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過庚子年
2020年之前，我對庚子年的印象比較淡薄。自從一月份武漢爆發新冠疫情以來，關於庚子年是多災多難的說法一下子多了起來，還把近200年來庚子年發生的災難一一羅列出來，似乎頗有一些說服力。不管這是巧合，或者按迷信的說法是有什麽神秘的力量在暗中操弄，這些災難確實發生了。災難給人們帶來的痛苦經曆是那麽深刻地留在了人們的記憶裏。我無可幸免地經曆了最近的兩個庚子年。
我所經曆的第一個庚子年是1960年。嚴格來說，應該是以1960年這個庚子年為中心的“三年困難時期”，或者叫“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它是指從1959年至1961年這三年。這個困難時期不像眼前的庚子年，災難毫無征兆地突然降臨，而它是慢慢靠近人們的。我是1960年夏天全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考上大學的。因為一直身居學校，和社會生活有些距離，所以到秋天入學初期還停留在學生無憂無慮的生活狀態。其實，早在1958年就已埋下了災難的隱患。這一年，大躍進的風潮席卷全國，大煉鋼鐵熱火朝天，各地農業生產爭放高產“衛星”；共產風，浮誇風盛行。在有些地方，甚至宣布進入共產主義，在那裏的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按說，58年當年農作物長勢不錯，然而豐產卻沒有豐收。因為不少農田的莊稼都沒有認真收割，卻拋撒在田地裏。甚至到了1959年，有些地方發生了災害，糧食減產，當政的幹部們依然虛報產量，隱瞞災情，致使農民家中存糧嚴重不足。豈有不挨餓的道理！隻是到了1960年，一方麵是嚴重的水旱災情，另一方麵是，蘇聯和中國從意識形態到國家關係全麵惡化，以至撕毀對中國經濟建設援建項目的全部協議，撤離所有技術專家，帶走所有相關專業技術資料；同時還催逼中國還債，給中國經濟建設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和損失。對正處在困難時期的中國，無疑是雪上加霜。
我入大學後，地方政府為了幫助學校渡過暫時困難，還在離學校不遠的山區給學校劃撥了一片荒地，開墾後可自種糧食解決一時之需。所以我們入學不到一個月，就由5~6個班的新生組成了墾荒隊進山開荒種麥。
困難時期，各種物資都很貧乏，所以樣樣生活物資，都是按人定量憑票供應，特別是糧食，根據人們的工作性質，勞動強度等確定其定量標準。當時國家對學生還是相當關心的。據說那時一般的城市居民一個人每月的定量是27斤，而大學生的定量是36斤。國家實在是太困難了，說大學生也要為國分憂，每月要為國家節約一斤糧食。也就是說，每月實際可以吃到35斤。就這也是不低的標準了。雖然同處於困難時期，和社會上廣大人民群眾相比，學生還是得到了較多的關照。。總算熬過了困難時期，國家的經濟狀況也一天一天好起來了。不過，比較遺憾的是，我們班上有三位上海同學和一位遼寧同學隻上了一年就退學了。有兩位同學留了級，還有一位同學因病休學後也沒有再回學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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