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一)

【我的父親】(一)：父親是家中長子，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父親隻讀了三年書，算盤打得爛熟，也寫得一手好字。我家是廣東惠陽客家人，我鄉地處偏僻耕地少，男人大部分都選擇出外找工作做，據父親說，日本仔時期父親也外出找過工作，還遭遇過日本仔開槍追逐，也同樣被國民黨兵拉壯丁追過。父親外出找不到工作，為了生計想搞點小生意做做，家裏無錢婆婆用了“三籮穀”被我父親做本錢，在老家大亞灣澳頭小鎮，租了一間在海邊由木塔建前鋪後居的高腳屋開了間小雜貨鋪。高腳屋業產是我的中學老師家，這間在海邊由木塔建的高腳屋兩層高，地麵一層間隔成一大一小兩部分，父親的小雜貨鋪就在地麵間出的小部分。

我記性很好，當年這間小雜貨鋪有多大還記得，進門擺了一張收錢櫃台，櫃台前隻能供一人通過，櫃台後麵隻能容上一個人，整間鋪了成一小條，深度大約七、八米左右，這就是我家的小商店，老師一家占了整間房子的絕大半部分。有了小店後父親就長期寄宿在小店，祖母和我母親帶著我們兄弟三人在農村過日子，家裏農活家務全是母親做，犁田耙田，打穀這些重活也是我母親一手包辦。祖母年老“專職”照顧我們三兄弟。我十二、三歲時祖母離世，祖母離世後母親田地家務繁忙，兩個弟弟由我帶著，我記得上小學時還要背著小弟弟一起上課，我們兄弟三個年齡相隔五歲。

父親那間小雜貨店專賣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油鹽醬酣糖”之類貨品，顧客絕大部分是水上人，父親做水上人生意多采用記賬方式，讓水上人先拿貨出海作業，打魚回來賣了錢再結賬。我記得每月初一，十五最忙，漁船多選擇在這段日子回港，在初一，十五前後幾日雇有一個臨時小工（李鬆），解放後李鬆也當上了民兵，據父親說他們在“街”上遇見還是客客氣氣的。水上人大翻身，小雜貨店那些“水上人”欠的賬不用還，一切賬目作廢。

小雜貨經過了短暫的公私合營，記得父親告訴過我有關公私合營形式，公私合營是小雜貨店向政府拿貨，政府以貨入股，時間一久政府股分大增，慢慢的我們的小店就結業歸公了。小店歸政府所有後，父親變成了政府商業雇員，最初在原自己小店工作，不久後就在附近商店調來調去。小店結業後父親依依不舍帶回水上人欠款的幾大本賬簿，欠了多少錢隻有父親才知道。厚厚的幾大本賬簿我小時候見過，當時年紀小不知是什麽書本經父親說起才知道是欠款賬簿，解放後家裏我還見過港幣和袁大頭呢。

父親變成了政府商業雇員後經過了多次調動，最後調到一間賣糖果餅幹小商店，店內隻有三個雇員其中兩個是黨員，我父親不是黨員隻是店內一個雜工，在當年任何地方都必須有領導，三人小店也不例外，據我父親說，其中一個管事的就是領導幹部，另一個也是積極分子，向上走不積極不成。那時政府商店每個月都有一天停業關門盤點，每次盤點都由上麵派人來。六十年代初是最困難的時期，政府為了減輕城鎮人口壓力，大批人員返回農村，我父親工作的商店也不例外，必須要有一個人離開，但誰都不願回農村，商店隻好以盤點理由解雇人員。在一次貨物盤點時發現貨品出入有差距。

據我父親說這些小差距是免不了的，商店貨物以大秤進貨小秤出貨，秤稈高一點低一點一個月下來肯有出入。本來就有損耗加上領導幹部進來閑聊，隨手一粒糖果或一塊餅幹幾粒花生豆，領導幹部拿吃店員有誰敢出聲。想向上爬的積極分子，不用領導幹部自己拿也會自覺獻殷勤，長此以往貨物能不少嗎。據我父親說那次盤點少了47元，貨對不上數硬要三個店員承認貪汙，三個店員一個是“領導”，“領導”排除在外後貪汙隻能算在其他兩個人身上，我父親無人事無背景又不會拍馬屁。經過開會後罪名加在我父親頭上，說我父親貪汙了47元，最後停職一年，用扣工資方式賠了47元人民幣，我父親被迫下放回農村。

那時剛好容許私人搞“自留地”，父親回到農村後自己跑到荒山野嶺開荒，開辟“自留地”種雜糧自食其力。附近能做自留地用的早已被人霸了，隻能走到遠處開荒，這事我最記得，跑到遠遠一塊山坡，用鋤頭一點一點鋤出一小塊“自留地”種黃豆。一年後父親又被叫去澳頭水產站做記字員，六二年第一次隨流往香港跑沒成功，同年帶著六個廣州人坐船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