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檔案
北島，1949年生於北京，做過建築工人、編輯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於1978年創辦文學雜誌《今天》，一直擔任主編至今。1987年起在歐美多所大學教書或任駐校作家，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講座教授。其作品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獲得多種國際文學獎及榮譽。近年出版的中文書包括詩集《零度以上的風景》《開鎖》和散文隨筆集《藍房子》《午夜之門》《時間的玫瑰》和《青燈》等。
原題
斷 章
（節選）
作者：北島
選自北島、李陀主編《七十年代》
1970年春，我從河北蔚縣工地回北京休假，與同班同學曹一凡、史康成相約去頤和園。那年春天來得早，陽光四溢，連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們並肩騎車，攔住馬路，32路公共汽車鳴長笛，轟然駛過，揚起一陣煙塵。
曹一凡是同學也是鄰居。在“上山下鄉運動”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誌紮根北京的“老泡”。所謂“老泡”，指的是泡病號留在城裏的人，為數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擋各種壓力的堅韌神經外，還得深諳病理知識及造假技術。幸好有他們留守，幾個月後我隨工地遷到北京遠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讀書寫作聽音樂，被鄰居龐家大嫂稱為“三劍客”。
北京近乎空城，頤和園更是人煙稀少。進正門，穿樂壽堂，玉蘭花含苞欲放，木牌寫著“折花者罰款50元”。在排雲殿碼頭租船，繞過石舫，向後湖劃去。一路說笑。後湖更靜，唱俄羅斯民歌，招來陣陣回聲。我們收起槳，讓船漂蕩。
史康成站在船頭，挺胸昂首朗誦：“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太陽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停頓片刻，他繼續下去：“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我為之一動，問作者是誰。“郭路生”，史康成說。朗讀賀敬之和郭小川的詩，除朗朗上口，跟我們沒什麽關係，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愛是因為革命加聲音，待革命衰退，隻剩下聲音了。在工地幹活吼一嗓子：人應該這樣生，路應該這樣行——”，師傅們議論：這幫小子找不著老婆，看給急的。而郭路生的詩如輕撥琴弦，一下觸動了某根神經。
退船上岸，來到諧趣園，一個中年男人坐在遊廊吹口琴，如醉如癡，專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剛才的詩句。郭路生是誰？我問。
不知道，聽說在山西杏花村插隊，史康成聳聳肩說。
左起劉會遠、郭路生、曲磊磊
原來是我們中的一個，真不可思議。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從那充滿詩意的春日開始的。當時幾乎人人寫舊體詩，陳詞濫調，而郭路生的詩別開生麵，為我的生活打開一扇意外的窗戶。
02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點，我照例趕到食堂內的廣播站，劈啪打開各種開關，先奏《東方紅》。唱片播放次數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鑔也有殘破之音。接近尾聲，我調低樂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區東方紅煉油廠工地廣播站現在開始播音。捏著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圓，參照的是中央台新聞聯播的標準。讀罷社論，再讀工地通訊員報道，滿篇錯別字，語速時快時慢，像錄音機快進或丟轉，好在沒人細聽，眾生喧嘩——現在是午餐時間。12點25分，另一播音員“阿驢”來接班。廣播一點鍾在《國際歌》聲中結束。
在食堂窗口買好飯菜，我來到大幕後的舞台，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處。說是與工人師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幾十號人睡大通鋪，同吃”就難了，除了話題，還有飯菜差異：知青工資低，可都是單身漢，專點兩毛以上的甲級菜；而師傅拉家帶口，隻買五分一毛的丙級菜。
頭天晚上，在食堂召開全體職工大會，就在這大幕前，由書記傳達中央文件。傳達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領導秘密碰頭，跟政治局開會差不多；下一撥是黨員幹部，出門個個黑著臉；最後輪到我們工人階級，等於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統帥乘飛機逃往蘇聯途中摔死了。
說到政治學習，“雷打不動”，從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組為單位。幹了一天活，先搶占有利地形，打盹養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論，還什麽都學，從《水滸》到《反杜林論》，這可難為大字不識的老師傅。而知青們來了精神，讀了報紙讀文件。那些專有名詞在煙霧中沉浮。孟慶君師傅啐了唾沫開罵：杜林這小子真他媽不是東西，膽敢反對毛主席，先斃了再說。班長劉和榮一聽樂了：小孟，學了半天你都沒鬧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國當教授，連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諢，政治學習成了娛樂。副班長周增爾（外號“比雞多耳”）幹咳一聲，宣布散會。政治學習至少有一條好處：普及了國際地理知識——前天地拉那，昨天金邊，如今又是哪兒？對了，溫都爾汗。
我端飯盆來到幕後，席地而坐。林副統帥的幽靈引導午餐話題，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線等假設。我開口說話，單蹦的詞匯成語流。滔滔不絕，一發不可收拾。我說到革命與權力的悖論，說到馬克思的“懷疑一切”，說到我們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勝用胳膊肘捅我，這才看到眾人眼中的惶惑，他們紛紛起身告辭。轉眼間後台空了，就剩下我倆。安智勝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組幹活，誌趣相投，都長著反骨。那年頭，友情往往取決於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們默默穿過大幕，下階梯，到水池邊刷碗。
回工棚取鐵鍬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達的激動中。再次被“文革”中反複出現的主題所困擾：中國向何處去？我們以往讀書爭論，有過懷疑有過動搖，但從未有過這種危機感——如臨深淵，無路可退。徹夜未眠，如大夢初醒——中國向何處去？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向何處去？
阿開（我在工地的外號），安智勝打破沉默說。你得多個心眼兒。別那麽實誠，剛才那番話要是有人匯報，就完蛋了。
我試圖回想剛才說過的話，卻無法集中思想。時代，一個多麽重的詞，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可我們曾在這時代的巔峰。一種被遺棄的感覺——我們突然成了時代的孤兒。就在那一刻，我聽見來自內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03
1973年一個春夜，我和史保嘉來到永定門火車站，同行的有原清華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澱邸莊，探望在那兒插隊的趙京興和陶洛誦。趙京興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學，低我一級；陶洛誦是史保嘉師大女附中的同學。1969年，趙京興因寫哲學書稿被打成“反革命”，與女友陶洛誦一起鋃鐺入獄，半年前先後獲釋。
為籌措路費，我把手表送委托行賣了——好像我們去時間以外旅行。等車時，在一家小飯館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詩意，叫“桂花裏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聲聲。
我們搭乘的是零點開出的慢車，吱嘎搖晃，幾乎每個小站都停。淩晨到保定，乘長途車抵安新縣城，與宋海泉分手，再搭漁船，中午到邸莊。那是個百十來戶的小村，四麵環水，村北頭一排磚房是知青宿舍，他們住盡頭兩間，門前有塊自留地，種瓜種豆。
陶洛誦尖叫著，和保嘉又摟又抱。趙京興矜持笑著，眼睛眯縫，在黑框眼鏡後閃光。從老鄉那兒買來豬肉、雞蛋，一起生火做飯，香飄四溢。我們在昏暗的燈光下舉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悅，劫後的慶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對晦暗時局的擔憂。短波收音機播放外國古典音樂，飄忽不定，夾雜著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國北方的水域，四個年輕人，一盞孤燈，從國家到監獄，從哲學到詩歌，一直聊到破曉時分。
白洋澱的廣闊空間，似乎就是為展示時間的流動——四季更迭，鋪陳特有的顏色。不少北京知青到這兒落戶，尋找自由與安寧。其實白洋澱非避亂世之地。1968年年底，我和同學來搞教育調查，正趕上武鬥，被圍在縣城招待所多日，槍林彈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們硬著頭皮參加武鬥死難者的追悼會。
當年學校組織批判趙京興，流傳著陶洛誦的情書中的一句話：“少女麵前站著十八歲的哲學家……”讓我們驚羨不已。趙京興內向，話不多，意誌堅定。陶洛誦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潑，口無遮攔，永遠是聚會的中心。在邸莊三天，我們常棹船出遊。日落時分，湖水被層層染紅，直到暮色四起，皓月當空。
陶洛誦與趙京興的婚禮照
一天下午，我和趙京興單獨在一起，他隨手翻開《戰爭與和平》第四卷開篇，想聽聽我的看法。那是作者關於戰敗後彼得堡生活的議論，有這樣一段話（就我記憶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隻操心現實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還是老樣子，透過這種生活方式，要費很大的勁才能意識到俄國老百姓處境的危險與困難……”
見我一臉茫然，他說：在托爾斯泰看來，曆史不僅僅是關於王公貴族的記載。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說的也是中國當下的曆史嗎？我問。
曆史和權力意誌有關，在曆史書寫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誇大了。又有誰真正關心過平民百姓呢？看看我們周圍的農民吧，他們生老病死，都與文字的曆史無關。他說。
離開邸莊，我們到大澱頭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學當體育老師。進村跟孩子一打聽，全都認識，前簇後擁把我們帶到小學校。芒克剛跟學生打完籃球，汗津津的，把我們帶到他的住處。小屋低矮昏暗，但幹淨利索，炕邊小桌上放著硬皮筆記本，那是他的詩稿。
北島和芒克（左）
芒克解纜搖櫓，身輕如燕，背後是搖蕩的天空。剛解凍不久，風中略帶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澱，把田野和天空帶進詩歌：“那冷酷而偉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著我們生活的荒涼。”1973年是芒克詩歌的高峰期。他為自己二十三歲生日寫下獻辭：“年輕、漂亮、會思想。”
04
1974年11月下旬某個清晨，我寫完中篇小說《波動》最後一句，長舒了口氣。隔壁師傅們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當敲著飯盆去食堂。我拉開暗室窗簾，一縷稀薄的陽光漏進來，落在桌麵，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個多月前，工地宣傳組孟幹事找我，要我脫產為工地搞攝影宣傳展，我不動聲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為構思中的中篇小說發愁。首先是幾十號人睡通鋪，等大家入睡才開始讀書寫作，打開自製台燈——泡沫磚燈座，草帽燈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為了多掙幾塊錢，師傅們特別喜歡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賊死，把讀書寫作的精力都耗盡了。
說來這還是我那“愛好者”牌捷克相機帶來的好運：給師傅們拍全家福標準像遺照，外加免費洗照片，名聲在外。我一邊跟孟幹事討價還價，一邊盤算小說布局：首先嘛，要專門建一間暗室，用黑紅雙層布料做窗簾，從門內安插銷——道理很簡單，膠片相紙極度敏感，有人誤入，革命成果將毀於一旦。孟幹事連連點頭稱是。
暗室建成了，與一排集體宿舍的木板房毗鄰，兩米見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獨門獨戶。搬進去，拉上窗簾，倒插門，環顧左右。我掐掐大腿，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國的國王。
由於整天拉著窗簾，無晝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關在暗室裏。在稿紙周圍，是我設計並請師傅製作的放大機，以及盛各種藥液的盆盆罐罐，我從黑暗中衝洗照片也衝洗小說，像煉金術士。工地頭頭腦腦視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當開門，他們對現代技術嘖嘖稱奇。我再拍標準照“賄賂”他們，用布紋紙修版外加虛光輪廓，個個光鮮得像蘋果鴨梨，樂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華，那幾天在附近幹活，常來串門。他知道我正寫小說，我索性把部分章節給他看。他不僅跟上我寫作的速度，還出謀劃策，甚至幹預原創。他認為女主人公肖淩的名字不好，有銷蝕靈魂的意思，必須更換。
這暗室好像是專為《波動》設計的，有著舞台布景的封閉結構、多聲部的獨白形式和晦暗的敘述語調。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憊不堪，卻處於高度亢奮狀態。
把手稿裝訂成冊，首先想到的是趙一凡。自1971年相識起，我們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傷殘癱瘓，而那大腦袋裝滿奇思異想。他和家人同住大雜院，在後院角落，他另有一間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書桌旁坐定，從書包掏出手稿。一凡驚異地揚起眉毛，用尖細的嗓音問：完成了？我點點頭。他用兩隻大手翻著稿紙，翻到最後一頁，抬起頭，滿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這兒。見我麵有難色，他接著說，你知道，我的公開身份是街道團支部書記，這裏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麽都不踏實，特別是他那過於自信的口氣，更讓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趕到他家，借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著眼直視我，大腦門上沁出汗珠，攤開雙手，無奈地歎了口氣。
05
1975年2月初，剛下過一場雪，道路泥濘。我騎車沿朝內大街往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大樓東側南拐，到前拐棒胡同11號下車。前院坑窪處，自行車擋泥板照例哐啷一響。穿過一條長夾道，來到僻靜後院，驀然抬頭，門上交叉貼著封條，上有北京公安局紅色公章。突然間冒出四五個居委會老頭老太太，圍住我，如章魚般抓住自行車。他們盤問我的姓名和單位，和趙一凡的關係。我信口胡編，趁他們稍一鬆懈，突破重圍，翻身跳上自行車跑了。
回家驚魂未定。人遇危難，總是先抱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裏反倒踏實了。讓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蘇製翻拍機必是當時最先進的複製技術），如果《波動》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裏，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關上十年八年。我仔細計算翻拍所需的時間：手稿在他家放了兩夜，按其過人精力及操作技術，應綽綽有餘。但心存僥幸的是，既然手稿歸他保管，又何必著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傳組解除我“首席攝影師”職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組監督勞動。攝影宣傳展無疾而終。孟幹事宣布決定時，低頭看自己的指甲，一絲冷笑，似乎總算解開暗室之謎。
我灰頭土臉，卷鋪蓋搬回鐵工班宿舍。陳泉問我出什麽事了。他是來自農村的鈑金工，是我的鐵哥兒們。可很難說清來龍去脈。陳泉歎了口氣說：我知道你好這個——讀呀寫呀，可這都啥年頭啦？別往槍口上撞。我嫌煩，往外揮揮手，他哼著黃色小調走出門。
我每天繼續打鐵。在鐵砧上，閻師傅的小錘叮當指引，而我的14磅大錘忽快忽慢，落點不準。他心裏準在納悶，但不聞不問。保衛組的人整天在鐵工班轉悠，跟師傅搭話拉家常，偏不理我。
北島（右）與朋友
下了班，我忙於轉移書信手稿，跟朋友告別，做好入獄準備。我去找彭剛，他是地下先鋒畫家，家住北京火車站附近。聽說我的處境，二話沒說，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塊錢，到新僑飯店西餐廳，為我臨別壯行。他小我六七歲，已有兩次被關押的經驗。席間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對付審訊。皮肉之苦不算什麽，他說，關鍵一條，絕對不能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新僑飯店門口分手，風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歎了口氣，黯然走開。
那年我二十六歲，頭一次知道恐懼的滋味：它無所不在，淺則觸及肌膚——不寒而栗；深可進入骨髓——隱隱作痛。那是沒有盡頭的黑暗隧道，隻能硬著頭皮往前走。我甚至盼著結局的到來，無論好壞。夜裏輾轉反側，即使入睡，也會被經過的汽車驚醒，傾聽是否停在樓下。車燈反光在天花板旋轉，悄然消失，而我眼睜睜到天亮。
幾個月後，危險似乎過去了。危險意識是動物本能，不可言傳，但畢竟有跡可尋：保衛組的人出現頻率少了，見麵偶爾也打招呼；政局有鬆動跡象：電影院上映羅馬尼亞電影；女孩們穿戴發生微妙變化，從製服領口露出鮮豔的內衣。
我決定動手修改《波動》。首先是對初稿不滿，不甘心處於未完成狀態。再說受過驚嚇，膽兒反倒大起來。在家寫作，父母跟著擔驚受怕，嘮叨個沒完。我跟黃銳訴苦，他說他大妹黃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間空房。
北島與朋友
我走後門開了一周病假，扛著折疊床，乘長途車來到遠郊的昌平縣城。黃昏時分，按地址找到一個大雜院，跟門口的男孩打聽。他剛好認識黃玲，為我領路，穿過晾曬衣服被單的迷宮，直抵深處。黃玲和新婚的丈夫剛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飯。隔幾戶人家，他們另有一間小屋，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著紙箱。支好折疊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遠，總算找到了“世外桃源”。
沒有窗簾，很早就被陽光吵醒。在桌上攤開稿紙，我翻開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電影劇本《卡薩布蘭卡》。這本小書借來多日，愛不釋手，對我的修改極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對話，那是小說中最難的部分。
我剛寫下一行，有人敲門，幾個居委會模樣的人隔窗張望。我把稿紙和書倒扣過來，開門，用肩膀擋住他們的視線。領頭的中年女人幹巴巴說：“我們來查衛生。”無奈，隻好讓開。她們在屋裏轉了一圈，東摸摸西動動，最後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紙上。那女人問我來這兒幹什麽，答曰養病，順便讀讀書。她撫摸稿紙一角，猶豫片刻，還是沒翻過來。問不出所以然，她們隻好悻悻地走了。
剛要寫第二行，昨晚領路的男孩輕敲玻璃窗。他進屋神色慌張，悄悄告訴我：剛才，我聽她們說，說你一定在寫黃色小說。他們正去派出所報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動，摸摸他的頭說：我是來養病的，沒事兒。還得謝謝你了，你真好！他臉紅了。給黃玲留下字條。五分鍾後，我扛著折疊床穿過院子，倉皇逃竄。
07
1976年8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學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買來厚厚的精裝筆記本和小楷毛筆，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開筆記本扉頁，在徐金波指導下，我右手握刀片，遲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劃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於傷口不深，僅沁出幾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劃一刀，血湧出來，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筆蘸著血在扉頁上寫下：“珊珊，我親愛的妹妹”，淚水奪眶而出。
右起北島妹妹趙珊珊、曹一平（鄰居、小學同學）、朱建平
大約十天前，1976年7月27日傍晚，家中隻有我和母親，她已調回人民銀行總行醫務室上班，父親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協幹校勞動，當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樹造林，他們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飯後來了個客人，叫薑慧，她嬌小可愛，丈夫是高幹子弟。她寫了一部長篇政治小說，涉及“文革”中黨內權力鬥爭，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說實話，那小說寫得很粗糙，但話題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傳。
9點半左右，薑慧起身告辭。我陪她下樓，到大院門口，看門的張大爺從傳達室出來，說你們家長途電話。薑慧陪我進了傳達室。拿起聽筒，先是刺耳的電流聲，電話接線員彼此呼叫。原來是湖北襄樊南障縣的長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廠打來的。終於傳來一個小夥子的聲音，姓李，也是人民銀行總行的子弟。他的聲音忽近忽遠，斷斷續續：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裏遊泳……失蹤了，你們別急，全廠的人都在尋找……你們還是派人來一趟吧……
我緊握聽筒，聽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轟響。傳達室的燈在搖晃。薑慧關切的目光和遙遠的聲音。我不知所措，緊緊抓住她的手囁嚅著，待冷靜下來，示意她先走。
回家臉色蒼白，母親問我出了什麽事，我搪塞過去。騎車到電報大樓，給父親和弟弟分別打電話。跟父親隻說珊珊生病了，讓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話，我說“珊珊被淹了”，避開“死”這個字眼。
再回到家，母親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發問：到底出了什麽事？我說沒事，讓她先睡。我在外屋飯桌前枯坐，腦海一片空白。我們兄妹感情最深，但近來因自身困擾，我很少給她回信。
淩晨3點42分，山搖地動，牆上鏡框紛紛落地，家具嘎嘎作響。從外麵傳來房屋倒塌的轟響和呼救聲。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絲快意。鄰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攙扶著母親，和人們一起湧到樓下。大院滿是驚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聽說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帶。
父親和弟弟上午趕回，親朋好友也聞訊而來，相聚在亂哄哄的大院中。這時收到珊珊的來信，是三天前寫的。她在信中說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別熱，要我們多保重。
大家最後商定，先瞞著母親，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親去襄樊。我和父親一起上樓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麵，駝著背，幾乎是爬行，我緊跟在後，跌跌撞撞，真想與爭吵多年的父親和解，抱著他大哭一場。
由於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亂，車廂擁擠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7月27日下午，珊珊帶幾個女孩去蠻河遊泳。那天上遊水庫泄洪，水流湍急，一對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渦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帶她遊向岸邊，用全身力氣把她托上岸，由於體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遊找到屍體。她就這樣獻出自己的生命，年僅二十三歲。
北島為妹妹料理後事途中
在堆滿冰塊的空房間，我握住她那有顆黑痣的左手，失聲痛哭。第二天火化時，我把她二十歲生日時寫的獻詩放進棺木。我終日如遊魂飄蕩，從宿舍到辦公室，從她出沒的小路到出事地點。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拋進河中。
在她的日記本上，我找到她寫下的一行詩：“藍天中一條小路。”是啊，自由與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時時感到輪下的誘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顧父母，還有更重要的事等著我去完成，為了珊珊也為了我自己。我承擔著兩個生命的意誌。
掌中的血快用盡了，徐金波幫我擠壓傷口，讓更多的血流出來。我在紀念冊的扉頁上寫道：珊珊，我親愛的妹妹，我將追隨你那自由的靈魂，為了人的尊嚴，為了一個值得獻身的目標，我要和你一樣勇敢，決不回頭……（大意）
09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場少見的大雪，幾乎所有細節都被白色覆蓋了。在三裏屯使館區北頭有條小河，叫亮馬河，過了小木橋，是一無名小村，再沿彎曲的小路上坡，拐進一農家小院，西房即陸煥興的家。他是北京汽車廠分廠的技術員。妻子叫申麗靈，歌聲就像她名字一樣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東老家，多年來一直上訪，如今終於有了一線希望。
地處城鄉之間的兩不管地區（現稱城鄉結合部），這裏成了嚴密統治的盲點。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們幾乎每周都來這裏聚會，喝酒唱歌，談天說地。每個月底，大家紛紛趕來換“月票”，陸煥興是此中高手，從未出過差錯。
這裏成了《今天》的誕生地。12月20日下午，張鵬誌、孫俊世、陳家明、芒克、黃銳和我陸續到齊，加上陸煥興一共七個。直到開工前最後一分鍾，黃銳終於找來一台油印機，又舊又破，顯然經過“文革”的洗禮。油印機是國家統一控製的設備，能找到已算很幸運了。大家立即動手幹活——刻蠟版，印刷、折頁，忙得團團轉。
那是轉變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成為政治鬆動的重要信號。上訪者雲集北京，有數十萬人，他們開始在西單的灰色磚牆張貼大小字報，從個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訴求。10月17日，貴州詩人黃翔帶人在北京王府井張貼詩作，包括橫幅標語“拆毀長城，疏通運河”“對毛澤東要三七開”。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三次會議。12月初，鄧小平通過加拿大《環球報》記者，向人們傳遞一個重要口信“民主牆是個好東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黃銳家的小院吃過晚飯，圍著大楊樹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說到局勢的變化，格外興奮。咱們辦個文學刊物怎麽樣？我提議說。芒克和黃銳齊聲響應。在沉沉暮色中，我們的臉驟然被酒精照亮。
我們三天兩頭開會，商量辦刊方針，編寫稿件，籌集印刷設備和紙張。紙張不成問題。芒克是造紙廠工人，黃銳在工廠宣傳科打雜，每天下班用大衣書包“順”出來。張鵬誌在院裏蓋了間小窩棚，成了開編輯會的去處。我們經常爭得麵紅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張鵬誌不停播放那幾張舊唱片，特別是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那旋律激蕩著我們的心。
從12月20日起，我們幹了三天兩夜。拉上窗口小布簾，在昏暗的燈光下，大家從早到晚連軸轉，誰累了就倒頭睡一會兒。陸煥興為大家做飯，一天三頓炸醬麵。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著積雪，沿小河邊一字排開拉屎，眺望對岸使館區的燈火。河上的髒冰反射著烏光。亮馬河如同界河，把我們和另一個世界分開。
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幹到晚上10點半終於完工，地上床上堆滿紙頁，散發著強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醬麵，倒了胃口，大家決定下館子好好慶祝一下。騎車來到東四十條的飯館（全城少有的幾家夜間飯館之一），圍小桌坐定，除了飯菜，還要了瓶二鍋頭，大家為今天》的誕生默默幹杯。
油印版《今天》
我們邊吃邊商量下一步計劃。首先要把《今天》貼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門（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機構（社會科學院、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和《詩刊》）和公共空間（天安門、西單），還有高等院校（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確定好張貼路線，接著討論由誰去張貼。陸煥興、芒克和我——三個工人兩個單身，我們自告奮勇，決定第二天上午出發。
從夜間飯館出來，大家微醺。告別時難免有些衝動，互相擁抱時有人落了淚，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時才能歡聚一堂。你們真他媽沒出息，掉什麽眼淚？陸煥興朝地上啐了口唾沫，罵咧咧的。
騎車回家路上，跟朋友一個個分手。我騎得搖搖晃晃，不成直線，加上馬路上結冰，險些摔倒。街上空無一人。繁星，樹影，路燈的光暈，翹起的屋簷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太陽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我想起頭一次聽到的郭路生的詩句，眼中充滿淚水。迎向死亡的感覺真美。青春真美。
1981年冬，北島和前妻邵飛在北海公園
北島、李陀主編《七十年代》 ，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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