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另一半中國夢-----十字路口的抉擇

          

                            另一半中國夢       

  何種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擇

                                                              
許紀霖

自近代之後，中華民族麵臨外來文明的嚴峻挑戰。曆史學家雷海宗七十年前講過一段很深刻的話，他說，中國過去所遭遇的外敵，一種是像佛教那樣有文明而沒有實力，另一種是像北方遊牧民族那樣有實力而沒有文明，這些都好對付。然而鴉片戰爭之後所出現的西方，既有實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國要高級，於是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機。

持續了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文明危機，至今沒有獲得解決。到了21世紀，中國雖然已經實現了富強的崛起，有了可以與西方媲美的綜合國力，然而，文明依然沒有崛起，在“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的時刻，在文明抉擇上依然在“摸著石頭過河”，更要命的是不知彼岸究竟在何處，陷於“打什麽旗、走什麽路”的文明迷失之中。

中華文明究竟往哪個方向發展，如何重建中國人的價值共識和製度共識----這些問題今天再也無法以“不爭論”的發展主義策略繞著走，繞過文明的經濟發展，隻會在原地打轉，繼續在深水區摸石頭，我們需要盡快找到彼岸，度過文明轉型的大河。

一， 現代性：一種新的軸心文明

晚清之後給中國所帶來巨大衝擊的，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強大文明？

以色列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認為：自16世紀之後，在西歐逐漸出現了一種新的軸心文明，那就是現代文明。它從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臘羅馬文明這兩種古老的軸心文明演化而來，首先在西歐出現，然後迅速向全球擴張，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裹挾其間，正如墨西哥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所說，現代化成為一個無可逃避的宿命。

究竟什麽是現代文明？對此已經有眾多的研究和闡釋。在這裏，我們要將現代文明的兩個很重要的層次加以區分：一個是價值中立的現代性，另一個是有著明確價值導向的文明。前者與富強有關，後者乃是一套價值觀以及相應的製度設置。在晚晴的時候，嚴複和梁啟超都發現西方的崛起有兩個秘密，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說的就是現代文明這兩個不同的層麵。

所謂富強的現代性，今天有各種不同的概念來表述它：現代化、理性化、世俗化、全球化、資本主義等等。雖然概念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指的是一種價值中性的能力和秩序，它可以與不同的軸心文明與意識形態，從而產生當今世界上各種多元的現代性。具體而言，富強意義上的現代性，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是器物層麵的科學技術，歐洲自16世紀開始的科學革命和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所創造的財富與統治力，所向披靡，無可抵擋。到20世紀演變為信息技術革命、新能源技術革命、生物技術革命等新的形態，繼續推進人類對自然與自身的改造和控製能力。現代性的第二個層麵是理性化秩序，即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理性化資本主義，非人格化的科層管理製度、核算投入產出的會計簿記製度等等。這套日益普及的現代公司管理製度成功地實現了對整個社會的殖民化，在經濟、文化、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領域都成為了普遍的秩序法則。現代性的第三個層麵乃是一種世俗化的精神追求，即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精神，體現在對人類欲望的無限釋放和追求以及由此帶來的冒險進取精神、對金錢和財富永不滿足的追求以及節儉勤奮的工作倫理。這一沒有價值、沒有宗教、沒有靈魂的資本主義精神，有自己的生存法則，相信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市場的競爭和強者的贏出將有力地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

這套技術性的以富強為目標的現代性，成為當今世界的普世性力量，它麵目曖昧，不信神靈，唯獨崇拜的是自身無堅不摧的力量。它可以與各種世俗化的軸心文明相結合，除了原初形態的基督教資本主義之外，如今又分化出儒家資本主義、伊斯蘭教資本主義、印度教資本主義等等。另一方麵它又可以與各種當代意識形態嫁接，發展出自由主義的現代性、社會主義的現代性、威權主義的現代性等等。這一以中性的資本主義麵目所出現的現代性，在今日之世界變得如此之強大，正如齊澤克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所感歎的那樣，你可以批判它，卻無法找到一個替代性的體製。在這個世界上，現代性無所不在，資本主義無所不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曆史的確終結，科耶夫所擔憂的“普遍同質的國家”已經降臨。

現代文明除了富強為中心的現代性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更高級的層次，那就是文明。嚴複在晚晴的時候將之概括為“自由為體、民主為用”。所謂的文明之體，乃是一套現代的啟蒙價值觀，它以對人的自由與尊嚴之平等尊重為核心，發展出一套與古老的宗教可以媲美的現代文明價值觀：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等等。這套啟蒙話語不僅有觀念形態，還有相應的建製設置，那就是福山所說的現代政治秩序三個要素：國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負責製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西方現代文明之所以能夠征服全世界，不僅靠的是現代性的物質和理性力量，其背後還有一個更強大的文明話語和法政體製，因而它被理解為是一種新的軸心文明，而且比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儒教文明那些古老文明更具有普世的主宰力量，成為主流文明話語和文明建製。它雖然源自歐洲的基督教文明，但在擴張的過程之中，已經不再僅僅屬於歐洲，而成為被世俗化了的各大軸心文明認同的普世文明，一種脫離了特殊文明背景的世界普遍精神。

然而，現代文明並非鐵板一塊，其內部充滿了矛盾和緊張：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人文精神與技術至上、民族國家至上與個人的權利尊嚴、發展主義與社會和諧、無限進取與閑適節製……這些現代性互相衝突的兩歧麵向，都意味著這個新的軸心文明在其內部發展和向外擴張的過程中會發生分化和裂變，事實也是如此。現代性文明的這種分化，乃是沿著兩個不同的軸心而展開，一個是意識形態，另一個是軸心文明。現代性文明內部分裂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是19世紀以後發生的。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及法國大革命，奠定了現代性的文明基礎，這一同質性的現代文明，到了19世紀在其內部分裂為不同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這三種政治意識形態經過兩個世紀的衝突和鬥爭，又互相內化和融合，在當今形成三種典範性的模式：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歐洲式的社會民主主義、俄國或東亞式的威權主義，此外還有更多複雜的混合形態。而在20世紀的曆史當中，還曾經出現過多個失敗了的“反現代的現代性”：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蘇聯的極權主義、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等等。

現代文明分化的另一個途徑圍繞著軸心文明而展開。雖然西方文明到了20世紀徹底征服了全世界，讓幾乎所有的部落、民族和國家都匍匐在它的腳下，但它同化了眾多不具高級宗教和文明形態的民族文化和地方風俗，卻從來沒有真正征服過古老的軸心文明，無論是伊斯蘭教、印度教，還是儒家文明。相反地，西方文明所到之處，激起了各大軸心文明的激烈抵抗，征服與反征服、同化與反同化在文明相遇時同時發生，西方現代文明改造了古老的軸心文明，逼迫其世俗化，向歐洲趨同，但另一方麵，成功地內化了西方文明的非西方國家，讓現代文明從其母體基督教文明中剝離開來，與自身的文明傳統嫁接，創造出現代文明的非西方形態，於是，到了20世紀下半葉，隨著東亞的崛起、印度的發展和中東的革命，現代文明的各種變種出現了，現代性不再屬於基督教文明，而呈現出可以與各種不同的軸心文明、乃至地方文化結合的多元現代性。

多元現代性並沒有改變現代文明的同一性，它依然呈現出前文所說的富強與文明的兩個層次的普世化特征，隻是它不再以整齊劃一的本質主義方式，而是以維特根斯坦的
“家族類似”的方式存在：普世的現代文明就像一個家族的成員，他們的容貌都有相似之處，但並沒有共同的本質。現代文明意味著一組價值，包括富強、理性、幸福、自由、權利、民主、平等、博愛、和諧等等。這些價值按照以賽亞·柏林的說法，彼此之間很難和諧，相互之間經常有衝突。於是對於不同的現代性價值需要選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在哪種價值具有優先性的問題上理解是不一樣的。之所以在當今世界有不同的現代性，乃是它們對何種價值優先的理解和處理不同。英美比較注重自由與法治，歐洲大陸突出平等、民主和社會福利，東亞注重發展和富強。不同的現代性，隱含了價值優先性的差異。不過，如果說它們都是現代性的話，一定具備了現代性這組價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類似”的特征。不同的現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現代性有品質高下之分，有好的與不好的區別。當一個國家的現代性過於偏重某個價值，比如隻注重國家富強，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權保障，或者民主製度有了，卻沒有相應的法治秩序，貪汙賄選成風；或者社會實現了平等，卻在普遍的貧窮中掙紮……凡此種種，都不是一種好的現代性，或者說是缺乏普世文明的畸形現代化。

那麽，中國的崛起所象征的，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現代性呢？

二， 主流文明的對抗者、追隨者，抑或發展者？

2008年之後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全球公認的事實。問題在於，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崛起，實現的是何種現代性？晚清的嚴複和梁啟超發現西方崛起的背後，有富強和文明兩個秘密，於是奮起趕超。然而，在幾代中國人看來，富強是頭等重要的，而文明可以緩行一步，長期以來，一直是富強壓倒文明，中國人對現代文明的態度，更多關注的不是普世文明的價值觀及其相應的法政製度，而是技術性的、非價值化的科技、理性秩序及其資本主義精神。經過一個半世紀的努力，中國夢終於成為了現實。然而，這個夢隻實現了一半，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現代性，富強崛起了，文明至今處於迷茫之中

中國崛起的秘密，從文明的角度而言，乃是“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將如今已在歐洲衰落的基督新教中的理性化法則、競爭的技藝和勤儉精神，結合中國儒家“經世致用”的世俗傳統，發揮到人性中的極致，當代的中國人比歐洲人更像“西方人”，具有浮士德式的永不停歇的進取精神。現代文明的競爭法則從歐洲轉移到了東方。到了今天，甚至比歐洲更歐洲，今天的中國人，比今天的歐洲人更像19世紀的歐洲人：野心勃勃、勤勞節製、充滿著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而與重義輕利、懶散中庸的傳統中國人大異其趣。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勝利呢？是中國文明的勝利，還是西方精神的勝利？即使在不久的某一天，中國的綜合國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到時候西方人會哈哈大笑：你在實力上征服了我們，但你卻被我們的文明所征服，而且是已經過時的、最糟糕的19世紀精神所征服！雖然中國統治了世界，但最終的精神勝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一定要說是中國文明勝利的話，這個中國文明恐怕不是文質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戀富國強兵的法家。

就在綜合國力越來越強大、成為無人可挑戰的世界工廠的同時，中國的內部持續著越來越嚴重的文明危機：民族的核心價值迷失、社會的倫理秩序混亂、政治製度麵臨合法性的挑戰、政府的權威與信用失落、法治形同虛設……文明的危機與國家的富強形成了頗具諷刺性的反差和對比，令人觸目驚心。這一切都意味著至今為止中國的崛起，隻是富強的崛起，還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當年的日本一樣，是模仿西方文明的模範生所交出的成績單，而且還是一位嚴重偏科的模範生。

麵對中國這一現實，中國思想界內部有絕然不同的兩種極端的看法，一種是“普世價值”論，另一種是“中國模式”論。在普世價值論者看來，這個世界的現代化道路隻有一條，這就是西方所示範的、為16世紀以來的世界曆史所證明是唯一正確的現代化道路，中國今日的問題就在於學西方學得不夠，隻是一場洋務運動的改革，需要在普世價值和政治製度上全盤西化。而與此對立的“中國模式”論者則認為，中國的成功恰恰證明了不必模仿西方，中國可以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有自己的文明價值，有適合中國國情的獨特的政治製度，中國的崛起將為全球不發達國家提供示範，即使拋棄西方的文明，也同樣能夠實現國家的富強。

於是，一個異常尖銳的問題放在我們麵前：麵對當今世界的現代文明，中國究竟要當主流文明的對抗者還是追隨者？抑或還有第三條道路？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將文明與文化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法國哲學家埃德加·莫蘭指出：“文化和文明構成兩極：文化一詞代表獨特性、主觀性、個體性；與此相對的文明一詞代表可傳播性、客觀性、普遍性”。以歐洲為例，歐洲文化與歐洲文明是不同的，“歐洲文化以猶太教--基督教—希臘--羅馬為自己的獨特底蘊，而歐洲文明則以人本主義、科學技術為特點散布到歐洲之後，植根於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裏”。也就是說，文明是屬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或本質，而文化則強調民族之間的差異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現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質、技術和製度，也是一套普世化的價值觀念；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態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價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創造的價值。顯然，“普世價值”論和“中國模式”論從文明與文化的角度來說，是一場普世的文明與特殊的文化之間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在20世紀的世界曆史當中已經發生過多次，兩個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德國和土耳其，一個是要用德意誌的特殊文化抵抗英法的普世文明，另一個是要用歐洲的普世文明代替土耳其的特殊文化。然而，這兩個極端的例子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曆史教訓。

在19世紀初英法思想傳播到德國時，德國的知識精英們用德國的文化去抵抗英法的文明。伊格爾斯指出：“在德國的Kultur(文化)與盎格魯－撒克遜的Zivilisation（文明）之間展開的文化戰爭――那是德國精英們借以確立他們對於德國民眾的統治權的一套意識形態――中，德國‘1914年觀念’與法國‘1789年觀念’迥然有異”。這個“1914年觀念”就是抵抗英法普世文明的德意誌獨特的曆史與文化。從俾斯麥到希特勒，19世紀到20世紀德國趕超英法的道路，都是按照這一用德意誌的獨特性對抗英法的普世文明道路設計和實行的，他們在國家富強層麵比英國還要英國、比法國還要法國，不到一個世紀，就從四分五裂的、落後的封建割據狀態轉變為一個統一的、強大的、稱霸歐洲的德意誌帝國。然而，德國所追求的那條與歐洲主流文明對著幹的獨特道路是一條走向戰爭、無法持續的死路。二戰之後，德國人痛定思痛，整個民族決意匯入世界主流文明，將英美的盎格魯·撒克遜政治文明與德國自身的路德新教傳統與近代以來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融合，當代德國的文明模式成功綜合了西方文明各種異質元素，在當今歐洲經濟一片低迷蕭條之際，德國一枝獨秀，將是帶領歐洲走出低穀、重新複興的希望所在。

德國的曆史告訴我們，與世界主流文明對抗絕對不是正道，一定是自我毀滅的邪路。那些“中國模式”論者如果僅僅願意在富強上模仿西方，而在文明的價值和建製上固守自己“獨特”的文化，即使創造了獨一無二的“中國道路”，那也隻是普世的資本主義工具理性與東方權威主義傳統的奇怪結合。這是一種新的中華文明2.0版呢，還是又一次曇花一現的蒙元帝國，隻有物質的征服力，而缺乏精神創造的新文明？在13-14世紀的時候，蒙古人的鐵騎不僅征服大江南北，而且橫掃中亞東歐，成為跨越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然而，隻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征服者獨有武功，唯缺文明，而沒有精神魅力和先進製度所支撐的帝國是支撐不了多久的，不到一百年，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國便分崩離析，走向滅亡。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說：“一個民族在世界曆史的發展階段中究竟占據什麽樣的位置，不在於這個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於這個民族所體現出的精神，要看該民族體現了何種階段的世界精神”。這個世界精神，就是主流的現代文明。中國要追求的不是與世界精神對抗的獨特模式，恰恰是符合主流文明、又能將之發揚光大、推向新的精神高峰的普世道路。中國不是一般的民族，而是黑格爾所說的有著軸心文明曆史傳統的世界民族，這樣的民族對世界精神應有擔當，其所作所為都要在普世文明的視野中加以衡量。

那麽，像“普世價值”論者那樣，死心塌地學西方，將中國變成一個完全歐化的國家行不行？在這方麵，土耳其是與德國相反的、用文明代替文化的另外一個例子。德國相反的是近代土耳其的道路。土耳其的前身是奧斯曼帝國，20世紀初發生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革命，走上了一條全盤歐化的道路。不僅實現政教分離，而且徹底世俗化，原來的主流宗教穆斯林被驅逐出所有的公共空間，隻能作為個人的信仰而存在。這條用文明代替文化的道路走了差不多100年。土耳其雖然實現了現代化，卻再也無法恢複奧斯曼帝國當年的雄風，亨廷頓認為，土耳其成為了一個被撕裂、無所適從的國家——上層是類似西歐那樣的現代文明的製度，而底層依然是無法戰勝的穆斯林文化的天下，這兩者之間是斷裂的。也就是說，文明一直戰勝不了文化，反而造成了國家的撕裂。

進入21世紀之後，土耳其開始試圖走出這一近代的困境，執政的溫和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嚐試如何將普世的現代文明與土耳其特殊的突厥文化和伊斯蘭文明內在地結合起來，雖然繼續保持政教分離的近代傳統，但伊斯蘭教重新回到社會的中心，不僅是拯救個人靈魂的“心性宗教”，而且也是整合社會倫理和人心的“秩序宗教”。在這一過程當中，奧斯曼帝國末年的思想家格卡爾普又被重新提及。格卡爾普所思考的，是在曆史大轉型時代，土耳其如何一方麵接受現代文明，一方麵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認同。在他看來，當現代性文明到來的時候，原來的伊斯蘭文明便後退一步，變為特殊的民族文化，但普世的文明無法替代和取消特殊的民族文化，因為這是一個民族得以自我認同、保持自己文化特殊性之所在。普世的文明構成了國家的法律與政治製度，而特殊的文化則是民族共同的倫理、宗教和心靈認同。今天的土耳其所實踐的正是格卡爾普當年的思路，整個國家顯示出一種既與主流文明接軌、自身的文化傳統又充滿活力的新氣象。

從德國和土耳其的曆史之中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是用文化抵抗文明、還是用文明代替文化，都不是民族複興的正道，中國應該走兩種極端之間的中道，既不當世界主流文明的對抗者，也不僅僅是它的追隨者，而應該成為現代文明的發展者，順應世界大勢，同時借助自身的文化傳統，對普世文明的發展與提升作出自己的貢獻。而要做到這一點，重返世界民族的行列，首先要從富強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在文明的價值和體製的建構上駛向出曆史的三峽。

三，通三統、公民宗教與憲法愛國主義

文明的重建不是一張白紙，可以隨意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它不得不麵對和尊重中國土地上各種已有的文化傳統，雖然有些是曾經輝煌過的廢墟，有些是尚待發掘的金礦，有些是期待複活的遠古傳奇。當今中國存在著三種最重要的文化傳統：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文明傳統，五四以來以啟蒙為標誌的現代性文明傳統和近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傳統。儒家文明到了20世紀初因失去了其製度基礎和社會基礎而解體，隻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從西方引入的現代性文明一百年來曆經波折，到今天實現了一半，有了資本主義的理性化秩序，尚未抵達法治和責任製政府；而曆史同樣悠久的社會主義傳統在毛澤東時代走過一段曆史的彎路，但其反對資本霸權、追求平等的理念依然在中國有廣泛的心理土壤和社會動員能力。對這三種既存的文化傳統，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新老左派和儒家保守主義有著相當衝突的態度和立場，但不管是喜歡還是討厭，它這三種傳統都在那裏，容不得挑肥揀瘦，不得不麵對和正視它們。

甘陽最早提出“通三統”，要將啟蒙傳統、儒家傳統和社會主義傳統統合起來，成為未來的中國新文明。“通三統”不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從曆史來看，中華文明與一神教的西方文明不同，它是多神教的，一神教追求一統，多神教要的是和諧，中華文明以多元一體的方式存在了兩千多年。在心靈秩序上，上層的宗教是儒道佛並存，彼此之間相安無事，而底層的民間信仰乃是儒道佛合一，孔子、老子與佛祖共拜。在政治秩序上，乃是霸王道雜之，儒家為普世王權提供統治的合法性，有為的法家和無為的黃老之學則交替作為統治的治理術。不過，無論心靈秩序還是政治秩序，儒家都居於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但它不像猶太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這樣排斥異端的一神教，儒家並不排除其它的神祗，隻是將各種外來宗教和民間信仰世俗化，將儒家的一套價值倫理觀滲透到異教之中。在政治秩序上亦是如此，福山認為，中國最早發展出強大的國家，擁有一統的中央王權、官僚管理製度和科舉選拔精英製度。這一理性化的國家能力，便是儒家與法家共同開發的。李零說過：“歐洲隻有宗教大一統，沒有國家大一統。我們中國，正好相反，特點是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曆史上的歐洲，是一個宗教，多個國家，而曆史上的中國，則是一個國家，多種宗教。這意味著，“通三統”是多元一體的中國文明之常態。

不過，我們不能簡單地停留在“通三統”的標語口號之上。因為無論是古代的中華文明，還是現代性文明或社會主義傳統，其內部都非常複雜、多元，存在著各種相互矛盾衝突的多歧性。中華文明的內部有儒道墨佛法五大傳統，即使在儒家內部，也有重德性的修身一麵和重實踐的經世致用另一麵，有以民為本的人文傾向與君主為綱的威權傳統。而在現代性文明內部，即使是大西洋兩岸，美國模式和歐洲模式就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作為新大陸的美國，既缺乏中世紀的貴族傳統也沒有近代的社會主義運動，崇尚個人和競爭的英雄主義傳統根深蒂固，對政府存在著深刻的不信任，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是神聖不可動搖的天賦人權。美國又是一個充滿了宗教感的新教倫理國家，獨立的個人之間又充滿著社群主義精神，發展出完善的市民社會。而歐洲與美國相比，世俗化更為徹底，宗教色彩比較淡，近代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被自由主義內化所產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成為歐洲的主流，他們不像美國人那樣相信資本主義的自發秩序，更願意通過國家的幹預實現社會的平等與公正。正如哈貝馬斯和德裏達所說：“在歐洲的社會，世俗主義發展得相當成熟。歐洲人對於國家的組織和管理能力充分信任，但對市場的功能卻表示懷疑。他們具有敏銳的‘辯證啟蒙’意識，對於科技的進步，不會天真地抱持樂觀的期望”。至於由馬克思所開創的社會主義，眾所周知，也有西方和東方兩支不同的傳統，從伯恩斯坦、考茨基開創的西歐社會黨傳統在現代文明的憲政框架內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到了今天已經成為歐洲的主流。而從俄國到中國的東方社會主義實踐，一個世紀以來曾經輝煌，又幾經衰落，至今仍處於與現代文明的艱難磨合之中。

因為古代文明、現代文明與社會主義傳統內部的複雜性和多歧性，於是問題就不在於要不要“通三統”，而是通的是什麽樣的“三統”？這猶如一場調酒師的比賽，不同的勾兌方案所調出來的現代化雞尾酒，味道大相徑庭。如果取的是法家中的富國強兵、西方現代性中的資本主義富強和東方社會主義的國家專製傳統，那麽這個“通三統”所產生的怪物將是一種國家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化的法家社會主義。而假如將儒家的民本與人文傳統、自由主義中的自由、法治和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相結合，那麽這個“通三統”將融合古今中外各種文明中的智慧與精華，開拓出另一番風景。

中國的崛起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某種版本的“通三統”的結果，但這是一種無法持久的、壞的“通三統”。在富強到文明的轉型關頭，我們要改變“通三統”的勾兌方案，從法家的富國強兵轉向儒家的以人為本，從現代性的理性化進一步提升為文明的法治和民主，從東方社會主義的威權傳統轉型為馬克思主義原典中對自由的尊重與平等的理想。即使是借鑒西方的經驗，目光也要從學習美國轉移到學習歐洲。無論國家的曆史還是文化的傳統，中國與美國兩個大國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用基辛格的話說，雙方的文明觀和哲學觀屬於不同的例外主義，“中國和美國都認為自己代表獨特的價值觀”。相形之下，中國與歐洲大陸有更多的可比性，比如，中國與歐洲一樣都有古老的軸心文明，其文明內部有複雜的多元性；中國像法國那樣有強大的官僚國家傳統，又像德國那樣曾經落後過，麵臨經濟上趕超先進國家、文明與文化之間緊張衝突；中國也像歐洲那樣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有著深刻的社會主義傳統，宗教色彩比較淡、世俗化程度相當徹底等等。一個國家的文明發展，不可能抹去已有的傳統，一切推倒重來。因而，中國要將自己的視野從美國轉向歐洲，從歐洲的曆史經驗中吸取更多的智慧，在古老的文明、現代的啟蒙和社會主義傳統的融合之中重建中華新文明。

文明既是一種法政製度，同時又是一種公共文化。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法律與製度的靈魂，乃是其為所有公民所信仰和認同的價值叢。這一價值叢，分為政治價值與宗教價值兩個層麵，分別以憲法愛國主義和公民宗教兩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憲法愛國主義是比較薄的國民認同，是對憲法所代表的政治價值和公共政治文化的認同，而公民宗教則要厚實得多，還包括全民族共同的曆史文化傳統和道德倫理價值以及對超越性來源的理解。

憲法愛國主義是二次大戰之後德國清算了納粹的種族主義幽魂之後所提出的凝聚德意誌民族的方案，並在兩德統一之後成為整個國家具有不同宗教和意識形態背景的東西德公民的共同立場。這對解決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問題，顯然有很大的參考和借鑒意義。在中華民族這一大家族內部，雖然漢族人口占了90%以上，但同時還存在著其他55個少數民族和族群，而像藏族、回族、蒙古族等邊疆民族還擁有與漢民族同樣曆史悠久的高級宗教：藏傳佛教或伊斯蘭教。而九十年代以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眾也在激增。在當代中國，世界的主要軸心文明已經內在化，成為中國的內部宗教。儒道佛耶回五教並存，成為不可改變的多元現實。中華民族如費孝通先生所說是多元一體，不僅民族多元，而且信仰多元，如何整合為一個統一的近代國族？民國初年的“五族共和”提出的是法政方案，但並沒有解決作為統一國族背後的公共文化問題。長達一個世紀以來，漢民族總是試圖以自己的主流文化同化其它少族民族，比如將漢族所信奉的儒家文化奉為公共的宗教甚至國教。儒家文化借助世俗的現代化力量的確成功地同化了眾多隻有民俗文化和民間信仰的文化族群，卻無法化合同樣擁有自己高級宗教的藏族和回民，反而激起了某種文化的反彈。這意味著，任何一種信仰性宗教（包括儒道佛耶回）都無法成為法政製度背後的國教，也無力擔當中華民族的公共信仰。文化、倫理與宗教要給不同信仰的族群以充分的自主性空間，作為一個國族的公共認同隻能是有限的、單薄的政治價值認同，那就是憲法愛國主義，即政治共同體所賴以存在的基本政治價值：自由、平等、法治、憲政、政教分離、責任製政府等。這些不涉及到宗教與倫理之“好”（good），隻是規範政治領域何為“正當”（right）的公共政治文化，超越於儒道佛耶回五教之上，同時又為不同的宗教、哲學和倫理學說所公認，並且為一國之憲法所明確規定，予以製度性的認同和法律保障。儒道佛耶回五教乃為多元，憲法愛國主義實現的是一體，以如此多元一體的方式重新建構中國民族的國族認同。

不過，憲法愛國主義畢竟單薄，它隻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無關，隻限製在政治的公共領域，不僅不涉及私人的宗教信仰，而且與非政治、非個人的社會公共領域也無涉。然而，公民的公共生活，除了政治領域之外，還有社會和文化兩大空間，這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係統世界”之外的“生活世界”。在社會與文化的公共世界之中，需要一種在價值上更厚實的公民宗教，不僅包含政治價值，而且也內涵著由共同的曆史和文化經驗所形成的倫理價值、道德價值，乃至宗教經驗。在這裏，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宗教：“心性宗教”與“秩序宗教”。“心性宗教”拯救的是人的靈魂，為信眾提供靈魂的歸屬感和生命的意義，而“秩序宗教”僅僅為社會的公共生活提供基本的道德倫理規範，雖然它背後也有一套超越性的源頭。我們這裏所說的公民宗教，指的不是與個人心靈秩序有關的“心性宗教”，而是維係社會公共秩序的“秩序宗教”。在世俗化比較徹底的歐洲，公民宗教的觀念相當淡薄，但在具有深厚宗教傳統的美國，從開國至今一直存在著羅伯特·貝拉所說的公民宗教。《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所堅守的自由、平等這些美國價值，皆有其超越性源頭，來自造物主的意誌。但這一上帝的概念是抽象的，不一定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可以理解為不同宗教中的超越之神。公民宗教所真正在意的，既不是對國家的尊奉，而是對國家所遵從的價值的信仰；也不是對具體的神祗膜拜，而是對其所象征的共同體價值的堅守。雖然在私人領域內部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在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公共領域，卻有著公民宗教---公共的政治價值和倫理價值，從而體現為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公民宗教是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它不是國教，卻與國族合一；與政治秩序分離，卻為國家所認肯。公民宗教是一個國家的所有成員一起經曆過的曆史經驗、共享的民族文化和共同的價值尺度，雖然它有可能來自不同的神祗或道德哲學。

那麽，未來中國的公民宗教將會以什麽形式出現？是自由主義，還是傳統儒家，抑或儒道佛回耶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現代意識形態綜合成一個新的公共文化？顯然，這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中華民族是否得以成為一個統一的國族，中國的國家建構是否得以實現，要看中國是否能夠走出核心價值的真空，形成全國上下共同認肯的公民宗教。這一公民宗教既要順應主流文明，內涵全人類的普世價值，同時又具有中國自身的曆史文化淵源。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公民宗教形成之時，便是中華文明複興之日。比較起製度的建構，顯然這是一個更艱難的文明轉型。

路漫漫其修遠兮，文明重建需要的隻是耐心，隻是要看清方向，不再走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