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我的反思與懺悔

劉曉波：我的反思與懺悔

——選自劉曉波《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

王誌勇牧師摘編

 

除了謊言，一無所有。

懺悔是自我拯救。但是，懺悔也有邪惡的一麵。上帝為人類的罪惡打開了一道暢通無阻的後門——懺悔，任何罪人都能因懺悔而得到自我的良心解脫和上帝的寬恕。同時，懺悔和真誠還能感動無數旁觀者，使他們由憎恨而憐憫，覺得此人盡管罪惡滔天，但還真誠，還有節，還能從此棄惡從善。懺悔是人類的另一種自我塑造。當人類求其完美的自我形象不可得時，就用懺悔來裝飾其弱點。這樣，會使人做起惡來也心安理得，因為人有退路了。

一個雙手沾滿了人鮮血的殺人犯，他的懺悔所應得的原諒和寬恕是不是罪上加罪呢？人為什麽非要等作惡之後才懺悔，為什麽不能從一開始就不作惡呢？不作惡就不必懺悔。但是，這不可能。人性自有其惡的一麵，犯罪從人類誕生之日起就無法避免。罪人除了要受到法律的製裁以外，還要成熟到的審案。減輕社會的道德壓力的最好方式就是懺悔。特別是那些能夠超然於法律之上的大惡人，唯有通過良心發現和懺悔自責才能獲得靈魂的解脫。每念及此，我又有一種生而為人乃最大恥辱的感覺。十全十美的上帝卻創造出罪惡累累的人類，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在心理上彌合這一裂痕的辦法隻能是懺悔。完美的上帝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垃圾桶，懺悔就是清潔工。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完美，更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容忍罪惡。隻有上帝才能超然於人類智商，以寬容的態度無限之地接受人類的一切罪惡。換言之，懺悔使上帝成了壯哉人類罪惡的無底洞。

如果世界沒有上帝，人類也會變得聖潔，既不作惡也不懺悔。但這種僅僅是“如果”。沒有上帝，人的犯罪便毫無意義，上帝就是為人的罪惡而存在的。那麽，人類隻能在兩種現實中進行選擇：要麽是有上帝、有罪惡，也有懺悔的世界；要麽是隻有罪惡而沒有上帝，也沒有懺悔的世界。我選擇前者，故而寫了《末日幸存者的獨白》。

謊言比暴力更可怕。特別是在中國，刺刀和謊言維係著鐵一樣的專製秩序，謊言編輯目力所及、耳聽所聞的每一個地方，電視、廣播、會議、演講、聊天、談情……謊言滲透了中國的每一個細胞，我們已經到了說謊的極致；不是迫於無奈而不得不說謊，而是自由地、本能地說謊——謊言即真實。不僅說謊，還會找出太多的義正詞嚴之理為說謊辯護。套用毛澤東的話，中國人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說謊有理。理直氣壯地說謊、理直氣壯地為謊言辯護，真真世界之最也。正如我的朋友周舵所言：說謊說謊中國人的精神癌症。我也是患者之一。

謊言之於中國的專製，比刺刀更有效。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如此這般的人民隻配這般的政府，說謊的人民隻配說謊的政府，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說謊這點上，真可謂合作得天衣無縫，的確是中國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這配合者之一。

“六四”的槍聲驚呆了世界，中共的殘酷引起全球性義憤。但是，更猙獰著在於，“六四”提供了一個以謊言來撈稻草、自我貼金的良好時機。各種人、懷著不同的冬季，說著各異的謊言，此乃機不可失。政治性謊言、道德性謊言、求生性謊言、官方謊言、精英謊言、民間謊言……連篇累牘，見諸於海內外的各種傳播媒介。正如白傑明（Geremie Barme）所言：中國在各方麵都是一元化，隻有謊言多元化。“六四”事件被謊言打扮得一塌糊塗，也被謊言強奸得人老珠黃。

在大陸，官方用那種屢試不爽的宣傳為開槍殺人進行拙劣而滑稽的辯護：在大清查的壓力下，絕大多數參與“六四”的人為自我保護而真誠地用謊言來洗刷自己，一口咬定自己與八九抗議運動沒有任何關係，頗蕾絲“文革”結束後，大多數參與者都在“春節”自己。這種“春節話”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的運動注意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每次運動必將伴有這種純潔化。這有各類“精英”（包括我自己）的謊言。淪為階下囚的大多數人都表示了悔罪，有些流亡海外的人則為樂自己的英雄形象而不著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麵，吾爾開希、李祿等人根本不管他們所經曆的事實是怎樣的，一味向國際輿論描述他們所說的和靠自己的想象創造出的流血場麵，於是乎，他們就成了傲立於血泊中的英雄。

中國當代的反對派英雄都是由官方一手創造的，真希望那些英雄們有點清醒點自知之明，千萬別錯估了自己的分量。遺憾的是，很少有人自知英名的水分。如果共產黨稍聰明點，當代中國就不會有持不同政見的英雄。共產黨的愚蠢、不寬容和說謊虛構了、捏造了許多英雄，這些虛假的英雄是共產黨的謊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在欺騙自己的同時也欺騙了公眾。換季的是，那些英雄的良好的自我感覺也是被共產黨的謊言所迷惑的結果。英雄騙局的唯一特征就是自欺欺人。這種自欺欺人甚至比魯迅筆下的阿Q的“精神勝利法”更可悲、更可笑、更荒謬、更具有中國特色。

由此看來，我內心的掙紮、磨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官方的那種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的宣傳造成的，正像導致“八九抗議運動”逐步升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官方的一係列錯誤決策一樣/現在反省真讓我無地自容：官方的虛構使我進入了一種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頂天立地的心態之中，真的意味著我劉曉波一肩擔下“八九抗議運動”。我居然也被官方的謊言欺騙了（實際上是自我陶醉）！？居然也和官方一樣認定了自己是八九學院的頭號“黑手”！？這說明，無論是多麽卑劣的謊言，隻要能與己有利，人不禁自願說謊，而且自願受騙。如果沒有官方給我戴的高帽，也許我會更心安理得地決定悔罪。

在中國這個非人化的社會裏，自我犧牲和獻身精神也被非人化了。無論在儒家文化占正統地位的古代中國，還是在馬列主義占主宰地位的當代中國，基於群體和社會高於個體和私情的正統價值觀，都極力提倡自我犧牲和無私奉獻。一九四九年之後，這種價值觀成為共產主義教育的核心內容之一。從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宋代聖人大禹到當代中國的聖人雷鋒、焦裕祿，甚至周恩來，都被塑造成無私忘我的典型。這種典型是人們懂得了隻有打著一切為公的旗幟才能最有效地謀取個人私利。在這種虛假的價值觀念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人不能公開地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謀取合理的私利，隻能在為國家為人民為事業的幌子的保護下暗地裏謀取私利。這種現象是公有製最為殘酷的一麵：“個人的公有化”。在周恩來式的典型的觀念中，國家、事業、人民、黨這些大而空的字眼兒遠高於男女之戀、父子之情、兄弟之誼。他們把最沒有社會效益——默默無聞地埋頭於最瑣碎、最浪費精力、最折磨人的家務之中——的一切留給你自己的親人，卻把最有社會效益（出人頭地、受人尊敬、獲得讚美、當救世主）——的一切留給自己。他們陶醉於社會眾人的好爸爸的天降大任之中，但就是不甘於當自己的親生兒子的好爸爸。從《人到中年》到近兩年風靡全國的電影《焦裕祿》皆如此。在骨子裏，這種舍棄親情的奉獻卻是一種冠冕堂皇的卑鄙、自私和獻媚。而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就是完全認同這種卑鄙、自私和獻媚，並把自己的一生無條件地奉獻給他們。“政府把一切獻給黨、國家、民族、人民和事業，妻子把一切獻給丈夫。”在這種雙重奉獻中，人被化解了、取消了、閹割了。共產主義文化最成功的一個方麵就是把這種非人性的卑鄙、自私普及化、公開化、神聖化，使之成為人們獲取功名利祿的最佳手段之一。“周恩來情結”表麵上看是共產文化的傑作，但在深層上則是大陰謀家老子的傳人——無私方能大私。

凡共產主義教育皆以“洗腦”為最後宗旨，思想政治工作從嬰兒呱呱墜地開始，滲透於一切形式中，不斷開會、學習、寫匯報、談心是“洗腦”，而且分房子、提職稱、當幹部、穿衣吃飯都在“洗腦”，黨的關懷無微不至，其最終的關切就是使人成為“黨的人”。在中國，黨的“終極關懷”的普及和滲透的程度，要遠遠超過西方的基督教對人類的終極關懷。我是在黨的關懷下成長起來的，所謂“生在紅旗下，長在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無論我怎樣翻盤，怎樣掙紮，深層的生命結構仍然是黨塑造的，我是黨的關懷的方麵的點綴和裝飾。

那時，我以為隻有鮮花和掌聲能夠毒化靈魂，現在我才知道，恐懼和高壓也能粉碎人的意誌。真正能夠同時抗拒兩方麵的威脅的人，才堪稱大智大勇者。

中國的領導層的那種草木皆兵的恐懼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為自己虛構的敵人，中國的英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虛構的叛徒。

口頭上講不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解釋，不管別人的評價，而實際上總在為自己辯解，特別在乎別人說什麽。外表的瀟灑超脫恰恰從另一方麵昭示了我內心的沉重。我像一個長了頭瘡的人，忌諱別人看到或談起，當這頭瘡的存在世人皆知、無法隱瞞之時，索性就來個不掩飾，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搖過市，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堅硬、個性，我行我素和飄飄欲仙，通過不掩飾來更隱秘地裝扮自己。每當夜深人靜，孤燈長明之時，我便對鏡垂淚、哀鳴，自怨自憐地舔著自己的傷口。隻有在此時，我才真正地體驗到了心理變態的滋味，體驗到了明星隕落的悲哀。我是多麽疼愛自己的社會名聲啊。

坐牢，沒有勇氣和堅韌；爭取到了自由，又想貪得無厭地保持良好的公眾形象；麵對英名墮落的既成事實，還要找各種理由做自我變化。真是一場“六四”，山風海雨攪人，弄得人人不知自己為何物，不知自己的半斤八兩。

悔罪、為悔罪辯解和因悔罪而悔恨，我在秦城監獄和出獄後的這段心靈曆程，完全是由謊言的惡性循環構成的。悔罪是謊言，因為我無罪；為罪辯解也是謊言，因為謊言是任何理由都無法為之辯護的，為謊言辯護隻能是謊上加謊；因悔罪而悔恨還是謊言，因為這種悔恨主要不是由於感到出賣良知的罪惡而產生的，而是由於意識到悔罪有損於自己的公眾形象而產生的，而我的公眾形象又是由官方的謊言和我自己的謊言塑造出來的。這種謊言的惡性循環把我所獲得的自由虛偽化了，因為我的自由等於虛偽的悔罪和官方的政治需要。

我不是走出了小監獄（秦城）而又進入了大監獄（專製社會），而是一直沒有走出自我設置的心靈牢房，不敢麵對真實的心靈才是我的真正牢房，才是謊言的惡性循環的終極根源。擴而言之，正是我們每個人的心靈牢房構成了專製社會的大牢房。因而，衝破專製主義牢房的前提是砸碎我們自己的心獄。

我生活在一個缺乏宗教背景和形而上學思辨的文化傳統中，舊傳統士大夫的政治性人格通過共產主義新傳統使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感政治化、功利化，甚至庸俗化了。我也擺脫不了這個傳統。盡管身在他鄉，但我對國內的政治動靜極為敏感，每天瞪大眼睛注視，一有動靜便坐立不安，怎麽會甘於為學術而學術的寂寞呢。雖然我以前寫的文章都是學術性的，但在學術性的背後卻深藏著對現行政治體製的強烈不滿和激奮批判，藉討論傳統文化之名抨擊一九四九年後的共產文化的傳統。

生活和人生就是悲劇，任何人都無法擺脫。生命的意義既不是追求虛幻的永恒，更不是走向涅槃逃避悲劇，而是在正視這種無法回避的悲劇的情境中，投身於其中，以不可為而為之的選擇去完成輝煌的一生，哪怕短暫、哪怕瞬間，也要投入。悲劇像一道望不見底的深淵，固然令人恐懼，但它是人類無法抵禦的致命誘惑，或者自願跳下去，或者被迫跳下去，結果都一樣——粉身碎骨。既然如此，何不主動跳下去，誰陷得深誰的生命就深刻而豐富，陷得越深越有意義。

我忽然感到這世界上最美的傑作就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人類的苦難由她一肩擔起，他代表人類受到上帝的懲罰。但她的受難不是屈辱，而是榮耀；不是失敗，而是成功。從根本上講，人與人之間沒有強壯與瘦弱、聰明與愚蠢、文明與野蠻、偉大與渺小、高貴與低賤……之分，或者說，其他的一切區別都無足輕重，重要的僅僅在於：麵對殉難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氣走上去。毫無懼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聖人，退卻者即庸人。

我是一隻迷途的野獸，對周圍的世界和自己的心靈並不理解，陌生而愚蠢的生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景觀：令人不寒而栗，但又毫無意義。一種苦澀從嘴邊一直滲入心底。我感到做作的生命比庸俗更卑微。

芸芸眾生的平庸不是我的命運，不論值不值得，也不論有無觀眾，唯有問心無愧。隻有通過殉難，才能把自己從無個性、無坎坷的平庸生存中提升出來，才能與那些對苦難麻木不仁、對危險萬分恐懼的人群徹底分離出來。絕食，即使不能拯救學運和民族，起碼能夠拯救自己。我應該以一種輕鬆而坦然的心境麵對自己，把動機淨化得純而又純，不為別人，隻為自己。看看我究竟能夠承受多大的苦難，我的生命能否在關鍵的時刻超越生命的極限——死亡。每次激動、每次痛苦、每次身處逆境，都會為一個人提供超越生死的機會。抓住這個機會就等於超越了死亡——不是死毀滅了生命，而是生命創造了死亡，創造死亡就是創造一種神聖的價值。這種動機即便是一種為出名而采取的鋌而走險的行為，是個人主義的登峰造極，但它絕不是那種斤斤計較於蠅頭小利、塵世功名的個人主義，而是超越性的、聖潔化的、接近絕對價值的個人主義，是一次掙脫平庸生活的個人嚐試。

這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為爭取民主、反對暴力而進行的第一次絕食，它將載入史冊，洗刷中國知識界俯首稱臣的恥辱。為此付出代價值得。人生在世，無論做什麽、怎麽做都要付出代價，不為冒險付代價，就要為委曲求全付代價。與其畏首畏尾地長命百歲，不如轟轟烈烈、敢作敢為地走向墳墓。生命短暫，機會難逢。

我從未見過、體驗過如此巨大的公眾場麵，這可謂盛況空前。麵對人群的狂熱歡呼，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講技能，隻是不斷地重複：“謝謝！謝謝！”這絕不是因為怯場，而是因為激動——一下子成為公眾矚目的中心而飄飄然。想想一九八六年底，我去北京大學演講，幾千人的大禮堂擠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那時的場麵，與現在比起來，真可謂大巫見小巫。人群是多麽可怕的力量，這分不出姓名和個性的巨大群體，僅憑其狂熱就能使人顛三倒四，分不清南北。

王丹剛剛十九歲，吾爾開希也不過二十一歲，他們的年齡和經驗都不足以擔負起如此重大的責任。但是，在我們這些長胡子的、有經驗的人都不願或不敢站出來承擔責任的時候，他們畢竟站出來，一直走在最前麵，用他們不成熟的聲音和行動發起了一場中國現代史上規模空前的抗議運動，使在強權專製下沉默了幾十年的中國民眾，運用上街遊行的民主權利，表達了對現政府和某些最高層領導人的不滿，形成一種來自民間的社會政治動員。從這個意義上說，王丹、柴玲、吾爾開希、封從德等學生領袖是了不起的。想到此，我忽然覺得我對這些青年學生的指責過於苛刻，其中夾雜著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自負和自我標榜。

參加此次運動的北京市民大都動機純正，毫無個人功利的考慮，而我們這些有名有姓的知識分子則滿肚子花花腸，疑慮重重，私心很重。與市民們的單純和勇敢相比，知識界顯得渾濁而怯懦，但他們得到了國際聲譽和大量的資助，還一個個地自視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