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飆升直接推手原來是土地財政！中國無法告別它嗎？

2016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超過3.7萬億元，雖未再次超過4萬億元，但已是曆史第三高位，僅次於2013年和2014年。

從1999年至2016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已突破31萬億元。

土地財政被公認為房價飆升的直接推手。每到全國兩會時間，地價、地王、土地財政都是會上會下的熱門話題，不管是代表委員，還是房地產商，還是買房大眾，都在呼籲解決高地價高房價問題，讓人困惑和尷尬的是，年年提，年年盼，年年漲，何時是個了。

有民調顯示，達73%專家認為在房價問題上民眾對城市政府的信任“減少了”。人們認為地方政府熱衷於土地財政，房價是越調越上去，民眾利益由此受損。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老百姓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如今高房價使子女們買不起房、結不起婚。根子是要摒棄“土地財政”，高房價緣於高地價。房地產開發商高地價轉嫁，追求暴利開發，依賴銀行貸款。政府有責任保住“子孫田”，合理確定地價，監督房地產商“良心開發”，還利於民。

厲以寧：不能老靠賣地搞建設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土地財政已走到盡頭了，下一步要靠公共投資基金來解決城鎮化中公用事業所需資金。

城鎮化正在加速中，但城鎮化的錢從哪裏來？在城鎮化中，地方政府通過高價出讓土地使用權來維持財政支出的做法已產生出許多弊端。“土地財政已經走到盡頭了，不能老靠賣地來建設。”在切斷土地財政這條財政來源後，資本市場可以起作用。建議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利用公共投資基金方式。“公共投資基金建立以後，有些金融機構投資者組成了，然後發債券，讓民間來集資，將來資本市場可以幫助中國城鎮化過程中來解決公用事業資金從哪裏來的問題。”

辜勝阻：房地產基礎性製度重在土地

“房地產基礎性製度最重要的是土地供給。”在2月27日召開的民建中央2017年兩會提案新聞通氣會上辜勝阻表示。“‘麵包’貴是因為‘麵粉’太貴，房價高是因為地價太高，所以土地供給製度是第一位。”以2016年的房價“窪地”重慶為例，“重慶擁有強大的房地產供給和土地供給能力。”

另外，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住房供應體係也很重要。“應該既有保障房，又有商品房，商品房要有低檔、中檔、高檔，特別是要建立租房市場，目前租房市場是短板。”投融資製度、與房地產有關的財稅製度等等，也是房地產基礎性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賈康：用房地產稅替代賣地

房地產稅和資源稅今後將成為地方財政的兩大稅收支柱，並以此來緩解地方財政對賣地收益的依賴。這兩大稅收將分擔地方靠出賣土地換來的GDP增長，遏製靠賣地換取GDP增長的畸形方式。

李宇嘉：土地財政本身沒問題關鍵是資金使用

土地財政在曆史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構成了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招商引資。而西方國家有著相對健全的金融市場，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債券、征收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取得財政收入。

土地財政發展到現在，形成了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城市“攤大餅”式擴張，也積累了債務風險，最終使得經濟轉型變得更加困難。

我認為土地財政本身沒問題，問題在於資金使用上。土地財政獲得的資金應該用於公共服務、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障支出等，但過去政府卻投資建設了大量形象工程，用於提振GDP。

葉劍平：城市擴張和經濟轉型無法再依賴土地財政

我國的所有製製度是公有製，決定土地出讓權在政府手中。但我國實行的又是市場經濟，住房價格經過傳導導致土地出讓價格攀升。因此房價的高低本質上仍然是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有了土地財政，政府就有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擴張。

但問題是，城市擴張到一定程度後，無法再繼續擴張，同時我國的經濟轉型迫在眉睫，也就不能再依賴土地財政。

財政收入構成應該實現由土地財政向企業所得稅轉變。實現途徑隻有一種，就是將經濟增長靠政府投資拉動為主轉變為企業投資為主，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產業。目前，我尚未看到這種轉變的開啟。這種轉變需要前提，就是這座城市的基礎設施狀況已經非常完善。

廈門市規劃局前局長趙燕菁：放棄土地財政容易選擇，但找到替代絕非易事

沒有“土地財政”，今天中國經濟的很多問題不會出現，但同樣，也不會有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中國城市偉大成就背後的真正秘密，就是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套將土地作為信用基礎的製度——“土地財政”。可以說，沒有這一偉大的製度創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話。

近代以來，中國一直都在模仿、追趕，鮮有能真正稱得上“有中國特色”的製度創新。而“土地財政”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製度創新。其經濟學意義，遠比大多數人的理解來得深刻、複雜。

“土地財政”是一把雙刃劍，它既為城市化提供了動力，也為城市化積累了風險。放棄是一個容易的選擇，但找到替代卻絕非易事。沒有十全十美的模式。“稅收財政”演進了數百年，導致了世界大戰、大蕭條、次貸危機、主權債務等無數危機，其破壞性遠大於土地財政，但西方國家並沒有輕言放棄。它之所以仍然被頑強地堅持、探索，蓋因其積累模式的內在邏輯使然。

從更長遠的經濟發展階段看，我們今天所擔心的問題，很可能會隨著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的完成而自動消失。深圳是中國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稅收占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來自土地的收益已經微不足道。但深圳經濟並沒有因為無地可賣而“不可持續”——由於已經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深圳“土地財政”已經悄然退出。深圳的實踐表明，我們可能根本無需為不治自愈的“病”吃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