔、青口、大比目魚等，一邊享受著美食，一邊欣賞峽灣夜景。 如果你到過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或者上海的黃埔江畔，或許不會覺得冬日奧斯陸峽灣的燈火闌珊的夜色是最美的。此時聽不到峭壁瀑布的水流聲和峽灣山間的風聲，萬物陷入沉寂， 一切的聲音都是若隱若現的。隻有在挪威生活過的人，才知道這是挪威人生命底色的一部分。在這個幽深的產生童話的國度，冬季意味著黑暗陰冷，白天隻有四五個小時或者更短，不少人患上冬季抑鬱症。在這種自然環境下，挪威人對生命中陰晴不定的變幻尤為敏感，但凡某個周末或者連續幾日天氣晴朗豔陽高照，就會當成大新聞上報紙電視，幾乎全城出動享受“日光浴”，而且一定要曬得足足的。自然界的綺麗風光，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建築風格，激發出維京人澎湃的創作靈感，迄今為止產生了四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此刻非旅遊旺季，餐館裏的食客不多，比較安靜，就餐氣氛很不錯。隔壁桌的幾個挪威人在熱烈交談，似乎在講一個熟知的女性朋友的故事，從他們嘴裏冒出了好幾遍 “Cecilia”這個女性名字。挪威語很動聽，單詞結尾通常是二聲或三聲的，像在唱歌。Cecilia的挪威語發音是“瑟-細---Lia／(二聲)”，“細”這個音發得特別長。
我在挪威讀書時並沒有英文名，來加拿大後，入鄉隨俗，給自己起了英文名 “Cecylia”。加拿大本地人聽到我的名字，會開玩笑似地唱起那首耳熟能詳的老歌“Cecilia, you're breaking my heart/You're shaking my confidence daily/Oh Cecilia, I'm down on my knees/I'm begging you please to come home” （塞西莉亞，你傷了我的心 ，你每天都在動搖我的信心 ，哦，塞西莉亞，我下跪， 我懇求你回家”。隻有幾位在溫哥華遇到的波蘭移民問我，為什麽我這個中國女人會有個波蘭女人的名字“Cecylia”，而且這個名字是他們祖母輩才用的，如今的波蘭父母都不給女兒起這個名字了。我答：“我在挪威留學時遇到了一位波蘭船長，他的外婆叫Cecylia，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好聽……”
這回聽到挪威人用音樂般的語言叫著我的名字，不由開心笑了。舊地重遊的第一天，心裏湧起的全是甜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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