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嘴的餘味

  小時候寫作文，《我的理想》這個題目寫過好幾次，當然， 一個也沒實現，也許是老天爺知道那些是假大空，當不得真。

  我的真實理想是當一名售貨員，賣肉的最好，賣糖亦可，然肉與糖相較，吾更愛肉也。

  那時候肉定量，每人每月一斤，連皮帶骨，還要排長隊。售貨員看到熟人來，就心照不宣地把藏在櫃台下麵的肥肉拿出來，有時甚至能搭一塊不需要肉票的內髒。我媽老實，隻能買到沒人要的瘦肉，還盡是骨頭，拿回家總要嘮叨，然後全家不高興。在我眼裏，一個賣肉的，一刀下去，不僅掌握眾人的吃肉權，更是定下了千家萬戶關於幸福的乾坤。

  在那個年月，“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本身。大人們每天都要操心孩子們能不能吃飽，孩子們所有的樂趣，甚至笑話，也都離不開吃。

  比如，一個鄉音很重的鄉長開會。主持人說：“蝦米（鄉民）們！豬尾巴（注意吧），鹹菜太貴（現在開會）。請香腸（鄉長）醬瓜（講話）！”  鄉長說：“兔子（同誌）們，今年的糧食狗（夠）吃了，大家都是（使）大王八（大碗吧）！” 

  我十歲時跟隨父母從下放的鄉下回到北京，被暫時安置在親戚家。我爸媽的工資除了留下自己買食堂飯票的，其餘都交給了親戚家貼補家用。有次跟我媽在副食店排隊，我冒出一句：“媽，帶糧票了嗎？” 這一嗓子，滿屋子人都回頭瞧我。“這孩子是從那個缺糧的地界兒來的，這是首都！糧票已經廢了！”

圖為王府井大街賣魚1978年。來自網絡。

  糧食夠吃了，但吃飯難得見到肉。肉香是公共事件，隻要哪家煮肉，整個幾十戶的院子都能聞到。老話兒說：家食不如外食，外食不如偷食。在那緊巴巴的日子裏，咱們的一身本事，基本都是偷嘴解饞，給練出來的。

圖為1988年9月初，貴州省貴陽市，民眾排隊領肉票。從10月1日起，全國取消肉票，實行市場供給。來自網絡。

   親戚家住大雜院，孩子多。我媽有時會帶我去小鋪——居民區裏的副食品店，除了日常油鹽，還會買點便宜的粉腸加餐。

   一次，走出小鋪沒幾步，在胡同的公廁背後，我媽忽然慢下來，她把裝熟食的包裝紙打開，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然後遞給我兩小片。我對這場臨時加開的小灶毫無思想準備，美滋滋地細細地吃了。這次買的是我最喜歡的小肚，熟食裏的高檔貨，同樣的錢，隻能買一小捧，薄薄幾片。

  我媽看剩下的明顯不夠回家分，索性心一橫，整包塞給我，小聲說：“快吃，別讓人看見。”我趕緊轉身臉衝牆，開始狂吞。小肚很香，在緊巴巴的日子裏，能有獨吞的特權比肉本身更香。

  現在想想，我那種吃法是存在一定風險的，我媽不知道海姆利克急救法。當然，我也來不及體會這份帶有罪惡感的“偏愛”。

  有一回，親戚家裏為了過年，提前燉了一鍋大肥肉。也許是要放涼，也許是怕孩子偷嘴，整鍋塞到了床底下。不知咋的，這鍋被我表姐發現了，她那時七、八歲，趁大人們不在家，鑽進床底，直接上手，抓著就吃，吃得那叫一個酣暢淋漓——油光滿臉，頭發都黏成一縷縷的。被發現時，大半鍋肉都沒了。因為用力過猛，此後數年，她聞到葷腥便覺惡心。大人們說，吃傷了。

圖為1986年，陝西，排隊買醋。來自網絡。

  我爺爺好喝兩口。也不挑，散裝的白幹兒就成。隔三差五，就從兜裏摸出兩毛錢來，把我姐叫過來：“去，到小鋪兒，打三兩。”

  我姐那時才五六歲，抱著個空酒瓶子，顛兒顛兒地往小鋪跑。打滿了，抱著往回走就慢下來了，走幾步，就停下，把瓶嘴兒湊到嘴邊，嗞溜——一小口。再走幾步，再瞅瞅，嗞溜——又一小口。等到家門口，瓶子裏的酒，也許隻剩了二兩半。

  這麽著，我姐靠著兩毛錢三兩的白幹兒練就了喝酒童子功。

  要說“練”出來的本事，我家老張，比我姐還絕。

  老張那時是小張，總覺餓。他打小就聰明，在沒有零食的年代，知道自己開發出來零食，比如偷吃廚房裏的砂糖，每次拿勺子沾一點點，原位放好，以為誰都看不出來。廚房裏還有雞蛋，可惜裝在筐子裏用繩子掛在房梁上，夠不著。

  因為父親是醫生，小張有事沒事會去醫院逛逛——想去住院。在他眼裏，住院是好事，意味著某種特權。隻要躺在那兒，必會有人拎著水果罐頭來探望，那是每個病房床頭櫃上的標配：剔透的玻璃瓶裏，浸泡著黃桃、山楂，還有橘子。能吃上一口，哪怕隻是呷一口甜膩的糖水，都是小張心中至高無上的幸福。

  別說，這夢想真有天讓他“舔”成了。

  家裏日子緊，偶爾有點好吃也輪不到小孩，要留著待客。有次他跟鄰居家小孩兒滿屋子找吃的。發現櫃子頂上有個玻璃瓶，裏麵裝滿了淡黃色的小圓片。倆人費勁巴拉把瓶子夠下來，倒出一片，拿舌頭舔舔——哎，甜的！再來一下——喲，裏頭是苦的。他爸是大夫，偏偏有點包了糖衣的藥片，就這麽被發現了。

  這下倆孩子以為挖著寶了，開始挨個舔。要不說聰明呢，知道隻舔外麵一層——不苦，也不算犯大錯。可還沒等到挨揍，倆人先被撂倒了，被人發現時，倒在地上，嘴裏咕嚕咕嚕吐白沫呢。案發現場的線索明確——扔了一地被舔得斑駁的藥片。

  萬幸，送去急救後命保住了。而所謂的“後福”也隨之而來——作為劫後餘生的病號，他終於如願以償地吃上了那瓶心心念念的黃桃罐頭。  

  阿甘的媽媽說“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會得到什麽。”我小時候沒見過巧克力，但我媽告訴我，生活就是《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上麵所有的油鹽醬醋茶都是定時定量的，隻要隨身攜帶、勤於觀察、及時排隊，就能逐項兌現紅戳子下的每一兩肉、每一粒糖。

  回北京兩年後，我爸獲得公派訪問學者的機會。每次收到外幣匯款，都有附帶的僑匯券。憑券不僅能買到平日憑票定量供應的東西，家裏因此實現了糧油糖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張通行證，——櫃台裏麵的人會抬眼看你。

 

  我曾經讀到莫言的訪談，他說饑餓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記憶。我想我們這一代，大概都差不多。即使糧票早就作古，日子翻了好幾篇，那份匱乏感還留在身體裏。它藏在咱們舍不得扔的破爛兒裏，藏在自助餐桌前那個非得吃夠本的決心裏，甚至藏在瞧見打折優惠就邁不動步的腿腳裏。

  當初饞罐頭的小張已經成了需要控製血糖的老張；當初晚上做夢都喊“大肉肉”的我，如今天天喊減肥。說起來好笑，說起來也沒什麽好笑的。雖然當初從貪圖那點甜味中活過來了，但匱乏感卻像殘餘藥性，還在左右著我們的生活。

圖為1992年北京首家麥當勞排隊盛況。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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