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遍翻中國曆史，唯有北洋政府堪稱最接近民主的政府。不用拿別的事來說，單挑袁世凱稱帝來說。不管何種動機，老袁腦子裏“剪不斷理還亂”的大一統情結導致他稱帝。老袁之錯不在於稱帝，而在於他並未達到稱帝的火候。英國“光榮革命”不就從共和走向帝製的嗎？法國大革命不是也革出個拿破侖稱帝來了嗎？叫皇帝還是叫主席，僅僅是個形式，皇帝的外皮可以包民主的餡，麥克阿瑟就用天皇外皮包了民主餡；主席的外皮也可以包獨裁的餡，老毛就堂而皇之自稱“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老袁稱帝僅僅兩周，12月25日雲南即起兵討袁，一篇義正詞嚴的討袁檄文，曆數袁氏19大罪狀，然後宣布：“凡屬中華民國之國民，其恪遵成憲，翊衛共和，誓除國賊，義一；改造中央政府，由軍府召集正式國會，更選元首以代表中華民國，義二；罷除一切陰謀政治所發生，不經國會違反民意之法律，與國人更始，義三；發揮民權政治之精神，實行代議製度，尊重各級地方議會之權能，期策進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應之效，義四；采用聯邦製度，省長民選，組織活潑有為之地方政府，以觀摩新製，維護國基，義五。建此五義，奉以綱維，普天率土，罔或二心。”（引自王丕震：《唐繼堯傳奇》，P133）時至今日，九十一年前的這些主張難道了無新意麽？隨即，西南各省紛紛響應，護國軍東進北出，就連老袁的女婿、四川將軍陳宦也宣告獨立反袁了，3月22日袁氏隻得順應民意取消帝製恢複共和。這表明自下而上的意誌決定了權力取向，也表明北洋政府的基本性質。袁死後，黎元洪、段祺瑞經與各省各派協商，依據民國元年3月的《臨時約法》，召集國會，速定憲法。新政府廣納各方賢士，初具共和之實。然而，北洋之後的中國中央政府重歸集權之路，恢複自上而下的意誌決定權力取向模式，從這個意義上看，不過複辟而已。
袁世凱死後，北洋將領已無震懾之才，於是隻能走馬燈。又無論軍閥們的主觀意誌如何，客觀效果是權威弱化的政府，不管它還存在多少問題，製衡已經初試啼聲。現在的曆史教科書總說軍閥內戰，我們對於北洋政府的印象也隻有“賣國”、“內戰”，再無其他。當人們習慣性地譴責“軍閥混戰”之時，誰又記得，北洋以後內戰打得更慘更烈，遠不是北洋軍閥那幾場小仗堪輿比擬的。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 黨對於時局的主張》稱：“據上列事實，民國十一年七次戰爭，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軍閥之理想和勢力衝突，後二次是軍閥內訌”（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P42）。可見，所謂民國之初的“軍閥混戰”，並非都是軍閥間征戰，更主要的還是孫中山挑起的內戰。更少有人記得，北洋所有首領，無論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無一不是耿直的硬漢，至少，他們都堅決地主張外蒙古與中東鐵路的權利，無一退讓。即便袁世凱當初在日本炮口威脅下被迫簽訂了“二十一條”，終究還是北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在華盛頓和會上把它基本廢除了，奪回了山東權益。而北洋外交家們廢除滿清不平等條約的努力與成就，更令人刮目。號稱“1840年以來第一個平等條約”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條約》，就是北洋外交政府頂住蘇俄壓力與孫中山的搗亂，力爭得來的。實際上，1921年5月簽訂的《中德協約》才是近代以來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把第一的桂冠戴到《中蘇解決懸案大綱條約》上，隻是為蘇聯塗脂抹粉的需要而已。
算起來，北洋政府近20年的統治，先後組成五屆國會，基本上沒有間斷過一院製或兩院製國會。“二次革命”被鎮壓下去以後，國民黨尚未遭取締，按照《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競選總統。那時老袁聲望如日中天，卻依然得獲3/4多數才能當選。選舉人759名，首輪選舉老袁得票471，未及3/4；黎元洪得票151，排第二；接著依法進行第二輪投票，依舊無人過3/4；剩下一輪就是第二輪得票最多的袁、黎對決，票多者贏。目擊者稱，袁世凱當時非常緊張，繞室彷徨，搓手頓足，六神無主，生怕票數少於黎元洪，大總統被黎奪了去。幸虧贏了黎元洪，老袁這才回過神來。（參閱夏雙刃著：《亂世掌國》，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P54）不要罵老袁是什麽“竊國大盜”，他那個“大總統”硬是依法選舉得來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中國唯有這一個國家元首是貨真價實選舉產生的，其他的選舉都不過走走形式罷了。何謂民主，民主玩的就是“心跳”。盡管老袁此次“心跳”玩得有點慌神，也許正因此才有後來的稱帝，但也值，畢竟“心跳”了一回，比起那些探囊取物無需“心跳”的，好歹體會過激情了。
1914年2月，袁世凱為與國民黨權力鬥爭曾停辦自治，當年12月29日就頒布了《地方自治試行條例》，次年又頒布了它的《施行規則》，還將京兆設為自治模範，公布了《京兆地方自治章程》。到徐世昌時期，1919年9月7日頒布《縣自治法》往後，徐繼續頒布《縣自治法施行細則》、《縣議會議員選舉規則》、《市自治製》、《鄉自治製》等法律法規。切莫小視，北洋以後，中國再無這等民主模式。直至現在，才有村民直選的試驗。北洋政府還完成了中國軍隊由傳統走向近代化的過渡，袁世凱無愧中國軍隊現代化之第一人，他的小站練兵堪稱為中國軍隊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也正因為袁的建軍成效，才可能有“北洋軍閥”這個威風八麵的群體。吳佩孚的洛陽練兵甚至被美軍拍成記錄片作為內部教學參考資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近代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全都是北洋奠定的基礎，它很稱職地完成了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現時諸多學者依據翔實的曆史資料研究袁世凱執政期間社會發展狀況，“他們共同認為，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政治上有野心’，‘在經濟上卻並不排斥資本主義發展’，由於袁世凱政權頒布和貫徹了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因而民族經濟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其具體措施為：1.提倡和保護民間興辦企業，鼓勵提倡設立公司，同時注重引用外資；2.推行獎勵製度，鼓勵墾荒，獎勵棉、糖、羊毛等農副業的生產，對經營實業成績較著的工商業者給予榮譽獎勵；3.提倡國貨，對工業產品及原料調整或減免捐稅；4.疏通金融，改革幣製，提倡新式銀行；5.製定內容比較詳盡、種類比較齊全的經濟法規和工商、路礦、金融等條例、規則，鼓勵民間投資，發展資本主義經濟；6.通過設立示範場所，開辦國貨展覽，參加外國博覽會等方式，以資達到振興工商業的目的。”插入一句，現在的“國酒茅台”、“金獎白蘭地”就是1915年舊金山“巴拿馬萬國博覽會”贏得金獎揚名天下的，至今仍被子孫享用。袁世凱被“二十一條”糾纏中仍不忘組織各地產品參會，在該次博覽會上，中國展品獲各等獎章1218枚，為各國獲獎之冠。“美國學者麥金農認為，‘他追求權力的目的是要拯救中國，創立一個與外國並駕齊驅、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竇坤著：《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204-205）北洋政府的經濟成就也是顯著的：“1912-1920年，按總產值計，平均每年增長率為16.5%，按淨產值計，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資料，計算1912-1921年淨產值的年增長率為11.7%。”（許滌新、吳承明著：《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第二卷，P874）“官僚資本的發展在1911年以後就進入頹勢，外國資本的發展也在1914年以後受挫，惟民族資本始終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全時期平均發展速度為13.8%，還略高於外國資本的13.1%。這說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國工業化希望之所在。”（同上書，P14）比較驕人的工業成就是：1920年中國從棉紗的淨進口國變為淨出口國；1919年福州船政局造出第一架水上飛機，到1931年共生產了11架。中國首批飛機設計師、技師和飛行員在此時湧現出來。江南造船所1918年獲得美國海軍運輸艦4艘建造訂貨，這四艘萬噸輪每艘排水量14750噸，1921年交付完畢。（同上書，P810）如果我們知道這套資料係周總理於1960年指令許滌新擔綱，國內各權威機構及著名院校奮力合作編撰，直至1983年始定稿出版的權威著作，其涉及麵極廣闊，無法過多摘錄，其數據理應不會有浮誇成分。如果拿改革開放以來傲人的增長率比較一下，九泉下那些“反動軍閥”絲毫不輸於後人！
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是它的第一個驕人業績。眾所周知，腐敗愚昧的清廷在它覆亡之前的一百多年裏，始終頑固地拒絕融入國際社會，導致了一連串國家災難。而且中國一直被認定為非國際社會成員，無適用國際法的資格。北洋政府並沒有任用北洋係官僚從事外交，而是大膽任命一批歐美留學、熟知國際法律的年輕人擔綱外交事務。如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尚未畢業就被袁世凱聘用為秘書，曆史證明，有職有權的顧維鈞為中國外交做出了重大貢獻；反之，若無老袁知人善任，根本不會有國際知名的外交家顧維鈞。其實，此前也是袁世凱發現了正落魄的詹天佑，並放手使用，這才有中國第一條自己設計、自己施工、使用自己生產鋼材的京張鐵路；也才有令國人驕傲的詹天佑。正是這批職業外交人才的努力，北洋外交迅速扭轉清廷妥協外交頹勢，轉變為強硬的國權平等外交。其外交方針是開放性的，相對於保守、閉關、排外而言，北洋外交具有曆史性的進步意義，它使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尤其是遠東大國的地位彰顯無餘。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立即換下官僚外長孫寶琦，換上精通外語和日本情況的陸徴祥，巧妙拖延，初次嚐試引入國際社會援助，使日本在政治上獲勝卻在外交上失敗。1917年4月6日，美國對德國宣戰，一戰天平嚴重傾斜，協約國勝利隻待時日。駐美公使顧維鈞立即致電北京政府，詳盡分析了中國加入協約國參戰的利益所在。很明顯，參戰之時即可成為國際社會成員，可廢除中德、中奧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開啟廢除其他不平等條約之外交斡旋；明擺著的戰勝國地位無疑對中國國際地位有大提升；這個地位的改變必會給日本通過“二十一條”獲得的利益帶來威脅，而且給未來日本的國際地位帶來更大威脅。因此，日本始終軟硬兼施阻止中國宣戰。
顧維鈞想不通的是“我當時實在不知道這個問題竟會引起動蕩和混亂，甚至導致中國的內亂。”“北京鬥爭的規模日益擴大，鬥爭的雙方報紙上稱之為主戰派與反戰派。在鬥爭中讚成參加美國一方的以段祺瑞將軍為首，並得到馮國璋總統及其軍事同僚的支持。但是他們受到國會中一些派別的強烈反對，這些派別得到首都和南方大多數國民黨人的支持。南方反對參戰，顯然主要不在於反對中國站在美國一方，而是擔心中國參戰會使北方有借口，來取得美國、甚至整個協約國集團的各種類型的援助，以增強其武裝力量，用以進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對勢力。”（《顧維鈞回憶錄》縮編版，上，P41）顧維鈞在這裏為尊者諱，沒有點名，指揮國民黨議員操縱國會破壞中國參戰的就是孫中山。直至8月14日國會解散南遷，北京政府才得以發布《大總統布告》，正式宣布對德、奧宣戰：“自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起，對德國、奧國宣告立於戰爭地位。所有以前我國與德、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及其他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於中德、中奧之關係者，悉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 奧地利公使聲明：“此項宣戰，本公使以為違背憲法，當視為無效。蓋按黎前大總統之高明意見，此項宣戰之舉應由國會兩院同意讚成，方可施行。”北京政府答複：中奧已為敵國，不能接受這一公文，當即將公文退還奧地利公使。宣戰延誤了四個多月，最終在巴黎和會上被日本代表據以攻擊中國。倘若沒有宣戰，中國連參加巴黎和會的資格都沒有。
幾十年來，中國人總把巴黎和會視為“國恥”，緣由僅在於巴黎和會沒有推翻“民四條約”。從法理上說，人類首次世界性和會並沒有權力否定兩個主權國家間所簽訂的條約，自己不爭氣卻賴別人不幫忙，無論如何沒什麽出息。因此，開“打砸搶”先河的“五四運動”並無值得誇耀的地方。因為，凡爾賽對德和約隻能處分德國的權益，那麽，在中國僅限於山東權益；條約規定山東領土、主權屬於中國所有，無疑合理合法；其上原屬德國的利益已為日本戰勝獲得，且經“民四條約”獲中國承認，對德和約認可此現實從法理上說亦說得過去。所欠缺之處在於無視日本以武力相威脅獲得“民四條約”，此項欠缺因當時尚無相關國際法條款導致。那麽，無論中國政府抑或民眾表達抗議是理所應當的，無可非議。然“五四”運動之“內懲國賊”顯得毫無道理，其一，中國政府所派遣代表與會表達與民眾要求完全一致，政府無懈可擊；其二，所指三“國賊”純屬無根據的妄斷，史料證明他們談判時盡了最大努力；其三，似“火燒趙家樓”之類暴徒行為無論哪國法律皆必認定為罪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顯示出道德之淪喪。中國的金剛塑像絕大部分屬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五四”便是其中之一尊。學生運動是一個病態社會獨有的毒瘤，當社會的正式成員不能或不敢承擔責任之時，別有用心者便煽動非正式社會成員的學生去踐踏法製，利用乳臭小兒胡鬧，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五四”運動如此，例如孫中山就不滿“火燒趙家樓”之類“小兒科”舉動，他告訴張國燾等運動首領：“我願意給你們五百條槍，如果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的革命。”（《張國燾回憶錄》，第一冊，P72）納粹的“水晶之夜”如此，“文革”如此，塔利班也如此。
由於孫中山配合日本阻撓中國參戰拖延了參戰時間，中國僅列三等貢獻國，代表團入會便不利。但顧維鈞1月28日以三十分鍾的精彩發言，致使“全場鼎沸，掌聲如雷”。以美國總統威爾遜為首，五強代表團紛紛離席，擁向前來與顧維鈞握手致賀。甚至日本首席代表西園寺公爵也心服口服前來握手，並鞠躬致意。一時成為當地以及世界許多地方報紙的轟動新聞，為中國挽回許多聲譽。法國總理克萊蒙梭事後評論道：“顧維鈞之對付日本，有如貓之弄鼠，盡其擒縱之技能。”接下去，中國拒簽對德和約，不但維護了國家尊嚴，還首開拒絕簽字之先河。後來，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南美洲各國等國也學著中國代表的樣，采取了拒絕簽字的外交手段。如果說中國成為“第三世界”的榜樣，從此次和會就開始了。而顧維鈞等除拒絕簽字對德和約之外，還以侵犯土耳其領土、主權完整為由，拒簽對土和約，中國又顯示了堅持國際正義的形象。不光是拒簽，顧維鈞等簽署了對奧和約，不僅成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首創，而且因此成為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後來還挫敗日本的反對壓力，被選為國聯行政院六個非常任會員之一，首次進入就成為國際社會重要成員，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王寵惠還成為入選國際法庭的第一個中國人。此外，中國還簽署了對匈（牙利）、對布加利（保加利亞）和約，第一次以戰勝國姿態出現於國際社會。顧維鈞等還簽署了國際航空專約，使中國的領空權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與尊重，乃維護主權完整的重要舉措。當時的《東方雜誌》報導：“被舉（選入國聯行政院－wenjunq注）以後，驚駭者若而人，慶賀者若而人，華族寓公，人人色喜。記者目擊情狀，汗流浹背；思中華民國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國際上所處之地位，已與列強同等矣。”英國駐北京公使艾思頓（Beilby Alston）在給英國外交部的年度報告中寫道：“盡管內部可悲的困難，中國贏得外國更高的尊敬；當中國拒簽凡爾賽和約時，國際尊敬的高潮開始湧起。日本雖然取得當時政治上的勝利，中國贏得道德上的勝利，並在贏得國際行政院席位時達到巔峰。”根本不是“五四”所描述的“國恥”，而是相當輝煌的成就。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外交成果，中國對日本的外交劣勢轉化成優勢。在國聯中，顧維鈞不失時機地向國聯大會提交廢除“民四條約”、歸還山東權益的“魯案”，迫使日本表示隻要日中開始單獨商議，願意歸還山東權益。顧氏不許有條件地歸還，拒絕單獨開議。1921年11月12日，由美國發起華盛頓會議，中國首次以平等地位參加國際會議，北洋政府參會聲明三點：“（一）各國不再乘中國內亂之機會，損害中國獨立國家的權利；（二）撤銷各項有害於中國主權之行動，而該各項行動並無條約之根據者；（三）將限製中國自由行動之若幹現存條約加以修正。”（載：《中華民國外交史》（一）中華書局1945年版，P426）最終，日本迫於美、英壓力，終於在1922年2月4日與中國簽訂《中日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二十一條及山東問題的換文、對德和約關於山東的條款被推翻；並於6日簽訂了《九國公約》，強調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給予中國以自行發展的最好機遇。華盛頓會議的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是中國首次沒有喪失反而爭回某些權益的外交活動；也是世界列強首次全麵而且具體地同中國討論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會議。為以後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隨後，顧維鈞於1924年5月同蘇聯代表加拉罕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其附件，這不但是近代中俄第一次平等地簽訂條約，也是中國憑借外交途徑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重頭戲。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國政府發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照會，要求召開華盛頓會議確定的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同年10月26日，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召開，共13個西方國家參加。11月19日會議第二委員會通過決議：“承認中國享受關稅自主之權利，允許解除各該國與中國間現行各項條約中所包含之關稅束縛，並允許中國國定關稅率條例於1929年1月1日發生效力。”1926年1月12日，同是上述關稅會議的13國在北京召開法權會議，討論廢除治外法權的問題，中國代表王寵惠正式提出廢除治外法權的提案。雖然此次會議因為種種原因，未能盡如人意，但同年8月31日《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簽訂，也收回了過去喪失的部分權益，且開了個好頭。
北洋時期最大成就當屬思想解放。新文化運動發生於那個時期並非偶然，中國幾乎所有的文化大師都湧現於北洋時期，此後，再也沒有文化巨匠產生。茅盾寫道：“從民國十一（1922）年起，一個普遍的全國的文學活動開始到來！”“這幾年的雜亂而且也好像有點浪費的團體活動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羅河的大泛濫，跟著來的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們都在狂猛的文學大活動的洪水中已經練得一副好身手，他們的出現使得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期顯得有聲有色！”（《中國新文學大係》第3集《小說一集導言》）不僅大陸欽定的“郭魯巴老茅曹”均出自北洋時代，中國堪稱“大家”的文化人，你想找幾個非北洋人物都難。就連國共兩黨的精英人物，亦出自北洋時代。毛詩雲：“遍地英雄下夕煙”，隻有北洋時代無愧於這個描述。
隨便舉一個例子：蔡元培的北大，所采取的“兼容並包”，跟著北洋一起消失了，以後的北大校長，“黃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北大百年紀念，給北大長臉的人物幾乎全是北洋人物。及至49以後，除了“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就剩下一個王選了。又如新聞界，辛亥首義時國內報刊雜誌共百餘種，總發行量約4200萬份；半年時間就增至500餘種。“二次革命”以後，被袁世凱裁減至139種，1921年統計數，僅報刊一項就達1134種，其中日報550種，1927年日報增至628種，發行量更是突飛猛進。僅以《申報》為例，1912年發行量約7000份，1928年達14萬份。北洋政府1924年頒布無線電管理條例以後，中國首家無線電廣播電台於1926年在哈爾濱開業，隨即各類官、私營廣播電台紛紛出現；1915年頒布圖書館條例，規定“各省治、縣治應設通俗圖書館，儲集各種通俗圖書，供公眾之閱覽。”到1928年統計，全國已建立圖書館622所；1925年故宮博物院的設置堪稱中國驚天動地的壯舉，幾千年來神聖且神秘的深宮向所有民眾開放，對於人民思想的解放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語言文字的改革亦可載入史冊，1912年袁世凱就頒布條例，推行普通話和注音字母方案，功不該沒。本帖隻能簡而又簡地說點皮毛，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郭劍林主編的《北洋政府簡史》（上下冊）對於北洋政府的功與過作了還算基本公正的介紹，值得一閱。
正是北洋時期，中國完成了從傳統文化教育製度向近現代文化教育製度轉型與過渡，其範圍涉及思想、教育、文學、宗教、音樂、美術、戲劇、電影、體育、新聞出版、圖書館、博物館、醫療衛生、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等方麵。最關鍵的是，北洋時期上述各方麵的發展特點在於多元化。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多元化都是發展與進步的康莊大道，一切進步都體現為多元化的實現，而一切反動都隻是對一元化的捍衛。在中國，幾千年改朝換代都熱衷於徹底貶損前朝，否定它有任何建樹，以此證明本朝一元化之合理性與正義性。如此，除了造就政治體製的進一步僵化與腐敗之外，還有兩個副產品：其一為民族性淡化甚至近乎失滅；其二為道德淪喪或成為偽道德。此話題暫不予論述，幾十年來不假思索地認定北洋時代“腐敗黑暗”正是其例證之一。
我們無妨抄錄一段老舊文字來結束這一節，一位辛亥以後就去了美國的基督徒劉延芳，十年後回到上海，1921年5月在天津演講述及回國觀感，該稿件刊載於當月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中國記錄者》上：
“我幾乎突然間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和氣氛所壓倒。我感到有生命在運動――一種‘新生命’，這是我前些年不曾見到的。我所遇到的人，我跟他所談的話，他們所采取的態度，他們所表示的見解，他們對當前各問題所加的判斷；以及我所閱讀的報紙，反映在報上的大眾輿論的語調，所討論的問題，都一一顯示出這種新生命。有一個晚上，我到街上閑逛，走進各色各樣的書店和報攤，買了47種不同的雜誌，包括有周刊、季刊和半年刊。我花了一整個晚上，才走馬看花地把內容過目一番，發現這些雜誌裏麵所討論到的當前種種問題與所發表的各種輿論，比在美國報攤上所搜集到的任何47種雜誌所討論到的問題更時興，意見更複雜。從那時候起，我到處旅行，給各種不同的聽眾演講，在四五個大學教書，我愈來愈對這種似乎無所不在發展著的‘新生命’感到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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