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君瑤，1933年出生，曾就讀於國立藝專油畫係。
內戰爆發後，她輟學前往上海尋找戀人餘其濂，未果。1949年11月，考入華東革命委員會第二文工團，即後來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
1952年5月，調到華東人民藝術劇院歌劇團，直至退休。
1993年，茅君瑤獨自前往美國尋找初戀……其中經曆，堪比一部史詩級電影大片。
口述 / 茅君瑤 撰稿 / 醜醜
2019年，共和國70華誕前夕，電視台的記者突然來敲我的門。他們給我看了70年前的一部紀錄片《彩色新中國》。一群少年拿著畫具，說說笑笑走出國立藝專的校門，去西湖邊寫生。
走在前麵，穿著橘色襯衫，背帶褲的那個人就是我。那時候我17虛歲，隻有16周歲。
前麵穿背帶褲的就是我
是蘇聯來拍的，學校通知說要拍紀錄片，讓我們穿漂亮一點。我正好買了一件新襯衫，就穿上了。
當時的場景還曆曆在目，轉眼已經70年了，我都87歲了。
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小時候的影像，真是年輕啊，風華正茂，正當青春少年。
西湖邊寫生
那時候，我正在和一個空軍談戀愛。我們深愛對方，已有白首之約，卻被戰亂衝散了。
這部紀錄片，又讓我想起了刻骨銘心的那些前塵往事。
筧橋航校
1993年，婆婆和丈夫病了十多年後相繼病逝，我也終於可以歇口氣了。丈夫的妹妹一定要邀請我去美國散散心。
說實話，我很不想去。這大半輩子，一直在苦難中歌唱，仿佛已經活過了好幾個世紀，感覺心氣耗盡了。
我剛剛重新撿起畫筆，每周都要去學畫。這是他替我選的誌向，我要把它繼續。
我已經準備好了，如果簽證被拒簽，我就待在上海，好好喘口氣。
沒想到，簽證特別順利。
出發之前，我又去了杭州，再次登上葛嶺。這是我和他分別後，第六次來葛嶺了。
四十七年前的往事就像在昨天：葛嶺薔薇滿坡，綠樹蔥蘢，我和初戀情人餘其濂在這裏情定終身。
1993年，我已是個六十歲的老人，形單影隻。而他，不知是生是死，身在何處。
我們定情的初陽台
冬天的葛嶺寒風陣陣，滿目蕭殺。我呆呆坐了一個下午，老淚縱橫，感慨萬千，寫下一首七言《重遊葛嶺》：
“重登葛嶺憶舊遊，昔日薔薇今枯柳。
殘垣留得蹤跡痕，不見君影五十秋。
尋尋覓覓心幽幽，淒淒苦苦已白頭。
錢江東流不複返，隔海遙寄一腔愁。”
這條路，我們走過無數遍
1994年1月4日，我從上海飛往美國亞特蘭大。我居然要踏上美帝國主義的土地了。
看著腳下的陸地漸漸變得模糊，黃浦江越來越細直到消失。我就想當年他駕著飛機從上海五角場起飛，看到的景象也是這樣的吧？每次飛機起飛，他會不會也像我掛念他一樣，想起我呢？
空姐送給每位乘客一個飛鷹小掛件的禮物。看到那個小飛鷹，我眼淚就出來了。
他當年在筧橋航校上學，製服上佩帶的就是這樣的飛鷹標誌。十幾個小時的航程，我把“飛鷹”緊緊攥在手心，滿腦子都是他穿著空軍製服，年輕的身影。
筧橋空軍航校學員
到達亞特蘭大第二天，小妹妹請了一些華人朋友到家裏來為我接風。
到訪的客人中，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是當年國民黨的空軍，一口京片子。
聽到“空軍”兩個字，我的頭“嗡”的一聲，其他的話都聽不見了……我雙手扶著桌子，臉色蒼白，汗水直往下流。
妹妹以為我身體不舒服，她哪裏知道我心裏的翻江倒海啊。這個藏在我心裏近五十年的愛人，是我一輩子的傷痛，觸碰不得，一碰就要命。
我頭很暈，大汗淋漓。先是飛機上的“小飛鷹”，現在又是“空軍”，我覺得不是巧合，是老天在給我指引，要我去找他。
1946年認識他的時候，我才13歲多一點，他24歲。
我現在一閉眼，腦子裏都是他當年的樣子，瘦瘦高高的，穿筆挺的空軍製服，笑起來很儒雅。一開口，很好聽的國語男中音，真的會迷死很多女孩子。
我第一次見到餘其濂時的樣子
我們戀愛了三年。在西湖邊他給我講故事，念詩詞，我們到靈隱寺許願，在葛嶺定情，初陽台立下婚約……他握著我的手認真地發誓：讓西湖的山山水水為我們作證，等我1952年8月藝專畢業他就娶我。
1952年5月攝於上海蘭鑫劇場。如果沒有戰亂，再過三個月我就藝專畢業，可以嫁給他了
規劃得很好的人生，卻遭逢亂世。1949年，時局動亂，我們失散了。他去了台灣，我留在杭州。
這輩子可能再也見不到了，但我就是忘不了他。一刻也忘不了。中國有句古話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隻想知道他還在不在，在哪裏？
我決定留在美國找他。每個人都認為我瘋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一句英文不會，怎麽在美國生活？茫茫人海，怎麽找？
中國不是有句古話嘛：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這輩子什麽苦沒吃過啊？我不怕。
我父親是生意人，也是當時杭州很有名的書法家，平湖秋月柳浪聞鶯，西湖邊好幾個地方都有他寫的楹聯。我母親長得很美，喜歡交際。我們住在英士街（平海路），我家就在現在友好飯店的位置。
我生於1933年，四歲就隨父母逃難，一逃就逃了八年。
1937年春，四歲的我（左），九歲的哥哥（中），七歲的姐姐（右），開始八年抗日流亡
抗戰結束回到杭州，以為從此可以過安穩日子了。父親忙做生意，母親忙交際，老外婆整天抱著個收音機聽越劇。
我哥哥性格內向，整天埋頭練琴，對什麽都不關心。姐姐熱衷時事，經常帶很多同學到家裏高談闊論。
我和他們都不同，十三歲個子已經滿高了，但還是野小子一樣，隻知道玩。
第一次見他很有意思。
我剛從西湖邊回來，一進門就看到房間裏坐得滿滿的，我床上也坐了個人，在翻我的速寫本。我氣得衝過去就是一陣拳打腳踢。他力氣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動不了了。
他笑著說了句：嗬，好厲害！
看我狼狽的樣子，大家哈哈大笑。為了解嘲，我也跟著哈哈大笑。
聽到我的笑聲，他就像被魔法定住了一樣，直勾勾地盯著我看。我也傻了，就像在哪裏見過他一樣，那雙霧蒙蒙的眼睛好熟悉。
他叫餘其濂，是筧橋航校二十四期學員，入伍前是金陵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他在北京出生，八歲隨外交官父親到南京，抗戰時又到了四川。
餘家三兄弟和姐姐，前排中間為餘其濂
餘其濂從金陵大學退學投筆從戎，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然後到印度拉哈爾受訓。剛到印度，日本就投降了。在印度受訓完畢，受命回杭州筧橋重建航校。
1945年，23歲的餘其濂在印度
我說我好像在哪裏見過你。他說，我在南京鼓樓小學和印度拉哈爾都聽到過你的笑聲。
大家起哄，說隻有他還沒女朋友，叫他趕緊追我。
關於我的笑聲，他後來又認真對我說過。好多年來，無論是在南京還是在印度，他老聽到有個小女孩在耳邊笑，那笑聲讓他一直很困惑。
那天我一笑，他就驚呆了，原來他一直聽到的就是這個笑聲。所以，他總認為遇見我，是老天刻意安排，冥冥中注定的。
抗戰勝利後，教官們駕駛沒有通信、航行、氧氣、儀器設備的PT-17教練機飛越駝峰，回到杭州筧橋重建航校。
自從那次來過我家後，餘其濂周日便常常來找我玩，帶我去逛書店。
1947年，我讀馮氏女中，是一所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每到周末，我們在豐樂橋下的“杭州第一店”吃碗雪菜麵，再沿著當時還叫“膺白路”的南山路，一直走到柳浪聞鶯。
他喜歡念詩詞給我聽，有古人寫的，也有他自己寫的。他的聲音飽含深情，眼睛霧蒙蒙地看著我，好像都是為我寫的一樣。我對他是又崇拜又依戀。
航校演話劇，他扮演《雷雨》裏的周衝。演出結束後，他在西湖邊背台詞給我聽。周衝一心想衝破封建家庭的枷鎖，去尋找一個自由光明的世界。這些台詞完全就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
父親被人誣告，已經好幾個月沒回家了。母親常常在家大宴賓客，有個軍官周末公然住到我家。
我的母親生得很美
我覺得我家和周衝所在的家庭一樣封建，一樣肮髒，隻有和他在一起我才快樂。他鼓勵我多看書，好好學習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到達那個自由的新世界。
1947年6月，他航校畢業，分配到上海江灣空軍第二大隊當運輸兵。每周給我寫兩封長信，引導我的學習，細心地為我疏導精神上心理上遇到的問題。
他的信讀起來真是種享受。古詩詞信手拈來，枯燥的道理也被他說得很有趣。他總是用藍色的信箋給我寫信，他說這是天空的顏色。他會把每一封我們的通信編號，留底保存。他每天寫日記，我也每天寫日記。
這兩個習慣我都是跟他學的，一輩子都這樣，改不掉了。那時候，他從不說熱烈的話，總叫我好好讀書，他會慢慢陪著我，耐心地等我長大。
13歲零3個月，我遇見了餘其濂
我非常努力，初中最後一年，我的成績提高很快。他說你考國立藝專吧，你的素描挺有靈氣的。就他一句話，那個暑假我參加藝專的兩期補習班，沒日沒夜地畫石膏像，每天都畫得汗流浹背。誰勸我休息，我都不聽。
我特別喜歡陰雨天的西湖。每次陰雨天沒有飛行任務，他就會從上海趕到杭州看我。
考上藝專以後，我和餘其濂的關係更親密了，每次見麵都有說不完的話。我們手牽手逛遍了西湖的山山水水。我們在初陽台定情，商量好，等我一畢業我們就結婚。
我真巴不得時間過得快一點，明天就能長大。
1949年初，國共打得很厲害，一會兒說開始和談了，以為談好了，又打起來了。學校裏亂哄哄的，都不上課，鬧革命去了。我姐姐也離家出走到四明山參加遊擊隊去了。
杭州大街上經常會有坦克開過，馬路被壓得破破爛爛的。
他的信也越來越少了，常常一周也等不到一封信。我心急如焚。跑去上海找他，沒找到，他又飛任務去了。
失魂落魄地回到杭州，各種胡思亂想，很煎熬。1949年4月3號，我又跑去找他。他還是不在。
部隊首長問我是他什麽人，我說是他女朋友。話沒說完我已經哭成淚人了。
原來，我去的那天上午，餘其濂剛接到在西安駐防的任務，飛西安去了。他剛落地西安就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趕緊回上海報到。第二天下午，他風塵仆仆出現在我麵前。三個月不見，他變黑了，也瘦了，還有些憔悴。
一看到那張日思夜想的臉，我就淚如雨下，泣不成聲。
1949年，他駐防台灣新竹，再也沒有回來
他解釋說一直在生病和出差，還做過一次手術，怕我擔心，就沒給我寫信。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仗打得這麽厲害，一想到自己隨時有可能戰死，而我連十六歲都不到，他就沒辦法麵對我。
什麽我都不在乎。去找他的時候我就已經想清楚了，我一定要和他結婚，他走到哪裏我就跟到哪裏。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他要求和我一起回杭州，鄭重地向我父母提親。因為父親對軍人一直有成見，我堅決不同意他和我一起回去。
最後，他想了一個變通的辦法，讓我回杭州去請父母寫一封親筆委托信。我還未成年，有了這封信，他帶著我就有禮有節，對雙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待。
4月6號，上海火車站已經全是逃難的人了，亂糟糟，擠得要命。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開往杭州的火車。擠到門都打不開，裏麵的人拉，他在外麵推，我才從窗戶爬進去。
他反複叮囑我拿到信就馬上回來，又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小布包交給我，裏麵是銀元，給我做回來的路費。火車開動了，他還跟著火車跑了很久，一直喊著讓我早點回來。
我哪裏想得到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從此生死兩茫茫啊，唉……知道的話，我死也不會回杭州了。
民國時期的上海火車站
打定主意留在美國找他，我就開始找工作。很快就找到了，到華人家裏做管家。我一邊打工一邊想辦法四處打聽他的消息。人家說藝高人膽大，我是無知人膽大，哪裏有一點線索，就跑去哪裏找，用幾個可憐的英文單詞和人比比劃劃。
找了他一年多，一點進展都沒有。我的日記本裏密密麻麻記滿了各條線索，尋找的過程，以及失望的原因。托人去台灣打聽，查到的資料是“不知人在何處”。
我反複琢磨這幾個字的意思，最後得出結論：他應該還活著，隻是不知道去了哪裏。這個結論讓我興奮得睡不著覺。我每天奔走在美國的街頭，尋找一切關於他的蛛絲馬跡。
我在美國
到了1995年底，終於有朋友反饋消息說餘其濂還活著，在加拿大。放下電話，我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場。
整整十天，我都精神恍惚。
我來美國已經兩年了，簽證也早就超期了。我沒有去辦延期手續，我隻有一個信念：找到他我就回中國，以後也不會再來美國了。等了兩個月，卻沒有更多的消息。
我想起當年我們失散前的那三個月，見不到他，不知生死，每一天都是煎熬。幾十年後，我依然在經曆這種煎熬。我白天找他，晚上想他。這種蝕骨的煎熬和思念，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兒子有個同學在溫哥華，我馬上給她寫了封長信，告訴她我和餘其濂的故事，希望她能理解並幫助我。
終於找到了，可是我們都已不再年輕
1996年2月7日下午兩點鍾，我正在畫畫，電話鈴響了。對方一口好聽的普通話，自報家門是餘其濂，問有沒有一位叫茅君瑤的女士。
聽到他的聲音，我整個人都在發抖，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扶著牆壁號啕大哭。五十年啊，人生能有幾個五十年？
半個世紀的思念和著淚水傾瀉而下，哭得我肝腸寸斷。和他分開的幾十年，我已經不會流淚了，即使文化大革命被批鬥，父母離世，我也沒這麽哭過。
電話那頭，他也在痛哭，他一邊哭一邊說：小瑤不要哭，聽話，小瑤不要哭。他的聲音還是那麽好聽，說話的語氣，語調還和五十年前一樣溫柔。
我覺得自己又變回了那個十三歲的小女孩，聽到他的聲音，看到他的眼神都能頃刻間融化。他說他一直在後悔，為什麽當初那麽食古不化，堅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他對不起我。
我說是我不好，當時為了勸父母留在杭州，耽誤了去上海的時間。
我們說說哭哭，哭哭說說，說了整整兩個小時。
放下電話，我滿腦子都是他的聲音“小瑤，不要哭。”多熟悉的話啊。五十年前，我一哭，他隻要這樣哄我，我就會伏在他的懷裏慢慢停止哭泣。
這次，我忍不住了，放下電話，我繼續放聲大哭。晚上躺在床上，根本睡不著，興奮啊，一個人瘋子一樣又哭又笑，老覺得像在做夢。直到第二天九點，他的電話又來了，我才相信這是真的，我沒有做夢，我真的找到他了。
那三個月時間，我們簡直到了癡狂的地步，每天一封長信，每天講兩個小時的電話。他問我為什麽一直不去上海？這是他一直想不通的事情。家裏到底發生了什麽事需要我一個未成年的小孩去處理？
1949年4月6號，我從上海回到杭州，發現父母準備去香港了。東西已經整理打包好了，放在客廳，就等我回家。我突然想起之前姐姐從四明山托人帶來一封信，說如果發現父母要離開杭州，讓我想盡辦法留住他們。
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趕緊騎自行車去藝專找姐姐的好朋友曲庸。曲庸花了三天時間去找到一張共產黨對民族資本家的政策：要保護、團結和發展，是朋友，不是敵人。
我姐姐大概也希望我父親這樣的資本家能留下來，為新中國效力吧。我把政策給了父親，勸說父親留下來。
4月17號晚上，父母經過幾天幾夜的考慮，終於決定留下來不走了。18號早上，我請求外婆幫我向父親討那封委托信。父親開始的時候還很溫和地向媽媽了解餘其濂的情況，一聽到是個空軍，就從沙發上跳起來了。他說他發過誓，決不讓自己的女兒嫁給軍人。
4月20號，廣播突然播發消息說，國共和談破裂了。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就傻了，我知道餘其濂在上海肯定也要瘋了。他對和談一直抱有很大的幻想。
我急得直哭，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媽媽和外婆也說不動父親。23號，我決定自己去求父親，就算被他打死我也一定要去上海找餘其濂。
杭州火車站
父親正在小客廳裏收聽廣播，我衝進去跪在他麵前大哭，求他成全我們。媽媽也跪下來求他。外婆也說如果父親再不同意，我們祖孫三個就死在他麵前。
父親看我這麽堅決，流著淚衝上樓去。父親寫完那封委托信就出門去了。他讓母親轉告我，不要再見他了。
這封信我到死都不會忘記：“其濂賢侄：我將小女君瑤托付給你，望你善自待她，望至愛至深，白頭偕老。茅仲複重托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拿到信後，我淚如雨下。我知道從此一別，此生再難相見。我堅持要等父親回家和他告別後再走。
父親兩天都沒回來。
我知道他是故意躲我。26號，我背了個小背包趕緊出發，裏麵是我和餘其濂三年的通信和日記，還有父親的委托信。
民國鐵路
火車站人聲鼎沸，亂作一團。售票台前的小門上貼著張紙條：滬杭線暫停，請勿再敲門。看到這十個字，我腿都軟了，人直往下蹲。
我在站台等了一個小時，不死心，又沿著鐵路路基往前走。路基上都是拖家帶口，帶著大包小包逃難的人，他們都往杭州方向逃，隻有我一個人往北走。一直走到天快黑了，還是沒看到有去上海的車。我實在走不動了，絕望地蹲在路基上痛哭。如果我早點問父親要那封信，或者一拿到信就出發，本來可以到上海的。
路過的人勸我說，小姑娘，快回去吧，沒有火車了，解放軍已經到餘杭了。我失魂落魄地往回走，跌跌撞撞，臉色蒼白，像一個遊魂一樣。等我走回家的時候天已經快亮了，雙腳全是泡。我敲開門就倒下去了。
滬杭鐵路
我大病一場。我開始絕食，不想活了。一直以來，他就是我的父親、兄長和戀人，沒有他，人生就沒方向了，我也沒靈魂了，失去了活下去的意義。
同學勸我：也許他沒走呢，你死了就真的找不到他了。沒了他，讀書還有什麽意義？再也接不到藍色信箋，看不到他漂亮的字跡，聽不到他好聽的聲音了，我待在杭州還有什麽意義？
西湖邊每個角落都是和他一起的回憶，如今都變成了錐心的痛楚。
杭州再也待不下去了。病好後，我去辦理退學。我的西畫老師莊子曼教授勸我，說你不要退學，以後你會成為一名很棒的畫家。我說，我不要做畫家。
此生我一定要找到他。我相信他有一天還會飛回上海。1949年11月22日晚上，沒有留給父母一句話，和同學告別後，我悄悄去了火車站。我什麽都沒帶，隻帶上了三年來他給我寫的信，三大本裝訂好的藍色信箋。
杭州實在太小了，從“平湖秋月”到火車站，三輪車也隻花了四十五分鍾。可是，這短短四十五分鍾的路程，我用盡一生的時間都再也走不回來了。
我終於登上了杭州開往上海的火車，隻是那頭再也沒有他在等我了。我的心已經痛到沒有知覺，火車開動的時候，我一滴淚都沒有掉。
我的西畫老師莊子曼教授的油畫《葛嶺曉霧》
到了上海，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我考入話劇院，後來又調到歌劇院。人家六點半起床練功，我四點半就起來了，很快就擔任主演了。1952年，去歌劇院前，我不得不將我們三年的通信，整整三大本全部燒掉。我邊燒邊哭。感覺自己的魂也一起被燒掉了，那個天不怕地不怕，被寵愛的小女孩在這一刻死了。
剩下的人生路，荊棘密布。
被我苦勸留下來的父親和母親，結局很悲慘。父親被當作反革命抓了進去，財產全部被沒收。1950年，因病保外就醫，死在家裏。人已經死了，軍管會的人還到家裏來宣布槍斃的判決書。
母親被打成極右反革命分子，去農場改造，最後得癌症死的。
我覺得很對不起父母。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也是被批鬥的對象，經常被押上台開噴氣式飛機。等運動都結束了，婆婆和丈夫又病了。
那些日子真不知道是怎麽熬過來的，我要管孩子，又要忙工作，還要照顧婆婆和丈夫，兩個醫院分頭跑。婆婆癱瘓在床，碗口大的褥瘡我都給她護理好了。婆婆的病友，包括她的女兒都說，從來沒見過我這麽好的兒媳婦，比女兒都做得好。所以，她們一定要我去美國散心。
這也是善報吧，不然我怎麽找得到我的濂哥。我把我的照片寄給他。看到我其中一張照片，骨瘦如柴，頭發都快掉光了。他抱著那張照片痛哭，說他的小瑤受苦了，是他沒照顧好我。
那十多年，我整個人都熬幹了，形容枯槁。這一生，我都是獨自在給最親的人送終，我的父母，我的外婆，我的婆婆，我的丈夫。等到給丈夫和婆婆都送了終，我已經是六十歲的老人了，大半輩子都過去了。
老了，我的人生終於可以自己支配了。我把少年時候丟了的畫重新撿起來，這是他當年對我的期望。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找到他。
現在找到了，我這輩子沒有任何遺憾了。
我這張畫，餘其濂收錄在了他的詩集裏
為了證明對我的愛，餘其濂給我寄來了1949年的飛行記錄。上麵詳細記錄了他每天飛往的目的地和時間。還寄來一張1976年他到杭州找我的地圖，上麵我家的幾處住址，他都畫了圈。
原來，我回杭州後，他以為我要到委托信就會馬上返回。他每天都到火車站去等，一天一天過去我都沒來。他還給我寫過一封信，卻一直沒有等到我的回信。他拜托同事到我家查看，卻說沒有什麽事。
他百思不得其解，我為什麽遲遲不去上海？正打算親自到杭州來接我，突然接到飛行任務。1949年4月底，他被派往台灣新竹駐防，從此再也回不來了。除了一個隨身的小包，他什麽都沒帶。我的照片，我們的通信，他的日記，全都留在了上海江灣空軍基地。
後來，他還飛過很多次大陸，就是再也沒有飛到過杭州上空。
他對我也是日益思念，曾整日整夜地對著大海，對天長歎，期盼有一天能夠跨過這生死茫茫一水之隔，再回杭州找我。一等就等了五年，返回大陸找我的夢徹底破滅了。
在一次舞會上，他看見一個黑衣少女背影很像我。1954年，他33歲，娶了那個長得像我的台灣護士。
1954年，他在台中結婚了
我很開心，因為我比他晚一年結婚。我和丈夫是同行，在工作上有很多共同語言。
1955年，我在上海結婚，丈夫是導演
餘其濂說，在兩岸隔離的當時，想回大陸隻有一種辦法，就是“借他鄉回故鄉”。 為了找我，他做了很多周密的計劃。先是從空軍退役到民航，再從民航跳槽到企業。
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溫哥華。1976年，他回國過一次，專程到杭州找我。他去了英士街、板橋路、保淑路……他去派出所查，說這家人早就散了，搬走幾十年了。他又不敢登報找，怕害了我。
1976年，他來杭州找我
他在杭州廣播電台的圍牆上看見幾個紅色的大字“誓用鮮血和頭顱保衛江青同誌！”看得他心驚肉跳。因為他是國民黨，他父母的墳已經被刨了，屍骨無存。文弱的大哥受不了批鬥，用一根鐵釘從百會穴砸進去，慘狀不忍想象……
蒙蒙細雨中，餘其濂對著西湖大喊了幾聲我的名字，大哭了一場，帶著遺憾回了加拿大。
1970年，他在夏威夷
分開的那些年，他用詩歌寄托對我的思念，那些詩他都寄到美國給我看。每一首都有一個明顯的“小瑤”。他還給我寄來了從小學到現在，不同時期的幾十張照片，說他的一生都毫無保留地交給我了。
他中風過，腿腳不方便，走路要用拐杖，還滿溫哥華去找藍色的信箋給我寫信。他當年是空軍，最喜歡蔚藍天空的顏色。他說他現在的生活就是每天圍著我轉。他說：天會老，地會荒，你永遠是我心中的小瑤。
他給我寄來三枚“飛鷹”徽章，他說：小瑤，這三枚漂亮的飛鷹胸章，在1949年我畢業的時候，就應該為我的小愛人佩戴在胸前。如今，它終於飛回來了。敬贈給小瑤。祝我們飛回筧橋！他在電話裏唱歌給我聽。還是好聽的男中音，是那首47年前為我唱過很多遍的“一往情深”。
在他溫柔的歌聲裏，我再次淚如雨下。他一直唱到哽咽。
我像一塊久旱的土地逢甘露，盡情地享受著他的愛。
在上海家中
他堅持要來紐約看我。他說他找了我五十年，現在終於找到了，他要彌補對我的愛。他要我幸福，要再聽到我小時候一般無憂無慮的笑聲。
他說他74歲了，我63歲了，再也禁不起等待和分別了，他要馬上看到我，要緊緊地擁抱我。我受了太多苦，他的餘生，要用來保護我。他已經在和家人商量了，看由誰陪他來見我。
我堅決不同意。我們都那麽大年紀了，能知道對方還活著，曾經那三年刻骨的愛是真的就夠了。他身體不好，經不起長途勞頓了。我們都老了，我希望留住的都是最美好的回憶，我已經六十三歲了，再也不是當年那個十三歲青春爛漫的小女孩了。
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太太真的太好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們，支持他每天給我打電話，寫信。我兒子也提醒我，媽媽你能找到餘伯伯是好事，但千萬注意不要傷害到別的人。
他在電話裏大哭，說我太殘忍了。說他很多空軍同事都戰死了，能活到七十歲的沒幾個。這是老天給我們的眷顧，讓我們還能活著重逢，為什麽不見他？他讓我不要擔心，他一定會把這個事情處理得合情合理，合天合地，反正我們是不能再分開了。
我說，不行，堅決不見，見了麵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麽。那麽大年紀，誰都禁不起再折騰了。你太太照顧你大半輩子了，我很感激她，她也愛你，我們不能傷害她。
他考慮了幾天，寫信來，希望一起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以此來圓我們的夢。
1949年，那時我還不知道我們就快失散了
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他寄來的提綱，密密麻麻兩萬多字，大事記注釋也有五千多字。那三年重要的日子，我們說過的重要的話，他都記得一清二楚。22張16開的提綱，他一頁頁用膠水仔細粘起來，打開有好幾米長。
我把提綱貼在胸口，淚流滿麵。我再也不懷疑他對我的愛了。
那三個月，他說內心翻江倒海，天天哭，眼睛也哭壞了。現在不敢太激動，一激動就頭暈。提綱他是用放大鏡趴在桌上寫的，邊寫邊哭。他囑咐我，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名字就叫《西湖夢》，是我們兩個人的夢，也是很多當時被迫離散的中國人的夢。失散了那麽多年，我們都能找到對方，分開的兩岸遲早也會統一的。
我們的悲劇不是個人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是曆史的悲劇。
他還給我寄來幾十本資料書，用得到的曆史資料，他都用紅筆圈出來。
1997年，筧橋航校二十四期同學，韓國前空軍總司令金信帶著女兒到加拿大看望他
算了，寫吧，反正這輩子我注定要聽他的話，他叫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
我繼續留在美國，打算寫完這本書就回國。我告訴他，這就當是我們沒有婚禮的結婚禮物吧。
他也慢慢冷靜下來了，說從現在開始，我給你的信會減到一周兩封，電話也是。等你回國，我不可能再給你打電話了，我要讓你慢慢習慣。
1995年，他在溫哥華自家花園
我邊寫邊哭，又重新經曆了一次1946-1949。我寫，他修改，好不容易寫好了前三章。
1997年4月，我接到兒子的信說要結婚了，請我回去主持婚禮。我才驚覺，我在美國已經三年多了。找他花了兩年多時間，寫我們的故事花了一年多時間。
我說我要回去了。他在電話裏痛哭，說分別四十七年，還沒見麵又要分開，他不甘心。我也哭。哭完安慰他，我們不是天天都在心裏見麵，在信上說話嘛。
他要我把上海的地址電話，還有三個最好朋友的電話和地址寫給他，他不能再把我弄丟了。
1969年，他在東京
第二天他給我發來一封長信，信的開頭就送我一首李白的詞：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
他讓我帶著這首詩一起回去。他要我記住，西湖那三年是真的，現在他對我的一切也是真的。他一直都是愛我的，他永遠都是愛我的。他還寄來了他的頭發和指甲。我們生不能同床，死要同穴，希望我走的時候，他的頭發和指甲能和我燒在一起。最好能把我們的骨灰撒一部分到葛嶺，實在不行，就像金庸小說裏描寫的那樣，找個洞塞進去也行。
1974年，為了回國找我，他移民溫哥華
為寫這本書，又是十多年過去了。2008年，我把第一次自印本寄給他。從郵局給他寄書出來，剛走到門口，我就心絞痛蹲地下了。心裏一個大石頭終於放下了一樣。真的，為他死我都願意。
他收到書馬上就來信了。他剛剛大病了一場，但還是認真地拿著放大鏡仔細地改了幾個地方。
這本書是我們愛情的結晶，我們名字各取一字
我們都更老了，我八十多了，他都九十多歲了，走路要靠雙拐，心髒也裝了起搏器。他哭得太多了，眼睛幾乎失明。信也少了，大概一個月一封。信越寫越短，字越寫越大。每封信末尾他都會寫：白雲處處長隨君。
我懂他的意思。我把我的家取名為：白雲小屋。
我從美國回來後，我們再也沒有通過電話。有時候真的很想很想聽聽他的聲音，但我絕對不會給他打的。我們年紀都大了，他又有高血壓，不能太激動。還是維持這種平靜比較好。前段時間因為有點事情，我托他在重慶的弟媳給他打電話，打了幾次家裏都沒人。我緊張得幾個晚上都睡不著。他曾經告訴過我，如果三個月他沒有來信，那就是他不在了。還好，他隻是去醫院做例行檢查，虛驚一場。
這輩子隻能在夢中相見了
他說自己真的是很老了，每天打盹的時間比醒著的時間多，醒著的時候又大部分時間都在回憶以前的事情，隻有以前的事情才會帶給他快樂。他依然常常聽到我咯咯咯的笑聲在他耳邊響起，下輩子他還會循著這笑聲來尋我。
我現在每天沒事就看看他的信，好多信我都能背出來了。我們不能通電話，我隻能從來信字跡的大小，工整程度去判斷他的健康狀況。
我每天都在祈禱，希望他能活一百歲，我也要活久一點，每天想想對方就覺得很幸福了，過往的苦難都不值一提。
2019年，他98歲了，我也87歲了，無論經曆多少磨難，他給我的愛已經足夠溫暖我這坎坷的一生了。我們即使不能聯係了，也能明白彼此的心意，希望來世我們再也不分開，可以白頭偕老。
來世，無論他在哪裏，變成什麽樣，我相信我依然能找到他。
那時，他常望著台灣海峽哭泣
我的茅阿姨
茅阿姨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女神。她的樂觀，她的堅強，她頑強的生命力都讓我讚歎不已。
茅阿姨今年87歲了，爽朗的笑聲一如13歲時那個無憂無慮的少女。
我叫她茅阿姨，但是我們情同母女。我們的緣分源自一次采訪，相識八年，成了忘年的好友。
1 茅阿姨和她的畫
2011年春天。桃紅柳綠的天突然變得混沌，北京的沙塵暴吹到了杭州。我去上海采訪茅阿姨。
一大早，高鐵穿過重重霧霾，從迷霧般的杭州抵達同樣霧氣沉沉的上海。從虹橋高鐵站到茅阿姨家，正好五十元的出租車費。
樓下有水果店、鮮花店、打印店、還有咖啡店，人來人往、步履從容，這是和平時期的安穩和恬淡。淡綠色的樓，在初春灰沉的天空下顯得生機勃勃。老式的板樓，一共四部電梯，長長的走廊裏並排住著好幾十戶人家，門口堆滿雜物。
尋著門牌號一路尋過去，有一扇門沒有門牌號，門前有一塊地毯，門口有一個花架，高高低低錯落擺滿了植物。我在門口輕喚：茅阿姨……
茅阿姨歡快明亮的聲音在裏麵響起：“你等一等！”
打開門，一張熱情溫暖的臉，爽朗明亮的笑聲，還有張開的懷抱……79歲的茅阿姨看起來活力四射。茅阿姨笑嗬嗬地解釋，剛才抱歉讓我等，她在戴假發，畫眉毛。
茅阿姨住的房子是以前單位分的，兩室一廳，一間畫室，一間客廳，一間臥室。餐廳就是她的書房，高高堆滿了資料，還有她和餘伯伯的來往信件。隨便提到哪封信，茅阿姨都能馬上說出餘伯伯寫這封信的日期，她收到這封信的日期，以及上一封信她寫的是什麽內容。
餐桌上有一盞吊燈，吊得很低，燈光聚在一本翻開的筆記本上。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滿了她發信收信的日期，電話內容和重要事件。筆記本上放了一個放大鏡。畫室裏鋪著畫了一半的畫。茶幾和書架上都是餘其濂各個時期的照片。年輕的軍官眉目俊秀，英姿挺拔。十三歲的少女，情竇初開，滿臉懵懂。
四十年代末，時局動蕩、兵荒馬亂。剛剛在西湖邊定情的茅君瑤和餘其濂被曆史的戰車衝散了。五十年的魂牽夢縈，一輩子的刻骨銘心。
人世茫茫，歲月風霜，你的眉目刻在心裏，即使穿越今生，穿越來世，一刻也不能忘。
茅阿姨耳朵很背，但聲音嘹亮，記憶力驚人。年輕時候的事，某年某月某日她都記得清清楚楚。她有記日記的習慣。寫給餘伯伯的每一封信，她都會謄一份保存，並注明郵寄的日期，以及編號。餘伯伯寫來的信，她也會詳細記錄，編號保存。
2. 餘其濂伯伯中風後不能寫信，茅阿姨隻能從三弟那裏了解他的近況。
2013年，三弟媳專程從重慶來看望茅阿姨，他們在杭州見麵。飯桌上，一個杭州的阿姨無意間說起1976年餘其濂來杭州找茅阿姨的事情。當年，餘其濂遍尋杭州，隻找到一位熟人，就是這位阿姨。
他們一起吃了頓飯，餘其濂告訴她這次回來是為了找茅君瑤，問她有沒有小茅的消息。
茅阿姨激動得站了起來，反複問：是真的嗎？是真的嗎？他真的來找過我？他真的是專門來找我的？
一個下午，茅阿姨都開心得像個孩子，拉著我的手反複念叨：我今天真的太開心了。我終於打開了心中的一個結。他真的來找過我！以後我再也不胡思亂想了。
2008年，中國美院80周年校慶，茅阿姨和同學
茅阿姨總是給我描繪他的聲音有多麽動聽，富有磁性，以前他經常貼在她耳邊唱歌，那些他唱過的英文歌她全部都記得。
找到他時，她在美國，他在加拿大，他經常在電話裏唱歌給她聽，聲音仍然和當年一樣迷人。有時候，晚上他會突然打來電話說：“小瑤，你快看看窗外，有一隻蝴蝶在徘徊，那是我在敲你的門。”
那個長達兩米的寫作提綱是餘其濂拿著放大鏡邊哭邊寫的。茅阿姨展開鋪在地上給我看。出書的時候，茅阿姨將作者注明為：瑤其。兩個人名字各取一字。
3. 茅阿姨唯一的兒子在日本。
茅阿姨是個很怕麻煩別人的人，有事情自己解決，生病，總是自己打120，自己請護工。她每天都把時間安排得滿滿的，和老同事聚會、上老年大學、寫書、教保姆認字……
她大多數老同事都是空巢老人，很多子女在國外，或者別的城市。即使同一個城市，也分開住。這些老人相互照顧。
茅阿姨很樂觀，經常樂嗬嗬地開玩笑：想當年，我們這群人走在淮海路上，回頭率是最高的。現在不行了，皺巴巴的老太太了。她說老太太們聚會的時候很開心，經常一起唱：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送到火葬場，全都燒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誰也不認識誰，全部送到農村做化肥。啊~親愛的朋友們，到底誰先燒成灰？先燒你，先燒我，反正都是農民伯伯的好化肥……
2012年冬天，天很冷，我擔心她的腿，跑去上海看她。她一個人住，請了個搞衛生的鍾點工，一周來兩次。阿姨不識字，她每次都要花半個小時教阿姨認字，還認真地提前備課，備課筆記就有好多頁。
茅阿姨腿腳不好，一到下午就走不了路，但她每周堅持去老年大學學畫畫，靠打封閉支撐。茅阿姨耳朵背，我給他買了老年手機，有一個SOS鍵，一碰到就會發出震耳欲聾的尖叫聲。她說上課的時候，突然全班都盯著她看，旁邊的人搖搖她說，你的手機響了。
她大笑說，你看我是有多聾啊，全班都聽到了，就我聽不到。
現在，她耳朵幾乎完全聽不到了，但笑聲依然嘹亮。她買了智能手機、ipad，終於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交流了。
4. 2014年11月，她因為腿痛住院，醫療事故讓她兩次昏迷，差點就離開了。
醒來後，她肌肉萎縮了，還患了糖尿病，需要長期吃藥。她選擇了原諒醫院的過失，並且每天咬牙進行康複訓練。她不想因為身體狀況拖累任何人。
她還有一個願望，要把婆婆羅馥貞的故事寫出來。她的婆婆是上海猶太大亨哈同的長女。她的丈夫是著名導演莊澤敬，乒乓球明星莊則棟同父異母的哥哥。
1992年，莊則棟（前排左二）要去美國參加乒乓球外交二十周年，特地帶著妻子佐佐木敦子（右一），來看望生病的大哥（右二莊澤敬）。六個月後，莊澤敬去世，66歲。我後麵是兒子莊璞。
為了寫書，茅阿姨用兩個疊起來的放大鏡寫字，一筆一畫寫完了一本書。後來，又獨自推著輪椅去醫院動了白內障手術。高興地告訴我，她能看見公交車上的字了。
每一次生病，茅阿姨都能憑自己頑強的毅力，以及信念奇跡般康複。2018年，她給我寄來了新寫好的書《我的婆婆羅馥貞》，這是一本傳奇之書。
這個叫羅馥貞的混血女人，溫婉善良，卻一生命運坎坷。兩個苦難的女人，隔代相遇，成了最好的朋友和知音。
2019年5月18日，我又去了上海田林東路。茅阿姨的背更彎了，笑聲依舊爽朗。她的畫得了很多獎，一幅幅打開一定要我選幾張帶走。她說自己終於沒有辜負餘其濂伯伯對他的期望。
她說，如果他還活著的話，98歲了。算了，不想了。死了活了都不重要了，反正心都在一起的。
她堅持煮餃子給我吃。她有好幾頂不同風格的假發。她在我眼裏還是那麽美，西湖邊的美少女，淮海路上的女明星。
2019年10月1日，微博上在熱傳她的視頻，87歲的她和17歲時的自己相遇。
她在鏡頭裏哈哈大笑。她告訴我，她也是第一次看到17歲的自己。
我把視頻看了一遍又一遍。
87歲的茅君瑤爽朗的笑聲。
17歲的紅衣少女茅君瑤，笑容滿麵地走在陽光裏。
其時，她剛剛和戀人分別。沒過多久，她便輟學前往上海。
如果時光能穿越回去，這個沐浴在愛情裏的紅衣少女，一定不會離開那個叫餘其濂的年輕空軍。今生來世，這份愛永誌不渝。
《夢》
是你嗎？
是你。
依舊煥發如畫的湖山貌容，
平柔，淡抹。
明靜，莊重。
和那忘不了的許多微笑，
都淺斟在你的柔情中。
你生活得可好？
……為什麽不說話呢？
別就走呀！
……
夢，
又引我飛回筧橋東，
往事，曆曆重重。
（1951年台灣）
《釋》
忍住點，
親愛的，不要哭泣。
我之所以慢慢的對你疏遠，
是為了怕你日後苦痛，
才小心地墊起腳步，
輕輕走出你的記憶。
矛盾嗎？不是的，
我隻怕歲月抹不掉你心裏的影子，
還怕被我熱愛過的你的靈魂，
會突然對生活感到冷漠，
對人世覺得淒迷。
而且，我更怕你恨我，
恨我這個曾經為照亮你，
而漸漸燒盡自己的人，
像枯竭的魚燭在暗淡中隱去。
哦！
你是永遠不會知道的，
我一直那麽深深的愛著你！
《臨行》
你輕問我去後行蹤，
我指指那彩色長虹。
我飛過雨後山邊，
或橫跨雲霄九重。
你訴說深情如許怎麽投寄，
我點點那白雲依依。
係相思在過窗風尾，
它將為你殷勤傳遞。
你還怕我會淡忘了你。
傻孩子！你的熱情是我飛行的動力。
懷念時，你就望望星星，
有花的地方，我就會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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