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信源：世界華人周刊
鄧小平南巡講話，擊中了當時中國最迫切的追問。幾十年後的今天,國人再寄希望於國家領導再次站出來講話，但執政黨高層像鄧小平那樣的強人早已不複存在。黨內各派係互相製約，任何核心領導人都會擔心因改革不可承受之後果,而被對手在政治上抓到把柄造成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勢。在這種情況下，目前執政黨隻能消極地從鄧小平手裏拿出“穩定壓倒一切”的不變招數，采取“胡蘿卜加大棒”的“維穩”政策來應付日漸突出的社會矛盾和困境。即一方麵動用國家財力向照顧弱勢群體傾斜，調整有關政策，緩解最突出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麵又收緊、控製意識形態及社會輿論，並采用包括動用 “國家機器”等一切手段,將可能導致威脅的人與事消滅於“萌芽”之中。於是維穩經費年年增加，群體事件卻愈演愈烈，為世人所共知。
黨內以重慶模式的代表的地方實力派,企圖嚐試用一種切割與鄧小平改革理論與實踐、吸取“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內涵及毛時代的某些政策及思路，包括群眾運動之方法，來緩解社會貧富不均的矛盾，去爭取社會上一部分在經濟改革中未獲得實際利益的“弱勢群體＂的支持，企圖尋找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一個方法。但是它在得到百姓叫好的同時，卻得到各方的爭議和批評。
重慶模式為什麽會引起那麽多的爭議和批評? 我們知道絕對的權力代表絕對的腐敗，腐敗不僅僅會發生在經濟領域，也會體現在政治領域，因對權力及欲望的無限製追求,導致不惜任何手段以達成自己的目的,比如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和黑勢力有聯係,進行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等等。重慶式的打黑，觸犯這些人的利益，並試圖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平衡。這必然讓某些人不安，一旦重慶模式得到認可並推廣，那在老百姓得利之時，不可避免對社會產生衝擊,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這種做法引起爭議和批評是必然的。
如今,中國社會發展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路究竟在何方，是擺在執政者和所有國人麵前的一個大難題。就我個人而言，顯然我願意支持任何可以導致中國民主、進步、自由、人權平等、經濟繁榮、民眾幸福的可操作、可預期的成功方案，但是至今為止，看不到任何一個既可解決問題，又能顧及各方利益，且可避免對社會產生重大衝擊的方案。
當然，我曾經也是一個曆史學者，我知道曆史的發展是不為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但又是充滿著各種偶然性，是各種力量、各種事件互相作用、互相抵消、錯綜複雜的過程，最後形成的結果非當事方或旁觀者者事先可以預計。中國的這艘大船究竟能否達到理想的彼岸，作為中國人，我永遠為我們的中華民族祈福。
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發展趨勢
中國維穩經費年年增加，群體事件卻愈演愈烈，已為世人所共知。但是，接下來擺在知識分子麵前一個問題是：這些群體性事件的頻發和加劇是否會導致中國執政黨現在的統治危機呢？許多海外華人特別是民運人士對此抱肯定的回答，甚至認為中共已經處在“搖搖欲墜”的垮台前夜，民運人士還將自己未來的前途寄托在這種可能性之上。許多國人（特別是有錢人）也對此深感擔心，國內出現的投資移民潮即是其反應之一。但從我的觀察和分析來看，群體性事件遠未達到可以摧毀現有體製及社會結構的地步。
目前中國的中小城市及鄉村出現越來越多的，因分配不公、官僚腐敗及其他社會公共性問題（土地糾紛、拆遷、司法不公等）而引起的所謂群發性事件，並不斷 朝“規模化”、“非理性”，甚至“暴力”傾向發展，民間（通過網絡）體現出來的對執政黨及政府的不滿、批評，甚至“辱罵”，也越來越甚。
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目前這種“群發性事件”或“民變”，在沒有強大的組織力量參與、領導，以及與城市知識分子聯手結合的情況下，在現階段是不可能導致所謂“天下大亂”乃至 “一日變天”的結果的。隻要冷靜地觀察已經發生的“群體事件”，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個特點：
一、“事件”發生的地點大多是中國中小城市和鄉村，較少發生在大城市，而且沒有出現各地區同時、同事（情）聯動的格局。
二、“事件”的起由大多與民生有關，鮮有直接牽扯到政治問題。即使有的話也是僅僅牽涉到事件背後的“貪官”和地方政府不法因素。
三、社會各階層沒有對某一事件產生聯動效應，特別是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沒有“卷入”事件，甚至連為之在道義上“發聲”的人也為數甚少，對社會動蕩敏感的大學生群體更沒有產生“巨變”前的“集體騷動”。
四、政府處理此類事件的兩手政策中，越來越多朝“妥協”的方向傾斜，曾被海外部分媒體稱之為“人民起義”的廣東陸豐的“烏坎事件”以意想不到的結果落幕，恰恰證明了執政者處理群體性事件的靈活性和新思維。
五、在網絡時代，此類事件往往會被人有心或無意放大，甚至嚴重失真（這方麵已經有很多實例），長此以往，造成社會大眾往往對事件的真實性抱有合理的質疑，造成事件對大眾心理的衝擊性日益降低。
以上幾點是否可足以說明，目前頻繁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尚沒有動搖具有龐大資源的執政黨統治的根基，更何況執政黨還有以“黨指揮槍”為原則的軍隊在為其“護航”“保駕”。
至於社會大眾的不滿聲音，本身有兩麵性：一方麵反映執政黨（官僚）和民眾之間的尖銳矛盾，另一方麵也必須承認，民眾情緒借各種渠道手段（網絡、“段子”等）的發泄，是因為沒有表達民意的,減輕社會尖銳矛盾的“火氣”的手段。按照西方人的觀點，即民眾罵政府是正常的，不罵政府的社會反而是不正常的。因此，我認為把中國百姓的普遍罵娘現象，當做執政黨即將垮台的跡象，顯然也是缺乏說服力的。
雖然我認為中國目前出現的社會亂象遠沒有到達導致社會或政權到了崩潰的前夜，但我必須承認中國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到了難以持續的時刻，社會的畸形發展已經觸及百姓能夠容忍的底線。各種社會矛盾互相交織，互為因果，各種利益互相製約，彼此消長。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使中國真正長治久安，百姓安居樂業，是為擺在中共十八大麵前的一大難題，一大責任，一大危（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