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記憶（一）

近來由於化療導致的記憶力減退一直不見有太大的緩解。三年多了，估計也就這樣了，反正也算退休了，漸漸習慣於這種回頭就忘的生活，隻要不是阿爾茨海默症就成。可惜了我以前的記憶力，年輕時我是不用電話本、記事本的，重要的事情都在腦子裏裝著，包括各種數字。

然而，久遠的記憶好像開始回來了。有些童年的記憶，反而有被加強的感覺，不知道這是上了年紀的人對兒時的真實回憶，還是自己的潛意識在幻覺中編故事。隻是那很久遠的記憶似乎挺清晰、還有點溫馨，能讓我在腦子裏播放那兒時的4K全真畫麵，有著《城南舊事》的色彩。

我不清楚別人的兒時記憶從何時開始。我的起碼是從3歲開始，因為那時文革還沒有開始呢。也許看官覺得我的記憶有點早，但如果你看完我的童年的故事，可能就會理解為什麽我那麽早的記憶一直沒有忘卻。

先來一段音樂，這是與我腦海中的兒時畫麵共鳴的旋律：【童年的記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00fLc8dfb8

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我下麵就聊一下我在七歲之前的記憶。看官權當是一個老頑童的兒童夢幻，關於一個兒童感受到的那時的世界。估計會有一些時空錯位、張冠李戴的現象，但故事的內容絕非臆想杜撰，都是我的親身經曆和感受。有些人名地名，為了避忌親友，就先隱去或假借。

（一）早期的碎片記憶

我是地道的東北人，家住市郊的曲辰大學。父母來自南方，都是建國前大學畢業的，那時稱為舊知識分子。我兒時一家八口人：除了父母和我們姐弟五個，還有姥姥。

我能追溯到的最早記憶畫麵是母親懷抱著我在屋裏來回走著，悠我睡覺。而我則好奇那放在桌子上的鐵皮水瓶，兩眼一直不離那水瓶上的國畫彩繪：淺黃色的背景下兩隻五顏六色的花鸚鵡站在一根樹枝上。那是一個秋日的午後，估計是周日（因為母親平時是要上班的），陽光從南窗戶撒入，屋裏暖洋洋的。印象中兒時的東北就沒有太熱的時候，這種溫暖非常舒服。我很享受那種感覺，後來也非常期待再能回到媽媽的懷抱，可惜這次之後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大概是我長大了。這應該是我的第一份記憶，沒頭沒尾。這也是被母親懷抱的最後的記憶，在這之後沒有母親抱我的印象，她總是鼓勵我自己走，在任何時候，哪怕是我累得苦苦哀求。

記憶中，我從小就不愛睡午覺，不管是在家裏還是幼兒園。被逼著睡午覺的時候就睜著兩眼數數，或者被逼著閉上雙眼數數。數數這一招是我的大姐教我的，但從來就沒有在睡覺上管用過，隻是增加了我的對數字概念的啟蒙----我差一點就一輩子搞數學了。大姐大我十四歲，在家裏是老大，很有老大的樣子。她寬厚樸實而能幹，又為人善良，還有點英姿颯爽的樣子。

再往後，就是三、四歲的記憶，次序不是很清晰，但情節基本完整。

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父親用竹子做的兒童推車，推著我去幾裏地外的公園去玩。那次是我坐推車的第一個記憶，也是最後一個記憶。因為在那之後，就沒人推我出來玩了。父親在他四十二歲時才有了我這個老五----我屬於誤增。那時反正三年困難時期已經過去了，我的父母也沒有多計較，把我留了下來。我和老四之間差九歲，後來聽說我們之間還有幾個，不知是哥哥還是姐姐，不過他們沒有熬到見天日的那天。看來我還是比較幸運的。父親喜歡用胡子紮我，我當時很不喜歡；但後來我也同樣地用胡子紮我的兒子，他也很不爽；現在兒子好像也開始要用胡子紮他的兒子了。那天父親把我推得一聳一聳的，逗得我哈哈笑個不停。他邊推邊自嘲，老了老了，推不動了。那個公園其實是個陵園，到了裏麵發現沒有人，也沒有什麽好玩的，特別是再往裏走還要爬階梯，父親推著我不方便，所以我們在那裏轉一圈就回家了。

一個秋日的傍晚，我爬上了家門口小學校的大鐵門一半高處，下不來了。我既不敢往下跳（估計有接近一米高），也不敢喊（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眼看著天漸漸黑下來，我急得快哭出來了。不遠處有一幫人圍成一圈在下棋，我既盼著別人發現我好幫我下來，又擔心被別人看到我的窘態，心裏七上八下，就那麽挺著。天終於黑下來了，那邊的棋攤也收了，人們開始散夥了。在我的糾結中，有人發現了我，把我抱了下來。我現在也搞不清楚，自己急得眼淚都快流出來了，為什麽不敢（或不願）喊人幫忙？這次讓我懂得了上去容易下來難的道理，以後我再也不敢往高處爬了。

那個家門口的小學校裏一層就是一個托兒所。我也曾經入住過一段時間，但印象不深了。唯一有印象的是，吃午飯時，菜是放在飯碗上麵的。有一天的菜是兩塊紅燒肉，這在那時可是好東西，但我不吃肥肉，更不吃肉皮，所以偷偷地把肉都扔到小桌子底下。當時我就知道這樣做很不妥，弄髒了地板。隻是那時有點不敢告訴阿姨，也不知怕什麽，但負罪感還是有的。罪過罪過。

還有，一個秋天的下午，我母親帶我去單位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帶著家裏的一個薄鐵皮大盆，洗澡時把我放到裏麵。讓我先自己洗，其實就是玩水，然後她過來幫我洗。把我洗完後，讓別人幫忙先把我送回家，她繼續洗。還記得送我回家的阿姨那被熱汽蒸得紅撲撲的臉，把我領到我家的樓附近就走了，我自己走回家。那時真是安全啊。這是個美好的記憶，視覺盛宴的細節就不多說了，可惜後來就再也沒有機會了。之後平時都是在家裏洗澡，還是用那個大鐵盆。直到十年之後，我又一次進了公共浴池，自己一個人去的，是男浴池。

一次母親帶我去商店買線。她把錢給了售貨員，售貨員也把一軸線給放到了櫃台上。這時她還在和一個熟人聊天，沒有注意那軸線。就在這時，我看到一隻大黑手，一把就把線軸拿走了。我的記憶中的確是黑色的手，而且沒有看到這手主人的臉。我那時沒有櫃台高，隻能仰視，眼睛反映也慢。母親回頭和售貨員要線，售貨員說已經給了。我太小，在一旁不知道該怎麽告訴她們，幹著急。後來母親隻好說算了。

一天家裏來客人了，是我的表姐一家從遙遠的大慶過來。她兒子叫海波，比我大兩歲，長得很英俊，兩隻大眼睛炯炯有神。海波還有一個妹妹，叫海燕，長得像洋娃娃，羊毛卷的頭發發黃，和她媽很像，與我同歲。我二哥犯壞，鼓動我和海波打架：據說海波正在練武術，說我打不過他。我那時沒有多少接觸外麵的機會，不懂該如何對待那個小家夥。而那個小家夥也明顯不懷好意，用他那大眼睛死死地瞪著我，就像要把我刺穿一樣。他那犀利的眼神讓我有點受不了，本能反應似的照他的腿上就踢了過去。而他反手一巴掌，就把我打得嚎啕大哭。他媽媽和我媽媽都過來問怎麽了，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先動手的，踢了他。而這時我那闖了禍的二哥早就溜得沒影了。

這是我和表姐一家見麵的唯一一次。這個表姐和我同屬兔，大我兩輪，曾在我們家生活了許多年，因為她爸爸帶著她姐姐逃去了台灣，她媽媽（我的二姨）再婚，就把十一、二歲的她放在我媽媽這裏，並在這裏上中學。剛解放時戶口和學籍管理可能不嚴，才可以這樣“借讀”。她後來上了衛校，畢業後又在本地做了護士，碰巧護理了一個軍官（她母親一婚的也是一個軍官，不過是國民黨的），就在那困難時期隨軍去了。那時還沒有我呢，這都是我聽來的故事。因為我們家的出身不好，文革開始後，她就不再和我家聯係了。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在那個年代屬於正常，都是平頭百姓被大潮裹挾著。大概隻有我的姥姥偷偷地傷心。姥姥隻有兩個女兒，表姐的媽媽是她親生的大女兒，多才多藝，是學美術的。表姐也是漂亮懂事早熟，在我家像一家人一樣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然後就銷聲匿跡了。

我從小就瘦弱多病，經常感冒，導致哮喘，特別是在春秋換季的時候。那時都以為是我的氣管不好，被診斷為慢性支氣管炎。直到三十多年以後，才知道我是因為過敏性體質，對很多東西過敏導致哮喘，當然這是後話了。我兒時經常莫名其妙地渾身長大紅包，有點像蚊蟲叮咬的包，奇癢無比，嚴重時包都再變成水泡，一次要持續好多天，痊愈後也會在身上留下類似金錢豹的圖案，有時沒等上一次的圖案變淺，新一輪的包就又起來了。所以哥哥姐姐們開玩笑說我是花麗豹，這是東北土話。那時猜測是食物過敏，但受限於當時的醫療水平，一直不清楚是對什麽過敏，也沒有聯想到哮喘問題上。因為往往起大包時沒有哮喘伴隨。

大概在我三、四歲時，舉世聞名的“雞血療法”流行到了我們那裏。我的體弱特征正好適用打雞血的治療。於是，家裏多了一隻大公雞，白色的，大概就是著名的來航雞。每周一次，有時還讓我自己抱著大公雞，去醫務所找護士抽雞血注射到我的小屁股上。抽雞血是在雞的翅膀根處抽，大公雞被針紮得拚命掙紮嚎叫，我看著也很同情。唉，我也不願意這樣，不過我是個聽話的好孩子，知道抗議也沒用，隻能凝視著大公雞，感歎同命相連。打了好多次，每次還要排隊，有不少和我一樣的受害者。那場景也是頗為“壯觀”，一大排人，都是大人帶著小孩，每家身邊一隻大公雞（雞血療法隻用公雞血，而且據說純色的最好，花公雞不好）。在等待時的感受就不多說了，我都練出來了。主要的收獲是不暈針了，而且不像其他孩子那樣，打針時哭鼻子。這個表現會經常會被排在後麵的家長用來做為鼓勵他們孩子的榜樣，而這樣反過來又激勵我以後更要在打針時保持風度。後來大概上麵有新精神不建議雞血療法了，我方才脫困。記得雞血療法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就都基本停了。

【我的三歲照】

 

我小時候就怕攝影師逗我，我是止不住笑的......注意找找亮點：我有三顆門牙。後來換牙後中間的那顆被擠到了上牙膛裏，所以外麵看上去隻有兩顆大板牙，其實在裏麵還藏著一顆。我是直到十來歲才明白是怎麽回事兒，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上牙膛裏那個東西是刮舌頭用的，且下門牙正好介於門牙和這個東西之間，我經常舔著玩 ---- 看來習以為常的東西不一定就是正常的。我還記得照這個相時的情節：花皮球是照相館的，我非常喜歡，照完像還想要拿走。這張照片是文革的的那個夏天拍攝的，在這之後父母也就沒有帶我去拍攝這種照片的閑情逸致了。

 

然後文革開始了。先是大字報，到處都是，還有各種漫畫。我也遠遠地看過揪鬥的批判大會，但印象不深，沒有細節記憶。後來武鬥開始了。父親出門上班要帶工具：一根兩米長大木棒子。大哥也經常出門，帶的是一根兩米長、直徑一寸粗的鐵管，在我那時看和孫悟空的金箍棒差不多。當時家裏有很多小人書，那些經典故事都知道一點。後來大哥去串聯，不是蹭火車，是走著去的，好幾百裏路，去的也不是北京。聽說在我很小的時候，家裏的大孩子分工，大哥的任務就是帶我，扶我學走路。但我的印象中他好像總是去外麵晃，在外麵有一批狐朋狗友，不太著家。他和我同屬相，大我十二歲。

 

一次武鬥高峰期時，一位叫王富的（大概也是一個造反派）被流彈擊中，不幸喪命。那是我第一次遇見死人的事兒，以及追悼會場景，是在室外廣場上進行的。小孩們就是在一旁看熱鬧，看大人們嚴肅地走一些程序。我理解的《為人民服務》就是這種形式上的講話，也似乎記得在追悼會上有人念《為人民服務》節選。

 

二哥不參與文攻武衛的活動，被冠以“逍遙派”，整天在樹林裏打鳥，小河裏摸魚，當孩子王，玩得不亦樂乎。他大我十歲，那時也不過才十三、四歲。他有百步穿楊的絕技，用彈弓子打鳥百發百中。他比許海峰大幾歲，後來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時許海峰奪第一金，我母親還開玩笑說二哥如果不懈努力，也許會上奧運會奪金牌的。我有一次親眼目睹：那是早春或晚秋，天還不是太冷但房前的大樹上樹葉也不多，稀稀落落的。早上起床，他看見窗外的樹上有個小鳥，馬上讓二姐打開大窗上一尺見方的透氣小窗，他在屋裏坐在床上用彈弓子發彈擊中鳥，然後讓我二姐出去撿回來。那時他在家裏養了一隻貓頭鷹，是他自己在樹林裏抓來的，放在鐵製的兔籠子裏，每天需要打不少小鳥來喂養。那貓頭鷹好像不吃別的東西。拐一個彎：那時鄰居有一家小孩得了白血病，不知道哪裏聽說來的偏方，說吃貓頭鷹可以治白血病，就試圖和二哥商量要他的貓頭鷹，不過二哥當然不給了。後來沒有多久，那隻貓頭鷹就在籠子裏亂撞，撞得頭破血流，掛了。我不明白，為什麽它沒有在剛被關進鐵籠子時亂撞而死，而是在多日之後吃喝不愁的情況下？估計是憋瘋了，或悟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道理？ 我家樓邊緊挨著一堵大壩，壩外下麵就是一條小溪，越過小溪就是一片樹林，那裏就是二哥的世界，每天都在那裏抓魚打鳥。他後來在那裏還抓到一隻蠟嘴鳥，羽毛很漂亮，黑頭花身黃嘴，個子挺大，非常好看。蠟嘴可以喂糧食，但那時哪有糧食給它吃？二哥不知在哪裏搞來的稗子喂它，在家裏養了許久，直到他下鄉，鳥就被送人了。

 

當時最搞笑的是忠字舞。哥哥姐姐經常會在家裏探討演練，什麽“大海航行靠舵手”、什麽西藏的“巴紮嘿”（北京的金山上）等等。後來不知是誰的要求，大家都要在樓道、樓梯裏按早中晚三次，飯前跳（估計是和基督教飯前禱告學的），按單位的大喇叭廣播的音樂為準。我家那個樓是三層的，標準的早年蘇式板樓建築，我家在二層。樓口裏每層三個套房，三層共九個，住十六家人（很多家是一套房裏分兩家住），有五、六十口人。跳舞時樓梯樓道裏都擠滿了人。記得那時是冬天，東北人都穿得很臃腫，跳舞動作都走形了，所以跳舞時的一大樂趣就是找亮點。在跳“哎，哎，千萬顆紅心在激烈地跳動，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時，按要求需要舉手轉圈360度。樓上的一個小腳老太太偷懶，怕轉暈了，就轉一半再往回轉，結果成為接下來幾天的笑料。全民瘋狂著，但總需要有一點減壓的方式。

 

我姥姥也是小腳，但拒絕出去跳舞。她和“他老人家”同歲，記得樓上的小朋友到我家來玩時，聽說我的姥姥居然和偉人同歲，頗為羨慕嫉妒恨。我母親曾悄悄對我說，姥姥男相，仔細看和 “他老人家” 有幾分相似。姥姥嚇得趕緊否認，可不能亂說啊。其實我看也許是 “他老人家” 女相呢？放一張照片看看 ---- 這張照片不太清晰，其實姥姥的下巴上也有一顆痣，無色的。

【姥姥75歲時】

姥姥是天津靜海人，是我的外祖父續弦來的，姓甄，比“他老人家”還長壽一點。其實按祖籍她也算是安徽合肥人，因為她父親是早年從安徽合肥去天津的。母親說，當年算命先生說我外祖父命硬，前兩位夫人都被他“克”，很早就去世了。直到後來娶了我姥姥，才“反克”住他。她說話還有點天津味兒，比如把“餓了”說成“沃了”，叫人時喜歡把人名前麵加一個“小”字，表示親切。我有一個大表哥，年齡和我母親差不多，他的祖父是我的外祖父的弟弟。因父母早亡，爺爺跑鐵路常年不在家，他小時候在我姥姥家生活了很長時間。他小名叫大寶子，姥姥就稱他“小大寶子”。我那時覺得很好玩， “小”和“大”可以放在一起形容一個事物。大表哥就住在本省的另一個城市。文革後，不僅那個表姐和我家斷了聯係，這個大表哥也不太敢來往了，需要“進步”的人是沒有辦法的，必須擺脫各種不良社會關係，哪怕是至親。但這也讓姥姥很傷心，罵他“沒良心的”。這也許是中國文化的常見現象：對喜歡的人就嚴苛一些。其實他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隻是聯係少了點，並沒有忘記我們。文革後我也見過他表示過悔意，那也都是生活的無奈。

 

姥姥也算是半個文化人：識字並能讀書讀報，隻是不會寫，但我一直對此表示懷疑。我不會寫的字問她，她都會告訴我怎麽寫，但她就是不寫，裝文盲。她是一個聰明人，在那個年代作為文盲更安全，甚至更“上檔次”。後來，我發現她曾經寫過一半的悔過書。那時人人都必須過篩子的，估計是她寫了備份以防萬一的。悔過書說的是我那故去多年的姥爺，曾經可能當過什麽官、幹過什麽事，但她都是不知道的......

 

隔壁樓口的老沈家的三歲孩子，把家裏貼在牆上的 “他老人家” 的畫像眼睛給摳破了，惹了大禍。後來好像是父母被逼得跳樓了吧？另一位青年才俊，在家裏發呆臆想，念叨“都喊 ‘他老人家’ 萬歲，怎麽就沒有人喊我萬歲？”，被告了，結果可想而知。我有點奇怪，這都是發生在自己家裏的事兒，這麽就被搞得人盡皆知，最後無法收場呢？我母親和姥姥再三叮囑我，不要在那畫像上亂摳，不然會惹大禍的。

 

當然也有發生在外麵的類似事件。一位老九，被逼在牛棚裏懺悔，每餐前需要向 ”他老人家“ 請罪。這老哥以為沒人注意他，就對著”他老人家“的畫像說：“你這個老東西，我們都是被你害的啊”。哪料到隔牆有耳，估計牛棚也不太隔音，結果就成了反革命事件。

 

聽說最離奇事兒，是有人在男廁所裏對 “他老人家” 不敬，不知寫了什麽東西，成為 “反動標語”，馬上立案偵查。當時公安把所有可能涉案人員集中到一起，要求他們照著那個“反動標語”的內容抄寫，然後好請筆跡專家來識別。在抄寫過程中，那位筆跡專家在屋裏轉來轉去，突然對著一位正在抄寫的哥們說：“你寫得挺像啊”。結果這哥們被嚇得七魂走了六魂，當晚就上吊了。

 

這種事情大家都在傳，所以也有點人人自危，注意不要犯忌，也叮囑家裏的小孩子要小心。所以我從小就知道這種事情的厲害，不敢造次的。

 

我那時也是小紅人：能背誦“他老人家”的二十多首詩詞。經常在外麵會被大一點的孩子或大人要求背誦幾首表演一下。《為人民服務》的第一頁也能對付著背下來...

 

樓上樓下都有小朋友，數一下，我們這個三層樓口裏年齡在我和我大姐之間的應該有三十幾個。

 

隔壁套房裏有兩家，其中一家隻有母子二人。那家父親文革一開始就被專政了，有一個兒子不到十歲，而他媽媽還在懷孕。接下來，就是那不到十歲的孩子伺候月子！他比李鐵梅還早當家，和鐵梅原名同姓（李奶奶對鐵梅說：你姓陳，我姓李，你爹他姓張...），有時會到我家來請求幫助，但最多也隻是問一些做飯的問題，非常自立。他後來成了武林高手，真正的陳師傅，教了不少徒弟，桃李滿天下。

 

陳家樓上那套中的一家也有我的玩伴兒，他們是工人階級家庭，家裏有三個孩子，老三年齡和我相仿，可惜是女孩。那時男孩和女孩不太容易玩到一起的。老二是個哥哥，大我幾歲，和我同名不同姓，愛吃生肉，包括生豬肉、生牛肉。他告訴我生肉瘦的好吃，但我不願去嚐試。他家包餃子的時候他總在裏麵偷吃生肉餡。就是他聽說我姥姥和“他老人家”同歲時，表現出驚詫的。

 

我家對麵套房裏也是兩家，其中一家是我的 “私人幼兒園”。那是退休在家的王伯伯，他有五個兒子，但最的小王五也比我大六、七歲。我經常去找王伯伯下象棋、軍旗、跳棋。老爺子就逗我玩，下軍旗時用小鏡子藏在他的大手裏，通過反光偷看我的棋，後來被他家那老五當麵揭穿，我才明白他怎麽總會贏我。因我總去他家裏玩，別人開玩笑管我叫王六，我能記住他們家所有人的生日。他們家和我家有緣，王三和大哥是同學，王四和二姐是同學。我上高中時回來了，想去看王伯伯，但他那時已經駕鶴西去了。

 

因為我氣管不好，一到冬天就被禁止出樓，所以隻能在樓口裏找樂趣。我甚至在找不到小朋友時還找過樓下的郭奶奶打撲克。老太太耍賴太多，經常偷牌，又不像王伯伯那樣能瞞住我，就不好玩了，閃了。

 

王伯伯家樓下也是一套兩家，郭奶奶家是其一，另一家也是有五個孩子，且老五和我年齡相仿，是個好玩伴，很有主意，我們叫他小五。他愛吃辣椒，他媽媽也自豪地誇他這個優點，驕傲地說咱家他最能吃辣的。嗯，就是他教會我吹口哨：他說，如果你吹不響，就撅起嘴往裏吸氣，也能響。果然如此，我一吸就響了。他還有一個理論：為了將來帶小孩，必須學會吹口哨，不然小孩怎麽尿尿（不知別處是否一樣，我們那裏給小孩把尿時，大人都要發出“噓噓”聲，類似口哨，小孩聽慣了就會放鬆、撒尿）？所以女人都必須學會吹口哨，男的也應該會。他家裏有兩隻貓，那是我們樓口裏的僅存的寵物。他還會唱關於貓的小調，我現在還能記住那帶有鄉土氣息的旋律：“啦啦地、啦啦地、什麽東西響？咱家的老貓跳到了炕上，快睡覺吧娘” （|665 665|6i65 3-|335 6i65|3556 1-|233 61|，最後兩小節的6是都低音的，我不會在文本中標注下麵的低音點，隻好用6代替）。他家四個男孩上麵有一個大姐，和我大姐同學。這四個男孩不怕父母，就怕這個姐姐，她真的是動手就打啊。

 

王伯伯家樓上也是一套兩家，其中一家也是五個孩子，其中二女兒後來成為了我的大嫂。我家樓下是一套一家的，這個樓口裏隻有我們兩家是占完整一套的。有時我們小孩在屋裏鬧得聲音大了，樓下就會敲暖氣管子，或用木棍搥樓板。 他家裏也是五虎，五個兒子。那天我被卡在小學校的大門上不敢下來，就是他家的老三把我抱下來的 ---- 他的名字很好記，叫“流水”，和大姐是同學。

 

那時家裏孩子多的很正常，孩子少的反倒是很奇怪。現在的年輕人不可想象那時各家是如何養那麽多孩子的。沒有微波爐、沒有電冰箱、沒有洗衣機、沒有煤氣爐或電爐、沒有熱水爐、沒有洗澡間，甚至有的沒有抽水馬桶，也雇不起保姆；隻有煤爐柴爐，一星期隻有星期日一天的休息，常常是共享廚房、共享衛生間，單就每天生爐子做飯就要耗費超長的時間，外加常規的洗澡/洗衣服/洗被褥床單、換季/做棉衣/織毛衣/納棉鞋，家長的勞動強度和時間耗費不可想象。但那時我們這些孩子們還是有機會進城逛街、遊覽公園、照相留念的。

 

我家是兩間臥室一套廚房廁所，新房就搬進來的，那時還沒有我。南臥室靠窗兩邊各有一個單人床；在門邊還有一個雙人大床；門後是一個書架；屋子中間有一個方的飯桌子，吃飯時搬到屋中間，吃完再搬回靠牆或靠窗； 大床小床之間還有一個三屜桌（寫字台），中間的抽屜裏鎖著我家的財政，桌上放著一個帶有玻璃罩的鬧鍾和那個我第一份記憶中的黃花鐵皮暖水瓶。我父母帶著三個小的孩子住這南臥室。北臥室有一個雙層床，姥姥和兩個大的孩子住。

 

長大了點才知道，這種居住分配是有家庭政治的烙印的：大哥大姐在很小的時候由姥姥帶過一兩年，是她的“嫡係”。後來有時家裏孩子分吃的東西，比如分蘋果，姥姥會拉住大哥大姐說，“咱們不著急，先讓讓他們”。這可能不僅僅是說大的讓著小的，還有“內”讓著“外”的含義。姥姥不是普通的家庭婦女，是經過風浪的人，她住在這個家裏一直有“客居”的心態。她沒有兒子，所以對我的大表哥，那個她帶了很長時間的隔輩的大寶子非常上心。

 

北臥室還有兩個長條桌拚起來的大方桌，有四個抽屜，四個大孩子每人一個，裏麵鎖著他們心愛的東西，多是一些文具之類的吧，我總是很是好奇，想看看裏麵的寶貝。他們都像防賊一樣地防我，哪天誰的抽屜忘了上鎖，我也就毫不客氣地去“檢查”一遍，尋找我喜歡的東西。當然我還不夠高，站在地上看不到裏麵的東西，隻能伸手進去瞎摸亂拽。

 

一次是二姐的抽屜忘了上鎖，我在裏麵發現了一個五顏六色的泛著藍光的花鉛筆，新的沒有削過，一端還有橡皮。我順手找出鉛筆刀，按我的手法把那隻鉛筆摧殘得不像樣。二姐回來發現後大鬧一場，說我把她最心愛的鉛筆給毀掉了，裏麵有十多隻呢，為什麽偏偏挑這一個（看來我們的審美觀點差不多）。但我也有理由，為什麽我沒有抽屜，沒有文具，難道我真的是撿來的？

 

於是，我得到了一個補償：一隻我的鉛筆，這也是我記憶中的第一個屬於我的文具。然後，就有了我的第一幅作品：《開飯了》。畫的是其樂融融的一家的俯視平麵圖。媽媽在廚房高喊開飯了，其他人忙著端菜拿碗收拾桌子，我在飯桌邊上等著吃飯。可惜沒有照片留下存檔。記得當時我被大家好好表揚了一番，都說我有藝術天賦，心裏美滋滋的。嗯，如果我知道以我冠名的第二幅作品的結果，我就不會這樣高興了。

 

記憶中那時的天總是藍藍的、陽光燦爛的，天上時常還飄著幾朵白雲。我有時會仰脖傻看那白雲變換形狀，幻想著那是什麽動物或物品，覺得很有趣。隻是那時還不懂得什麽叫“白雲蒼狗”，不管是這個成語的表麵意思還是其內涵......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