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打黑專案組揭秘：有些本地警察並不可信(組圖)

[導讀]生活常態：每天工作16小時以上，已有兩名警察累死；打黑專案組成立背景：有些本地警察已不可信；非常之舉：臨時“關押所”受質疑；回應：“我們沒有刑訊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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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奉節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帥輝，是重慶打黑除惡專項行動開展以來，累死在崗位上的第二名警察。《重慶時報》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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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題詞：“帥輝同誌為平安重慶而獻身，無愧警徽，山城百姓不會忘記！”

帥輝的最後一天

11月27日上午，開始對嫌疑人的新一輪審訊；晚上7時，專案組開會，部署下一步工作；

次日淩晨2時會議結束；淩晨5時，準備出發實施抓捕時病發；上午8時許，經搶救無效離世，年僅39歲。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專案組的成員可以時常與王立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一起商討案情，“他拒絕我們叫他‘老大’，他說‘老大’是黑社會性質組織才這麽叫的，堅持讓我們叫他‘王局’。”

2009年11月28日，重慶警察帥輝去世。20天後的12月17日，當地媒體開始以“因公殉職”報道帥輝的離世。帥輝生前為重慶市奉節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因連續勞累突患心源性心髒病，卒年僅39歲。

警察殉職，本為警界常事。但帥輝的去世信息卻是在20天後才被公開，也引發了超乎尋常的關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重慶市代市長黃奇帆，重慶市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先後作出批示，對帥輝早逝表示痛惜，指示要安撫好家屬，妥善處理後事。

這一切的背後，皆因帥輝因公殉職時特殊的“身份”———重慶某打黑專案組成員。在過去的半年間，重慶打黑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全民性話題，其雷霆之勢持續發酵，但背後關鍵發力者———打黑專案組，卻一直不被人們熟知。

實際上，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根據重慶警方公布的數字，打黑專案組有245個，涉及警員7000多人，散布於重慶主城區和下轄各個區縣之間。

帥輝的去世讓各方目光聚焦這個群體。日前，記者與偵辦某賭博“大佬”的專案組成員進行了交流，通過十餘名專案組成員的“現身說法”，力圖揭開外界的諸多迷惑與質疑，讓人們對這個被媲美好萊塢版“情報局”的群體，有更多了解。

成立背景：有些本地警察已不可信

當專案組到來時，“大部分嫌疑人都因當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風聲後逃跑了”

當陳雷(化名)跟他的同事們在旁聽席上就坐時，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平頭、夾克，普通的休閑褲，跟大多數的旁聽者無異。他們坐在偌大的旁聽席最後幾排，安靜、專注，更像是涉案人的家屬。

這裏是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陳知益、鄧宇平涉黑案(26名被告人)庭審現場。此案早先並沒有受到廣泛關注，但隨著庭審的進行，庭內與庭外發生的一切，讓有關重慶打黑的所有要素鱗次浮現。

該案26名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活動均在渝北區，但在偵辦本案時，重慶市公安局采取了異地調警方式。這也是本次重慶打黑的習慣性動作。陳雷說，這多少有些“不得已而為之”。

今年6月初，陳雷及其同事們接到指令，來到重慶市渝北區偵辦陳知益案件。這是一份“苦差”，專案組從幾百裏外的奉節來到主城，人地兩生。

“我們當時隻知道陳知益在當地有錢、有地位”，陳雷說，但是當專案組到來的時候，“大部分的嫌疑人都因當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風聲後逃跑了。”當地的公安人員似乎已不可信。

在後來的庭審中，這種說法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印證。公訴人在庭審中稱，(異地調警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要求深挖“二楊”(楊全、楊鴻，本案的被告人)，並先後做過兩次批示，第一次，辦案民警陽奉陰違，未將“二楊”立案；第二次，大部分被告人提前從警方獲知了消息，得以逃逸。

此間，重慶市公安局渝北區分局刑警支隊三大隊教導員蔡書清充當了“內線”角色，陳知益案中，蔡因包庇黑社會等罪被起訴。庭審傳出來消息顯示，楊鴻等人殺人後，死者之父到處告狀，最終找到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王做出批示，要求深挖“二楊”。

蔡知情不理，“二楊”甚至得知了這個消息，楊鴻提前逃逸。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則愈發離奇。專案組調查得知的一個情節是，某天，蔡書清突然帶著一個刑警來到了楊全開辦的酒吧(後調查得知，該酒吧蔡亦有股份)，告之楊鴻的命案已經了結，公安機關向上級打的報告中，沒有涉及到楊鴻等人。

於是，楊全打電話把楊鴻叫了回來，蔡指著同來的刑警告訴“二楊”，“這個就是負責你們案子的警官，今天你們要與他多喝兩杯”。再於是，在這個頗具“無間道”風采的氛圍中，警匪酒吧“酒逢知己”，觥籌交錯。

“公安局異地調警”，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在打黑初始階段的8月，據重慶警方通報，緝捕1544名犯罪嫌疑人，469名逃犯被從境內外追捕。回到本案，最終，專案組去成都抓回了鄧宇平，去雲南抓回了陳知益，去武漢抓回了楊鴻。

而在陳知益逃跑前，蔡甚至還與其坐在一起“研究打黑”。

選拔標準：政治與業務素質過硬

專案組成員中有刑警有派出所民警，大多數已婚，出發前簽訂保密協議保證未涉黑，一旦泄密輕則撤職重則追究刑責

盡管便衣輕身，但在庭審第二日，他們的身份還是被“眼尖”的被告人家屬認出。很快，被告人就在私底下嘀咕，“他們就是專案組的警察。”走出法庭，一些被告人家屬圍了過來，不敬的言語劈頭蓋臉而來。

“心裏挺不是滋味的。”專案組人員說，“如果允許的話，我們真想當麵與被告人對證，我們有時甚至是用自己的錢給他們買藥、買吃的”。不過，他們也坦言，這通常也是為了“讓他們盡快配合工作”。

對證當然不被允許，實際上，這也是對於專案組成員心理承受力的一種考驗。根據媒體公開報道，重慶打黑的245個專案組由武警、公安局警察、檢察官和駐專案組律師組成。

陳雷說，他們都是由政治部統一選拔，選拔的標準最重要有兩點：政治素質與業務素質。其中，政治素質不過關的，堅決拒絕進入專案組，但其未說明具體標準。“專案組成員中有刑警，有派出所的民警，男女不限，不過大多數已婚”。

陳雷所在的陳知益專案組共有50餘名警員，由奉節縣公安局局長帶隊，隨行的還有一名副局長。專案組成員說，奉節縣公安局局長，陪著專案組成員在渝北區度過了4個多月。

“出發前，我們簽訂了保密協議。”專案組成員說，“保密協議”首先保證“沒參與黑惡勢力，不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其次，無論是誰問及打黑除惡相關情況，隻要對方未參與打黑除惡工作，即便是他們原單位的領導，都必須拒絕回答。

一旦違反紀律泄密，輕則撤職，重則追究刑事責任。據報道，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原法官進修學院院長烏小青自殺兩天前，專案組曾召開緊急會議，會上傳出消息，一名辦案人員因涉嫌泄密被抓。

因此，除自己知曉相關情況外，無論哪一級領導問及打黑除惡相關情況，隻要對方未參與打黑除惡工作，專案組成員都要一律三緘其口。一般情況下，專案組成員也無需向領導匯報行蹤；即使單位要開會，領導也隻是問問：“方不方便回來？”

他們甚至不能將自己的具體行蹤透露給家人。專案組成員介紹，出發前，隻是告訴家人“出差”，其餘的，什麽都沒說。“進了專案組，像進了情報局。”一名專案組民警的親戚如此形容。

一個在警方內部流傳甚廣的“段子”說，重慶市渝北區一個派出所所長半年未回家，妻子一怒之下找到派出所，要求跟丈夫離婚。

不過在言語中，專案組人員很在意世人對他們工作的認同感，他們對庭審選在萬州而沒有選在案發地渝北區有些遺憾，“旁聽席中絕大多數是被告人的家屬，沒有被害人的家屬，現場的效果不理想。”

非常之舉：臨時“關押所”受質疑

“我們就是租賃了一農家樂，成立了臨時監區。”專案組成員說，臨時監區的建立“另有隱情”

帥輝因公殉職的當日，烏小青在重慶市第二看守所自縊死亡。烏小青是今年6月開始的重慶打黑風暴中落馬的官員之一。他涉嫌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不是他的死，我們都不知道他關在哪裏，案子進行到什麽階段。”重慶市法院係統一名官員說。除了專案組不對外公開外，涉黑人員被逮捕前關在哪裏，這也幾乎是本次打黑中共同的“謎”。多名涉黑被抓人員的家屬稱，常常不知家人被關在何處，因為他們被以代號關押，專案組也沒有固定辦案地點。

在陳知益案中，類似的問題也有所顯現。陳知益等人多次在法庭上表述，自己的關押地並非看守所，而是被稱作“基地”的地方。鄧宇平的第一辯護律師說，她接到了有關鄧宇平被關押的相關文書，落款是奉節縣公安局，不過，當她乘坐了幾小時的班車趕到奉節縣公安局時，卻被告知鄧宇平並沒有關押在那裏。

此前媒體報道，有消息說，專案組包下了幾家賓館和郊區僻靜的農家樂作為辦案地點。重慶律師韋峰接受采訪時表示，他曾看到一份訊問筆錄上麵，關押地點一欄赫然寫著“臨時羈押場所”。這一點，得到了陳知益涉黑專案組的證實。“我們就是租賃了一農家樂，據此改建，成立了臨時監區。”專案組成員說，臨時監區的建立 “另有隱情”。

陳知益專案組是今年6月從奉節縣分批來到重慶市渝北區。“選擇農家樂，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它不僅要解決住宿問題，還要適合辦公，更要適合關押嫌疑犯，我們將它改建成臨時監區，所以，其周圍環境與房屋布局的設置都很重要。”

在官方的說辭中，陳雷口中的“臨時監區”，就是重慶公安局渝北區看守所第三(臨時)監區。專案組說，臨時監區標準合法，分生活區、辦公區、關押區，辦公區安裝了辦公桌、電腦，關押室安裝了監控錄像，外麵的圍牆拉上了鐵絲網。

監區由20餘名武警人員守衛，規章製度等都與看守所一樣。“我們還請了幾名做飯的人員。這些人，也是經過了嚴格的‘政審’，才被允許前往臨時監區做飯的。”

打黑除惡專項行動以來，重慶到底設了多少臨時監區？對此，官方尚未公布數據，而陳知益專案組的人員也“說不清”，“我們的是渝北區看守所第三(臨時)監區，這也意味著，在渝北區至少就有3個類似的臨時監區存在”。

在法庭上，渝北區看守所第三(臨時)監區的合法性受到辯護律師的質疑。他們提出，警方違反了程序，沒有及時將被刑事拘留的嫌疑人關押在法律指定的看守所。律師還指出，隻要是以代號關押的，律師就見不到，除非代號被解密，這在以前沒有過。

一些媒體也大篇幅質疑了打黑中出現的涉嫌踐踏法律程序、剝奪被告人權利的現象。身為重慶打黑專案組頭牌法律顧問的王蘊采說，律師會見難不是重慶才有。她同時表示，偵查中的這些問題，沒有反映到專案組來。

專案組倒是不以為然，“偵查期間，我們的行蹤與辦案都是保密狀態，不要說渝北區警方不知道，就連不參與打黑的奉節縣公安局副局長們也不知道臨時監區在哪裏！”

生活常態：每天工作16小時以上

“我們也有老婆孩子，我們也不願意在晚上工作，可是現實不允許”

陳知益案庭審期間，有辯護律師認為，警方的詢問筆錄時間不符合常規，因為多份詢問的時間都是晚上9時提取而非白天，並就此提出質疑。

專案組成員有自己的感受：難道我們不想朝九晚五，每天隻工作8小時？“我們也有老婆孩子，我們也不願意在晚上工作，可是現實不允許，警方的工作是依據案情進展不分時間開展工作的。”

工作強度大，這可能是“低調神秘”的專案組唯一公開的秘密。此前，據《重慶晚報》報道，每天工作16小時以上，平均每天僅休息3-4個小時，最多休息5小時，是專案組成員的工作常態。

“我們來到渝北區時，陳知益、鄧宇平等大部分嫌疑人都因護黑警員泄密，潛逃外地了。”專案組成員說。為此，他們連續4個多月，平均每天工作15小時左右，工作嚴重超負荷，帥輝正是在這個專案組的崗位上積勞成疾離世。在警方的通報中，記錄了其最後一天的工作狀態：11月27日上午，開始對嫌疑人的新一輪審訊；晚上7時，專案組開會，部署下一步工作；次日淩晨2時會議結束；淩晨5時，出發實施抓捕。

此時，帥輝同屋發現帥輝臉色蒼白，一手捂胸，一手撐著床沿喊痛，並很快陷入昏迷狀態。11月28日上午8時許，經醫院搶救無效離世，年僅39歲。

這也是重慶打黑除惡專項行動開展以來，累死在崗位上的第二名警察。

重慶官方也多次對外宣稱，多月來，打黑專案組成員都在超負荷工作，有的甚至平均每天工作在15個小時以上。這一點，就連頻頻對重慶涉黑案程序公正提出質疑的律師周立太，都表示認同。

專案組說，這跟異地用警相關。異地用警，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警匪勾結，使專案工作得以快速有效推進。然而，異地用警，人地兩生，辦案人員除了依據現有材料外，更需通過細致的調查工作。

不僅如此。此前，重慶市公安局曾表示，打黑專案組成員工作很辛苦，伺機增加工資待遇，並在重慶治安形勢基本好轉時，組織警員休假。然而，專案組人員說，截至目前，他們工資待遇還沒有增加，也沒有休假，聽完陳知益涉黑案庭審後，他們即將背起行囊前往另一個縣城，偵辦另一起涉黑案。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專案組的成員可以時常與王立軍一起商討案情。“王立軍局長，隔三差五就會過來看一下。”專案組人說，他大部分是來督辦案件的，甚至親自參與案情分析，“他拒絕我們叫他‘老大’，他說‘老大’是黑社會性質組織才這麽叫的，堅持讓我們叫他‘王局’。”

回應：“我們沒有刑訊逼供”

法庭上，陳知益案中26名被告人中的25人當庭否認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指控；19名被告人聲稱遭遇了警方的刑訊逼供，甚至指責公訴人向法庭提供假口供。

重慶涉黑案開審以來，“刑訊逼供”是一個被常常提及的字眼，黎強案中提過，楊天慶案中也提過，最近的北京律師李莊案中，其涉嫌的罪證中也有“誘導當事人做‘遭到刑訊逼供’的偽證”。

對此，專案組人員一一否認，“我們沒有刑訊逼供，真的”；“你們媒體報道時不能隻看表象，還需依據庭審的實際情況有個基本的分析判斷”。他們也否認使用老虎凳，“網絡中那種嫌疑犯隻能半蹲著，不能坐下，更不能站起的鐵凳子，我們也沒有見過”，專案組成員說。

在陳知益案庭審現場，公訴人當庭播放了由專案組提供的視頻。該段視頻是審訊“3號”楊全等被告人的錄像。視頻中，楊全坐在了一個鐵桌子上，坐姿自然，神情平靜。隻是手、腳是被固定的。

專案組人員解釋說，固定住手腳，也僅僅是為了防止被告人做出過激的舉動。但是，當陳知益要求當庭出示“遭刑訊”的證據時，被審判長當庭製止。

而對於如此多人集體聲稱遭遇“刑訊逼供”，專案組則認為這是一種“默契性跟隨”。“這要看19人聲稱遭遇刑訊逼供的具體環境。”陳雷解釋，在第一天法庭調查時，隻有陳知益與鄧宇平在辯護律師的提示下才說遭遇了刑訊逼供，但當26名被告人一同出現在被告席上時(法庭舉證階段)，22號被告人喊遭遇了刑訊逼供，其後的18名被告才依次聲稱遭遇刑訊逼供的，“這其實是一種默契性的連帶跟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