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貧富差距統計被指不規範 官方數據從未公開

研究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學者稱官方統計機構已經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戶調查數據但對研究人員公開。學者稱“住戶調查”所形成的數據是被低估的，因數千萬公務員公費醫療完全不被計入現有的統計。中國的統計方法都不符合國際規範，準確率上也頗受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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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搞錯了一個零

“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財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財富”

6月初，一個中國“1%的人口占有41.4%的財富”的數據，引起輿論強烈關注，為沸沸揚揚的貧富差距討論，再添了一把火。

這一數據出自新華社《財經國家周刊》一篇《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美國》的文章，數據來源是“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

不過，這一數據可能有一點問題。

“世界銀行用的是我的數據，但是國內現在引用的數據搞錯了，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財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財富。”國內惟一做過獨立的居民收入數據調查的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但這一錯誤並不影響中國的收入分配失衡的現狀。收入差距問題，從未像今年這樣攪動人心。

5月中旬以來，《人民日報》開辟專欄“社會財富怎麽分?”，連續四周發文，探討收入分配問題，姿態之高，較為少見。而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發文《我國財富分配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這一署名“新華社調研小分隊”的文章口氣異常嚴厲，直指高收入階層正在破壞社會穩定。

從今年年初開始，這一話題也進入高層視野。溫家寶總理更是在4月《求是》雜誌上發表文章，提出要深化壟斷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而6月9日，國家稅務總局宣布，為防止貧富差距擴大，將強化對高收入人群征稅。

這一切跡象顯示，解決中國收入差距問題，已迫在眉睫。但是，中國的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如何去衡量它?

基尼係數是國際上較為通行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中國官方一直沒有關於這一數字的統計。而學者計算得出的中國基尼係數一直處於高位運行，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已超過了0.4。目前，被學界普遍認可的是世界銀行測算的0.47。

而在5月份，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叢亞平和李長久在《經濟參考報》發表的文章則稱：我國基尼係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 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0.5——這大概是目前為止對中國基尼係數最為嚴重的估計。

當前，除了基尼係數，並沒有有效的數據能夠衡量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不過，學者們通過有限數據作出的基尼係數的統計，能否反映中國貧富差距紛繁複雜的實際情況?

從2002年開始，中國學術界展開了對基尼係數“中國化”的爭論，至今未有結果。一個可以看清的事實是，中國收入差距的真實情況，遠不止一個粗略的基尼係數的數據能夠涵蓋。

最大問題是數據缺乏

北方某特大城市，調查抽樣恰好抽到市直機關公務員家屬區。結果“無論居委會怎麽做工作，就是沒人配合調查”。

對於關心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學者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數據缺乏。以至於無法對問題進行詳細的分解和研究。

“人們最關心的是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但現在能夠看到的利用住戶數據估計的全國基尼係數隻有少數幾個年份。”李實教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官方統計機構已經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戶調查數據，“但是，並不對研究人員公開”。

李實認為，相對於國際規範的個人收入定義，“我們能看到的數據總是被低估的。很多個人收入並不被計入統計範圍。”

目前，全國所有研究基尼係數的學者，基礎數據都來自各地統計局下屬的城調大隊、農調大隊的住戶調查。而由這些“住戶調查”所形成的數據，曆來在準確率上飽受詬病。

長期以來，統計係統在衡量城市和農村的個人收入，采用兩個口徑：對於農村居民，用“人均現金收入”，而對於城市居民，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實際上，這兩個收入標準都不符合國際規範，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城鄉居民之間甚至城鄉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

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各種稅費之後的收入。相比農村居民，城市居民擁有社保、醫療、教育等方麵的福利，無法計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城市和農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沒有計入家庭收入。但根據國際慣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應當把租金按市價計入收入。如果計入這方麵，則城鄉之間、城鄉內部的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擴大。

而更進一步，全國數千萬公務員，享有“公費醫療”，這也完全不被計入現有的統計。

一位不願具名的研究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舉例說，“例如一個大城市公務員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個月五六千元，但他們在市區擁有一套兩居室的經濟適用房，每個月會產生市價4000元的租金收入;他們有各種實物福利和單位組織旅遊等，很多家庭甚至從不需要從市場上買米買油，家裏大人小孩享有公費醫療。這種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70%以上。至於各級幹部享受的專車、司機、秘書、高幹病房等待遇，就更沒辦法統計了”。

除統計口徑之外，調查過程中，各地統計局限於人力物力的限製，每年所能做的抽樣調查，樣本數量極其狹小。

一般的抽樣調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樣率。而我國的抽樣調查，往往僅達到萬分之一。

以深圳市為例，這個實際可能擁有上千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其城市住戶調查，在2002年以前僅100戶家庭。2003年以後才擴大到600戶家庭。

“內陸地區的統計抽樣數據，情況更糟。”上述研究者對記者解釋說。

抽樣調查，要盡量做到樣本均勻分布。統計局會與被抽取的片區居委會協調，由居委會幫助挑選願意配合的家庭，這當中遇到的困難更多。

北方某特大城市，在抽樣時恰好抽到該市市直機關公務員的家屬區。“無論居委會怎麽做工作，就是沒人願意配合調查。最後隻好換個小區。”這位研究者說。

而即使願意配合的居民戶，也很難確定他們是否如實填寫申報財產和收入。往往高收入家庭都傾向於瞞報收入。

2009年，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調查中，高收入人群的20大職業，既沒有公務員，也沒有央企職工。而所有接受調查的人員中，最高的月收入，不過14500元。

李實教授因為有國際合作項目支持而得以進行“獨立調查”，但他的數據也是請統計局在進行住戶調查時，多調查幾個他的課題組設計的問題而已。其在統計上所麵臨的誤差，和統計局數據是一樣的。

頭疼醫腳?

如果不能確定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就無法提出準確的解決方案。

雖說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已突破的0.4的“國際警戒線”，但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依然保持了相對穩定。不過輿論的熱議，令官方對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社會危險開始未雨綢繆。

根據各方消息來看，盡管“收入分配體製改革”還沒有正式啟動，目前官方的思路，依然是在稅收調控上做文章。中新社甚至直接以《中國防貧富差距擴大，加大稅改調節收入分配》為題報道《人民日報》的“四論收入分配”係列文章。

但目前關於收入差距的統計，隻能表示分配差距帶來的福利損失，並不能說明差距從何而來，也不能解釋背後的原因。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程永宏對記者表示：“有理論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主要來自壟斷行業高收入。但實際上，通過分解基尼係數，可以證明全國整體的貧富差距，主要來自城鄉差異，行業收入導致的貧富差距，占比例很低。”

如果真如程永宏教授所言，貧富差距來自中國城鄉差異，那麽真正解決問題的手段應該是消除城鄉二元分割的體製，而非對高收入階層統一收稅，加重中國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稅收負擔。

而世界銀行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題為“向頂端賽跑：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的報告中，則將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歸因於機會的不平等，尤其是城鄉之間受教育機會的差距。

世行的結論是，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差異，尤其是他們所提供教育機會的不公，在過去20年中的貧富分化中導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變化，三分之二歸因於教育投入的不均。

這篇文章強調，“國民的人力資本，才是最終決定一個國家國民財富的因素”。

但是根據記者采訪了解，世界銀行的這一份研究報告，依然是基於統計局和李實合作的數據。而數據的問題決定了其研究結論，依然無法覆蓋統計局本無法覆蓋的那一部分群體。

在一篇文章中，李實教授的話令人沮喪，“我們並沒有對中國收入差距變化的原因和過程有充分的理解”。

程永宏教授認為，雖然每個人對中國貧富差距數據缺乏 官方統計未公開貧富差距擴大，都有各自的感性認識，但如不能通過定量分析確定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就無法提出準確的解決方案。

名詞解釋：基尼係數

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的一個指標。簡單來說，就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總和占全社會總收入的比例。按照聯合國有關標準，該係數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