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警界麵臨改革壓力 太原警察全員下崗競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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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文章：警界新政

　　陽春三月，全國472名地市公安局長齊聚北京，接受為期10天的培訓。

　　有別於一年前的縣級公安局長培訓，這批承上啟下的地市警界一把手，被專門要求“謀劃好”本地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特定語境下，也可以解讀為凝聚意誌，鼓勵創新從而破解難題。

　　公安隊伍素被寄予穩國安民的厚望，在當前中國，尤需直麵諸多壓力和難題：

　　社會急劇轉型，不和諧的深層誘因增多，帶來治安、穩定形勢嚴峻，需要公安以相對有限的警力和技術手段，保持打擊犯罪力度，提高社會安全感；

　　傳統社會模式解構，沿用多年的部分管理方式失效，在配套機製缺失的條件下，需要公安迅速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維持政府對社會的治理能力；

　　矛盾潛行，社會情緒不穩，警民關係微妙，特別要求公安公正執法、廉潔執法、規範執法，但有時卻不得不麵臨警察權威下降的尷尬；

　　此外，為最大限度化解社會矛盾，一些地方往往需要公安“顧大局”，前置大量警力，協調解決一些專業範疇邊緣的問題，承擔警服之外的職責。

　　在突破困境的路途中，外界對公安產生了權力膨脹的隱憂，公安內部則還以人少案多、權責不等、執法環境惡化的抱怨。有人開出藥方：重組政法架構，一手限製警察權，一手保障警察執法能力。立意高遠，但也有人責之對體製改革的複雜考量不足，對改革環境的估計過於樂觀。

　　更具操作性的路徑，是公安加強隊伍自身建設，通過改革創新，逐步解決工作體製機製問題，剛柔並濟達到“外症內治”。

　　這一思路其實在近年公安工作部署中一以貫之。從公安正規化建設，到力推警力下沉的“三基”工程，再到“三項重點工作”(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和“三項建設”(警務信息化、執法規範化、警民關係和諧)，高層運籌帷幄，地方試點頻出。換言之，警界“新政”早已啟動，此間既有鎂光燈下的重點突破，更有持之以恒的整體推進。

　　在這個國家與社會重新建構，權力和權利重新劃線的時代，改革的共識應當明確，警察作為國家權力的第一線，不可能置身度外。考察一些地方“新政” 樣本，恰是印證一句老話：過去的經驗是改革，今後的出路仍是改革

　　《瞭望》文章：警務改革的太原樣本

　　舉人事機製之“綱”，張警務工作之“目”，是太原公安這場改革的用意所在

　　新局長上任三把火，讓太原警察這兩年壓力很大。

　　2008年集中整頓，2009年全員考評，及至2010年競聘上崗：從分局局長、支隊長到普通民警，上至正處，下至科員，全部職位放開，一年一聘；考評成績成為評聘的硬杠杠，優等方有資格晉升，末等則要自動降級乃至解聘。

　　“新政”伊始，有當地幹警一度觀望，“以為會告一段落”，沒想到環環相扣，“一口氣都不給喘”。

　　2008年4月，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蘇浩受命兼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長。此時太原警察的聲譽正處於穀底，2005年打死北京警察一案的陰影尚未散去，2006年、2007年太原市行風政風評議，公安局又連續墊底。

　　整頓以後，太原警風為之一振。但新局長坦言，成效是“在高壓政策下產生的”，整頓“隻是權宜之計”。在一次內部發言時，蘇浩稱，單純地就業務抓業務，就隊伍抓隊伍，社會治安始終無法走出“嚴打－反彈－再嚴打－再反彈”的泥潭，隊伍管理也無法擺脫“整頓－反複－再整頓－再反複”的怪圈。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對現行公安運行機製進行改革，破解長期以來影響和製約公安事業發展的體製機製性難題。”借助一整套考評體係，使幹警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太原公安隨後的大刀闊斧，觸碰到幹部人事製度的內核，也勾勒出警務新政的綱目。

　　綱舉則目張。舉人事機製之“綱”，張警務各項工作之“目”，正是太原這場公安運行機製改革的用意所在。

　　全員下崗競聘

　　“我們已經在推行全員下崗競聘了。”3月17日，太原市公安局萬柏林分局的史水鴻告訴《瞭望》新聞周刊。這一天，也是太原市局新一批副處級警官提名公示的截止日。

　　史水鴻是經過全員差額推薦、分局差額提名等程序，由市局黨委會審定後，於2009年底競聘上任的第二批副處級警官。太原公安的運行機製改革，選擇自上而下、逐級逐層地前推。

　　一年以後，通過年度考評，所有警官、警員將被劃分為“優等”“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個等次。根據改革方案，隻有被評為“優等”的警官和警員，才有資格競聘上一級職務；達到“合格”以上等次，可在次年續聘；“基本合格”的予以解聘，參加後進民警待崗培訓，培訓期滿經考試考核合格後，競聘下一級警官或同級警員職位；“不合格”的，解聘降職降級、待崗培訓；連續兩年“不合格”的，予以辭退。

　　“一年之後，沒有所長、副所長，全部進入待聘程序，都要重新競聘。”柳巷派出所所長王曉光說。

　　“白頭發一下多了起來”，四十出頭的王曉光告訴本刊記者，考評結果與競聘機製掛鉤之後，壓力明顯增大，“以往有的警員作風懶散，但管多了容易得罪人，有時就睜隻眼閉隻眼，現在對派出所所長的考評，要看整個所的業務成績和執法規範情況，必須狠抓工作。”

　　史水鴻也有同感：“過去考核不合格也沒事，隻要不犯大錯誤，沒見到誰下來。現在掛鉤‘一年一聘’，危機感非常強烈。”

　　這與蘇浩的設想相符。警官能上能下、警員能進能出的工作機製建立起來後，“就不用再去考慮怎麽管他，他會自我加壓、自我管理，達不到目標的，該降級就降級，該辭退就辭退”。

　　太原市迎澤區看守所民警劉冬生現在就頗有如履薄冰的感覺。柳巷派出所的這名前刑警，去年參加了後進民警待崗培訓，後轉崗至看守所。“上夜班碰著沒事，別人可能要打會兒盹，也是人之常情，但我就真不敢，就怕打盹的幾分鍾恰巧出了什麽事”，劉東生說，“像我這樣‘黃牌警告’過的，要是再去培訓，後果不敢想。”

　　盡管壓力倍增，但不少一線民警反映，全員競聘帶來的公平性，一定程度彌補了心理落差。

　　太原市公安交警支隊迎澤一大隊中隊長姚繼平說，以前幹得好還要等機會，有不少老民警勤勤懇懇幹了二三十年仍是個副科；現在幹得好就有機會，“這兩天推副科級別幹部，我參加工作十二年，要和工作才三四年的同事一起競爭，老同誌心裏難免有點不平衡，但年輕民警就覺得非常有動力。”

　　雖然“黃牌”在身，劉冬生現在也憋了一股勁要評優秀，“眼看副科崗位開始競聘了，我也努著力呢，要是能行，明年我也有機會競聘上一級崗位。”

　　打破虛職限製

　　太原的警務改革雖大刀闊斧，卻並非一味強壓。相反，方案多處設計都透露出靈巧和“人情味”。

　　比如，考評的“優等”比例“上不封頂、下不保底”。如果一個單位人人工作努力、業績突出，都可以評為“優等”。

　　又比如不設置“末位淘汰”。“一個重點中學的實驗班，平均成績在95分以上，即使最後一名的成績也遠遠高於普通班的前幾名，是不是應該把他淘汰掉呢？”蘇浩反問。

　　但如此下來，人人快馬加鞭，職務數量勢必成為瓶頸。若屢次入圍競聘卻不得晉升，幹警評優的動力還能剩幾何？

　　太原為此預備一步“先手棋”：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規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職務序列的意見》，打破警員職務的職數限製。隻要年度考評結果為“合格”以上等次、且達到規定年限，即可晉升上一級警員職務。有領導能力的，可走警官序列，即所謂實職；有專業技能、能幹好本職工作的，可走警員序列，即所謂虛職。

　　營盤派出所治安巡防隊副隊長武利軍說，每上一個級別，工資待遇的差距就拉大，因此誰都想往上走。“就像趕牛，前頭掛束草，再揚幾鞭子，走得更快了。對基層民警來說，隊伍解決虛職，享受相應的處級、科級工資待遇，能得到實惠，這是非常實在的動力。”

　　原先評選虛職，也有比例限製。“我師傅那一批，大約二十來人，都達到主任科員的條件了，但編辦給的指標少，當時又沒有好的考評機製，給誰都擺不平，最後隻好都不給，生生把指標給廢了。”武利軍說。

　　公務員激勵機製單一，過分依賴行政職級，本是困擾政府部門的普遍問題，並非公安係統特例。但公安人數遠超其他政府機關，尤其凸顯了這一困境。 “比如太原市警察占了太原市公務員的58%，隻是個處級單位，但人數卻相當於50個其他處級單位。人多規格低，級別什麽時候都上不來。”蘇浩說。

　　由於涉及整個公務員人事製度，不少地方公安對此改革多點到即止。深圳公安步伐較大，作為公安部的試點，曾在數年前探索將工作人員分為“警察、文職、雇員”，根據工作年限、工作績效確定的專業級別來決定待遇。此後，這一試點與深圳市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銜接，警察被列入行政執法類別，建立獨立的晉升渠道，被媒體稱為“不再走官道”。

　　特區之外，解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問題，通常辦法無非多設機構職位，但也流弊甚遠：疊床架屋，久而久之造成機構臃腫、尾大不掉。

　　以太原市公安局原治安支隊為例，共有120人，2名正職、6名專職副支隊長；支隊下設15個大隊，又有15名大隊長、15名教導員、至少30名專職副大隊長；每個大隊分別下設2～3個中隊，每個中隊又有中隊長1名、副中隊長2～3名。

　　太原警務“新政”拿此開刀：一手推“扁平化”管理，內設機構副職均兼任下一級機構正職；一手“拆廟趕和尚”：將市局機關原有的41個內設一級機構整合為21個，原有的338個二級機構精簡到125個，精簡出的1269名民警全部充實到一線。

　　鐵腕推進的同時，也以保障待遇來回應幹警的切身訴求。“蘇浩的改革動了太原八千民警的飯碗，不可能不考慮穩定。”山西警界內部一位人士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增加虛職就是要穩定人心。”

　　改革的天時地利人和

　　在外界看來，太原的警務“新政”兼具天時、地利、人和。

　　所謂天時，中央多次強調深化幹部人事製度改革，要求在建立健全科學的選人用人機製上邁出更大步伐、取得更大成效。同時，公安機關近年力推專業化建設，地方警務改革的空間和資源都比較充分。2009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視察太原市公安局時，對其改革給予充分肯定。

　　所謂地利，當地警界一位人士認為，蘇浩的改革有一個背景，就是之前的整頓效果很好，得到了黨委政府、社會各界好評。至於整頓，也有一個背景，就是此前警務狀況不盡如人意。

　　關鍵還在人和。“蘇浩很有自己一套想法，而且認準了事情就幹，而且協調溝通能力也很強。”接近他的下屬這樣評價。

　　在蘇浩看來，最主要原因是地方黨委政府給予很大支持，“太原市委、政法委將公安運行機製改革列為全市政法創新課題，市局黨委多次給相關部門專題匯報改革思路和公安運行機製改革具體內容，編辦、組織、人事等相關部門都給予了大力支持”。

　　對於公安隊伍，蘇浩認為，重點是得到多數人的讚成。他也深知，改革要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職責規範、考評體係等等，“提升的空間還很大”。

　　上蘭村派出所是考評試點單位之一，所長郝瑞告訴本刊記者，市局“三定”方案對民警行為、內務管理和警務活動三個方麵作了全麵規範，厚厚一本考評細則，每個民警對應自己的職責任務，實時記錄工作情況，統一在內網上匯總、公開。

　　“社區民警每天入多少戶、接觸多少居民、搞哪些防範，巡警出警多少次、處理多少案件等等，考得非常詳細，一目了然。”郝瑞說，“同時有實地抽查，防止考核作假。”

　　武利軍參與了考評細則的前期編纂：“一開始就是定量考核，後來又把定性的評議加進來。評議方式包括每周上下級互評、同級互評和窗口單位群眾實時評議等，每個人的考評成績中，業務考核占75%，評議占25%。”他認為，考評體係剛開始運行，出現一些地方不好考、卡住了也很正常，可以及時修補完善， “關鍵是整個過程公開透明”。

　　“如果運行一段時間以後能更加完善，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讚成和擁護，那這套考評用人體係就不存在‘人走政息’的擔憂了。”蘇浩說

　《瞭望》文章：鑄造高效的人民警察隊伍

　　老百姓對於警察的標準和要求不是以哪一個人來看待，是以一個群體，以警察這兩個字衡量每一位民警的行為

　　3月20日，北京木樨地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高級警官培訓樓裏已經入住了前來參加全國地市公安局長專題培訓的四百多名“白襯衣”。

　　按照中央政法委的統一部署，舉辦此次學習班旨在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和“三項建設”，全麵提升新形勢下公安機關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能力和水平。

　　如何規範公安機關警察的行為，樹立良好的警察形象，建設一支高效的工作隊伍；如何規範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效率，使公安部部署的信息化建設、和諧警民關係建設、執法規範化建設真正落到實處，都是各地公安局長思考的重點。

　　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太原市公安局局長蘇浩亦在其中。“太原公安的改革，就是為了更好推進‘三項重點工作’和‘三項建設’，完成公安部的工作部署。”他在一份課堂發言材料中這樣寫道。

　　“老百姓對於警察的標準和要求不是以哪一個人來看待，是以一個群體，以警察這兩個字衡量每一位民警的行為。”蘇浩說。

　　在京學習期間，他接受了《瞭望》新聞周刊的專訪。

　　人事製度是改革核心

　　《瞭望》：近年來各地警務改革多集中於壓縮機構、優化警力配置、加強信息化建設、執法規範化建設等。太原的改革為什麽會深入到幹部人事製度上？

　　蘇浩：我以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公安工作目前麵臨的一些體製性、機製性問題，必須對現行工作機製進行改革。依靠機製的創新和完善，來激活每個人潛在的內在動力，這才是一個可持續的良性循環。

　　現在我們最需要完善的一個是評價機製，幹事和不幹事一個樣，幹好和幹壞一個樣，就不能解決效率低下、執行力低下的問題。另一個是用人機製，幹事的沒被提拔、不幹事的反而提拔了，隻要出現一例，就會影響一大片人。這是我們現在麵臨的最大問題。

　　舉個例子來說，我們一方麵講警力不足，這確實是個普遍現象，但另一方麵，卻有個別人占著編製、拿著工資、領著警服，常年不上班。我到太原不長時間，就清理出423個常年不上班的民警，占總人數的5%。最長時間不上班的那個人，從1999年入警到2009年，十年就沒登過公安局的門。

　　所以太原的改革主要是完善考評機製和用人機製，把這套機製有效建立起來，你就不用再去考慮怎麽管他，他會考慮如何自我加壓、如何自我管理的問題了。現在公安部推行“三項重點工作”和“三項建設”，現行體製機製下確實隻能抓重點；但如果能全麵完善公安運行機製，以後不管多少項工作，都可以是重點。

　　《瞭望》：太原公安局此次增加了一批虛職編製，這是不是改革的一個重要條件？

　　蘇浩：職務和級別應當脫鉤。按照現行幹部人事製度的規定，官帽子是有限的，尤其在基層，在公安部門，不可能所有人都能當上處長、局長。如果級別和職務脫鉤，雖然職務低，但年限長、級別高，工資待遇也高，這就能給人動力，滿足了人們最基本的需求。

　　這次改革我是立足於太原公安，但從深層次講，我希望能作為一次幹部人事製度改革的嚐試和探索。

　　《瞭望》：考評和競聘機製對普通民警有很強的約束力，但能否防範領導職位的警察“染黑”？

　　蘇浩：“染黑”也好，腐化也好，有許多原因，還要結合自身修養以及紀檢監察部門的預防和查處。我不能說這套機製運行之後就不會發生此類問題，我隻能說可以很大程度上，或者說可以逐步地防範。

　　我的副局長怎麽考核？他手下六個部門，2/3以上優秀，他就優秀；一半不合格，他就不合格。同樣，分局局長也好，派出所所長也好，必須把手下的團隊管理好，要出成績，讓大家都看到結果。用這種結果導向，來激勵他重用能幹、會幹、肯幹的好下屬，防止他糾集一個小圈子，沆瀣一氣。

　　另外，在每個警官的考評成績中，評議占了25%，這裏麵包括每周上下級互評、同級互評和窗口單位群眾實時評議等。

　　漸進式改革要不斷完善

　　《瞭望》：一年一聘，是否對公安民警壓力太大，影響人心穩定？

　　蘇浩：必須一年，兩年都不行。目的就是要產生緊迫感、危機感，讓民警明白，一天不好好幹都不行，當年達不到好評標準，當年就下來。

　　但同時考評的標準不能太高，必須切合實際。如果標準太高，人人都夠不到，那就是改革者的失敗。我一直要求良性循環，一夜之間把所有工作都規範，那是不可能的。穩定人心體現在標準的製定上。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一年一聘隻會增加緊迫感，不會出現其他意外。一年之後達不到考評標準下台，也是完全正常的。但這個標準還要不斷完善，每年根據不同情況、不同工作要求，把標準重新量化。

　　《瞭望》：考評結果關係到民警的升遷降職，能做到公正公平嗎？

　　蘇浩：做到百分之百公平不可能，但是實現公安工作信息化，通過單位和民警每天的工作情況逐日上網，強化日常考核，減少人為因素，改變過去憑印象、憑簿冊、憑報表的考核辦法，達到基本公正公平、實事求是，還是可以的。

　　《瞭望》：一把手的態度與改革成敗息息相關，太原警務改革有沒有可能“人走政息”？

　　蘇浩：這種可能是有的。之前我在其他地市的公安局長任上時，曾啟動類似的一套考核機製，運行七八個月後離任，就沒有繼續。

　　但太原這次改革比較徹底，如果改完以後能夠穩定地運行一段時間，相信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讚成和擁護。任何機製都有個逐步完善的過程，但如果否定的話，就失去了人心，隊伍就亂了。所以重點是能否得到多數人的讚成，不能因為少數人的利益改來改去。

　　就我了解到的情況，絕大多數同誌是支持改革的，希望得到公平。即使工作有壓力，但最後得到了公平；少數人庸懶散漫，改革後機製要約束的就是這樣的人。

　　前不久的太原市人大會議上，人大常委會專門就這項公安運行機製改革做了一個決議，意思就是今後人大要進行監督，改革隻能全力推進，不能再後退了。

　　關鍵是要依法

　　《瞭望》：當前一方麵社會形勢複雜，特別強調公安的社會控製力；另一方麵警民關係微妙，特別要求警察公正、規範執法。實際工作中要兼顧二者，有沒有難處？

　　蘇浩：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對立統一。警察公正、規範執法，是改善警民關係的有效手段；打擊犯罪，增加老百姓的安全感，也是在改善警民關係。

　　警察從本質上講，是一個武裝性質的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力量。比如麵對持槍歹徒害人，警察不管用什麽手段製服他都是可以的，製服不了，你就是失職。糾正交通違章，警察就要有禮貌，先敬禮後依法處置；但要分門別類、因人而異，再比如有的駕駛員開車闖了紅燈撞了人，交警攔下車以後他還要打罵交警，我說像這種情況就要依法嚴處。

　　如果是警察犯錯了，那也一個都不能放過。

　　關鍵是依法、依理。我這麽多年，從來沒有慢待過上訪的人，隻要正當反映問題，我都幫助解決，要帶著感情，要以理服人。有理的我幫你解決，沒理的我也要給你講明白，無理取鬧的依程序警告後，再無理取鬧就要依法予以懲處。還有一些問題，是該解決但沒有了解決條件，那政府應該考慮拿出一定的救助金來妥善安排、“補舊賬”。□

《瞭望》文章：重慶警改：洗白“黑警帽”

　　這次的機構改革，很大原因是為了精簡機構，裁減機關人員，把更多警力充實基層

　　一場規模空前的“洗白”行動，正在重慶警界進行。

　　數以千計的警察，摘下了過去在內設機構或派出所時的深色警帽，換上代表全新警種“交巡警”的白色警帽。這是重慶公安在機構改革中傾力打造的一支隊伍。尤其是今年3月，在“處科級幹部集體解任”的機構改革鋪開後，又將有新的警力下沉到基層一線，加入“洗白”的行列。

　　而在各界評論看來，風暴般的“洗白”也許還有另一重深意，即希望重慶警界借助“打黑除惡”的餘勢，通過“大換血”式的機構改革，肅清“黑警察”，滌蕩多年來的沉屙積弊。

　　警界“大洗牌”

　　清晨八點不到，披著山城特有的薄霧，民警顏峰(化名)按時出現在交巡警平台，向閃著微光的指紋考勤機伸出手指，宣布一天工作的開始。

　　這個一米八五的大漢，全身幾乎武裝到牙齒：身披可裝卸電池的黃綠色反光背心，左肩別著警哨和對講機專用肩咪，腰帶上別著伸縮警棍和強光手電，腰後藏有防暴用的辣椒水，警用雙背包中常備防割手套和一個小型急救包，9毫米口徑左輪手槍緊係著防搶的槍綱，整個人像是電影裏的未來戰警。

　　就在半年前，他的職務還是重慶某公安分局巡警支隊副支隊長。在這場風暴般的“集體解任”中，他調整了崗位，成為一個交巡警平台的臨時協助負責人。“臨時”表示還沒通過考試，“協助”表示是副手。

　　頭銜聽上去沒有過去響亮了，辦公室也變成了露天警務平台上的幾把小椅子，但本刊記者麵前的顏峰卻顯得精神十足。巡邏、防控、糾違、抓捕疑犯、搗毀毒窩，他樣樣都幹得生猛。“我當了十年警察，熱愛這份工作。”他告訴記者，“崗位雖然調整了，但我的態度是積極的。”

　　顏峰是這場機構改革所牽動的上千名警察中的一員。3月，重慶市公安局公布了機構改革實施方案，直屬單位、分局處科職領導幹部集體解任，除了交巡警勤務體製改革已基本完成外，其他直屬單位和分局的機構改革迅速推進。3500多個崗位需要重新競聘，隻要符合條件的民警就可以報考。而交巡警則主要采取內部循環，一般不能報考其他警種。

　　許多警察麵臨著個人命運的十字路口。一些本來已在原地經營多年的“老同誌”將重新麵臨選擇，可能將充實到交巡警一線，也有可能到重慶邊遠地區任職。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顏峰一樣“來之能戰”，不能適應競爭的將被拋在後麵。

　　一名不願公布姓名的警員告訴本刊記者，過去自己部門的同事，連同老領導在內，已經全都各奔東西了，有的成為了交巡警，還有的已完成了筆試，正在準備麵試。據了解，筆試的考題以主觀題為主，和業務聯係較為緊密，靠臨時突擊複習用處不大。

　　“打黑”和“換血”

　　重慶警界“大換血”式的機構改革鋪開後，許多評論都把它和“打黑除惡”聯係在一起。有觀點認為，曾任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的文強和手下多名幹將落馬，被挖出的涉黑警員數以百計，可見警界積弊之重。而在“打黑”之後出一劑“大換血”式的猛藥，整肅文強等人留下的弊病叢生的隊伍，“洗白”黑警察的形象，似乎也順理成章。

　　不乏有人為此叫好。有網民說，在“打黑”之後，進一步對警察隊伍來一個全身檢查，可以使“吃閑飯”的角色讓出位子，給腐敗警員一個震懾。通過幹部重新競聘上崗，有望清理幹部隊伍中壞死的肌體，重建一支合格的隊伍。

　　但重慶警界否認“打黑”和“大換血”之間有必然聯係。一名警界人士向本刊記者表示，以機構改革中啟動較早的交巡警勤務模式改革為例，就絕不能說是為了“打黑除惡”和清理文強種下的積弊，才把交警、巡警合一。

　　他表示，文強手下的涉黑警員，隻是警察隊伍中的一小部分。文強1992年任四川省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時，在局領導中排名並不算靠前。此後10年裏，他一直分管刑偵工作，後來的禁毒、經偵等都是從刑偵隊伍中分出去的，文強幾乎從未分管過交警。在人事方麵，文強擔任常務副局長和黨委副書記後，權力較大，對幹部也比較了解，但重要人事變動是要黨委決定的，文強並非能一手遮天。“打黑”和文強落馬，與交巡警的出現沒有必然聯係。他還表示，事實上，文強等人當年在位推行的一些政策、措施，隻要是好的，我們現在仍然在搞。

　　那麽機構改革是為了什麽？重慶市公安局給出的解釋，比實際的改革舉措平和得多，其宣傳處稱，機構改革的目的在於解決“事權劃分不明、政出多門不暢、權責不對應、基層警力匱乏、機關人員臃腫”等問題。

　　為此，外界有評論說，“大換血”何必“羞答答”。但本刊記者了解到，一直以來，重慶警力確實嚴重匱乏，雖然經過幾次擴編，目前重慶市幾乎每兩個公務員中就有一個是警察，但警力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據重慶市公安局研究室統計，重慶市每萬人中實有警力人數為9.42，低於全國平均的11.75，更低於廣州的23、天津的29.9、上海的32.6、北京的39.47，這意味著一個重慶警察要當其他城市的三個用。

　　書麵數字的背後，事實上，過去有大量警員“貓”在市局或分局內設機構，很少直接參與巡邏防控、打擊犯罪、服務群眾，而一些基層派出所的人數則僅夠湊支籃球隊，機關和一線循環互動不夠，以至於前些年重慶必須把“派出所警力占當地警力的一半”作為工作目標。這次的機構改革，很大原因是為了精簡機構，裁減機關人員，把更多警力充實基層。因此在組建交巡警時，市局直屬機關一口氣下去了約1030人。

　　焦點：警力和“軍心”

　　“他們來了以後，我們銀行大概都不用請保安了。”重慶高新區一家銀行的負責人許文娟認為，大量警力走上街頭，市民安全感增強了，尋求服務也更方便。

　　前不久，就在這家銀行門前的天宮殿交巡警平台接到群眾舉報，稱有人吸售毒品。民警隨即盯上了相關可疑人員，通過多種手段進行跟蹤，直到十幾公裏外的一居民小區內。當天下午3點30分，民警現身檢查，發現11人正在聚集吸毒，現場繳獲麻古、冰毒、K粉等毒品84克，以及管製刀具兩把。

　　另一件發生在這個交巡警平台的故事，是一個自稱“戶極府”的湖北人在重慶迷了路，語言不通，不會寫字，又沒有親戚朋友，最後找到交巡警平台尋求幫助。民警花了近四個小時，終於根據他極重的湖北口音確認了他的名字和身份，為他提供了幫助。

　　重慶市交巡警總隊政委林家國告訴本刊記者，交巡警亮相後的20天內，重慶主城區刑事案件發案量環比下降48.5%。2月9日當天，重慶市27年來首次出現街麵“零兩搶”。群眾安全感有所上升。

　　“看到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巡邏的民警和閃動的警燈，我覺得自己無路可逃了。”被上網追逃3個多月的涉黑犯罪嫌疑人曹紅兵說，為了爭取從輕處罰，他在反複權衡之後，來到交巡警平台投案自首。

　　然而，在大批警力下沉後，警力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因為人手不夠，一些交巡警平台目前仍在實行“四班三運轉”或“三班三運轉”，離“五班三運轉”的目標仍有距離。而隨著交巡警在重慶市主城區外的各個區縣鋪開，警力不足可能成為製約其作用發揮的瓶頸。為此，重慶市正在大力擴充警力，在今年上半年公務員考試中，一口氣招錄警察就達3450名。

　　一些輿論還關注此次機構改革中警員的情緒問題。有媒體稱，在“大換崗”中，不少原先在重慶主城“坐機關”的警員因被調至基層部門、偏遠區縣而怨言頗多，一些中層幹部因麵臨重新競聘上崗也憂心忡忡。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警員告訴本刊記者，已經感到了公平競聘帶來的壓力，現在就像是一場競選大賽，已經在第一輪被PK掉了，正在等待“複活賽”。至於能否成功“複活”，要看自己的表現了。

　　許多基層年輕警員則對公平競聘表現出了很大熱情。一名在派出所工作了多年的警員表示：“以前沒有關係，沒錢行賄，很難上升。現在大家公平競爭，給業務能力強、卻沒有背景的人提供了機會。”

　　網民對此建言獻策的積極性也很高。網絡評論員畢曉哲說，希望競聘把握好幾個關鍵環節，一是千萬別讓“老實人”吃虧，尤需麵向基層一線，提拔和任用一大批兢兢業業、長期奉獻的幹警，真正形成對警界不良風氣的蕩滌；二是考核挑選領導幹部的程序務必透明，選拔和考察幹部的組織者能夠保持公心，讓每一名領導幹部的任命經得起檢驗。□

　　《瞭望》文章：中山：突破警力“瓶頸”

　　中山市公安以借助社會力量、采用科技手段以及激活現有警力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提高警務效能和便利群眾的“雙贏”

　　廣東省中山市的機動車數量從10年前的20萬輛，增加到現在的75萬輛，但交警的人數卻基本上沒有增加。怎樣應對交通和車輛管理的挑戰？

　　在高速發展的中國各地，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如何以有限的警力，有效應對日趨繁重的工作，是基層警務機製改革的一項主要議題。

　　中山市近年來探索借助社會力量、采用科技手段以及激活現有警力等方式，積極推動警務機製改革，突破警力“瓶頸”，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提高警務效能和便利群眾的“雙贏”效果。

　　“借力”社會協作力量

　　車多人少，警力短時間內又不可能“按需增長”，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想到了“借力”。

　　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支隊長劉大明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該支隊近年來在車輛管理方麵探索靠前服務，並大力借助社會力量來分流交警的壓力，實現了四個“一站式”：

　　一是車輛注冊登記“一站式”。針對原來全市隻有一個機動車注冊登記點、群眾購車上牌不便的情況，在中山市南部和北部兩個鎮區各增設了一個機動車注冊登記委托發牌服務站，在購車現場即可選定機動車號牌。

　　二是車輛轉移登記“一站式”。為方便二手車交易，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先後在全市三個交易市場分別設置轉移登記服務站，通過外派民警檢驗車輛、計算機網絡核對檔案和確認身份、利用社會資源現場出證等，將辦理周期由原來一個星期縮短為2小時。

　　三是車輛注銷登記“一站式”。在中山市物資回收企業設置機動車報廢服務站，群眾隻需將機動車及相關資料送至物資再生利用公司，就可以辦結車輛報廢手續。

　　四是駕駛人體檢證明“一站式”。通過與醫療機構建立計算機網絡，實現群眾學駕體檢在醫院當場領取到“受理回執”即完成業務辦理。

　　中山市舊機動車交易中心總經理張燦成說，過去二手車交易辦證要在市場、交警部門之間往返兩趟，奔走四五十公裏，跑五六個窗口，現在隻要在一個地方、一個窗口就可以辦好，降低了老百姓的“交易成本”。

　　對於交警部門，這項措施也一舉兩得。“如果不借助社會力量，要滿足現在的工作需要，可能要將我們現有的民警、輔警和雇員人數翻一倍。”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隊車管所辦公室主任李昶江說，分流工作量之後，中山市交警部門可以把更多的警力投放在加強交通管理上。

　　警力不足“科技補”

　　中山市是著名的僑鄉，現有常住人口約146萬人，而旅居港澳台及海外的同胞僑胞則多達80萬人，再加上數以萬計的外資企業，人員對外交往十分頻繁。

　　中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主任周雲峰告訴記者，近年來護照和港澳通行證的年辦證量驟增至百萬證次，這一數字一度接近北京等特大城市，而辦證大廳總共隻有40個民警，工作強度非常大。

　　中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選擇“向科技要警力”。周雲峰介紹，2004年該處與科研單位合作開發研製出“IC卡自助申請機”，辦事群眾隻要持 IC卡直接在申請機上點擊觸摸屏，就可以進行自助申請，並可以完成受理、收證、繳費、速遞和統計數據等服務，整個過程隻需要20多秒，免除了以往排隊、填表、收費等環節的等待。

　　2009年5月，中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率先啟用了自行研製的“智能發證機”。申請人隻需要憑受理回執上的條形碼，就可以在12秒之內取到所需證件。該處辦證大廳的民警劉炯然說，過去采用人工方式，發證要先查到簽收時間，然後在櫃子裏找，往往需要三四分鍾，而現在所需要的取證時間還不到過去的 1/10，大大減輕了民警的工作壓力，也縮短了群眾的等待時間。

　　本刊記者在中山市采訪了解到，為緩解警力的不足，當地警方積極探索建立用科技手段來彌補警力不足的機製。例如，中山市三角鎮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戶籍人口加上外來人口有近14萬人，而公安分局隻有70多名民警，管控壓力較大。為此，三角鎮投入資金350多萬元，建立起了100%覆蓋全鎮重點部位和主要出入路口、全部工業區的社會治安視頻監控平台，民警在監控室裏隨時可以看到全鎮的情況，大大提高了社會監控能力和打擊違法犯罪能力。

　　加強考核釋放現有警力潛能

　　中山市看守所是一所特大型看守所，月均關押量約4000人。2008年和2009年，這個幾年前的“黃牌所”連續被公安部評定為“全國一級看守所”，所長胡學增說，這與堅持實行“定崗定責”的績效考核有直接關係。

　　胡學增說，過去看守所民警年齡結構偏大，工作壓力大，不少民警缺乏上進心，再加上過去公安隊伍的管理評價方式主觀性較強，常常存在“幹多幹少一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等現象，不利於調動民警工作的積極性，看守所工作不力，一度被掛了“黃牌”。

　　從2005年開始，中山市看守所開始實行“定崗定責”的績效考核。根據每個崗位不同確定其職責，並細化為考核分，每個月底進行考核，沒做到的就扣分。“考核分跟崗位津貼、評先評優、提拔晉升等‘掛鉤’，既保證了考核的公平公正，又明確了各個崗位的職責，各項工作逐步走上了規範化的軌道，民警的積極性也被調動起來。”胡學增說。

　　近年來，中山市公安局探索民警網上績效考核機製，不斷挖掘現有警力的潛力，各項工作走在廣東前列。2009年4月，廣東省公安廳開始逐步在全省基層所隊部署“工作執法一網考”，即通過省公安廳開發的公安網絡、民警績效考核係統、警務綜合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對民警的工作、執法質量進行量化考核。民警每天的工作都要錄入計算機，係統將根據工作的數量和質量給予評分。

　　中山市將過去的探索全部納入“工作執法一網考”，截至目前，占全體民警總數的80%的3771名民警已使用新的網上績效考核係統。考核結果與經濟激勵、晉職晉級、評優評先、年度考核、警銜晉升和入黨六個方麵掛鉤。2009年底，中山市公安機關試用期滿到期轉正的845名副科級以上領導幹部全部應用“一網考”結果作為考核依據之一。

　　中山市公安局三角分局局長劉偉剛說，在“工作執法一網考”之下，各警種、各部門可根據不同崗位特點，科學調整考核方案、考核指標和考核分值，發揮“指揮棒”的作用，通過考核體現管理者的導向，民警也能夠明確自己努力的方向，並清楚自己在單位中的整體表現，促進形成良性競爭的氛圍。□

　　《瞭望》文章：南京：“時空化”城市巡防

　　南京市的安全防控，時間上加快反應速度，空間上優化巡防布局

　　當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為“社會人”，大量外來務工人員進入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日益紛繁多變的時候，治安狀況也在趨於複雜，對城市公安機關的治安防控能力提出了新挑戰。

　　如何在新形勢下提高防範水平？如何建設真正的“安全城市”和“設防城市”？南京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徐珠寶認為，警務改革應在“時”“空”上下功夫，爭搶快速反應的第一時間，爭奪巡防布控的第一空間。

　　動態治安呼喚巡防模式創新

　　治安日益呈現動態化特征，是近年來社會的顯著變化。隨著犯罪分子作案時間、空間、手段的不斷改變，公安巡邏防範模式也要跟著改革。

　　以南京為例。南京是全國最早開展民警巡邏的城市之一，尤其近年來構建起八張巡防網絡，巡防工作日趨成熟，群眾安全感等指標一直處於全國前列。

　　然而2009年上半年，各類案件特別是侵財案件呈現高發態勢，連續發生了幾起比較有影響的案件。公眾、媒體議論紛紛：都說南京治安好，為什麽還會連續發案？

　　警方的壓力非常大，也引起深思。徐珠寶帶領相關分局長和部門負責人，到幾個案發現場和周邊地區作了實地調查，得出結論：雖然全市巡防工作總體比較成熟，但在打擊、防範、管理、控製方麵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和漏洞，有不適應、不符合當前動態化社會治安發展需求的因素。

　　網格化巡防，既然是張網，就一定會有網眼、有漏洞，網格的大小就決定了這張網的作用。所以網格化隻是一種形式，真正與時俱進、具有核心價值取向的是動態的時空關係。

　　按照徐珠寶的理念，對巡防工作，“需要在時間上、空間上有新的認識，新的對策”。他說，和犯罪分子較量，實質就是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較量，一切治安問題都在時間、空間中發生、發展和結束，凡是犯罪分子有時間作案、有空間藏身的，都是公安巡防的死角、盲區，因此，巡防要在“時空化”上做文章，實現警力等資源在時空變換中自由組合、動態變化，形成立體、多維的巡防布局。

　　“時空化”助推巡防模式升級

　　高效的巡防是最大限度壓降犯罪、提高公眾安全感的有效手段。要實現高巡防，就要一手爭搶巡防布控的時間、空間，一手擠壓犯罪分子作案的時間、空間。

　　對此，南京警方推行情報導控引領製，在全市組建了7萬餘人的治安信息員隊伍，建立市局指揮中心、業務部門、分縣局、派出所和巡區五級研判機製，通過獲取情報信息直接協助破案近4000起。

　　街麵見警率、管事率高不高，直接影響市民安全感的高低。街頭有警車，巷尾有警察，老百姓會感覺到民警就在身邊，心裏也就踏實。南京警方推行百崗千車巡邏製和巡區巡段巡長製，進一步優化警力配置和巡防布局。全市社會麵每時段有巡邏民警1200人，保安輔警3000人，110巡邏車包括警牌警車 250輛，形成互為呼應、全時運轉的防控格局。

　　陣地控製是基礎工作，通過推行社區民警擔任社區黨支部副書記和服務管理站副站長，把警務工作融入黨務、政務、事務、家務，整合了資源，提高了社區防範水平，進一步擠壓了犯罪空間。

　　火車站、汽車站等地是城市的“窗口”，也是治安“晴雨表”。以往，小旅館拉客、賣假發票、詐騙等現象較多，屢打不絕，市民意見較大。南京警方一方麵加強全天候巡邏打擊，從“時間”上整治，另一方麵，加強源頭打擊，從“空間”上延伸治理。比如小旅館拉客現象，僅打擊拉客人員效果不好，公安便會同工商、旅遊等部門對火車站周邊地區中小旅館、房屋出租戶進行清查，對全市小旅館拉客建立台賬，利用法律、經濟、行政、教育等手段，加大對拉客小旅館的教育處罰力度，從源頭上使此類現象得到有效遏製。

　　巡防機製改革應實現三大轉變

　　判斷巡防機製改革是否有效，其中一條重要標準就是看是否實現以動態警務為核心，是否實現警力跟著警情走。

　　徐珠寶認為，應對當前的社會治安現狀，推進巡防機製改革應著力解決三個轉變。一是布警從粗放型到集約型。以往動不動就搞運動式檢查整治，效果不一定好，現在，推行“時空化”巡防，通過“等級布防”，根據警情變化，實行“紅橙黃綠”四色布警，按照治安需要合理調配警力，避免了平均用警造成的警力浪費。

　　二是用警從重投入到重戰術。以往更多地依靠投入人力、物力維持治安防控，而“時空化”巡防更加重視投入產出關係，加強巡防戰術研究和訓練，提高各級巡防指揮人員和路麵民警的戰術素養，加強重點區域、重點人群的控製。

　　三是巡防從重內控到外聯動。“時空化”巡防要求，在治安卡口為主的“三道防線”基礎上，快速形成“5分鍾處警、15分鍾支援、全市半小時包圍、南京周邊城市一小時聯動”的“四道防線”，並推行扁平指揮應急製，進一步提升處置重大突發事件的能力。□

　　《瞭望》文章：杭州：規範執法出警力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東新派出所位於城郊結合部，治安形勢複雜，是杭州市接警量最大的派出所之一。本刊記者在該所采訪時卻發現，盡管來派出所辦事、報案的人很多，但整個派出所的工作秩序井然。

　　派出所所長孫琦告訴記者，自從進行了執法規範化建設改革後，派出所應對實戰能力、民警工作效率和群眾滿意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據孫琦介紹，根據執法規範的要求，派出所對現有內部區域進行了調整、改造，劃分了辦事、辦公、辦案、生活四大功能區域，並配以不同顏色增添視覺效果，利用門禁係統實施了區域物理隔離。同時落實專人對各類來所人員進行分類引導，其中對報案人、證人、犯罪嫌疑人等案件所涉的各類人員，由專人帶至到辦事、辦案區域開展相關工作，有效提高了內部的安全防護能力。

　　在報案室內，記者看到一名家中被盜的居民正在做筆錄，與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是，這裏的筆錄是一套固定的模板，當事人僅僅需通過選擇或自主回答即可完成筆錄製作，而且報案室還統一設置了雙屏電腦，報案人可以同步看到筆錄製作過程及筆錄內容，即時提出修改意見。

　　孫琦介紹道，筆錄製作工作是日常執法工作的基礎，但是長期以來由於對筆錄沒有固化的標準，加之民警個體素質的差異，導致筆錄製作走入“兩難”，即民警製作筆錄達到高質量難，群眾報案想早點走難。杭州市公安局對此開展專題研究，大膽進行改革。專門設計了詢問和現場訪問共4套筆錄，以案件基本要素為基礎，固定筆錄提問內容，有效避免了因民警個體素質差異而造成的筆錄要點不明確和因群眾個體素質差異而造成的案件內容表述不清等情況的發生。新型筆錄模板得到了檢察院、法院認可，證據效力得到確認。據統計，製作入室盜竊案件的報案筆錄，民警平均用時從原來的40分鍾左右減少到了現在的15分鍾左右。

　　在接處警的流程上，杭州警方也製定了嚴格的操作規範。要求民警在日常接處警工作中，嚴格實行“警情前置”，即積極利用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的優勢，努力采取各項應有措施，力所能及地減少群眾損失。如在盜搶案件的現場處置中，改變了以往普遍存在“現場核查身份，帶回所製作筆錄”等簡單做法，注重先期對違法犯罪嫌疑人的搜索、抓捕和盡可能為群眾挽回損失工作，切實解決報警人最為關心的“止損抓人”和接處警民警最為關心的“完成受案手續”二者之間的矛盾。

　　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杭州市公安局長柯良棟認為，當前基層公安機關普遍存在忙於應急、苦於應對、疲於應付，廣大一線民警拚體力、拚健康、拚消耗、拚安全，無心、無暇、無力去解決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的狀況。

　　“造成我們公安工作的被動狀況，原因是多方麵的，但從自身角度看，主要因素是依法履職能力不強，很多無效勞動和額外負擔是執法不規範引起的，導致本來就緊缺的警力更加捉襟見肘。”柯良棟說。

　　杭州市公安局的治本之策是規範執法，包括改進和加強對執法執勤活動的優化管理，減少重複勞動、無效勞動，向執法效能要警力；提升執法主體素質，增強依法履職能力，向執法素質要警力；有效防範和整治突出執法問題，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和心理負擔，向執法效果要警力。

　　記者在下城分局東新派出所了解到，開展執法規範化建設以來，該所2009年各類針對民警工作作風、工作效能等的投訴量明顯減少，全年書麵信訪案件同比下降66.7%，110投訴數同比下降47.6%，12345投訴數同比下降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