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國最可憐的人(ZT）

來源: 頃刻花開 於 2010-03-12 11:42:04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6789 bytes)

想想中國曆史的滄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個問題自問自答。問的是：“誰是最可憐的人？”答的是：“孔夫子。”最先把“可憐”二字送給孔子的是魯迅。他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說：“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子是什麽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且介亭雜文二集》)被權勢者抬的時候、捧的時候已經“可憐得很”，更不用說被打、被罵、被聲討的時候。

一九八八年，我應瑞典文學院的邀請，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做了一次題為“傳統和中國當代文學”的講座，就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倒黴的是孔夫子。因為拿他作文化革命運動的靶子，就把他判定為“孔家店”總頭目，吃人文化的總代表，讓他承擔數千年中國文化負麵的全部罪惡。在當時的文化改革者的筆下，中國的專製、壓迫、奴役，中國人奴性、獸性、羊性、家畜性，中國國民的世故、圓滑、虛偽、勢利、自大，中國婦女的裹小腳，中國男人的抽鴉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頭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潑了一身髒水。在講座中，我肯定“五四”兩大發現：一是發現故國傳統文化資源不足以麵對現代化的挑戰；二是發現理性、邏輯文化在中國的嚴重闕如。正視問題才能打開新局麵，所以“五四”的曆史合理性和曆史功勳不可抹殺。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說這位兩千多年前的老校長，確實是個大教育家，確實是個好人，權勢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將他打入地獄也不妥，尤其是把什麽罪惡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為打倒了孔家店，中國就能得救，實在想得太簡單、太片麵。近年來，我在反省“五四”時曾想：要是新文化運動不選擇孔夫子為主要打擊對象，而選擇集權術陰謀之大成的《三國演義》和“造反有理”的《水滸傳》為主要批判對象，並以《紅樓夢》作為人文主義的旗幟，二十世紀中國的世道人心將會好得多。

僅著眼於“五四”，說孔夫子是“最倒黴的人”恐怕沒有錯，但是如果著眼於整個20世紀乃至今天，則應當用一個更準確的概念，這就是“最可憐的人”，在魯迅的“可憐”二字上再加個最字。我所定義“最可憐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體地說，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編排、任意驅使的人。二十世紀著名的思想家以賽亞·柏林 (Issiah Berlin)批判斯大林的時候說：一個具有嚴酷製度的社會，無論其製度有多麽荒謬，例如要求每個人必須在三點鍾的時候，頭朝下站立，人們都會照樣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對斯大林來說，這還不夠。這樣做不能改變社會。斯大林必須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麵團，之後他可以隨意揉捏。柏林很善於用意像表述思想，他的狐狸型和刺猥型兩種知識分子的劃分幾乎影響全球。而這一“麵團”意象，則最準確地定義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憐的人（請參見《以賽亞·柏林對話錄》第二次談話“現代政治的誕生”）。不錯，最可憐的人並非被打倒、被打敗的人，而是像麵團一樣被任意揉捏的人。不幸，我們的孔夫子正是這樣的人。可憐這位“先師”，一會兒被捧殺，一會兒被扼殺，一會兒被追殺。揉來捏去，翻手為神，覆手為妖。時而是聖人，時而是罪人；時而是真君子，時而是“巧偽人”；時而是文曲星，時而是“落水狗”；時而是“王者師”，時而是“喪家犬”。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那陣子，隻能直呼其名稱他為“孔丘”，其態度相當於對待魯迅筆下的“阿Q”。聲音相近，地位也差不多。跟著孔夫子倒黴的是《論語》與儒學，“半部就可治天下”的《論語》，也像麵團，一會兒被揉捏成“經典”，一會而被揉捏成“秕糠”(毛澤東詩“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一會兒是“精神鴉片”，一會兒是“心靈雞湯”。

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變形之後，其“功能”也變幻無窮。魯迅點破的功能是“敲門磚”，權力之門，功名之門，豪門，候門，宮廷門，都可以敲進去。不讀孔子的書，怎可進身舉人進士狀元宰相？但魯迅看到的是孔子當聖人時的功能，未見到他倒黴而被定為罪人時的功能。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從“至聖先師” 變成“反麵教員”，其功能也是反麵的。先前要當進士得靠他，現在要當戰士也得靠他，誰把孔子批得最狠，誰才是最堅定忠誠的革命戰士。至於他的“徒子徒孫”，則必須反戈一擊，把他作為“落水狗”痛打痛罵，劃清界限，才得以自救。文革後期，孔夫子運交華蓋，成了頭號階級敵人，與反黨叛國集團頭目林彪齊名。因為林彪引用過“克己複禮”的話，鐵證如山，於是，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曆史的審判台上。這回與五四不同，五四時隻是一群知識分子寫寫文章，這次批孔則是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動用了整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不僅口誅筆伐，還給他踩上億萬隻腳。請注意，不是一萬隻腳，而是億萬隻腳。弄得史學家們也手忙腳亂，立即著手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國通史》改為“以儒法鬥爭為綱”的通史新版。這個時候，中國文化翻開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頁。

文革後期，孔夫子被打到了穀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沒想到三十年後，孔夫子又是一條好漢，孔老二又變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爺子。他再次成為“摩登聖人”( 魯迅語)。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被現代技術、現代手段所揉捏。電台、電視台、電腦網絡，從裏到外，轟轟烈烈。古代的手段也沒閑著，立廟、燒香、拜祭全都洶湧而至。這次重新摩登，差不多又是把孔子當麵團，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這回則是棒上了天。揉捏時麵團裏放了不少發酵劑，於是格外膨脹，不僅《論語》被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連“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也千真萬確)，而且孔子也變成超蘇格拉底、超耶穌的第一大聖，什麽先進文化都在他身上，孔老先生成了“萬物皆備於我”的大肚至飽先師。有此大聖在，還扯什麽五四精神，什麽德先生、賽先生，連聖誕節、元旦都是胡扯，都是有損於我大中華形象，應當用孟母節取代母親節，用孔子紀年代替公元紀年。這回孔夫子除了當 “敲門磚”之外，還充當“擋箭牌”,起了掩蓋“問題”的奇妙作用。有此擋箭牌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就該退避，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王國維，陳寅恪等等，就該統統靠邊站。

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權勢者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棒或壓或打或拉，但大眾與知識人也有責任。什麽是大眾？大眾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時候，把你棒為偶像，不需要你的時候，則把你踩在腳下。一切均以現時利益為轉移。崇尚蘇格拉底的是他們，處死蘇格拉底的也是他們。既然以利益為準則，那麽對於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費；或叩頭，或玩玩，或做敲門磚，或做萬金油，或立孔廟與關帝廟並列，或辦孔氏牛肉店與妓院同街，全都無關緊要，有用就好。而大眾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識人，對孔子並無心誠，名為追隨孔子，實則追求功名。魯迅說中國人對待宗教的態度是利用即“吃教”。對孔子也是食欲大於敬意。都是用口，講孔子和吃孔子界線常常分不清楚。當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吃法不同，有的是小吃，有的是大吃，有時是單個吃，有時是集體吃，有時是熱炒吃，有時是泡湯吃。充當“心靈雞湯”時，放點西洋文化參攙和，有些變味，尚有新鮮感，最怕是大規模集體炒作，讓人又浮起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的噩夢。總之，孔子雖然重新摩登起來，卻仍然很可憐：八十年前五四運動時，他被視為“吃人”文化的總代表，現在變成“被吃”文化的總代表。

說了這麽多，不是說孔子有問題，而是說對待孔子有問題。孔子確實是個巨大的思想存在，確實是人類社會的重大精神座標，確實值得我們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紀以來，問題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說，恰恰是不給孔子應有的尊嚴。不管是對待孔子還是對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態度應當是尊重，然後才去理解。如果隻給孔子戴高帽子，把他當作傀儡和稻草人，那還談得上什麽理解，還有什麽好研究的？餘英時先生說，對待孔子和儒家經典，應當冷讀，不應熱炒，便是應當坐下來以嚴肅冷靜的態度，把孔子以及儒學當作一個豐富、複雜的巨大思想存在，充分尊重，認真研究。在此前提下，再進入思想體係的內裏，把握其深層內涵，這樣倒可以還原一個可敬的孔子形象。但願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紀的命運會好一些。2008年新春之際讓我們祝他老人家好運和重新贏得思想家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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