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拓希望的田野:扶貧、中國農村建設與世界和平（全文）

 

 

導讀：

 

本文從中國的社會現實出發，分析當前盛世光環下的種種隱患，係統性地闡述了扶貧作為中國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戰略的重要性以及其對維護世界和平的意義，文章還對城市化在扶貧過程中的作用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中國農村的扶貧與建設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文章最後建議中國政府要把“扶貧”作為國家的核心價值觀來提倡推廣。

 

一． 盛世危言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趁美國深陷中東戰爭泥沼和金融危機無暇東顧的“天時”之便，與周邊國家基本確認邊界，贏得了和平發展的“地利”，再加上國家內部相對穩定的“人和”局麵，使中國的經濟、科技、國防在過去十餘年得到了飛速的發展。

2000 年，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協會（ WTO ）。

2002 年，中國成為吸引外資第一大國。

2003 年，中國首次成功發射神舟五號載人飛船。

2004 年，中國第三代戰機“梟龍”試飛成功。

2005 年，全國人大通過重大稅製改革，廢止農業稅。

2006 年，青藏鐵路全線通車，三峽大壩建成。

2007 年，嫦娥一號繞月工程成功發射。

2008 年，中國舉辦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奧運會。

2009 年，建國六十年大慶，在北京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

2010 年，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行。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1 年，神舟八號飛船成功發射並完成了和天宮一號的對接，中國航天邁向空間站時代。

2012 年，世界上 技術最全、集成能力最強、運營裏程最長、運行速度最高、在建規模最大的 高鐵將在中國基本成網。

從以上 2000 年到 2012 年的大事記可以看出，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外患頻仍、災難深重的中國，終於迎來了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繁榮時代。然而，在我們為祖國的成就歡呼鼓舞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盛世光環下的陰影。

就中國內部的問題來說，金融危機後，過去三十年間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的出口加工業深受重創，中國的“世界工廠”發展模式已經遇到了瓶頸。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固然提高了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造成了貧富兩極分化，社會上充斥著“笑貧”、“仇富”的戾氣；東西區域間的發展不平衡造成了大量中西部農民背井離鄉到東南沿海大城市打工，進一步加劇了城鄉分化；過度無序地資源開發造成的生態危機以及食品安全潰守的政府信用危機，都已經達到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全國各地的“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次數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龐大，影響越來越深遠，地方政府越來越難靠收買或恐嚇以達到“維穩”的效果。表麵上燈紅酒綠的盛世中國，實際上已站在了社會動蕩的邊緣。

就中國的國際環境來說，情況更加險惡。中國東臨世仇日本，西與處於戰亂中的阿富汗接壤，南向毒品泛濫的東南亞諸國，與菲律賓等國則有海域糾紛。雖然中國解決了與大多數鄰國的領土紛爭，但藏南尚被印度占領，而且印度長期支持達賴喇嘛分裂中國，近來又想插手阿富汗，取得在中西亞的領導權。作為一個既有核武，又有遠程導彈，同時自視為中國競爭者的國家，印度的崛起一定要引起中國人的警惕。中國也是世界上核鄰居最多的國家，俄國、巴基斯坦、北朝鮮、印度，都處於相當不穩定狀態，他們擁有的核武庫對中國的安全都是潛在的威脅。

當今世界局勢變幻莫測，“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中東巨變，石油價格居高不下，中國在現階段沒有海軍投放能力保證海上能源通道的暢通，而陸路能源通道則要經過動蕩的中亞與西亞國家。更重要的是，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後高調宣示重返亞洲，旨在對中國形成軍事包圍，嚴重威脅中國的能源與國家安全。

2011 年底歐元區的債務危機很可能將世界經濟再次帶入蕭條狀態。曆史告訴我們，嚴重經濟危機經常會轉化成政治危機甚至軍事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經濟大蕭條的直接產物。二戰以來，除了原子彈、氫彈、中子彈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外，不少國家的武器庫裏還增加了可以發動滅絕人口的生物戰，基因戰等非常規武器。二戰結束後， 愛因斯坦曾說過：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人類將使用什麽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戰將會用木棍和石頭（ I do not know with what weapons World War 3 will be fought, but World War 4 will be fought with sticks and stones. ）。 他並不是危言聳聽，如果今天的世界陷入戰爭，其後果將遠遠超過二戰的慘烈，很可能是決定人類文明存亡的末日之戰。從法國、英國襲擊利比亞可以看出，現代戰爭從準備到發動十分迅速，一個國家從和平滑落到戰亂的曆程其實極其短暫。

中國的國際環境決定了即使在和平時期也要有居安思危的備戰思想，在世界局勢險惡動蕩的今天，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政府，必須要嚴肅考慮未來戰爭的可能性，及早構思戰略布局，增強國家的存活力（ Survivability ），減少脆弱度（ Vulnerability ），這將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

 

 

二．扶貧：中國的生存與發展根本戰略

 

經曆了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國恥，中國人汲取了落後就要挨打的教訓，建國以來一直大力發展軍工技術。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製造業水平的全麵提高，今天的中國已經是軍事強國，航天大國，高科技、低造價的中國武器已經進入了井噴時代。盡管國際環境日益險惡，隻要中國軍人有能戰的實力，敢戰的意誌，同時有不輕易言戰的智慧，環視天下，敢和中國打全麵戰爭的國家幾近於無。

雖然當今的中國已經沒有一百年前麵臨被列強瓜分的危險，然而曆史告訴我們，中國曆代王朝的滅亡的根源往往不在外患，而在內憂。當統治集團的腐化造成貧富懸殊，民不聊生的時候，一旦遇到天災人禍，異族入侵，整個社會立刻渙散崩潰。就象一棟美侖美奐的大廈，外表堅固，可是如果內部的棟梁腐化，一經狂風暴雨，頃刻間就會土崩瓦解。今天的中國盡管處處有人奢誇綺靡，但整個社會已經出現了種種混亂潰敗的跡象，如果不及早正本清源，所謂盛世的繁華恐怕隻是脆弱的泡影，亂世的先兆。

中國當今最大的內患在於貧富分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確有一小部分中國人先富裕起來了，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但是由於發展不均衡，還有很多人依然掙紮在絕對貧困之中。中國貧困線標準的製定，長期都依據每人每天攝入熱量2100大卡路裏來推算。很大程度上說，中國貧困線不過是一條保障‘吃飯權’的免於饑餓線。人活著，除了吃飯，還要穿衣，還有生老病死的種種費用和生存發展的需求。貧困線標準過低，使中國大量的貧困人口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幫助。

據央視網報道，“我國目前至少有一億多人屬於被社會幾乎遺忘的群體，他們沒有工作，沒有基本收入，沒有最低生活保障；還有二億多人僅僅維持基本溫飽，沒有任何資產和儲蓄；也有二億多人屬於自給自足型，但缺乏基本的消費能力。”世界銀行2009年一份報告發現，如果使用聯合國現行的貧困標準，即每天生活費在1.25美元或以下，那麽在2005年，中國人口中約有19%，即2.54億人可被認為生活在極度貧困中。按照聯合國每人每天兩美元的絕對貧困標準來看，中國有近4.7億人口，也就是說，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處於國際貧困線下。這個數字令人觸目驚心，讓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華兒女都為之汗顏痛心。

由於中國的貧困人口大多集中在邊遠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他們的存在和痛苦常常被無心忽視甚至有意掩蓋，所以解決貧困問題的第一步就是承認貧困人口的客觀存在。《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報告NO.1（2011）》指出，中國貧困線調整步伐沒有跟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建議應盡快提高中國的貧困線標準，擴大扶貧對象的規模。我們欣慰地看到2011年11月29日，中國政府終於開始正視貧困問題，大幅上調國家扶貧標準線到2300元，也就是每天0.93美元，盡管依然遠遠低於聯合國通用的貧困標準，但是也把全國貧困人口數量和覆蓋麵也由2010年的2688萬人擴大至1.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3.4％，占全國總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中國人有句古話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曆史的發展迂回曲折，出人意料。從1949 年到1979年，中國利用集體經濟的模式，動用國家力量，用三十年完成了西方將近二百年的工業化進程，盡管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也建立起了一套獨立完整的工業和國防體係，使中國人民擺脫了外來戰爭的侵擾。

從1979 到2009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解散農村集體經濟模式，讓個人創造力得到發揮，積極開展對外貿易，中國消費品的經濟得以迅猛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大大提高了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公平沒有得到相應的保護，窮人，尤其是農民的尊嚴和利益沒有得到社會的尊重。

在中國進入了第三個三十年的發展階段時，應該致力糾正過去三十年在一味追逐金錢和利潤的政策下，累積的大量社會矛盾，尤其是貧富分化和生態危機。簡單說來，中國未來的出路在扶貧，扶貧的關鍵在農村。

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不能靠個人慈善施舍，更不能靠政府救濟，農村扶貧的核心在於教育，把科學知識和技能教給貧困人口，使他們能夠自力更生，徹底解決他們的發展需要，給他們帶來希望。教育是最直接有力的扶貧方式，隻要政府有決心大規模提高農村教師的待遇，改善農村學校的條件，保證農村孩子讀書的權利和機會，不出十年，就會出現精神麵貌截然不同新的一代農民。

美國是個豐裕社會，有著相當完善的社會救濟和保障製度，然而很多社會學家發現在美國印第安土著保護區中，依靠政府救濟的地方，貧困率居高不下，而且世代相傳；但是沒有政府救濟的部落，一方麵自力更生，一番麵引進人才，靠開礦或者發展博彩業，反而開創出了繁榮的社區，降低了貧困人口的數量。這個例子說明解決貧困問題的要點在於建構貧困人口的自信，傳授他們科學技術和商業知識，提高他們的生產技能和生存能力，幫助他們自我提升，從而達到全民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總之，隻有扶貧才能從根本上縮小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改變中國目前存在的地區、城鄉、族群、行業等多方麵的不平衡狀態，延遲甚至消弭社會矛盾的爆發，保持國家的穩定。少數民族地區也是中國的貧困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在這些地區大力扶貧，還有助於維護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

隻有扶貧才能從根本上保護環境。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主要原因在於貪婪和短視導致的無序開發。當人口貧困而資源豐富的地區的人們有了技術和技能的時候，他們就不會為了微薄的報酬而輕易出賣土地和礦產，作出貽害子孫的蠢事。

隻有扶貧才能從根本上提高國防安全。扶貧的國防意義在於分散資源，把人力和財力從中心城市逐步轉移到邊遠地區，把中國的每一個村鎮都變成可以延續中國文化的方舟，提高中華民族的在未來戰爭中的生存能力。換言之，扶貧能夠為中國築起一條無形的長城。

總之，中國人一定要有居安思危的頭腦與遠見，把扶貧作為中國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戰略，上升到國防的高度來對待，才能提高全民素質，增加民族存活力，降低脆弱度。

 

三． 城市化陷阱：城市化不是農村扶貧的唯一道路

 

關於扶貧的一個常見誤區就是把城鄉對立。很多人，包括決策者，簡單地認為城市意味著先進、文明與富裕，而鄉村意味著落後、愚昧和貧窮，因此城市化被很多國家作為解決農村貧窮問題的萬靈丹，廣泛使用。然而從實際效果來看，城市化固然可以通過基礎設施的建設，短時間內高速增加GDP，從統計數字上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困程度，但對改善大多數貧困人口的實際生活水平，卻影響甚微。尤其是從長期角度的發展來看，很多時候，城市化隻是把貧困人口從農村集中驅趕到城市的邊緣，把他們從貧困的農民變成依然貧困的市民，對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貧窮狀況並沒有根本的作用。

從人類曆史發展角度來看，大規模城市化出現在工業革命之後，是需要集中人力資源，減少流通成本的工業化生產方式的副產品。由於城市化後地產大幅度增值，因此在有限的土地上建設高樓大廈成了最劃算的選擇。然而世界上，尤其是中國，有很多城市是建在地震帶上的，隨著地球進入新的地質活躍周期，而人類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很多城市高樓大廈裏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都處在強烈地震和其它自然災害的陰影下。2005年新奧爾良的恐怖的風災水災讓我們意識到現代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人類麵對嚴重自然災害時的防範能力並沒有增強，如果不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其後果不堪設想。

從國防角度來看，高度城市化會令政治資源、智力資源過分集中，反而不利於國家的生存力。古今中外曆史在這方麵的教訓很多。北宋末年的都城汴梁，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經濟最發達，市區最繁華的城市，然而當戰爭來臨時，盡管北宋從兵員人數到軍事技術都遠遠超過金國，但由於指揮失當，都城淪陷，幾乎全部皇室成員與文武大臣被擄掠異鄉，慘遭淩辱，史稱“靖康之恥。”汴梁失陷後，整個國家群龍失首，盡管外地還有幾十萬援軍，也無法挽回北宋滅國的命運。

 自二戰結束以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與發展，令城市在戰爭中格外的脆弱危險。當年在美蘇兩國的核威脅下，中國積極開展的“三線建設，”把大量的工業與國防建設項目安置在中西部，開拓了一個廣大的戰略後方，形成了反擊力與震懾力，為中國贏得以後幾十年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安全環境。當今的國際安全環境更加複雜危險，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一定要有國家安全意識。不能一味地擴張現有城市規模，過度集中人力、腦力和財力資源，反而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麵。當年的“三線建設”隻注重軍工發展，沒有在民生方麵也做相應的安排。新世紀伊始，中央提出的“西部大開發”其實是完成當年未竟之業，把沿海大城市的資源疏散到內陸，把中國貧困人口最集中的西部發展起來。

從環境角度來看，高度城市化給自然帶來巨大的壓力。現代城市是一片鋼筋水泥的森林，加上汽車尾氣、工業排放的汙染，使城市產生“熱島效應”，嚴重影響正常的自然生態循環。而且城市化的推展令中國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日益嚴重。從長遠來看，無論是高汙染的煤炭，還是高價格的原油，都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飲鴆止渴的效應。如果不從環境保護角度著眼，即使靠城市化增加了GDP，讓一部分人發了財，可是大多數國民失去了健康，子孫失去了家園，這樣的發展又有什麽意義？

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重大誤區就是放任不法商人把大片膏腴之地變成不生五穀的住宅圈，表麵上創造了財富，實際上是自掘墳墓的行為。中國的人均耕地數量本來就居於世界後列，城市化占地越多，糧食安全就越岌岌可危。而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糧食安全，其他的安全是完全談不上的。靠圈地建房來創造的所謂的GDP，無非是“刮地皮”的一點浮財而已。

我們必須承認過去三十年中國城市化進程飛速，億萬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城市建設更是日新月異，令人目不暇給。然而由於城市擴張，大量一無所長也一無所有的農村人口被動地進入城市係統，他們從就業到生存，都要承受巨大的壓力乃至歧視，社會福利更是難以得到保障。如何幫助這些從農村到城市的新貧民改善生存環境，是當今中國扶貧事業的一個重大挑戰。

過去幾年中，有些人認為中國應該取法印度，放任城市貧民窟的滋長，讓貧困在一定的社會人群中固化，來保障現有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水平。但更多的人認為，中國應該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讓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兄弟姐妹都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我們應該借鑒北歐國家的成功經驗，通過公平合理的稅收，教育等政策，縮小貧富、城鄉、地域差別，把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變成現實。

和三十年前相比，中國的經濟、社會與人口結構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反思城市化進程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尤其是討論城市化對推動全民脫貧致富以及國家安全方麵的作用，勢在必行。中國目前還有56%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農村人口數量在今後幾十年中會持續減少，他們將主動或者被動地湧向本來已經嘈雜擁擠的城市。如何安排這些農村人口就業，如何提高他們的技能，如何保障他們的權益，將是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執政挑戰，也是發展契機。

“大躍進”式的城市化不可取，高樓大廈容易建成，但是工作機會不容易創造，大量沒有技能，沒有經驗農民湧入城市，很容易滋生出社會問題。城市化必須是個漸進式的過程，有規劃，有目標，同時借鑒經濟發達、政治穩定北歐和北美國家的發展經驗，不去盲目擴大城市規模，相反要把大城市人口向郊區疏散，而且大力投資農村基礎設施，提高農村的生活水平，努力發展教育和服務業，讓村莊城鎮化，讓農業產業化，讓轉型後的農民可以直接在當地就業。

總之，我們應該破除靠城市化扶貧的迷思，認識到當今世界從技術角度來說已進入了後工業化社會，信息革命使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地交流，交通技術的發展也大大縮短了地與地交流的成本，新能源、新材料的發展幫助突破能源瓶頸，因此中國貧困地區的發展，應該利用後發優勢，避免重走環境高汙染，人口高集中的城市化老路，而直接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把經濟發展與自然保護相結合，開拓一條因地製宜的生態扶貧新路來。

 

四. 明日鄉村：希望的田野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探討扶貧措施之前，讓我們來先回顧一下當前中國農村貧困局麵形成的原因。在工業革命以前，中國農業技術水平長期領先世界，然而從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依靠傳統耕作方式的中國農民，由於生產力根本無法和歐美以機械化、商業化現代農業相比，中國農業價值在世界經濟體係中才逐漸邊緣化。

從1949 到1979年期間，土地收歸國有，中國農村的小農經濟模式被轉型為集體經濟，政府組織了大範圍的水利工程建設和農村掃盲活動，提高了農村的基礎設施和農民的基本素質。但是為了集中財力迅速實現工業化，當時政府采取了城鄉二元體製，利用戶籍製度，限製農民自由流動的權利，而且以政府手段統一收購農產品，製度性壓低農產品價格，事實上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方式完成了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從1979年後到現在，以“大包幹”為模式的農村土地改革，給與了農民土地使用權和個體單幹自由。一方麵解放了農民為強製型“集體化”所束縛的創造力，但另一方麵也暴露出了小農經濟的缺點和局限性。除了一些鄰近大城市得到了城市擴張的益處，或者靠礦產等自然資源，以及個別靠集體經營企業而致富的鄉村外，大多數農村的現狀極不樂觀。青壯年勞力紛紛離鄉背井到大城市打工，農村變成了老弱病殘和兒童的留守家園。盡管中國政府從2006年開始就中止了農業稅，但由於水利失修，管理失序，政策偏失，以及老齡化嚴重，中國農業整體麵臨著環境、經濟、醫療和倫理等種種危機，過去三十年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可有上億的農民依然處在貧困線下，更多的人雖然勉強溫飽，但沒有消費能力，更談不上融資和提高再生產的能力。

尤為嚴重的是，近年來貧富分化嚴重，中國社會階層開始固化，農家子弟上大學越來越難，就是上了大學，畢業以後還會有就業難的問題，就業靠“拚爹”的社會現象，阻擋了農家子弟的上升渠道，也極大地妨礙了農村的脫貧努力。

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相比，中國農村耕地麵積少，自然資源匱乏，所以中國農民的脫貧不能單靠提高農產品的產量或價格來實現。同時，由於農村的教育資源有限，很多農民缺乏農耕以外的知識和技能，怎樣提高他們的生產水平，提高農業產品的價值增值能力，將是農村扶貧事業的重大挑戰。

“大包幹”在特定的曆史時期起到了開拓全民思維的效應，然而三十多年後，我們應該看到各自為政的小農經濟在自然災害和全球化的經濟體係裏都不堪一擊，如果想在中國達到全民富裕的目的，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建立新的農村模式。

事實上，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生產模式都是以合作化為基礎的。美國根據農產品的種類建立了一係列行會來確保生產、銷售、經營過程中，農民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障，並且通過立法來建立農產品補貼製度來確保其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日本、南韓、台灣也都有農民協會通過互助合作來提高農產品的增值效應，並改善農民的收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政府應該學習各個國家的不同經驗，為中國農村建設製定出一個長遠的發展措施來。

中國農民為中國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傑出的貢獻，然而農民作為一個群體，在經濟、政治、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方麵卻長期處於弱勢，他們的默默付出奠定了今天中國高速發展的根基。今天當農民的權益受到損害侵蝕的時候，中國政府必須作為他們最後的防線來為他們提供基本保障和最後保護，而社會的其他行業和階層，也必須意識到反哺農村不光是所有中國人的道義責任，也是中國社會穩定發展的最好出路。

教育是農村發展的關鍵。從2000年開始普及的九年義務教育是個很好的開端，但是僅靠初級教育難以培養一個人在社會上立足的本領。電視，電腦，手機，網絡等現代通訊手段大大降低了知識的傳播成本，政府應該大力利用電視和網絡發展遠程教育和繼續教育，推廣技術教育，幫助農村人口學習商業知識，掌握一技之長，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和創業能力。除了傳播知識和技術外，教育也應該包括觀念的改變。中國教育應該大力消除以體力勞動為恥的陳腐觀念，讓全社會了解技能教育的重要性，讓勞動者感到自身的價值與光榮。

德國的製造業水平在全球首屈一指，不管全球經濟如何發展，迄今沒有國家能夠挑戰德國在精密儀器、機床等方麵的壟斷，原因就在於德國注重對技術工人的培育和關懷。中國如果想真正在技術上領先世界，就必須改變目前浮誇的教育方針，把注意力從創建幾個所謂世界一流大學轉移到投資到成百上千所中等職業學校上去。中國人得不得諾貝爾獎對國家的經濟其實不重要，但是當中國人能培育出幾百萬職業水平精湛的技術工人的時候，中國的製造業自然就會稱雄世界，民生水平自然會水漲船高。

過去十年中，中國交通版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鐵成網後，各地的人員與物資交流將更加便利，大大降低了農產品的運輸成本和損耗程度，政府應該因地製宜地設立“扶貧特區”，不搞一刀切的行政化措施，針對各個地區的貧困現狀，製定發展措施。利用農村發展的後發優勢，廣泛使用新能源、新材料，提高農業產品的增值價值以“本土化”的方式發展經濟，讓青壯年農民不必背井離鄉就能找到非農業型的工作，從而逆轉當前的農村危機，並有效消減城鄉差距。

目前農民因為沒有可抵押資產，很難融資。如果政府調整目前的土地政策，由政府出麵來組織改革農業資金信貸係統，為農民背書，讓他們可以用土地使用權來換取資金，將會很大提高農民的貸款率，讓他們得到現代金融係統幫助來進一步發展。中國政府一定要慎重對待“土地流轉”，絕不能放任，不放任私人資本巧取豪奪農民土地，一旦農民失去了土地依托，就會變成無法製約的流民，中國曆代覆亡於流民起義的王朝比比皆是，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從1949 到1979年，中國修建了八萬多座水庫，治理了數百條河流，修建了上百萬裏的灌溉係統，可令人痛心的是，過去三十多年的分田到戶的小農經濟方式分散了農村基層政府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農田水利建設基本停頓，水利失修狀況嚴重。政府必須承擔起重修水利係統的責任，這樣的工程不光會給中國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還提高農村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因為隻有科學綜合地發展農田水利建設才可以保持水土，保護環境。

中國是世界上水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政府應該繼續大力發展小水電，並且在農村投資推廣風能、太陽能等潔淨能源項目，讓廣大農民能夠安心持續地享用到低廉的電力，他們才有可能購買冰箱、洗衣機等耐用電器，製造業才能穩定地擴大市場。

政府應該根據不同區域的不同需要，發展交通，冷藏和儲備等和農業相關的基礎設施。提高農村的基礎建設會給產能過剩的城市企業帶來新的機會和更多的利潤。政府還應該根據具體的農作物，製定從生產到加工到營銷的綜合性市場策略，讓農民除了生產農產品外，還可以從商業鏈的不同環節中受益，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隻有當農民的綜合收入水平提高了，中國才能真正擴大內需，消化剩餘資本，促使經濟繁榮，保證社會安定。

盡管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製造業的發展使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然而中國依然有將近一半以上的人口還是以務農為生，遍布在各個城市中的億萬農民工依然根係農村，中國到底是個農業大國。因此我們必須正視農村貧困依然廣泛存在的現實，努力改善農村的教育水平，提高農民的經濟狀況，把今天老弱病殘留守的黃土地，變成明天朝氣蓬勃的希望田野。歸根結底，全麵發展農村，幫助廣大農民脫貧才是中國最好的維穩措施。

 

五. 重塑中華魂：為人類開辟共同富裕、天人合一的道路

 

自從鴉片戰爭驚醒了中國天朝大國的美夢後，將近百年的戰亂和屈辱，使中國人對自身的社會組織，文化傳統，經濟體係都產生了強烈的懷疑，無論是以歐美為參照的“全盤西化”還是以蘇聯為模式的“共產主義”，都是為了救亡圖存而不得不走的生存之道。經過過去六十多年的發展，今天中國已經沒有百年前麵臨被列強瓜分的生存危機，也沒有三十多年前渴望現代物質生活的焦灼感，中國民族已經實現了偉大的複興，然而隨著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演變，今天的中國人應該重新思考今後發展道路。

殖民主義也好，帝國主義也罷，甚至所謂的“全球化”，體現的都是過去五百年歐美人製定的是“獎強懲弱”，“損不足以奉有餘”的遊戲規則。依靠軍事優勢，這套規則帶給了歐美等少數國家高水平的生活，也帶給亞非拉各國數百年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即使到今天，美國人的生活品質建立在對全球資源的消耗和控製上。事實上，每一個美國家庭後，都站著幾十個第三世界國家的能源奴隸。我們的星球根本無法提供十四億中國人同樣的資源，中國人必須走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

這條道路的核心在於扶貧。扶貧不是施舍，也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幫助本來沒有生產和消費能力的窮人進入經濟體係，讓他們變成價值的貢獻者和產品的消費者。消費者數量越多，消費能力越強，富人才能有可能持續性地增加財富。而且“有恒產者有恒心”，一個社會資產擁有者越多，社會越穩定，越容易管理，所以扶貧是窮人，富人，社會三方麵共贏的行為，非常值得提倡。

如果政府能把扶貧當作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根本戰略，就會意識到扶貧最有效的國防。把國防和扶貧一體化，適當削減軍費，把省下的錢投資到人身上，尤其是孩子的教育上，這將是最有回報的投資；寓兵於民，減少正規軍數量，大規模訓練民兵，讓他們平常參加經濟建設，戰時迅速轉化為軍人；關注農村教育，提高農村教師待遇，把農村建設成文化方舟，增加中華民族的生存力；扶貧還能減少民族矛盾，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與穩定。

目前美國高調重返東亞，企圖軍事上圍堵中國，經濟上控製中國，中國政府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選擇。上策是扶貧。對外扶貧可以結好鄰國，隻要有了共同發展的機會，沒有國家會笨到替美國當炮灰。對內扶貧可以增加內需，老百姓手裏的錢越多，才越有購買力。中國的經濟可以不再受國際市場需求的波動而困擾。

中策則是繼續目前的政策，外交上以“韜光養晦”，經濟上以購買美國的廢紙國債來換取國際秩序的安定。然而靠這種做法不僅損失了本來可以改善中國百姓生活的血汗錢，還喪失了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動權與話語權，長期來說，並不符合民族利益。

下策是武力衝突。以中美兩國目前的武器水平來看，雙方直接交戰會帶來人類的末日。最可能的是某鄰國在利益驅動下，挑戰中國的領土完整，中國被迫接招應戰。“兵勢一交，不可驟解”，中國海軍還沒有能力衝破第一島鏈的封鎖，重要的海上商業通道不在中國的掌控之中，國際形勢的動蕩會直接衝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由此看來，扶貧是中國最有效的國防政策，也是最有力的經濟發展保障。

如果政府能把扶貧當作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根本戰略，就會意識到扶貧還是最有效的環境保護策略。我們應該懂得，我們並不曾從祖先手中繼承土地，不過是從兒孫手裏借用一段時間，想造福兒孫，必須保護環境。隻有扶貧才能提高農民的認識水平和環境意識，杜絕毀滅式的開發，科學有序地利用自然資源，既發展經濟，又保護環境，尤其是生物多樣性，使人與自然能夠和諧共存，實現新世紀的“天人合一”。

如果政府能把扶貧當作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根本戰略，就會意識到扶貧是通往世界和平的橋梁。英國曾以“貿易”為立國根本，靠強大的海軍艦隊和商隊縱橫天下，建立了“日不落帝國，”然而兩次世界大戰後，就變成了奄奄一息的日落帝國；美國以“人權”為道德旗幟，擊敗蘇聯，成為二十世紀末的世界獨霸，然而自從深陷中東的戰爭泥沼和金融危機的經濟泥沼，也開始全麵收縮。如果中國想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世界的領袖，就必須有自己獨特核心的價值觀，我們認為沒有比“扶貧”更能體現中國傳統的“仁義”理念以及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政策。

二千年前司馬遷就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當今世界格局中的種種衝突與紛爭都和利益有關。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切實解決了中國所有老百姓的貧困問題，富裕安定的生活就會讓中國再次成為世界的中心，“萬國衣冠朝冕旒”的勝景必然再現。如果中國政府能夠有雄心幫助世界其他的人民來解決他們的貧困問題，中國自然就成為世界的領袖，“不戰而屈人之兵”，和平其實才是扶貧最大的紅利。

愛因斯坦曾說過，這個世界的危險，不在於有人想做壞事，而在於很多人袖手旁觀（The world is a dangerous place, not because of those who do evil, but because of those who look on and do nothing.）。我們衷心希望政府意識到扶貧的重要性，把扶貧作為中國的生存與發展根本戰略，大力推展，更希望每一個普通人都行動起來，加入扶貧隊伍，為人，為己，為子孫後代，做一點兒有意義的事情。

“計利當計天下利，”扶貧代表天下人的利益，我們深信中國人有誌氣為人類開辟一條共同富裕、天人合一的扶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