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大官員吃皇糧是中國最大腐敗

顏昌海

人民日報曾刊文《拉平養老金待遇對公務員不公平》，此文主論：在養老金待遇不能搞簡單的“一刀切”，聲稱“公務員是國家公職人員，掌握並行使公共權力。養老待遇差了，隊伍可不好帶，積極性和清廉度都會受影響。而且，一般來說，能考上公務員的，文化程度也較高，讀書時間長、教育投資大。非要讓公務員的養老金和藍領工人水平一樣，對寒窗苦讀十幾載的公務員來說，是否也不公平？”文章進而強調，“如果要一味拉平公務員與企業職工的退休待遇，以‘平均主義’偷換‘公平’的概念，將會對公務員產生新的不公。這種忽視職業之間差異的泛公平化做法，最終將不利於國家的整體運行，影響社會治理的效果。”此文一石激起千層浪，遭之網民的一致撻伐。

此文真是一種強盜邏輯！按此邏輯企業裏麵就全是藍領工人？公務員就比工程師貢獻大？即便是工人，公務員的勞動（無形勞動）就比工人的勞動值錢？衡量勞動力價值的標準就是付出的勞動力時間。如果要以公平論，就必須建立不同勞動工種的綜合比較等級標準或者數據模型，並賦予不同勞動形式和等級一定的權重。憑什麽自己就說自己勞動辛苦、貢獻很大？就因為手裏掌握資源分配權！

公務員不是都唱“為人民服務”高調嗎？不是要“無私奉獻”嗎？不是都“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嗎”？不是“公務員是公仆”嗎？那麽仆人的待遇該由誰決定？非要待遇比主人高又是哪家的“公平”？記得曾一首風靡網絡的諷刺詩寫道：“本是同根生，貢獻也相同，收入差三倍，何以論公平？”。如此，官員們退休可以“高薪養老”，百姓退休卻隻能“低薪活命”，這就是不“偷換”社會公平？！

公仆是廣大納稅人民請來的管家，其待遇及養老金如何理應由納稅人民說了算。公務員不是發財的崗位。要想發財就不要當官。為了高待遇而當官，是對民意的褻瀆，也是對自己唱高調的褻瀆。黨報刊文“待遇差了，隊伍可不好帶，積極性和清廉度都會受影響這麽多年的公務員高福利待遇，公務員隊伍清廉了嗎？”，純係奇談怪論，已經超越了民眾可以理解的底線。權力不受監督的中國，高薪永遠無法養廉。這是鐵證如山的事實。

這些年來，公務員們待遇一直很高，其隊伍就好帶嗎？貪官一貪再貪，何曾有過滿足嗎？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但沒聽說過養老公平還可以導致腐敗的。權力與利益具有天然的相互吸引力。當政府的立場缺乏正當性時，當政府的權力不受監督時，其政策就不可能公平地滿足社會各利益群體的公平要求，因而政策也就消除不了社會不滿。社會需要的是平等的價值評價與價值交換的製度性保障和平等的協商與談判的民主機製。因此，解決社會公平，防止政府政策偏向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讓民眾具有足夠的製約權。

社會保障製度應當具有縮小社會差距的功能。但是，有關研究表明，麵對日益擴大的社會分配差距，這些年的社會保障製度改革，卻在拉大了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基本社會保障製度》一文提供的數據對此趨勢給予了有力的支持。根據這篇文章，機關與企業之間的人均離退休退職費差距由1990年的342元/年，攀升到2004年的8451元/年，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的人均離退休退職費差距由1990年的225元/年攀升到2004年的6830元/年。難道這就是公平嗎？

那些創造社會財富的勞苦大眾，一麵要被捧出來作為“社會的主人”，一麵卻又被排除在社會服務之外。而那些“滿嘴跑火車”，大談“學雷鋒”、“講奉獻”、“艱苦樸素”、“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的貴族們，哪個不是以“公家”的名義，住豪華賓館、豪華別墅，坐高檔轎車，並以級別、權力大小不同，配有秘書、保鏢、司機、醫生、保姆、廚師、勤務人員等等，不僅為他們個人服務，也為他們的家庭無償服務。他們將“人民公仆”的金字招牌當作“免費證券”，在一切社會資源領域“通吃”免費大餐。社會保障“少數人通吃”的法則已經成為了這個製度的本質。更具諷刺的是，他們還要“諄諄”教導人民說，崇尚普世價值的國家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剝削製度”，而他們才真正代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公平。這是多麽巨大的一種嘲諷。

而在社會保障“少數人通吃”法則成為製度本質的現實中，當擺脫貧窮的努力遭遇到不公正社會製度的製約時，首先產生的是人民對社會製度公正性的渴望。然而，眼下權貴利益階層利益卻對民眾利益不斷擠壓。這種擠壓的結果就是社會始終處於惡性循環，即：權貴階層憑借公共權力擠占下層民眾的權益，公正分配與調節社會資源的機製失衡，貪婪的權貴階層與下層民眾之間形成強烈的官民對立、貧富對立格局。其實，當今中國大陸官員太多、太泛、太濫、太貪，幾乎隻朝野共知的事情。因為這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最大的問題，是30多年來中國軀體上來冒出來的一個腫瘤，是中國最大的腐敗。

腐敗，不隻是個別官員的個體腐敗，龐大官員吃皇糧是中國最大腐敗。

中國官員到底有多少？這是高度國家機密。根據官方透露的數據，“財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財政統計資料》中披露的數據顯示，到2009年年底，全國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財政供養人口為5392.6萬人。這些都是有公務員編製或者事業單位編製的體製內人員。除此之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準財政供養人員，包括現有60餘萬個村委會以及8萬餘個居委會——兩者總人數約為275萬人。加上這部分準財政供養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國財政實際供養人數超過5700萬人……到2012年，中國財政供養人口已超過6000萬！”

這個數據不包括中央財政養的人。也就是中央機關的不在裏麵，軍隊不在裏麵。其實中國的官員體製延伸的，比如財政之外還有大量的臨時工人員，國營企業和事業單位也有眾多官員，這些人不是財政養，但也都要靠老百姓來養。如果把這些人都算進來，中國的官員可能要過億了，8000萬隻多不少。

有人會說，國外的公務員也不少。可是國外的公務員和中國的官員不是一回事。國外的公務員是教師、醫生、公交車司機、垃圾清潔工，隻有警察列在中國官員的行列。而中國財政中養了一些教師和醫生，但教育和醫療市場化，財政隻出部分錢，公交和垃圾工都市場化了。當然交通部門公路收費員之類的數量巨大，但這些人基本上多是靠路吃路的官員和官員關係，中國的高速公路收費差不多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中國官員數量可有以下比較：

首先，與國外比較。紐約，世界經濟之都，人口1800萬，GDP26000億美元，“市領導”6人——市長1名，副市長3名，議長1名，副議長一名；東京，人口1300萬，GDP11000億美元，“市領導”7人——市長1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等“市領導4名。中國鐵嶺市，人口300萬，GDP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一、紐約的六分之一，GDP是東京的0.1%、紐約的0.18%，“市領導”卻有41名：市委書記1名，副書記4名，常委11名，市長1名、副市長9名、市長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協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這個市政府還有20名處級副秘書長，平均每個市長配備了兩個秘書長!中國新鄉市，人口565萬，GDP100億美元，人口不到東京的一半、紐約的三分之一，GDP是東京的0.9%、紐約的0.4%，但是市領導卻是43名：市委書記1名，副書記4名，常委11名，市長1名、副市長8名、市長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協主席1名，副主席9名。這個市政府還有16名處級的副秘書長!這是市級領導。按人口算，鐵嶺市級官員是紐約的41倍，按GDP算，鐵嶺官員是紐約的1000多倍。而中國的官員是很貴的，一個市長僅公務消費一年會有100多萬，而美國的市長有的可能不領工資，更沒有什麽三公消費。

市長、議長是一定要有的。正處、副處、正科、副科，中國的一個市級機關會有幾千人，而紐約、東京的這類官員也就是兩三百人。

具體對比，西方國家是沒有鄉鎮這個管理層級的。也就是說，鄉鎮沒有政府機構。中國大陸有鄉級單位44821個，一個鄉以100個吃財政飯的官員計算，共計4482100人。有的人統計，中國的鄉鎮虼財政飯已經超過200人。那麽就要再增加一倍。就是900萬人。

西方國家縣級機構很小，是一個立法委員辦公室，大概會有十幾個人。沒有其他部門。中國縣級機構是五大班子，各個部門齊全，中央國務院有什麽部門，縣裏就對應成立什麽部門。副縣級以上幹部就超過20人，總人數會超過1500人。中國縣級單位共2861個，每個縣級單位的部門官員不會少於1500人，總計4290500人。這是編製人員。中國一個大縣財政養的人會超過3萬人，小縣要15000人，如果按平均2萬人計算，僅縣級財政養的人就是5722萬人。

西方國家省、州、市，有行政首長，也就是省長、州長、市長，是選出來的。市、州也隻有幾個專業委員會下設辦公室，人數不會超過百人。而中國政府的一個部門就差不多百十人。一個市的官員差不多會有3000人。省會有部門，但人數都較少，一個一般辦公樓，把聯邦派駐機構和省的機構以及當地市的機構全部裝下。以辦公樓來比較，中國的省市機構都會超過上百倍。

有人說中國官員數量超過美國500倍，應該是差不多的。

其次是官民比例對比。不算進臨時工等，就按6000萬吃皇糧的計算，如果按中國13.5億人口計算，有人推算出中國的官民比例是1：21。這種算法是不準確的。因為一個官員平均有三口之家，這三口之家，應該是1.8億，都是人民養的，就是1：6。另一個算法，是13億人有3分之1勞動力，就是4億多勞動力,其中6000萬是官員，還有3.6億是勞動者,官民比例正好也是1：6。而一個官員的花費肯定超過2個普通人，實際的比例可能就是1：3。還有古今對比。比如：清朝康熙時，5000人養一個吃財政飯的，民國是4000人養一個。現在是29個人養一個。1949年前，中國鄉鎮是沒有機構的，縣的官員很少。有人對貴州一個縣做過研究，1949年前縣衙隻有12個人，其中有兩個警察，還有一個夥夫。即使是到了文革時期，一個公社也就是十幾個官員，縣級機關也不過百人。

官員消費占GDP比重的3分之1以上。以2012年為例，中國GDP超過40萬億，稅收突破10萬億，另外政府的各種收費超過3萬億，僅土地費就超過3萬億，其他如高速公路收費、計劃生育罰款，都是政府的重要收費項目，即使是稅費13萬億，也占到GDP3分之1。這些錢基本上都是被官員們消費了。有人會說，我們還搞了一些建設投資，也花了不少錢。要算進這些去，他們花的就更多。因為所謂投資基本上都是舉債借錢，地方債少說已經40多萬億，有人估計已經接近百萬億。這就是中國經濟的沉重負擔。正如有人大代表所說：“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麽多官員”。

這麽多官，靠勞動創造的財富根本養不起，就有了房地產，有了多印鈔票，有了通貨膨脹，地方債也就出現了。總之，就是變著法的掏光人民手裏財富，用來養官養政府。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成為中華房地產共和國，再印錢，再搞房地產，再靠借債過日子已經不行了，鄉鎮的豬蹄店已經掛出橫幅討要70萬元豬蹄錢。因此要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不再搞房地產，不印鈔票了，轉變政府職能，就是先讓官員們待業，還不敢講讓他們下崗。可不推高房價行嗎？不印鈔票行嗎？不給地方政府借債行嗎？地方政府馬上活不下！

中國拿什麽養活6000萬官員？中國要不要養活6000萬官員？這才是中國改革的真問題。人大代表還有另一句話：“星多月不明，官多不太平”。中國這些年城管暴力，武裝拆遷、群體事件等不穩定的社會問題，都是由官員們搶奪利益引發，都是官災官禍。因此反腐敗，就要對這個吸食人民血汗的龐大官員群體動真格的，行政體製改革不能隻是轉變職能，而是要徹底精兵簡政，讓這些官員下崗，消除他們的官位特權，成為人民一員。

隻要這些官在位，他們就會興風作浪，對抗中央，搶奪人民，作威作福。

如果不觸及中國的官僚體製，不割除龐大的官員群體，毫不客氣地說，改革就是假的，反腐敗不會徹底，改革根本走不通，中國的矛盾隻會越積越多，走到總爆炸的那一天，也就是革命到來，人民群眾用革命的手段埋葬這個官僚體製。

回到人民日報《拉平養老金待遇對公務員不公平》的問題。美國學者薩托利在其《民主新論》中說，每一代人都應有平等的起點，也就是“為了平等地利用機會，從一開始就應具備平等的物質條件”。有位法國革命家意味深長地說過：“每次變革或每次革命，隻要沒有使我們朝理想邁進一步，沒有隨著政治進步取得社會進步，沒有給貧困階級在物質方麵帶來一定程度的改善，就是違反人民的意誌，把他自身降低為派係鬥爭，即各自謀求非法的統治，那是一種欺騙和一種罪惡。”而今日中國社會發展極不平衡，就業、社保、教育、醫療、住房、社會治安等問題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各種矛盾累積，社會各界對權力腐敗的一致公憤已經到了無可複加的地步，官民分配差距越來越大，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貪官、大款等少數社會成員一方，經濟發展的成果隻是為少數社會群體的少數人所享用。而公眾感覺和國家宣傳的截然背離。在沒有民主監督的國家，政府政策的屁股一向都是坐在利己的一邊的。

立論公務員待遇高才“公平”，養老金待遇不能搞簡單的“一刀切”，正是官員既得利益者在借“公平”反擊民意，拒絕社會分配動了自己多得的奶酪。因此本質上就是在向社會公平說“不”。由此也就預示了官方“改革”的取向與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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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多、當然政府裏人也多。 -筆架山- ♂ (0 bytes) () 03/07/2017 postreply 08: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