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關注中國的特蕾薩嬤嬤高耀潔和她的事業
以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就聽說過高耀潔醫生關愛中國農村的艾滋病人並使國人了解他們因輸血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真相的事跡,一直很敬重她。在我心中她就是中國的特蕾薩嬤嬤(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
我有很長時間沒有從媒體上看到她的消息了。今早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朋友轉發高耀潔醫生獲2014年度劉賓雁良知獎的答謝辭(拷貝在下文)。看到標題中提到她流亡海外,我很驚訝。我為我的孤陋寡聞而感到慚愧。Google了一番,發現高耀潔醫生因不堪河南政府的長期騷擾於2009年流亡美國,現年87歲,獨居紐約曼哈頓的一間公寓。每月收入400美元加200美元食品券。她仍然每日寫作數小時,把她知道的真相記錄下來,
我讀著網上的介紹,淚流滿麵。為她感動,為她遭遇的不公悲憤。她隻是發現和說出了真相。那些貧困農村村民上世紀末換艾滋與性和吸毒無關。是因為賣血和輸血。她揭露這真相是為了救更多的人。而那些地方官員隻在意自身的烏紗和當地所謂的形象而打壓她。甚至阻止她發放她自費印刷的防治艾滋病的宣傳材料。
我是學護理的,也算是醫務界的一員。我希望能為高耀潔醫生做點工作。又不知怎樣能與深居簡出的她聯絡。唯有在文學城我的博客發表本短文,附上她的答謝辭。希望文學城編輯看到能將此文推薦到首頁,讓更多的人看到。知道高耀潔醫生的事跡和境遇。起碼從內心從道義上支持她。
【八十歲流亡海外的高耀潔獲獎答謝辭】
2014年度劉賓雁良知獎獲獎答謝辭
各位評委,各位來賓,大家好:
首先向大家致以謝意。
本人職業是個醫生,救助病人是我的職責, 十多年來我深入艾滋疫區做了一些工作,也掌握了一些疫情。 但收獲甚微,可謂杯水車薪。我對這次獲獎,深感慚愧。 當我第一次得知獲獎的消息時我就想讓給真正有功勛的人, 我和評委會有關人員說,讓給別人吧。回答說:“ 您獲獎是評選的結果,這可不是過家家說該就能改 ……”
1996年4月7日,在一次外院會診中發現一個不能確定的病人, 從病人的腹部紫色斑點上看,我懷疑是艾滋病。 化驗檢查艾滋病病毒抗體強陽性,確診艾滋病。 那時我深信政府宣傳的艾滋病是性傳播為主。 病人巴某是一個42歲善良的農村婦女,艾滋病由哪裡傳播來的, 首先想到她的丈夫,即讓她丈夫抽血化驗,結果HIV抗體陰性, 排除艾滋病。再讓其家屬8個人抽血檢查,艾滋病抗體均為陰性。 追尋病史,巴某在兩年多前做婦科手術時輸過血, 而且是醫院血庫的血,我意識到庫血傳播的艾滋病絕非她一例。 報告河南省衛生廳,碰了個釘子, 廳官說哪裡有那麼多艾滋病叫你看見。
我帶著艾滋病傳播途徑的問號,深入農村,走了幾十個村莊, 就發現許多農戶家中躺著1~3個艾滋病病人。 這些人不但沒有錢治病,而且連吃飯也很困難,在兩千年初, 我給他們帶對症治療的藥物,每次到艾滋村都一搶而光。
下農村次數多了,發現更多問題。 農村每個病人都有賣血史或輸血史,血傳播艾滋病的途徑無疑了。 從2000年以後,我已不再相信政府宣傳艾滋病傳播的途徑。 同時武漢中南大學桂希恩教授也來到農村, 他檢查艾滋病病人的條件比我好。他做了統計, 發現有賣血史的農民60%以上染有艾滋病,有的還沒有發病, 而且發現夫妻一方有艾滋病,共同生活5~10年, 感染率不到10%。因為中國艾滋病病毒與外國的種類不同, 所以出現這個現像。
賣血感染艾滋病多是青壯年。他們死後,留下許多未成年的孩子。 自2002年,我開始著手救助孤兒。這些孤兒人販子都不領, 怕傳染艾滋病;其實賣血前生的孩子沒有艾滋病。我領了這些孩子, 送給無子女的家庭,先後救出了164個孩子。 2002年元月杜聰由香港進入河南,他是孫中山先生的旁係家屬, 他有個智行基金會,十多年來救助了兩萬多孤兒, 其中也有一些患有艾滋病的孤兒。
2008年8月28日,我最後一次下艾滋村。在2年前, 我去過這個村,那時在農戶家中躺著20個垂危的艾滋病人。 這次去,隻有一人還生存。原來他是下煤礦的工人,身體很好, 現在他下肢全是瘡瘍,他的右腿中趾已爛掉,他拄著雙拐。 我從兜裡掏給他100元人民幣,他說:“你老人家這麼大年紀, 掙點錢也不容易,我不要。”我看他真心不要,我就跑, 他在後邊輦,他一直喊著,我不要,我不要;一直到大街上, 我跑掉了,他沒追上。
在工作中我發現病人無文化無知識喊不出來聲音, 於是我自費印刷宣傳冊1250多份;還有書籍《艾滋病性病防治》 一書,先後印了39萬多冊,發往全國各地。
十多年過去了,我沒有向政府要過一分錢, 完全是我用獎金稿費和我的積蓄支付的;先後花去一百多萬元。 這次獲獎我仍然把獎金用在抗艾工作上。目前,為了往紐約運書, 已花去5000多美元運費。我還要繼續往國內寄書,如果有精力, 我還要繼續寫書,其目的是為艾滋病受害者喊冤。
謝謝大家!
2015年2月7日於紐約
2014年度劉賓雁良知獎獲獎答謝辭
各位評委,各位來賓,大家好:
首先向大家致以謝意。
本人職業是個醫生,救助病人是我的職責,
1996年4月7日,在一次外院會診中發現一個不能確定的病人,
我帶著艾滋病傳播途徑的問號,深入農村,走了幾十個村莊,
下農村次數多了,發現更多問題。
賣血感染艾滋病多是青壯年。他們死後,留下許多未成年的孩子。
2008年8月28日,我最後一次下艾滋村。在2年前,
在工作中我發現病人無文化無知識喊不出來聲音,
十多年過去了,我沒有向政府要過一分錢,
謝謝大家!
2015年2月7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