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不背叛祖國的中國公知，難道不罕見嗎？

bbs.wenxuecity.com/mychina/788449.html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鄒韜奮深感國難之痛，《生活》周刊的編輯方針也進一步做了與時俱進的調整。正如他自己說的“本刊最近已成為新聞評述性質的周報”，要“就民眾的立場對政府對社會，都以其客觀的、無所偏私的態度，作誠懇的批評或建議論事論人，以正義為依歸”。於是“生活周刊已經按一般讀者的要求”，“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

 

鄒韜奮開始強烈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並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生活》周刊的內容也逐漸從城市中產階級的趣味轉向宣傳抗日救國，成為全國救亡運動的輿論陣地。胡愈之後來回憶說：“從這（‘九一八’）開始，《生活》周刊逐漸改變了方向，關心和議論起國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國人民反蔣抗日的願望一致起來，刊物更受到讀者的歡迎。”

 

借由《生活》周刊始，雜誌成為鄒韜奮一生的主要奮鬥領域。《生活》之後有《新生》，抗戰前夕有《生活星期刊》，抗戰發動後有《抗戰》三日刊及《全民抗戰》。國內局勢轉變，《大眾生活》又在香港複刊。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仆後繼，如縷不絕。這一類刊物的讀者最為廣泛，學生、教師、店員、學徒、農村青年、工廠職工、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婦女、士兵、僧道以及販夫走卒，無不包括。

 

鄒韜奮的夥伴徐伯昕後來在紀念文章中寫道：“他不是個大思想家，也不是個文學家，在學術上亦沒有太大的貢獻，但就是他樸素至極的言論，卻影響甚廣。他的《生活》周刊和《大眾生活》，被25萬中國人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