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26日晚，隨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的，還有李得釗等領導人，以及工作人員秦曼雲、仇愛貞。
一個小時後，李得釗的妻子周惠年在住所內被特務們搜出了一紙袋文件。
“這是什麽?從哪裏來的?”特務們似乎很得意。“這是我丈夫的朋友放在這裏的。是什麽我不知道，我不識字。”答詞事先早背熟了。“你丈夫呢?”特務又追問。“他昨天就出去了，到現在也沒回來，我不知道他去哪裏了。”周惠年依然是早已經編好的詞。他們不由分說，就帶走了周惠年。
在關押處，周惠年堅持說自己是個沒文化的婦女，對丈夫的活動和有關文件的事一無所知。特務們沒有她是共產黨人的絲毫把柄，隻好在關押一星期後，把她交給法庭審判。她當時已經懷孕數月，挺個大肚子，腿腳腫得厲害，舉步維艱。
當中共組織得知周惠年等將被交法庭公審後，積極組織了營救。擔任上海中央局職工部部長的黃文傑花錢請了個擅辯的律師，為周惠年、仇愛貞辯護。經租界法庭審理，周惠年、仇愛貞以參與赤色活動證據不足，被判無罪釋放。
組織為了照顧行動不便的周惠年，安排她和夏娘娘同住。9月裏，剛分娩20天的周惠年就得到她們住所已遭特務注意的警報。她帶著3歲的女兒、未滿月的兒子和夏娘娘迅速轉移到旅館暫避。不料沒過三天，巡捕房的警探就闖進了她們的房間。
這時，夏娘娘身上還帶著一封黨內的信件和一張趙世炎的照片，這些一旦落入警探手裏，她們的身份就暴露了。夏娘娘急中生智，抱起床上的嬰兒，悄悄把信和照片塞進繈褓中。警探們並沒因未搜著什麽放過她們，而把她們押往公共租界的泥城橋巡捕房。
一路上，把夏娘娘悄悄舉動都看在眼裏的周惠年，心始終懸著，繈褓並非藏東西的穩妥之地。到了巡捕房，周惠年抱起孩子上廁所，想乘機銷毀信和照片。可廁所裏有人監視，沒能得手。
馬上就要進行提審了，情況十分緊急，夏娘娘向巡捕要了一杯水，抱過嬰兒，示意周惠年擋住巡捕們的視線，悄悄把繈褓中的信和照片撕碎，一點點放進嘴裏，和水吞下。證據消失了，可夏娘娘從此落下了胃病。
在關押一周後，她們又被送上了租界的法庭。法官看著她們又有老、又有小，又沒有什麽確鑿的證據，且不久前剛被宣判無罪，就打算再次將她們釋放。但列席旁聽的國民黨公安局的官員不同意，提議引渡，結果租界當局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她們被送進了上海市公安局。這裏的食宿條件非常惡劣，吃的是發黴的糙米飯、爛菜幫，有時飯裏還能吃出鏽鐵釘、死耗子。上了年紀的夏娘娘不久就病得很厲害，她的手、腿腳因長年的勞作和風濕症痙攣麻木，生活無法自理，訊問時，都是看守們架著她走。
第三次被捕的周惠年，既要照顧一個3歲的女兒、一個未滿月的嬰兒，還要服侍夏娘娘，還不時得接受刑訊，加之惡劣的食宿環境磨難，她也病了，眼睛腫得幾乎什麽都看不見了。但她沒有屈服，頑強地活著，她非常清楚，隻有她堅持住，才能保障其他的人生存。
國民黨當局從她們身上一無所獲，卻又不甘心將她們釋放，就把她們轉送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關押。在這裏，周惠年的牢房曾和李得釗的牢房挨得很近。同牢房博古的妻子張越霞悄悄告訴她：你的丈夫就關在斜對麵。她這時眼睛依然腫得什麽都看不清，可她還是按照難友所指的方向使勁遙望，雖然她沒能看見李得釗，但她相信李得釗看到她了，她由此平添無窮生存的勇氣和信心。
然而，當她的眼疾稍好後，李得釗早已被遷移到別的牢房，她再也沒能看上她丈夫一眼，但她現在能看清她的難友們了，有些難友是曾經在一起工作過的。她們互相關心，互相勉勵。
數月過去，被捕時才二十多天的嬰兒，已經半歲了。也許是由於營養不良，也許是由於渴望陽光，他總不停地啼哭，哭得肚臍突出。看守被哭鬧吵得難耐，就厲聲吆喝周惠年製止孩子哭鬧。周惠年說：他這是要出去，到牢房外麵他就不鬧了。
看守們不信，就把她母子放出牢房。說也奇怪，一出牢房，孩子果然停止了哭啼。為此，看守們不得不給周惠年延長了一點放風的時間。難友們都誇這孩子：這麽小就知道通過鬥爭贏得自身的權利。聽著難友們的說笑，周惠年心頭掠過絲絲欣慰。
1935年夏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又被轉送到國民黨蘇州反省院。這裏的食宿條件比上海、南京要好一些。在這裏，基本上沒有什麽刑訊，國民黨主要是試圖通過政治勸說等軟手段，使共產黨人變節或聲明脫離中共。
在這裏，周惠年看到了叛徒顧順章的妻子。顧的這位妻子，是國民黨特務聞知顧原來的妻子張杏華被殺後，為了籠絡他而給他介紹的，叫張文琴，年輕貌美。顧順章叛變後，因指認和協助國民黨特務抓捕了中共的幾位重要領導人，而且在勸降中共上海中央局數位領導人過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頗受陳立夫重用。但顧看不起自己的頂頭上司徐恩曾，並對徐壓抑控製自己十分不滿，暗中同軍統頭子戴笠勾搭; 還發牢騷說國民黨、共產黨都有缺陷，要組建一個新團體。這都是中統所不能容忍的，於是徐恩曾以顧順章組建第三黨的罪名，派人將他槍斃了。
在蘇州反省院，有些意誌薄弱者經不起敵人的軟硬兼施，在悔過書上簽了字，背棄了昔日的信誓。因此，監獄方麵很想在夏娘娘、周惠年這拖兒帶女的老媼少婦身上下一番功夫，使之按照國民黨當局的意願“省悟”。無奈這因革命而組建的“家庭”祖孫三代軟硬不吃，依舊以被捕時的那一套言詞相對。反省院的官員和看守們氣急敗壞地稱這“一家”四口為“老共產、中共產、小共產、未共產”。
囚禁的生活是令人窒息的，但被關押的堅定的共產黨人的信念卻是一致的。放風的時候握一握手，交換著信任勇氣;隔著牢門相對一望，傳遞著關切真誠。他們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特殊的環境下結成戰鬥的集體。這個集體，能使每一位成員，永葆旺盛鬥誌，充滿樂觀豪情。因此周惠年感覺到：她並不是孤軍，不是一個人、“一家子”同敵對的營壘抗爭，團體、組織依然在她身旁。
成年人對囹圄的磨難，是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的，而這種磨難對天真爛漫的孩子就顯得異常殘酷。政治囚徒們之所以成為囚徒，正是為了明天、為了孩子們不再受今天的磨難，因此他們都竭盡所能地嗬護、保護牢籠中的孩子。
當時，廖夢醒的丈夫、共產黨員李少石也被關押在蘇州反省院。作為嶽母的何香凝，時常通過某些關係送進些衣物、食品、營養品。其他一些共產黨人的親屬，有時也會送來類似的物品。好像事先都有約定似的，這類物品都立即轉送到有孩子的牢房。每當回憶起這段往事，周惠年就心潮難平地說：“我的孩子，不是我一個人撫養的，他們的營養稍得改善乃至生存，全靠的是難友和集體。”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麵通知周惠年，李得釗死在南京軍人監獄了。
就這四五年內，周惠年兩次結婚，又兩次失去丈夫。和每個丈夫在一起生活時間都不足一年，而且是在鋒霜刃雪、腥風血雨之中度過的，這種凝結著戰友生死之誼的愛情就更令人魂牽夢索、刻骨銘心，因而對她的打擊就更沉重。可在當時的環境下，又不容她把悲痛流露出來。
許多年以後，她給這兩個孩子改了名字。大女兒改名叫“小餘”，以紀念她的生父譚忠餘; 她兒子改名叫“李釗”，以紀念他的生父李得釗。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周恩來代表中共赴西安和平解決事變，揭開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曆史新一頁。迫於形勢和輿論壓力，國民黨陸續釋放了一些在押的政治犯。
然而，合作抗日的消息並未立即為蘇州反省院的政治犯所知。不久，經中共的努力營救和社會各界的聲援，蘇州反省院釋放了幾個政治犯。隨後，時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消息才傳進來。於是，在押的政治犯們開始了要求出獄參與抗戰的鬥爭，但反省院方麵遲遲不放人。直到日軍的飛機轟炸蘇州，政治犯們掀起更高的鬥爭浪潮，強烈提出“寧願戰死在前線，也不能被炸死在監獄”的口號。院長遂讓政治犯遷往東山自己家中，躲避轟炸。
到東山後，江南的形勢更趨混亂，反省院長不得已同意政治犯們自行疏散。周惠年和夏娘娘等經商議決定隨韓寶春到他在江浙交界的故鄉暫避，再圖同組織聯係。
周惠年記得宣布疏散那個漆黑的夜晚，政治犯們擔心院方變卦，連夜迅速開拔，難友們一路相互扶助。夏娘娘身體不好，走不了路，全靠男難友背著。那是隆冬時節，可據說背夏娘娘的男難友汗水從棉衣中滲出，把夏娘娘的棉衣都浸濕了。周惠年則拖兒帶女，跟著大家一起走，要沒有相互間的扶助，她們老的老，小的小，寸步難行。
講起這一段，周惠年感慨萬分，她說難友情是最真摯感人的。
中央特科第一女諜報員：周惠年(2018-08-13 09:21:04)
誰是中共地下黨的第一女俠，也許會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從時間的早晚和經曆事件的觸目驚心，當首推周惠年。更有當年中共諜報大佬陳雲的一句話：我黨保衛工作的第一位女同誌。
那個時候陳雲裝扮得像個賬房先生，耳朵上老夾著一支筆，叫“老開”，就是大老板。潘漢年比較年輕一些，就叫“小開”。
周惠年1911年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秋調上海中央交通局，1930年顧順章叛變後調至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上海成立中央分局，周惠年調到分局搞交通工作，1934年曾兩次被捕，直至1937年國共第二次合作，才經黨營救出獄。此後她在南京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後赴延安，先後在中央社會部、延安保安處、中央辦公廳工作。1951年調中央編譯局工作。
這可是當年真的假扮夫妻從事地下活動的女共黨。在和一位劉姓特工假扮夫妻一年後，小劉動了真心，向組織上提出和周惠年結婚。結果不但受了一頓嚴厲批評，馬上調動工作把他們分開了。
周惠年進入特科後，接觸到了成為她第一位丈夫的譚忠餘。當時，譚忠餘已是三科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即三科科長顧順章的副手。周惠年和譚忠餘結婚後，他們的家實際上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聯絡點。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武漢的中共聯絡員全部被捕殺，包括幾個中共要人如惲代英、蔡和森等。1933年，陳賡赴蘇區前夕，也曾在上海落入了顧順章布下的網。已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李克農等同誌也被迫撤離原來的工作崗位。而當時的中共“一把手”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也是顧順章設計抓捕的。
那時候譚忠餘和周惠年結婚不久，周恩來來了以後，商量怎樣把向救出來，譚就帶著槍出去了。譚出去了幾個鍾頭就回來了，說向忠發已經叛變了，因為他們在周恩來住的那個地方發現國民黨的特務去了。譚敦周說，你幸好沒回去，很危險。
那天周恩來就住在了譚家。周恩來、譚忠餘兩個人就躺在大床上，嘀嘀咕咕地小聲說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粘上小人丹胡子，化裝成日本人。白天出去，晚上就住在譚家，大概三天，準備工作做好了，就去蘇區了。
隨後譚忠餘和周惠年也離開上海，前往襄棗宜解放區。譚忠餘任紅26師的師政委，周惠年則在特委的婦女工作委員會。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譚忠餘離開了出生才十幾天的女兒和妻子，去蘇聯學習，後來回延安途中犧牲。
後來，經人介紹，周惠年和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李得釗結為夫妻。李得釗的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接待從各地白區來中央請示匯報的同誌，又要同共產國際保持密切的聯係，還要安排護送部分在白區工作的人員前往各紅色根據地。李得釗時常一大早就離開家，很晚才能歸來。有時因為環境惡化，李得釗每天離家後都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來。
1934年6月26日晚，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在與共產國際代表接頭後，回到馬立斯新村中央局所在地，被守候在那裏的中統特務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李得釗等人。僅過了一個小時，周惠年就在住所內聽到急促的敲門聲。未等她開門，一群特務已經破門而入。因一切發生得太突然，周惠年毫無準備，結果特務們搜出了一紙袋文件，並將周惠年強行帶走。
由於周惠年堅持說自己是個沒有文化的婦女，對丈夫的活動和有關文件的事一無所知。特務們又缺乏她是共產黨人的證據，隻好在關押一星期後，把她交給法庭審判。中共組織為周惠年請了一個律師辯護。經租界法庭審理，周惠年以參與赤色活動證據不足，被判無罪釋放。同年9月，剛分娩20天的周惠年，再次被捕關進上海市公安局監獄，後轉送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關押，接著又被轉送到國民黨蘇州反省院。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麵通知周惠年，李得釗在南京軍人監獄病死。（建國後，周恩來致函華東軍政委員會，追認李得釗為革命烈士，革命史料陳列於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紀念館。1991年，永嘉縣人民政府在烈士家鄉修建紀念碑，國家主席楊尚昆為紀念碑題詞）。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出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好局麵，中共中央提出了釋放政治犯的主張，加之為躲避日軍飛機轟炸，蘇州反省院不得已同意政治犯們自行疏散。周惠年決定先去江浙交界處暫避，再圖同黨組織聯係。1937年10月，周惠年輾轉來到武漢，與黨組織接上了頭。在武漢，周惠年遇到了剛組建的中共長江局組織工作負責人黃文傑。不久，兩人結了婚。
1940年中秋，本是家人團圓之日，可周惠年卻蒙受了感情曆程中的第三次打擊：原本患有肺病又積勞成疾染上傷寒的黃文傑，在曰軍飛機轟炸重慶時，在又潮又陰冷的防空洞內躲得太久，受涼發高燒，經搶救無效，不幸犧牲。中國共產黨充分肯定了黃文傑獻身革命的一生。尚在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親為黃文傑送葬；《新華日報》、《群眾》均出專版紀念“對黨無限忠誠，對人對事大公無私”的黃文傑。葉劍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稱讚黃文傑“做事負責認真，有駱駝般精神”。
從延安馬列學院學習結業後，周惠年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周恩來回到延安後，曾經兩度在重要場合表揚過周惠年，高度評價她當年在白區的地下工作和她為革命做出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後，周惠年被調入中共中央編譯局工作，先後任幹部科長、秘書科長、辦公室副主任等職。
1997年6月7日，周惠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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