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看到一篇施展老師的文章，非常讚同，盡管我也寫過一個總結性的文章，分享了世界各國的抗疫方式，但是對比施老師的高屋建瓴，我寫的那個就是小兒科了，但是我的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可以暢所欲言，沒有顧忌，但是施老師應該還做不到。
那好，我就想大篇幅的引用一下施老師的文章，讓大家寫深刻理解一下老師的講解。
文中開始提到有關歐洲一些國家開始準備的群體免疫的措施，遭到中國廣大吃瓜群眾的嘲笑。
“實際上，無論是驚訝者還是嘲笑者，共享著一個誤區，他們都沒有意識到不同政體類型和瘟疫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簡單來說就是，麵對高傳播性的未知瘟疫（這次的新冠瘟疫就屬此類），有限政府基本上會選擇一種共存模式，努力堅持到疫苗出現；全能政府則會選擇根除模式，它雖然沒能力根除病毒，卻有能力隔斷病毒的傳播過程。
當然，這裏有個重要的病毒學前提，就是，致死率很高的病毒，往往來不及大範圍傳播，宿主就去世了，所以它通常是低傳播性的；高傳播性的病毒，通常都是致死率相對低一些的。隻有在這種情況下，共存模式是一種能夠容忍的狀態。
之所以有限政府會這麽選擇，在於其“有限”性決定了，它不會對社會做無限承諾，它所承諾的主要是基本法律秩序，以及必要的公共服務，它的正當性基礎就在於對公民社會法律秩序的正當保障。除此之外它不承諾對公眾的無微不至的照料，公眾和社會通過各種市場過程（比如保險機製）和社會自組織過程（比如各種NGO組織），自行解決各種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日常生活的問題解決得不好，公眾也不會怪到政府頭上，因為對政府本來就沒有這種期待，也就不會傷及政治正當性。
全能政府的正當性基礎則在於對社會秩序的兜底性承諾，要解決一切問題，從而在原則上來說它會承諾對於公眾的無微不至的照料（實際上能做到什麽程度是另一個問題）。由於這樣一種正當性邏輯，全能政府實際上還有著未明言的隱性前提，就是從原則上來說，它也應當是“全知全善”的，如果不“全知全善”，則沒有資格“全能”。因為“全知”，則其他人發聲是沒有正當性的，因為其他人不具備“知”；因為“全善”，則其他人的自主行善能力也是可疑的，因為其他人也不夠“善”。
有了這些分析，我們再從疫情階段的角度來看一看。不過要強調一下，下麵所說的都是指未知病毒引發的瘟疫，對於已知病毒所致的瘟疫，通常都有相對成熟的辦法來應對。
全能政府和疫情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所以它會堅定地采取根除模式。但是疫情並不關乎有限政府的正當性問題，所以到了大流行階段，它會采取共存模式，而公眾的心態在這個階段很可能也會發生變化，從局部暴發階段的恐慌，逐漸過渡到一種相對平穩的狀態，開始接受與病毒的共存關係，容忍傳播風險，容忍相對較低的致死率，等待著疫苗的出現。”
這裏的關鍵詞是中國的“全能政府”和多數西方國家的“有限政府”的區別，記得以前在另外一個文章中看到過，世界上的政府，其合法性基本上就來源於三個不同的模式。
合法性（英文：legitimacy）這個概念最早由馬克斯·韋伯加以闡述。韋伯將權力表述為一種支配關係（行動者A迫使行動者B違背自己意願行動的能力）。支配關係對不平等關係的存續，韋伯認為這使得支配者需要將自己的特權合理化，也使得被支配者在心理上服從乃至認可這種不對等關係。韋伯認為合法性主要有三種來源：基於理性的法理權威、基於神聖性的傳統權威和基於超凡能力的魅力（charisma）權威。相關論述可以參閱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第三章、第二卷十至十五章，有中譯本。
現代西方的民主製，合法性在於民主程序本身的賦權過程，就是有完整的推舉，代表，輪換，彈劾等製度，比較接近“法理權威”。
君主製國家（包括三月半這種準君主製），他們的合法性來源於傳統權威，這個也就是皇室血統（包括白頭山血統哦）才能證明它的合法性。
中國，俄國等傾向於第三種，就是“魅力權威”，當然中國除了毛時代，是完全的個體魅力權威，後來基本上都是實行的組織性權威，即這種超凡的魅力從某個個人轉移到整個中共體製。江時代提出的“三個代表”，可以視為一種嚐試，通過表述中共具有不證自明的先進性，論證它應當來領導國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二是超凡魅力績效化，即說中共在領導中國方麵是卓有成效的，其成就不斷地證明中共確實具有超越其他組織的領導能力，沒有中共不行。
因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不同，也就決定了他們在麵對疫情中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未來可能的收尾方式會是不同的。
我們先來看對於疫情擴散後的反應。
民主製國家，因為它的代議製特性，每個公民都可以通過合法渠道發出聲音，也有權製度性的更替政府的渠道，所以這些國家做的事情不是要解決疫情的所有問題，而是防止疫情的無限製擴散，所謂“FLATTEN CURVE”，直白的說就是別讓醫療係統崩潰，目標不是和病毒死嗑，而是讓人民能夠盡量平穩的渡過病毒的痛苦期，這個也是為什麽西方多數國家，對於疫情擴散後的第一反應是如何給國民提供救濟，減少國民在禁足後造成的巨大損失。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民主製的國家敢於提出病毒清零，更加不可能做到清零，實際上也不用做到清零。
君主製國家，疫情來後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抵賴，否定，當然是在完全控製輿論的前提下，如果做不到，比如沙特，就必須要采用積極的抗疫模式了。北韓是極少數還沒有公布任何疫情的國家，當然就是他們從頭到尾就是零，不存在清零的問題。
魅力（charisma）權威式政府，包括中國和俄羅斯，都有全能型政府的要素，就是其政權的合法性需要通過超凡魅力績效化來證明，不允許在疫情中有任何失誤的可能，必須把病毒徹底掐死，或是讓人民能夠徹底擺脫對於病毒的恐懼，不然就不能證明自己的政權合法性。中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采用最積極的方式，把病毒徹底切斷，清零這種口號也是隻有在中國才有可能提出，並且也有可能做到。
然後我們來看看世界疫情的可能收尾吧。
民主製國家，因為清零的巨大經濟成本（長時間全封閉），和對抗疫情采取極端手段（封閉）而引起的廣泛社會影響（很多人的抗議）的社會成本，這些國家不可能采用完全的清零措施，而是會在提供巨額補助直接給民眾的同時，會盡快開放經濟生活。而對抗疫情反彈的功能措施就是，加快藥物研發，抗體測試，並且大規模的準備疫苗，現在美國就有12中疫苗在研發，英國牛津研發的疫苗甚至在還沒有完全三試的情況下，就已經準備大規模生產，可見，這些國家的主要目標會是在不崩潰醫療係統的前提下，盡量減少病毒對於經濟的衝擊。同時，更加依賴於藥物和疫苗的研發。這樣，可能的情況會是，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會在五月到六月份恢複開放經濟，同時，很有可能會有多個小的反複，如果疫苗不能在9月份推出，很有可能在秋季會有大的二次爆發的可能，但是應該會是較小的規模，不是因為病毒本身，而是因為群體免疫成為了很多的事實存在。最後，在2021年春節，疫苗會全麵推廣，從而徹底解決這次的COVID19危機。
君主製國家，三月半國，因為嚴格的輿論管製，在控製疫情的前期不透明，中期無數據，後期收尾當然也是無聲無息了。但是像沙特這種較為開放的君主製國家，會更加傾向於向西方國家的模式，會通過大規模的疫苗來結束危機。
魅力權威式政府，中國和俄羅斯的做法也會不一樣，中國因為必須突出三個自信，證明政權的合法性，必須全力投入抗疫，在後期必須依靠藥物的準備和疫苗的開發，現在除了中國政府大力推廣的中醫藥，尤其是以"蓮花清瘟”為代表，但是最後的成敗還是依賴於疫苗的開5發，中國應該有不少於10家疫苗正在全力開發，其中三種已經開始一試，一種已經二試，如果一切順利，最快可能九月份就會推出疫苗。中國的疫情應該是一直在可控的環境下，盡量清零，然後最快在10月開始疫苗注射，並且向全球推廣。中國的收尾應該在2020年年底。
俄羅斯就沒有那麽好的運氣，前期犯下了和西方國家類似的問題，防堵中國的病毒輸入，但是大量病毒從歐洲國家輸入，現在已經突破十萬，它的抗疫道路會更加像西方國家，而不是中國，當然因為和中國的關係良好，可望從中國輸入疫苗，可能會在2021年春季介紹危機。
現在來看，中國第一個控製住疫情，但是中國模式卻是不可複製，隨後它通過大規模的全球援助（包括銷售），擴大影響，同時卻也是在提醒全球其它國家，把類似於公共衛生和其它重要的產業都放在中國的危險性，逆全球化也正在悄然興起，從公共衛生為源頭，讓世界各國都重新重視自己的產業安全。
對於中國，第一個研發出來疫苗，並且低價（甚至是免費）發送給世界上的友中國家，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當然，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會不會完全的信任中國的疫苗，還有待觀察，以現在來看，美英德法等國都在大力研發疫苗，也是積極自救的辦法，同時不想給中國政府多一份依賴，疫苗最後推出的時間表很有可能會是前後相差不到三個月。但是西方國家的疫苗更多會是在西方國家大規模推廣的，而中國的疫苗也會在一帶一路國家大力推廣。時間點會是最早2020年9月，最晚2021年5月。
我們有理由相信最晚到2021年9月，最早在2020年12月，全球危機會大規模解除，我們將會重新恢複以往的生活，但是那種完全徹底的全球化也將成為過去式，新的區域化和逆全球化將全麵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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