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江釣雪: 什麽才是真實的文革？

什麽才是真實的文革？

 

 

 

 

 

　　許多年來，特別是主流煤輿傾向性跟風態度，還有當下那些 無恥之尤的文匪精英，他們因了一己利益之需，也更出於對權力的膜拜與臣服，遂不顧幾十年私有化發展的社會現實狀況，依舊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般作出妖魔化文 革的諸般言論。也從而以使得更多不明真相之人依舊以為文革是十惡不赦的一項社會運動，是浩劫。但現實的文革是什麽？毛澤東同誌發動文革運動的初衷又是什 麽？這絕對是一項頗為弘大複雜的工程。它需要黨史專家、曆史學者抱著實事求是態度去研究，然後才能得出符合原本麵目的文革真相。

 

　　以下有關於文革的一些材料，也許讀後你能得出比較客觀結論。

 

　　原中央宣傳組組長、中聯部副部長王力，在《反思錄》書中有一節“使毛澤東經常睡不著覺的一個問題”。

 

　　王力說：毛澤東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 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範，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隻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 群眾，究竟怎麽辦?這是使毛澤東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土皇帝的一句話就是法， 他一句話就能捉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共產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澤東多次說：“這到底該怎麽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 三反五反，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麽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毛澤東說：“我什麽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 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人民群眾運動，把黨放在一邊，讓人民群眾來揭露共產黨的黑暗麵，因此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嚐試。”

 

 

 

 

　　曆史最大謊言----文革經濟崩潰論

 

 

 

 

　　本文將重點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下同)期間中國的經 濟發展問題。這一方麵是由於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加強其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基本建設的關鍵時期，一些大建設、大工程、大項目都是這期間完成的，它 在中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另一方麵是由於這段曆史長期以來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把它看成是毛澤東時代的完全失敗的典型例 證。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說法是：“文革”時期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還有的說 “長期發展緩慢”、“停滯不前”等。是也、非也?對此重大問題發表意見、澄清事實，應是每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責任。

　　客觀事實不容抹刹“文革”

　　作為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對它究竟作如何評價，它將對曆史產生什麽作用和影響，這是一個有待曆史驗證的問題，或許在短期內是難能有統一認識的。然而對於“文革”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它卻是一個客觀事實，隻要不抱任何偏見，則是完全能夠得到正確說明的。

　　其實，要正確說明“文革”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困難的事情。一個簡單 方法就是將“文革”後的中國經濟狀況與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較。人們知道，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是共和國曆史上經濟發 展較好的時期之一，當時大多數經濟指標都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而經過了十年 “文革”，中國經濟與1965年相比究竟是降低了、沒有變化，還是大大提高、發展了?這對於稍有一些曆史知識和經驗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兩個時期相 比，中國經濟狀況不僅存在著量的巨大差別，而且存在根本層次的差別。

　　1965年中國經濟形勢雖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調整、恢複的結果。應該看 到，那時中國的經濟基礎還是十分薄弱的，工、農業、交通等各方麵都還沒有什麽 “大東西”，發展並無後勁。工業方麵，那時獨立、完整的體係尚沒有建立起來，交通、能源建設和製造業還落後;農業方麵基本建設很差，水澆地和化肥使用量很 少，抗自然災害能力很低，產量不穩定。可以說當時在工、農業基礎建設和科技水平各方麵都不能適應繼續大發展的需要。而這一根本狀況的改變，主要是在60年 代後期和70年代實現的。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發展都上了一個很大台階，基礎、實力大大增強。它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 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滅。

　　自從“徹底否定文革”以來，人們對當時的經濟建設成就諱莫如深，政壇上對 “文革”期間的事情采取“報憂不報喜”、發展數字寧抑不揚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據國家統計部門所公布的數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於1978年，(“文革” 雖然是在1977年10月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被宣布結束，但到 1978年12月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工作指導思想和經濟方針並未改變，當時華國鋒明確宣布“按既定方針辦”，因而這一年就經濟工作來說仍可算 到“文革”時期)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這比1965年的1716億元翻了一番還多，年均遞增率達6.8%。主要產品的產量更是大幅度增長， 超過曆史最高水平。例如：鋼產量達3178萬噸，原油產量達10400萬噸，原煤產量達61800萬噸，糧食產量達30475萬噸，它們分別是1965年 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這樣的增長速度從哪方麵能說是緩慢呢?如果說“文革”時期經濟發展是“停滯不前”，那就是說它比1965 年沒發展、沒變化，這豈能是事實!

　　①據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4)》。

　　談到“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還有兩個重要情況值得指出：其一，當時是在 沒有任何外援、借貸情況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建設的。中國在1968年就全部還清了公債，成為世界上少有的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其二，當時經濟 發展是沒有任何“泡沫”和虛假現象的。人們都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 增長大多年份高達百分之八、九，然而這其中僅銀行不良資產就達百分之三、四十，還有大量的資源浪費、“豆腐渣工程”、腐敗成本等，而這類現象在“文革”時 期是極少見的，因而更加真實。

　　有人說“文革”時期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試問：當時全國沒有 任何企業倒閉，沒有一年農業減產，沒有金融危機，沒有通貨膨脹，沒有產品買不出去，沒有工人下崗失業或發不出工資，經濟總量年均增長6.8%以上，世界上 哪有這樣的“瀕臨崩潰”!所謂“長期發展緩慢”究竟有何根據!按工農業總產值計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之後的 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

　　有許多經濟指標，如煤、石油、鋼鐵、發電量、機床等產量增速更是超過改革 之後。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6.9%，遠遠超過1979至1981年年均負 1.7%的增長速度。如果說“文革”期間經濟“瀕臨崩潰”，那麽改革之後的1979年至1981年經濟豈不更是“瀕臨崩潰”嗎!

　　有人說：“自從1957年以後，中國耽誤了二十年”。還說“十年動亂使中 國經濟步入低穀，進一步擴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事實真的如此嗎?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資料，從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時間裏中國國民生 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達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長速度是3%，美國是 4.3%，日本是6.7%，英、法、意還低於美國。這就是說中國的發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遠遠高於美、英、法、意等，與處於高增長期的日本差不多。 從主要產品的產量看，50年代初中國都排在世界工業國家的大後麵，而到了1978年鋼產量就超過了英、法、意，成為繼美、蘇、日之後的第四位國家;石油由 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而一躍成為基本上自給的世界“第八產油大國”。其他如：原煤躍居第三位;棉紗產量躍居第一位，發電量躍居第七位，糧食產量躍居第二 位，棉花產量躍居第三位等。事實充分說明，從50年代以來的中國的一直是迅速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曆史，而關鍵性的建設大都在文革期間。中國同西方國家的差 距從沒有拉大，而是逐漸縮小。中國科技和經濟發展，以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謂中國“耽誤了二十年”從何說起!

　　70年代，西方國家進入新～輪的經濟危機，美蘇兩霸冷戰不斷升級，西方國 家經濟發展普遍趨緩，但這時中國在“備戰”的拉動下投資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據韓德強《中外對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國家 GDP年均增長率是、：美國1.34%，英國1.6%，西德2.7%，日本 4.7%。其他亞洲有關國家和地區是：新加坡7.6%，韓國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國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韓 國、香港與中國速度接近之外，西方發達國家和印度等都遠遠低於中國。所謂中國“經濟發展步人低穀”、“擴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等等純係一派謊言。

　　經濟發展有時候並不是單憑產值增長率所能完全說明的。讓我們回顧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國人所於的許許多多大事情，所創造的雄偉業績，也許更具有其真正的意義。

　　“文革”時期中國工業、交通建設的發展

　　對於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來說，首先把工業搞起來這是富民強國的關鍵問題。 從曆史上看，中國工業投入規模最大、建立企業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一是 “大躍進”時期，二是“文革”時期。“大躍進”時期所建立的企業有些在“三年困難”、時期下了馬，(但其中大部分在後來形勢好轉時又陸續恢複發展起來)與 此不同，“文革”時期的工業發展卻要謹慎得多，穩健得多，項目建設一個成功一個，幾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業。

　　在僅僅30年的時間裏，中國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係，在許多領域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這隻要看看當時國家在能源、鋼鐵、建材、機械製造、化工、交通、國防工業建設等方麵作出的一係列重大決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項目情況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電力和鋼鐵、水泥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設是實現國民經濟發 展的最基礎性的工業。“文革”時期中國工業發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這個方麵。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間國家對能源建設的投資就超過了500億元。 在石油工業中，不僅擴建了大慶油田，而且新建了勝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遼河油田、中原南陽油田、江漢長慶油田等。原油產量以每年平均遞增 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產量突破了1億噸，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 倍多。其發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時期所無有的。如果沒有當時石油工業的大發展，我國八、九十年代以及現在的石油自給將是大問題，與此相關的化工、化肥、化纖等 工業也不會發展起來。在煤炭工業中，新建了山西高陽煤礦、山東兗州煤礦、河南平頂山煤礦、四川寶頂山煤礦、新疆哈密露天煤礦;在電力工業中，不說各地興建 的眾多的中小型發電站，僅全國大型的發電站就有：劉家峽水電站、丹江口水電站、龔咀水電站、黃龍灘水電站、碧口水電站、八盤峽水電站以及唐山陡河發電廠、 山東萊蕪火力發電廠等，發展同樣是很快的。十年間中國能源產量年均增長率達到9.2%。全國80%以上的縣都建立了水泥廠，產量比1965年增長4.1 倍。這都大大超過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長速度。

　　在看待“文革”期間的經濟發展時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必須看到：當時的中國麵臨的國際環境是十分嚴峻的：在南方正在進行援越抗美戰爭，美國軍事飛 機還不斷侵入我國領土上空;北部與蘇蒙的邊境上蘇聯陳兵百萬，戰爭一觸即發;西南印度軍隊不斷侵入我國邊境等。在當時形勢下既要搞建設又要加緊備戰，為此 工業發展不能不采取以內地“三線”建設為重點的方針。從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國家在三線建設中投資達2050億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六盤水 工業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鋼鐵、有色金屬、機械製造、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等新的工業基地，使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狀況大大改變。 這期間中國的造船工業由造萬噸巨輪逐步提高到造五萬噸和十萬噸級巨輪的水平，發展極為迅速。全國有許多著名的大企業，如湖北二汽、貴州鋁廠、邯鄲大型水泥 廠、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江油特殊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山東托拉機廠等也都是那時新建的。至於各地建設的大型骨幹企業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僅三線地 區的工業固定資產就由原來的292億元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4.28倍，約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 了 3.92倍。這極大地促進了中西部經濟、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對於改善經濟布局，克服過於集中於東部沿海大城市的狀況，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具有重大的戰略意 義。人們看到，改革開放以後一改原來的指導方針，實行以東部沿海地區為重點、向沿海傾斜的方針，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資金“孔雀東南飛”，造成地區差別和社 會矛盾迅速擴大。可以說，如無過去“三線”建設時期的基礎，目前中西部的經濟發展還會更加落後。

　　在這期間，各地新建的工業企業特別多。1965年全國企業總數是15.8 萬個，其中全民所有製企業4.6萬個，集體所有製的11.2萬個;到了 1979年企業總數就達到35.5萬個，是原來的2.25倍。其中全民8.4萬個，集體27.1萬體，分別是原來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業規模 普遍擴大，其中大中型企業有4500個。全國職工總數近一億人(9967萬人，其中全民製7693萬人、集體製2274萬人)，比1965年的4965萬 人(其中全民3738萬人、集體1227萬人)增長70%以上。這也大大促進了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時中國基本上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1952年，中國工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就顛倒過來了，工業占72%，農業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這是改革以來喊起來的一個口號，20多年來中國交通 發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記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國家就開始大力加強全國的大幹線建設，這期間在鐵路、公路、航空、大橋梁建設等方麵取得的成就是十分驚人 的。十多年間，不僅建成了成昆鐵路、湘黔鐵路、川黔鐵路、襄渝鐵路、焦枝鐵路、枝柳鐵路、京通鐵路、陽安鐵路等十多條鐵路幹線，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 韶山至井岡山公路在內的許多貫穿各省城鄉的公路幹線。到1979年，全國鐵路通車裏程達五萬多公裏，有複線的八千多公裏，並且開始了電氣化鐵路建設。內燃 機車也投入使用。鐵路貨運量達十億萬噸。全國公路通車裏程達80萬多公裏，全國兩千多個縣基本上每縣都通了公路，大大改變了全國交通幹線落後的狀況。這個 時期鐵路、公路建設與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區高山峻嶺的複雜地形條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術、物質條件又很落後，其艱難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階級、 技術人員硬是靠發揚“敢啃硬骨頭”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戰勝困難，譜寫了人類建設史上最豪邁的篇章。

　　在交通發展的同時，中國的大橋梁建設步入新階段。1968年世界聞名的大 工程一一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此後，十年間中國又先後建成了長沙湘江大橋、山東省北鎮黃河大橋、前扶鬆花江大橋、浙江省蘭江大橋、蚌埠新淮河大橋、上海 黃浦江大橋、閩青大橋、洛陽黃河大橋、田莊台遼河大橋、江蘇省淮南大橋、五河淮河大橋、重慶長江大橋等，使我國大橋梁建設無論在設計施工水平，還是在建設 速度上都躍上一個新台階。

　　“文革”時期中國的航空事業發展很快。在國際航空方麵開通了北京、上海與 巴黎、與日本、與巴基斯坦、與蘇黎世、與瑞士、與德黑蘭、與地拉那、與亞的斯亞貝巴、與萬象等許多新航線，與外國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業務往來。在國 內，新開了上海——蘭州——烏魯木齊、上海——桂林、蘭州——拉薩、成都 ——上海等航線。到1973年國內建立了以北京為中心連結全國70多個城市的80多條民用航空線。

　　其他方麵，在大港口建設、長距離輸油管道建設、高壓遠距離輸電變電工程、載波通信幹線工程，衛星通信地麵站建設等方麵都創曆史最高記錄，填補了許多曆史空白。

　　僅十多年時間，國家工業建設就幹出了這樣多的大事，取得了這麽大的成就，難道就因為當時處於“文革”時期從而可以將其一筆勾銷嗎?

 

 

　　注：文中有關數據和資料主要援引：

　　(1)《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新華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出版。

　　(2)《中國統計年鑒(1993)》，國家統計局編，1994年出版。

　　(3)《數字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4)《實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時期”經濟建設》，陳東林，《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

　　(5)《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國第二次對外引進高潮》，陳東林，《回首“文革”》，第45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6)《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韓德強，《思潮》第14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大數據時代，大數據說了算？

 

 

　　核心提示：關於“毛澤東同誌晚年犯有嚴重錯誤”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盡管來自《曆史決議》的定論，因為缺乏足夠的具體例證。大數據時代，大數據說了算呢?不妨看看曆史幾組關鍵的大數據……

 

 

 

　　關於“毛澤東同誌晚年犯有嚴重錯誤”。不論是習近平同誌是本著，“提出了 正確評價曆史人物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態度”指出“毛澤東同誌晚年犯錯誤”，還是江澤民同誌、胡錦濤同誌在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00周年、110周年時的講話 中提到的“毛澤東同誌晚年犯錯誤”問題，都是依據“在鄧小平同誌指導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曆史決議》)”中來的。

 

　　“文革”不僅僅是一個時代標誌性的符號，它更包含“革命”和“生產”， “革命”也不僅僅是政治文化方麵的，是涵蓋了所有領域的“革命”和創新。

 

　　然而，關於“毛澤東同誌晚年犯有嚴重錯誤”。在這個《曆史決議》中的“毛澤東同誌晚年犯有嚴重錯誤”又是什麽“錯誤”呢?即隻有提到毛澤東同誌在晚年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並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

 

　　批黨內走資派當權派，發布“文革” 十六條，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強調對被打倒的人要采取“教育為主，不要一棍子打死人，要堅持治病救人的方針”等等，毛澤東在發出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進行到底的同時，也不斷根據具體情況發出了一係列的政策方針，努力糾正發現了的問題和偏差。對此，本應實事求是的、逐一對照問題偏差出錯的原因，區分是毛 澤東的那一項政策方針出錯，還是執行中層層“加碼”或曲解的問題，或是一些群眾性組織違背中共中央決策精神，形左實右的做壞事做違法之事，讓“文革”背罪 呢?

 

　　毛澤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什麽具體事實的錯誤呢?《曆史決 議》並無實事實例舉證毛澤東，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任何一件具體錯誤例證，這也就是說，找不到有任何具體事實、且是能夠經得起曆史實踐檢驗 可作為他的“錯誤”結論“背書”的東西，可見這個《曆史決議》隻是些空洞濫調和政治成見及曆史虛無主義。

 

　　然而，毛澤東同誌晚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事實上也隻是4年的時間，即從1966-1970年下半年，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向全國宣讀中共中央宣告“兩派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大聯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了”的文件，這是最基本的曆史事實。

 

　　緣何《曆史決議》有“10年文革”之說呢?即使從1966-1976年的 “10年文革”和後被《曆史決議》定性為“10年‘文革’動亂”、“ 10年‘文革’是一場浩劫”的說法，在此期間，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取得了年均10%以上增長，除了“兩彈一星”的係列科技成果外，中國是一個既沒內債也沒 外債的獨立自主發展國家，這又是怎麽回事呢?難道一個動亂的國家還會有發展，而且還能為世界所矚目讚歎的“10年工農業生產總值年均10%以上”高速增長 和發展嗎?

 

　　根據可查到的數據看，改開前後大數據比。1978年國內的GDP為 3645.2億元，如今達到51.93萬億(2012年國內的GDP)，增幅為142倍。1978年年末廣義貨幣M2餘額為859.45億元(另一說 1978年年末廣義貨幣M2餘額為1155億元)， 以2012年年末廣義貨幣M2餘額97.42萬億的數據計算，也較1978年增長了1134倍(或增長了843倍)。1978年銀行貸款餘額為500億元 (記得400多億元不上500億元，以500億元看;另有1890億元)，2012年銀行貸款餘額67.29萬億元，增幅為1346倍(或增幅為356 倍)。

 

　　再看一看改開前後貨幣投放與產出GDP情況：

 

　　1978年廣義貨幣M2餘額與產出GDP之比是1：4.24(或1：3.16);1978年銀行貸款餘額與產出GDP之比是1：7.29(或1：1.93)。

 

　　2012年廣義貨幣M2餘額與產出GDP之比是1：0.53;2012年銀行貸款餘額與產出GDP之比是1：0.77。

 

　　再看一看“文革”和改開時期的貨幣投放與產出GDP情況：

 

　　假設“10年文革”的貨幣投放增幅年均在7%和國內的GDP年均10%, 那麽，1976年廣義貨幣M2餘額743.33億元(或1976年廣義貨幣M2餘額1634.66億元)，1976年銀行貸款餘額432.45億元(或 1976年銀行貸款餘額1149.34億元)。1976年國內的GDP2777.11億元。

 

　　由此可知，1976年廣義貨幣M2餘額與產出GDP之比是1：3.74(或1：1.7);1976年銀行貸款餘額與產出GDP之比是1：6.56(或1：2.42);

 

　　2012年廣義貨幣M2餘額與產出GDP之比是1：0.53;2012年銀行貸款餘額與產出GDP之比是1：0.77。

 

　　再而看一看《曆史決議》中的“ 10年‘文革’是一場浩劫”，“ 10年‘文革’動亂使國家經濟處於崩潰邊緣”論。1976年，中國的外匯儲備1億多美元，黃金儲備1274噸，? 從1976年到1979年不到三年的時間就花光了辛辛苦苦積累了28年的外匯儲備，中國政府不僅花光所有外匯儲備，而且到了不得不動用100多噸黃金儲備 去償還盲目引進技術設備所欠下的外債。據2011年審計署對政府性債務的審計報告，1979年開始(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借債過日子。

 

　　“改革”使從一個“既沒內債又沒外債”的中國，逐漸走向政府靠舉債促發展，至2013年6月全國政府性債務已達30萬億元。

 

　　據世界黃金協會在2011年8月公布，中國黃金儲備1054噸。而 2013年8月中國黃金儲備仍是1054噸。這說明中國的黃金儲備還未能達“十年‘文革’動亂使國家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1976年中國黃金儲備1274 噸的積累水平，能不能從這個方麵說明了“34年‘改開’更使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呢?

 

　　另據金融界轉“理財周報”的《解密全球央行黃金局：傳中國黃金儲備超 2000噸》文章稱：“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已經通過多種渠道，逐步增加了黃金儲備，總體規模已經超過2000噸，甚至有黃金投資分析師估算，僅2012 年，中國至少增持黃金250噸，實際數字甚至可能在500噸以上。”雖未獲官方確認，但暫且當真看，可見“34年‘改開’”的高速經濟發展，其實際財富 ——黃金儲備還不及低生產力的前28年，在前28年的黃金儲備上，“35年‘改開’”隻增726噸，也可見舉債高速經濟發展之虛。

 

　　同時，有特色改開下，中央政府史無前例的對改開後所產生的銀行貸款巨額壞帳實施了兩次剝離共計4萬億元，這還不包括往年正常的貸款壞帳核銷的數額，和第一次銀行貸款壞帳剝離後，貸款壞帳核銷常年化的常態數額。

 

　　兩次剝離分別是：第一次為銀行貸款壞帳實施剝離，是在1999 年，1998年年末銀行貸款餘額是8.65萬億元，實際剝離銀行貸款壞帳1.4萬億元，占比16.18%;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7.83萬億 元，銀行貸款壞帳1.4萬億元，占比17.88%。中央政府第二次為銀行貸款壞帳實施剝離，是在2005年，2004年年末銀行貸款餘額是18.9萬億 元，實際剝離銀行貸款壞帳2.6萬億元，占比13.76%;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5.98萬億元(13.65萬億元)，銀行貸款壞帳2.6萬 億元,占比16.27%(19.05%)。

 

　　忽略改革國企集企的破產、倒閉、關停、改轉製和壞帳資產的核銷、轉拍處置 損失及所造成的社會負麵影響，忽略未來可能因“中央4萬億元投資刺激經濟計劃”，所推動天量放貸存在的隱性銀行貸款壞帳剝離問題，單就銀行貸款壞帳剝離4 萬億元的巨額直接經濟損失，和政府性債務20-30萬億元，即使中國外匯儲備3.66萬億元(據官方最新公布截止今年9月份。)，除去購買美國國債 1.27萬億元(據官方最新公布截止今年7月份。)，所剩外匯儲備2.39萬億元，1美元件兌換人民幣現匯價6.0513元，還不足抵消政府性債務，粗略 概算的話。

 

　　無疑這些大數據基本所反映事實，不僅揭穿了“十年‘文革’動亂使國家經濟處於崩潰邊緣”論和“10年‘文革’浩劫”論，而且是否也說明了“34年‘改開’更使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和改開更像是一場空前的經濟浩劫呢?

 

　　麵對這些大數據，不知那些作出和一直堅持“十年‘文革’動亂使國家經濟處於崩潰邊緣”論和“10年‘文革’浩劫”論的人還有什麽麵顏以對呢?

 

　　這些基本的事實，難道不值得當今浮燥的經濟學人和特色改開者反思嗎?

 

　　教人如何實事求是與尊重客觀曆史和解剖改開及做好改革呢?

 

 

 

　　無論從改開前後的大數據看，還是從“文革”和改開時期的大數據看，雖都是 以簡單算術計算出的非精確大數據，但也能粗略的說明一些問題，即便是《曆史決議》已定性了“毛澤東同誌晚年犯有嚴重錯誤”，但未能有具體事實和大數據作佐 證的情況下所作出的《曆史決議》，相對客觀曆史事實和以上所列出的客觀大數據看，不但毛澤東同誌能在其“晚年犯嚴重錯誤”的情況下，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取 得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和巨大成就，且可見所謂“晚年犯嚴重錯誤”與其所取得的偉大功績是多麽渺小，也可見《曆史決議》所作出的“毛澤東同誌 晚年犯有嚴重錯誤”是沒有客觀大數據可之例證的，讓人看起來有失實之嫌，也不符合“習近平同誌直麵問題，提出了正確評價曆史人物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態度”。 至少看，《曆史決議》存在著曆史的局限性和未能夠全麵實事求是的看待毛澤東同誌在晚年努力為新中國所做思所做的一切和開創性的事情。

 

　　回眸新中國革命史和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曆程，毛澤東的老一輩戰友 們，就像中國大革命時期、新中國民主主義社會改造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一樣，表現出對毛澤東的決策意見不理解不支持，尤以井岡山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 敗，紅軍長征中的分裂造成損失，新中國民主主義社會改造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屢次糾左反右和經濟路線鬥爭及“文革”反修防資鬥爭，無一不被實踐檢驗 證明或被後來的實踐檢驗證明，毛澤東的才智都是過人的，有時也不容易讓人能理解，也正如人民日報刊文的《習近平提出評價毛澤東6原則》中指出的“在為中國 人民不懈奮鬥的光輝一生中，毛澤東同誌表現出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於開拓的非凡魄力、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傑出高 超的領導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懷坦蕩寬廣，文韜武略兼備、領導藝術高超，心係人民群眾、終生艱苦奮鬥，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勳。”

 

　　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不僅應有“正確評價曆史人物的基本原則和 科學態度”，更應有公平公正全麵客觀準確的高。但是，遺憾的是，除了對毛澤東一個人作出“三七”開的功過評價外，對主導改開者與改開以來的核心領導集體和 個人都未能有一個包含完整的涉“功過”評價，隻單有“功”沒有“過”的評價，這公平公正全麵客觀準確嗎?難道主導改開者與改開以來的核心領導集體及個人都 比毛澤東同誌更偉大更正確完美，他們都沒有犯過錯誤，甚至都沒有犯過嚴重錯誤嗎?

 

　　為何總把毛澤東的“錯誤”屢作鞭撻(況且毛澤東的“錯誤”已經是在《曆史決議》中明確是“三七”開了的)，而看不到他們對自己工作有一點開誠布公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呢?更不要說他們對待毛澤東同誌一樣，對自己或自己的同誌來一個“幾幾”開的客觀評價呢?

 

　　這種對己寬對他人嚴，甚至超越客觀曆史現實態度地苛刻苛求他人，吹毛求疵，采取“雙重”標準和趨避完整全麵及選擇性的評價，留下的負麵社會影響及其社會危害性是無法估量的。

 

　　中國還能有再一次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以煥發出真善純美的人性，再反思 “文革”，反思改開，並做到公平公正全麵客觀準確的評價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以調動更廣多人的社會積極性，用正確和科學的改革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可持續發 展，用正確和科學的改革促進公平的社會收入分配，讓大多數人民能夠真正分享改革紅利及幸福生活。

 

　　20140108

 

 

 

 

 

　　瀕臨崩潰？實事求是評價文革時期經濟建設

 

 

 

 

　　文章摘要：

 

　　1966年至197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給我國各個領域造成了嚴重混亂，帶來了巨大損失。同時也應當看到，“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雖然遭到了巨大損失，但仍然取得了發展。對此，曾經有過種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通行的說法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這最早見於1978年2月 26日華國鋒在第五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從1974年到1976年……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種說法以後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 用，並發展為“文革”時期的10年“從總體上看，整個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的評價(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349、352頁，中 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甚至用“經濟的崩潰”作為標題來述說“文革”時期的經濟 狀況。

 

　　另一種說法是：整個“文革”10年，經濟是有發展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 緣”隻是指動亂最嚴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指出：“綜觀1966至1970年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 這10年的情況，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革”時期“我國國民經濟雖 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這兩種說法之間的差異顯然是較大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當然談不上發展，並且涉及到“文革”10年經濟建設的基本狀況。因此，在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據準確的曆史事實做出一個實事求是的評價。

 

　　——本文摘自《當代中國研究所網站》，作者：陳東林，原題：《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4期

 

　　首先，必須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時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革” 是一場嚴重錯誤的政治運動，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文革”時期，是這場運動發生的曆史時間和空間，這一時期既發生了種種嚴 重錯誤，也存在抵製和糾正這些錯誤的鬥爭，包括廣大人民群眾在困難條件下努力進行的經濟建設。因此，徹底否定“文革”並不等於要否定這一時期所發生的全部 曆史。同樣，肯定“文革”時期經濟、外交方麵的發展，也不等於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錯誤。胡繩同誌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時期區別開來。(見 《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頁。)應當說，這是我們正確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階段曆史的基本準則。

 

　　從“文革”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 了發展，是明顯的事實。關於年平均增長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故不計入)，工農業總產值年 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 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關於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 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關於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 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 33.8%，油料增長61.6%。(《中國統計年鑒(1993)》，第57、50、33、444—447、364頁，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說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時期的這些統計數字是否準確，原國家統計 局局長李成瑞同誌的文章回答說：“現在公布的十年內亂期間的數字，盡管有若幹估算成分，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複核對，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李成 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期間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

 

　　從各個經濟部門情況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發展。

 

　　工業交通方麵，1965年開始並持續到70年代末期的三線建設，曆時三個 “五年”計劃，投資2050億元，使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得到了長足進展，建立起攀枝花鋼鐵公司、六盤水工業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鋼鐵、 機器製造、能源、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鐵路幹線，初步改變了我國內地工業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狀況，形成有 較大規模、門類齊全、有較高科研和生產能力的戰略後方體係，促進了內地的經濟繁榮和文化進步。到70年代末，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由建設前的292億元 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4.28倍，約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職工人數由325.65萬增加到1129.5萬，增長2.46倍。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 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3.92倍。1972年以後，以毛澤東、周恩來批準的“四三方案”為中心，投資幾十億美元和200億人民幣，從國外引進了26個 大型成套設備和技術，建成了北京石化總廠、上海石化總廠、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等幾十個冶金、化肥、紡織大型企業，基本滿足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需要，並為以 後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文革”時期，石油工業得到飛躍發展，陸續開發和興建了大慶、勝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瑪依和吉林扶餘油田生產能力也得到大的 提高，還先後在四川、江漢、陝甘寧組織了三個大石油勘探會戰，探明和建成遼河、任丘、江漢、長慶油田。從1966年到1978年，中國原油產量以每年遞增 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突破1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躍居世界第8產油大國，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農業方麵，除糧食產量持續增長外，農業生產條件有了較大改善。農田水利基 本建設是建國以來成就最大的時期，農業機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與1965年相比，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農業用電增 長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長4.9倍，農用化肥每畝施用量增長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國農田灌溉麵積增長41%，全國機電 排灌麵積和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58%和643%;1975年全國機井數比1965年增長935.89%。(水利電力部編：《中國農田水 利》，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頁。)抗自然災害能力有了較大提高，以全國受災麵積基本相同的1976年與1965年相比，成災麵積由 53.9%下降到26.9%。(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第74頁。)這些農田灌溉和排澇條件的較大改善，為以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 製下的個體經營方式抗禦旱澇災害的侵襲，提供了重要的保證。尤其是80年代國家對農田水利的投資相對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資在發揮效益。

 

　　科學技術方麵，這一時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別是國防尖端技術得到了空 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熱核材料的核試驗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導彈發射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成 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潛艇研製成 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製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發射的人造地球衛星成功，使中國成為繼美 國、蘇聯後第三個能回收衛星的國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學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秈型雜交水稻通過鑒定，經過推廣後一般能提高產量20%，為世界糧食增產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些成果為以後改革開放時期的科學技術趕 超世界先進水平，準備了物質基礎和保障。正如鄧小平1988年所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 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鄧小平文選》，第27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那麽，又如何看待“文革”時期的巨大經濟損失呢?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麵進行分析。

 

　　首先，是政治動亂衝擊和破壞生產建設，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質損失。如大串連、“停產鬧革命”使鐵路運輸中斷、停工停產;武鬥、造反、打砸搶毀壞大批國家和人民的財產設施等等。這些有形的損失，雖然無法計算總量，卻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經濟發展速度緩慢，沒有在應有發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這一時期 經濟雖然取得了一定發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後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較緩慢的。 社會總產值年增長率6.8%分別低於前者的8.2%和後者的8.9%，國民收入年增長率4.9%分別低於前者的6.2%和後者的7.5%。如果能夠持續 “文革”前的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這10年國民收入應該多增長2793億元。(有的著作認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10年間國民收入損 失達5000億元”。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因為百元應增效益還要受到基數、部門構成等影響，不可簡單比較。如90年代上述效益比“文革”時期就有下降，決不 能說90年代比“文革”時期損失更大。)此外，從計劃指標本身看，“文革”時期的“三五”計劃和“四五”計劃雖然得到完成，但確定的指標並不算高，“三 五”計劃本可以提前兩年完成，“四五”計劃原定指標較高，後來也大大壓縮。

 

　　再次，是經濟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國民經濟總量雖然有增加，但是企業 管理製度的破壞也使經濟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費嚴重。許多重大項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資、“大會戰”和多消耗取得的，時間也大為延長。大中型建設項目周期， “一五”時期為6.5年，“三五”和“四五”時期分別延長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項目建成投產率也由“一五”時期的15.5%下降到“三五”、 “四五”時期的11.5%和9.4%。

 

　　最後，是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1976年我國人均年消費糧食 隻有381斤，低於1952年的395斤。到1978年，全國農村還有2.5億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全國職工平均工資下降，隻在1971年對少部分人提高 過一次工資。住宅、教育、文化、衛生保健等方麵也造成了嚴重欠賬。“文革”前經過三年經濟調整時期，城市居民供應的商品本來已經有不少取消了配給票證， “文革”時期又不得不恢複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狀況的主要原因，當然是“文革”的動亂和林彪、江青集團的破壞。我們常說，如果沒有“文革”，我們將取得更大的經濟建設成就。這個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我們估算“文革”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的主要出發點。

 

　　以1966年開始的第3個5年計劃為例，由於全國人民發揮了極高的建設熱 情，計劃實行不久，就顯現了巨大的成效。1966年4月，國家計劃委員會向中央匯報指出：經過一年多的實踐證明，原設想的第3個5年計劃，有可能提前兩 年實現。就建設來說，大小三線的許多重大項目，現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兩年建成。其中，攀枝花鐵礦，酒泉鏡鐵山鐵礦，貴州六枝、盤縣、水城三大煤礦區，劉 家峽水電站，成都-昆明鐵路，四川天然氣等重點1968年可以提前2年基本建成或達到原計劃生產水平。就生產來說，1970年的主要生產指標，大部分在 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鋼、棉紗、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達到或超過1970年的計劃指標;煤炭、發電量、有色金屬、機床、 化肥、糧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1970年的計劃指標。

 

　　麵對經濟建設的大好形勢，國家計劃委員會向中央提出修改第3個5年計劃草 案的設想：大幅度增加鋼鐵、煤炭、有色金屬、電力、石油、鐵路的生產建設指標，把農業機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體經濟的積累來源。照這樣的速度發展下去， 中國的經濟建設在10年中將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1個月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這個設想未能實現。

 

　　關於“文革”對經濟造成的巨大破壞程度，不少著作常常引用一個數字：如果 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10年間國民收入損失達5000億元，相當於敗掉了1949年至1979年全部國營企業的固定資產原值的同樣 一份家當。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損失”實際是指少增長，而以同樣方法而根據不同的數據推算得出的“少增長”數字差異頗大。例如：以“文革”時期國民收入 年增長率4.9%與1953年至1966年的14年每年增長率6.2%相比較，應當得出的10年少增長收入是2793億元。但是，這些計算畢竟都是建立在 推算基礎上的，並不能說明“文革”時期的實際經濟狀況是“整體上瀕臨崩潰的邊緣”。“少增長”仍然是增長，“少增長”與實際“敗掉了”“一份家當”畢竟不 是一回事。顯然，評價“文革”時期的整個國民經濟狀況，以這些不夠準確的數字是不能得出結論的。從總體上來說，我們應當看到“文革”帶來的損失，確實是巨 大的。同時也應指出，除去“文革”本身造成的物質破壞外，這種損失主要是指應當達到的宏偉經濟指標未能完全達到。顯然，這是在正值基礎上增長與應該增長更 多的比較，而不是在“經濟瀕臨崩潰”負值基礎上與正值的比較。

 

　　由此可見，從總體上看，整個10年國民經濟還是有一定發展的。國家的經濟 建設仍在進行，主要趨勢仍然與“文革”前是延續的，第3和第4個5年計劃得到完成，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長。這樣的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 上並不算太慢。如果與50年代末期的“大躍進”時期相比較，“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明顯和前者不同。以1952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指數為100，1962年 的指數173.1比1958年的指數221.9下降了22%;而1976年的指數626.6比1966年的314.7增長了99%，10年中翻了將近1 倍。這說明，與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相比，“文革”對經濟領域的衝擊相對而言較小。如果說國內現在一般還不用“經濟崩潰”來評價“大躍進”造成的經濟狀況 的話，那麽評價“文革”時期經濟，用“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也是不太準確的，而認為有所發展，則比較符合事實此外，還有些因素是我們正確看待“文 革”時期經濟建設時應該考慮進去的。

 

　　一、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代價。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初步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此，在投資中必須優先集中 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然後才考慮農業和輕工業;在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上，必須保證提高積累率來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然後才能適當考慮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費 需要。這個原則既是中國工業落後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計劃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於“大躍進”衝掉了“二五”計 劃，造成了經濟困難局麵，不得不暫時停止工業化進程，降低積累率，優先解決吃穿用問題。經過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調整，經濟得到了較快恢 複，1966年至1975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實際即承擔了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後兩個五年計劃的任務。到1978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 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說初步實 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因此，“文革”時期經濟建設投資積累率高、消費率低，重工業投資大、農業輕工業投資少，生產性項目多、生活性項目少，投資效益低、 見效慢，實際上是實現工業化目標中進行基礎建設階段的特點，有相當一部分屬於為以後發展預付的代價，和單純的損失是不同的。如前麵所說1976年我國人均 年消費糧食隻有381斤，低於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來說明“文革”經濟的“崩潰”。實際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長較快的“文革”時期，糧食 也是持續增長的，全國人均占有量從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於人均消費量降低，是當時“備戰備荒”政策的需要，和經濟無直接關 係。

 

　　二、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代價。 60年代前期，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半月形”封鎖，1961年至1968年在台灣海峽先後舉行了以入侵中國大陸為目標的三次核戰爭 演習，而且在越南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直接威脅中國安全。北部的蘇聯也陳兵百萬，把核導彈瞄準中國。1964年和1969年，美國和蘇聯都曾向中國發出使 用核打擊的戰爭威脅。在這樣的形勢下，進行三線建設，加強國防建設是必須的，決不能用大規模戰爭至今沒有爆發的事後估計，來判斷當時的戰備是否有必要，更 不能用通常情況下的價值準則來判斷三線建設和發展國防建設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評當時隻發展核武器，不發展核電站，這是脫離曆史條件的不負責任的指責。 事實上，正是當年的這些建設，為我國以後的和平發展贏得了保證。正如江澤民同誌最近所指出：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當年在非常困難條件下搞成的原子彈、氫 彈，我們就沒有今天這樣的安全局麵，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樣，這一時期的外援，也帶有改善自身環境、扼止霸權主義擴張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戰爭，中國付出了 200億美元，大多數是在“文革”時期提供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包含有為維護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犧 牲。

 

　　三、調整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所付出的代價。 由於曆史原因，中國原有的工業交通企業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內地基礎十分薄弱。這是國家經濟建設中遲早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下 決心進行三線建設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澤東在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就指出：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 沿海支援內地，使內地逐步趕上沿海地區的發展水平。針對有些人認為大規模戰爭打不起來的看法，他說：“他們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們本來就是做兩手準備 的。”(毛澤東：《在打仗問題上要有兩手準備》，《黨的文獻》1995年3期。)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當年三線建設改善了內地的工業交通和科技狀況， 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經濟水平，將麵臨著更加艱巨的任務。所以江澤民同誌1991年4月視察攀枝花鋼鐵基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 院等當年三線重點工程時說：總的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

 

　　至於這一方麵的浪費和經濟效益損失，著名經濟學家馬洪特別關注這樣的見 解：三線工業建設即使從經濟學觀點看的效率與效益損失，也類似於馬克思所說的為預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災害而設置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不妨把一定曆史背景下 的三線建設帶來的因資源配置不經濟而產生的效率與效益損失，計入工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社會成本中。這一部分成本屬於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成本， 是一種必要的扣除，何況從經濟發展的後續性看，落後地區的開發一旦進入收獲期，原來的投入將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裏得到補償。在這一點上，三線建設中的一部 分效率、效益損失是暫時性的，與純粹為預防災害而墊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純粹的軍費開支也是不同的。(馬泉山：《新中國工業經濟史 (1966-1978)》，第3頁，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雖然遭到巨大 損失，仍然取得了發展，並為以後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保障。這並不是要肯定“文革”本身，而是要對黨和國家、全國人民在困難條件下節衣縮 食、自力更生進行的建設給予足夠的估量，對中華人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