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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緣起：毛澤東專斷作風損害民主集中製2011年04月10日 來源：北京黨史 作者：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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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1957年至1966年期間，毛澤東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製，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摘自《北京黨史》2008年03期 作者：吳超 原題為《“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評》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做了概括性的回答，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間，毛澤東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製，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但對於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發生，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決議》的結論就顯得原則化、簡單化了。30年來，諸多學者齊心同力，從各個角度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進行了積極的探討。
研究概況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對其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的熱點和重點。從整個學術研究的情況來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發軔階段：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85年底結束。由於當時處於“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的特殊時期，主要是從政治上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體反思，對其予以定位。
圍繞著學習宣傳《決議》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全國出現了在理論上探討“文化大革命”性質、起因、危害的研究熱潮。報刊上陸續發表了大量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相繼出版了十幾本否定其的專集，並且出現了大量以其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和“紀實文學”。“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資料也得以匯編成冊，如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訓練部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文化大革命”時期）》（1983年內部發行）。與此同時，初步形成了一支主要來自中央黨校、高校、軍隊院校以及理論界的研究隊伍。
這一階段的研究，大多數文章是對《決議》概括的延伸和具體闡釋，仍停留在單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種綜合研究的嚐試，尚未突破《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起因的闡述。少數學者開始觸及到了學術研究的層麵，對“文化大革命”起源分析的學術含量增大，並對其如何發生的一些史實進行了廓清。朱元石的《“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和教訓》①，是一篇較早的係統分析“文化大革命”發生原因的文章。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這一時期質量較高的學術專著。劉誌建的文章《曆史的合力是“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的根本原因》②對“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之久的根本原因作了較為細致的分析。任嚴波在《我國理論界關於“文革”起因的探討》③一文中，對1986年之前的觀點進行了總結。
第二階段是活躍階段：1986年至1995年。這一時期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開始從政治化轉入學術化，從一般性的總結深入到對社會曆史背景的深層次探討，出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麵，整體水平較第一階段有所提高。這一階段“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的開展，有著為政治、經濟體製改革提供曆史鏡鑒的現實動因。
這一時期，有關“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專著和專題性論著也陸續問世：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最早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專著；比較權威的專著是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資料性書籍也出版了多種，如：《“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華夏出版社1986年版）。同時，不少外國學者的研究著作被譯介到國內，主要有：［英］羅德裏格？麥克法誇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全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美］莫裏斯？邁斯納著，杜蒲等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這一階段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加強了研究的分析力度，研究視野更為廣闊，開始從政治體製、經濟體製、曆史文化傳統和國際共運等多方麵的角度探討發生並延續10年之久的原因。影響較大的觀點有：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提出的“三個交互作用”或“三個惡性循環”的觀點、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提出的錯誤趨向壓倒正確趨向說。金春明根據自己所接觸到的中國大陸、港台和西方的資料，概括為10種說法。④
第三階段是深入階段：1996年至今。“文化大革命”結束20周年以來，在學術界的整體努力下，同時由於國內學術氣氛的日益活躍和西方社會學等研究方法的引入，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呈現了係統性、廣泛性、深入性、學術性的研究特點，水平較前兩階段有了明顯提高。更有學者對“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進行了大膽而有效的嚐試，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納入一個全新的理論體係去闡釋。
權威部門公開了許多有價值的、準確的資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基礎資料書籍出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權威研究部門出版的《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劉少奇傳》（分別由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領導人年譜、傳記，以及一些部門出版的專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擴大了“文化大革命史”的史源。“文化大革命”研究專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回憶錄、遺稿、日記、文學作品、訪問紀實等，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各種文學作品（手抄本、知青詩歌集）等，也陸續出版。這些都是由“文化大革命”中的當事人撰寫成的，這為從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中研究其起源提供了真實的史料。在海外華文世界中，也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專門資料出版。2001年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委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編輯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主編：宋永毅）是近年來有關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權威、最大規模的資料庫。該光碟內容翔實、資料龐大，包括中央文件、指示、公布、領袖講話、重要報刊社論及當時異端思潮文獻等共3000多萬字的第一手文字資料。
這一階段研究所涉及的範圍很廣泛，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領域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廣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發展，借鑒和運用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許多社會學、文化學、口述史學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開始從宏觀描述進入到了個案研究，論述方式開始從政治論斷進入了學科語言，使“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更加精確化。在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有關事件的敘述中，多有學者參與，使其在記述的準確性和論述質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關事件的微觀研究和實證性研究成果已經越來越為學術界所重視。在互聯網上，關於“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各種觀點更是令人眼花繚亂。這說明，關於“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在曆史和現實兩個層麵上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在海外，20世紀90年代以後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由“權力鬥爭說”發展到“社會衝突論”、“兩個文化大革命說”，即一個是中共上層的權力鬥爭，一個是下層的群眾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機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權益的鬥爭。也有人把後一種鬥爭說成是“反抗中共專製暴政的鬥爭。”國內學者普遍不認同“兩個文革說”的觀點，認為這是“上層權力鬥爭說”的變種，是不顧史實的主觀想象。⑤金春明撰文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的空前規模的特殊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的抗爭與反抗所謂“暴政”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⑥
主要觀點評述
毛澤東說：“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是由各方麵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麵去看，不能隻從單方麵看。”⑦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要努力全麵觀察，多方麵、多角度地研究，盡可能地考慮到事情的各個方麵。
（一）主觀動因：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雖然一直有研究者認為不應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歸因於領袖的個人失誤，但是各種研究著作中卻無一例外的把毛澤東置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角的地位。這個問題可分為三個層麵：第一個層麵是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他想要達到什麽目的；第二個層麵是毛澤東為什麽采取“文化大革命”這種獨特方式；第三個層麵是毛澤東個人何以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
1.思想認識緣由。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一文中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複，才能夠完成。”⑧無疑，毛澤東的思想認識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愈演愈烈的鬥爭哲學。毛澤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可是在晚年卻對矛盾論作出極端的、簡單化的概括。自1963年開始，毛澤東建構了一種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分析形勢的思維模式，毛澤東發動的“階級鬥爭”一次次升級，直到“文化大革命”。⑨陳東林指出毛澤東從1964年起開始形成一種新的“階級鬥爭”論斷，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據。⑩
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偏差。葉昌友指出，毛澤東晚年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三大主義”的認識偏差，力求實現“一大二公三純”的社會主義，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11}魏憲朝撰文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這一角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思想動機與社會曆史根源。{12}對社會主義認識誤區的問題，有研究指出，一是對造成認識誤區的幾個基本理論概念的分析認識，如關於“繼續革命”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關於對“資產階級權利”的誤解等等；{13}二是從發生學的角度，分析黨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認識的誤區如何發生如何深化的過程。{14}
憂患意識和理想追求。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自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未來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在這些基礎上產生的憂患意識與“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有著密切的關係。{15}毛澤東理想世界的構想，由於受曆史和認識的局限，背離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中國的客觀實際，但毛澤東卻對其構想的理想社會的實現充滿信心，並付諸實踐，結果一再受挫。為了實現他的理想不惜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最終釀成了十年內亂。{16}
2.對國內外政治形勢的錯誤判斷。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要解決國內的政治問題，把其當作“反修防修”的一場重大的實驗和演習來進行的，他的這一思想和理論來源於他對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國際形勢的主觀錯誤判斷。{17}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國在政治上堅持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內外“反修鬥爭”，並由此總結出一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反修鬥爭”強化了新中國成立後一個時期內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終於導致了曆時10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8}
3.實踐決策失誤。有論者認為，毛澤東錯誤運用政治方式來解決經濟問題，目的是為了推行他對經濟發展的基本主張，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原因之一。還有學者從經濟發展戰略上進行分析，認為“三五計劃”後來轉到以戰備為中心的“三線建設”，實際上體現了毛澤東調整工業布局的思路。{19}毛澤東想通過“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產，找到一條更快、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20}實踐決策失誤，主要是指在“三麵紅旗”上的錯誤，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則是為了維護“紅旗”，實現空想。{21}
4.對個人崇拜的默認和接受。1958年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要區分“兩種個人崇拜”、“兩種反個人崇拜”。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動蕩和一些別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製造現代迷信，毛澤東開始默認和接受這種迷信，最終在全國人民心中形成了對毛澤東個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熱的崇拜。{22}有的學者認為，當時的社會就需要個人崇拜，中國傳統的心理定勢——聖賢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但毛澤東個人的接受同樣不可忽視。{23}
另外，由於製度問題的缺陷，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造成了毛澤東的意誌高於黨規和國法，集體力量無法糾正他錯誤的不正常現象，他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24}
正如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個交互作用”（“‘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交互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交互作用”）的觀點認為：“三個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現實生活中是緊密結合在一起，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澤東既是這潮流的帶動者和指導者，同時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動又受著這一潮流的推動，而不斷地走向‘左’的極端。”{25}
（二）直接動因：國內國際的客觀現實
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能夠發生的前提條件和重要因素，更關鍵的是“毛澤東個人何以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探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須對當時的國內國際的客觀現實進行深入考察。
1.經濟原因。由於“文化大革命”是“左”傾錯誤的不斷擴大和升級的惡果，所以對“文化大革命”經濟根源的探究，其實也就是在探求“左”傾錯誤產生的根源。
空幻的“左”傾經濟思想。研究者認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個別黨的領導人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麽樣的社會主義的探索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富有“左”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於不能為中央領導集體接受，但又自認為是真理，遂將黨內對此不同意見的爭論誤認為是黨內階級鬥爭的激烈反應，而當時整個國家的不正常運轉，客觀上為實現自己的經濟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26}
經濟體製上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舊的經濟體製模式雖不無社會主義因素，但卻保留了中世紀的排斥商品經濟的農村公社和官工官商的許多痕跡，這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爆發的重要因素賴以殘留並滋生的條件。{27}
20世紀60年代過分單一的所有製結構和僵化經濟體製的弊病已經顯露，中國的經濟發展處在是否進行改革的岔路口。{28}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堅持自己的“三麵紅旗”，對於當時出現在其它中央領導人中的不同意見無法容忍，考慮是否應該采取某種手段將出現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某些“非社會主義成分”予以清除；{29}在建設社會主義上，以頑強的主觀意誌追求脫離實際的高速度的空想。{30}
嚴重的經濟困難。當時嚴重的經濟困難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黨內分歧和政治鬥爭的根源。廬山會議由經濟問題引發；八屆四中全會上的鬥爭源於如何才能走出經濟困境的意見分歧；“文化大革命”的輿論先導說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運動使我國生產關係發生變異。{31}
2.政治原因。“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政治性動亂，雖然始發於思想文化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響。
政治體製方麵。我國的政治體製特別是黨和國家的領導體製及其運行機製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幹擾和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準備了“文化大革命”發生所必須的條件。{32}張明軍的《誤區的代價》一書，以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治體製的演變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的形成與“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關係為邏輯起點，較為全麵、詳盡地探討、論證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政治體製因素。{33}
法製建設方麵。有論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組織、活動均是超出憲法和法律範圍的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而當時的政治體製不但無法製止“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反而成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條件；{34}“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與當時中國的憲法運行機製存在著密切的聯係，“法外製度”與“法內製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外部屏障，憲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最後屏障。{35}另外，社會主義法製建設滑坡與“左”傾階級鬥爭理論及實踐形成惡性循環；社會主義法製不健全導致個人專斷和人治現象的產生；黨員幹部法製意識淡漠則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社會基礎。{36}
理論指導上的錯誤。黨沒有堅持以至背離實事求是的路線，使“左”傾思潮在黨內泛濫，並且日益係統化、理論化、正統化。{37}雖然“左”傾思潮根源於經濟問題，但是它在政治領域得到惡化，並在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使黨在執政理論上形成了以階級鬥爭擴大化為中心的思想。繼“反右派”鬥爭、廬山會議、八屆十中全會之後，“左”傾錯誤逐漸升級，被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38}
體製弊端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否有必然的聯係，研究者的看法不盡相同。多數學者提出，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過去都遇到過政治體製特別是領導體製僵化過時的問題，但那裏並沒有發生類似“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可見並不單是體製的原因。近年來，國內不少學者注意到了毛澤東對高度集中的社會體製弊病的覺察，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他想通過發動群眾運動的“大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次不成功的嚐試。
3.思想文化因素。任何一場社會運動都是社會係統中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思想文化作為社會係統中至為重要的因素，對“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有學者指出：“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的迅速發動，與當時中國的思想文化狀況存在著密切的聯係，平均主義、個人崇拜、“左”傾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從眾心理的影響，均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起了重要的推助作用。{39}有文章以“文化大革命”爆發前高校曆史係為主要考察對象，分析高校曆史係教師內部青老矛盾的產生與激化過程，來探討“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根源。{40}有論者從意識形態與群眾性政治社會運動間的互動的角度，認為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誤解，意識形態被化約、被絕對化和極端化，直接通向“文化大革命”。{41}還有的學者認為20世紀60年代意識形態領域的錯誤批判從輿論、組織、鬥爭方法與策略、權威力量等方麵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做了準備。{42}
另外，還有學者將“左”傾錯誤納入文化領域來考察，顯得頗有些新意。認為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建立後，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得以實現，但在精神文化生產領域，社會主義改造卻“收效甚微”，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動機和內容之一。{43}
4.國際政治形勢的影響。“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除了國內經濟政治文化因素外，與當時複雜的國際政治形勢也有著重要的聯係。
廣泛而深刻的蘇聯背景。研究文章大多著眼於中蘇論戰的探討，中蘇公開論戰，促使中國共產黨形成“反修防修”的思想，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奠定了多方麵的基礎。{44}“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與20世紀60年代我國特定的政治氣候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而中蘇論戰為這種氣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45}另有學者綜合分析了蘇聯因素，認為這些因素的綜合效應，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爆發。{46}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也有著重要的影響，主要觀點有：國際共運史上沒有正確處理領袖和黨的關係，對我黨產生了消極影響；{47}我黨沒有正確認識當代國際共運中出現的新問題，對於戰爭、和平、革命形勢問題缺乏科學的判斷；{48}黨對當代社會主義改革的誤解，在1957年後走到了一條既不同於蘇聯舊模式，更不同於當代社會主義改革的道路。{49}毛澤東對國際共運形勢發生嚴重錯誤認識。{50}
有些學者從冷戰的國際背景探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張化指出，“冷戰的國際環境和中國主要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的錯誤判斷也是不容忽視的方麵。‘打倒帝修反’、‘推進世界革命’曾經是中國在國際活動中的基本方針。”{51}牛大勇撰文較為係統地總結了冷戰與“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密切聯係。{52}
另外，當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抗議浪潮的不斷高漲，使中國領導人樂觀而過高地估計了發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過高地估價了“文化大革命”的作用。{53}
（三）深層根源：社會曆史原因
曆史事件的發生離不開領袖的個人因素和客觀的曆史現實，其深層根源則必須向社會曆史的深層追尋。
1.曆史緣由。一是中國傳統曆史的影響。有論者指出，封建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消極因素從心理素質、思維習慣等更深層次上維護著過時的經濟、政治體製和“左”傾錯誤，影響了黨對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54}另有學者指出，由於中國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應當具備的社會和心理準備，當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時，便很容易被用來為集權政治服務，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埋下禍根。{55}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封建思想殘餘在我國現代社會思想領域並不占主導地位，當時的個人崇拜有其形成的特殊背景，不能與“愚忠”相提並論。{56}將“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簡單地歸因於封建主義，會造成認識上的片麵性，不利於正確地總結曆史教訓。
二是黨的曆史上“左”傾錯誤發展。胡喬木在《中國為什麽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一文中，從五個方麵予以說明。席宣、金春明對“左”傾錯誤的惡性發展過程，用三個“惡性循環”作了概括，即“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集權體製和個人崇拜的惡性循環、國內反修和國際反修的惡性循環。這三個惡性循環在具體曆史事件中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互為促進，將黨推進“文化大革命”的泥潭。{57}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錯誤的趨向暫時壓倒正確的趨向的結果，這兩種趨向存在於整個黨探索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
有論者從新中國成立後發生的曆史事件的分析中探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諸多特征和內容都可在“大躍進”中窺見端倪，中國政治日益偏離正常軌道。{58}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1958年以後，曾有過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革命”運動，而且這一運動最終與“文化大革命”聯係在一起，並成為後者發動的重要突破口。{59}
2.社會心理因素。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學術界開始將心理學引入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主要是從毛澤東的領袖心理和群眾心理來探討的。
從領導心理學來看，毛澤東作為國家領導人，屬於主動肯定型，受當時的政治氣氛、心理氣氛影響，又基於他那種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識以及他的個性特點，他在一定時期裏，不恰當地估計了當時形勢，得出了中國需要一場“文化大革命”的結論。而從群眾心理上來闡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認為當時的群眾有“團體思維（groupthink）”和“一致性”的社會心理背景，導致了整個社會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一般民眾，處於認知失調狀態。另外，當時的民眾還有一種“依附集體主義”的心態和對領袖的依賴心理，這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不無作用的。{60}此外，《“文革”時期的社會心理》（高鑒國、李芹，《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文革”時期的個人崇拜與社會心理》（邸彥莉，《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3期）等文章，也從領導或社會心理角度探討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學者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澤東詩詞入手，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前的心態進行了探討，以揭示“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61}
劉小楓的《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一書，引進西方社會學中的“怨恨理論”來解釋“文化大革命”，客觀深入地分析了社會各階層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和響應。另有學者通過“文化大革命”時期群眾變態心理的剖析，指出正是這些變態心理引爆了“文化大革命”。{62}有學者從政治心理學角度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擴大化主要是由於集體行動的易感性與自主性之間的交叉作用。{63}
3.現代化社會轉型。近來學界提出了從社會現代化角度重新審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把“文化大革命”視為一場具有變革意義的社會運動。一些學者提出，應研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關注的問題，從現代化角度審視“文化大革命”時應考慮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明程度等方麵與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64}對“文化大革命”與現代性的研究曾有兩種思路：一是把“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背景中來研究，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謀求中國現代性的失敗嚐試；二是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實現了民主的時代，是一次偉大的“製度創新”。如果我們沿著“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走下去，能夠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光輝道路來。{65}此類觀點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已逐漸式微。
總起來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某一方麵因素唯一作用的結果，而是諸多原因交織在一起，共同影響，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所有這些思考，有助於人們拓寬研究的視野，更加客觀全麵的揭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大事件”，按理應該在曆史研究中占極為重要的地位。但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學術”與“曆史”是遠遠不成比例的，通觀30年來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仍存在著諸多製約因素：一是研究態度上曆史細節關注與宏觀研究把握不當；二是研究機構、人員與史料的欠缺及不足；三是研究理論方法的匱缺。
總之，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可是怎樣合理吸收來自西方的各種理論、如何合理批判地接受已有的研究成果，許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這仍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正如費正清所說“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驚人性”和“規模、影響與複雜性……無論從哪一個方麵來看，這都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曆史課題”。（注釋按慣例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