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p.weixin.qq.com/s/f_OFd8HSDjTfQiXvjfOjtg
不可將百姓作為欺壓對付的對象
百姓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政府的財富是通過向百姓征收稅收等手段積累的，既然百姓是衣食父母，那就應該好好的服務百姓，為百姓著想，維護好百姓的利益。讓百姓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們每個人的中國夢。
可是回顧一下曆史，統治者與老百姓常常站在對立麵，從依靠百姓到欺壓百姓，然後百姓為了生存，不得已揭竿而起推翻統治者。可悲的是，新的統治者一上台，又“重複著昨天的故事”。
因為統治者考慮的不是如何善待自己的國民，而是削尖腦袋不斷鑽研如何駕馭國民，每個王朝甚至每個皇帝都有一套治國理論。他們都會得出一個結論：如果想長久的占有天下，最好的辦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導他們多做一些無用功，同時，用繁瑣的禮樂來教化他們，讓他們各自安於本職工作，養成安逸的心態，讓他們的腦袋從清明變成渾噩。
所以，曆朝曆代統治者的目的隻有一個，維護自己或自己階級的統治，這是不變的真理。中國古代自從“家天下”開始，國家已經不是人民的國家，而是一個姓的國家，劉邦所謂“非劉氏不得稱王”者正是此意。而我們還常常把馭民馭得好的稱之為明君，把馭民馭得差的稱之為昏君。
馭民的核心是把老百姓管理得服服帖帖，聽上麵的話，不敢造反。不管如何馭民，都離不開兩個手段：一是愚民，二是殺民。
愚民政策的目的就是讓老百姓隻會幹活，不會接觸到先進文明，更不會形成自己的思想，隻有這樣，老百姓才會安安分分吃苦，統治者們也不會擔心他們反抗。愚民政策的重要一環是鉗製民眾的思想。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統治者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在思想控製上首要的一點就是神化自己，推行君權神授。君權神授曆史悠久，早在周朝，統治者就自稱天子。到秦始皇時代，更是將自己神化成上天派來統治民眾的代表。漢朝時期，經過改良版儒家的大力宣傳，君權神授成為封建統治者確立自己正統地位的重要參考。當皇帝成為神，民眾就隻能選擇接受神的安排。
愚民用得極致的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希望所有人都種地，而且最好是像木樁子一樣深深插在土地上。如果種過地就知道，種地是件苦差事，按時下種，按時除草，按時收割，過了農時沒有做完的話，今年就沒有收成，就會餓肚子。中國是個農業立國的國家，種地使國家安穩，但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人民失去自由，被綁定在自己或地主的土地上。這樣，廣大百姓就碌碌無為地在低產量的土地上度過懵懵懂懂的一生。
如果愚民後還是有百姓不聽話怎麽辦？那就來馭民的第二殺手鐧：殺民。古代統治者殺人不是誰跳出來就殺誰，而是誰跳出來就殺你一堆。曹操還有一句名言：寧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所以，曆史上被錯殺的冤魂不知有多少。
為了震懾百姓，排除後患，統治者往往采用殘忍的殺人方法：株連九族。
“株連九族”的由來，可追溯至夏商時期，此等刑罰最違背人性。《尚書》有載：夏啟與商湯出征之前，頒布訓詞，其中告誡士卒，若戰事不遵號令者，有私逃叛敵者，若被拿獲需連同其父其子一並受刑處死。自此之後，這條法令被封建帝王們爭先效仿，至大秦之時，始皇帝嬴政便以“族誅”之法約束士卒，開始為“夷三族”，一人有罪，三族中人，不論老幼盡皆處死。
秦滅漢興，劉邦為帝，不但未克製秦之酷法，反倒變本加厲，將其“夷三族”改為“夷五族”，五族之內但凡有生者盡皆處死。自此之後，每朝每代，一層一層往上加碼，最終成為“誅九族”。
到了朱元璋做了皇帝，這種刑罰愈演愈烈，至成祖朱棣時，建文忠臣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因觸怒朱棣，而被朱棣下詔“誅其十族”，更是聞所未聞，令人心驚肉跳。
這些王朝與百姓的恩恩怨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曆朝曆代統治者都在與民爭利，都不把百姓當人看，而把百姓當牛馬，當做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工具而已。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國家富不富裕，強不強大，好像都與百姓無關。
其實，與民爭利還是有個底線的，幾千年前薑子牙就提醒過：無道之國，使國庫富裕，民眾貧弱，此謂之上溢而下漏。可惜，幾千年來，統治者們屢屢觸碰紅線。國外也不例外，比如前蘇聯。在蘇聯的曆史上，國家是非常的強勢，無論是軍隊還是科技，都可以和世界上的第一強國美國相抗衡，成了冷戰時期的世界兩極之一。但是，無道之國畢竟後勁不足，雖然軍事強盛，而經濟下滑，百姓生活下降，這樣就過早地失去民心，使蘇聯從建國到解體沒能堅持到百年，不得不令人惋惜。
實際上一個國家的發展應該是全體國民的發展，不能分割。老百姓應該屬於被善待的那一方，而不是被壓迫的那一方。老百姓才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根基，不可將他們作為欺壓對付的對象。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