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輝，傳記作家、記者。1956年出生於湖北隨縣(今隨州市)。1977年參加文革後恢複的第一屆高考，1978年2月進入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文學專業； 1982年進入《北京晚報》擔任文藝記者和文學副刊編輯；1987年11月調至《人民日報》文藝部擔任編輯。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獲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以傳記、隨筆寫作為主。主要作品有《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沈從文與丁玲》《滄桑看雲》《和老人聊天》《傳奇黃永玉》等。2016年10月退休。
原題
我的高考，1977年記憶
作者在大學圖書館裏翻查書目卡片，那一代人共同的生活印跡。
1
準考證上的照片
1977年12月，我有了一個極為普通的號碼：04013——高考報名號碼。
將近37年前的準考證，收藏至今。找出它，往事立馬被激活了。一個不起眼的物件，讓我的回憶也就有了一種可以觸摸的感覺。
按照今天的標準，準考證印製得再簡陋不過了。長13厘米，寬不到10厘米。它不過是一張小紙片。但是，小紙片上卻內容豐富，應有盡有。正麵上端，印著“湖北省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1977）”的字樣，下麵緊挨著以花邊加框醒目地印著三個字“準考證”。然後依次為照片、號碼、報考類別、考試地點、考試時間表。反麵則是“考生注意事項”，一共五條，簡明扼要，該提醒的一點兒也沒拉下。如今的準考證是什麽樣的，我沒有見過，想必精致考究了許多。
作者的準考證，勾起高考回憶。
仔細一看，姓名一欄“李輝”二字是手寫的，不是我的字，想必準考證均統一由家鄉湖北隨縣（今易名隨州市）招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用圓珠筆填寫。報名號碼、報考類別、考試地點三欄倒是正規得多，是用印章蓋的。但不知為何其中有兩項蓋的紅色，一項蓋的則是紫色。無意為之，還是刻意為之？天知道。
自己感到好奇的是個人照。說是一寸標準照，可是，卻非正麵照，身體有點兒斜，右耳幾乎看不清楚，還戴著一頂單帽，把頭發捂得嚴嚴實實。照片不正規也不講究。在今天，恐怕任何證件上都不允許使用它，何況壁壘森嚴嚴加防範連一隻蒼蠅或耳機也不讓混入的高考現場。
最不可思議的是就連這張照片也不是我1977年的近影。照片上的我，圓圓的臉，初看沉著，再看稚氣猶在，完全一副少年模樣，哪裏像是高中畢業後上山下鄉兩年半、參加工作整一年、已經21歲的小夥子？
翻出舊相冊，從初中到高中再到農村，才發現，準考證上張貼的這張照片，應該是我在1972年上高中之前拍攝的。距離1977年，雖隻五年多，但一般來說，這五年，是一個人從少年走進青年，外貌和個頭發生很大變化的時期。把它與我1977年的照片相比，差別之大，簡直判若兩人。1977年的我，臉已不再是圓的，而是顯得清瘦，那副模樣倒真的成熟了許多。
已想不起自己到底為什麽偏偏挑選了這張照片，貼在準考證上。是來不及照一張新的，還是敝帚自珍？
1977年12月6日，我就是拿著這樣一張印製簡陋、照片也貼得毫不嚴謹和規範的準考證，一路放行，走進了高考——後來，人們說，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一次高考。
2
麵對試卷，何止是汗顏？
高考後我走進了上海複旦大學。大約一兩年後的一個暑假，我回到家鄉，一位與我同時參加高考卻未能如願的中學同學來看我，送給我一份特殊禮物——我參加高考的所有試卷。怎麽得到的？是否違反相關規定？他沒說，隻說了一句：“其實你的成績也不怎麽樣。”
的確不怎麽樣。我報考的是文科，有五門考試科目，但隻需參加四門。英語是參考科目，可不參加，我沒怎麽學過，當然樂於放棄。其餘四門成績分別為：語文74分，數學62分，政治69分，曆史地理（簡稱“史地”）69.4分。加在一起不過274.5分。與如今動輒600分的高考錄取相比真是汗顏！不過，當時聽說，這也不算低分。可見當時分數普遍不高。
作者的高考試卷，熊貓級收藏品。
每份試卷，都寫有自己的名字和報考號碼。（聽說現在隻讓寫號碼，不能寫考生名字，不知確否。）高考試卷居然回到自己手裏，實屬偶然，但卻是可遇不可求的禮物。30年後，尤顯珍貴。當年全國參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有數百萬之眾，是否還有別的人與我一樣有此機緣，就不得而知了。
麵對舊物，汗顏而慶幸。
試卷比準考證還要簡陋而寒酸。每一門試卷，都是薄薄一張紙，而且大小不一。語文、政治，隻有32開圖書的版心大小，史地和數學試卷大一些，各為16開版心大小。政治、數學題目隻占一麵；語文、史地則占兩麵。記得當時發試卷的時候，監考老師還發下幾張空白薄紙，供考生寫作文或回答論述題使用，離開考場時所有紙張全部交上去。
那時還沒有見過複印紙，發下來的紙顏色不一，或黃或白，有的紙薄得透明，如今連寫便條都不會用它們，可當年，它們卻派上了大用場。都說那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試卷之寒酸正好印證了當時的物資的極度貧乏，若不是再見舊物，即便是我們這些過來人，大概也難以想象此情此景了。
試卷的題目，今天的一個初中生恐怕都可以毫不費勁地應對。數學且不提，試舉另外三門部分考題為例。
語文試卷的第一部分為“解釋詞語”，占10分，舉出五個詞語，分別是：誠實；儉樸；伎倆；綱舉目張；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它們如此簡單，其餘部分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地試卷，曆史和地理各占50分。
曆史部分有七個問答題，其中第一個問題為：“秦末、唐末、明末農民起義的領袖是誰？各提出什麽戰鬥口號？這些起義最後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占12分；第二個問題為：“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有哪四大發明？”，占4分……
地理部分有填空、問答兩類考題，填空占12分，諸如地球分為幾大洲幾大洋，我國最主要的鋼鐵工業基地和石油工業基地是哪些，等等。問答題其中一個為：“從北京到南寧，坐火車要走哪幾條鐵路線，穿過哪些大平原，越過哪些東西走向的山脈，縱貫哪幾條大河的流域，經過哪幾個省、自治區和省的行政中心城市？”占8分。
政治試卷分為政治詞語解釋、問答題、論述題三類。詞語解釋共占30分，六個詞語分別是：黨的十一大路線；四個現代化；“四人幫”；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問答題之一為：“在黨的十一次重大路線鬥爭中，曆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是誰？毛主席總結曆次路線鬥爭的基本經驗是什麽？”占10分。論述題之一為：“簡論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客觀必要性和有利條件。”占20分。
擺在我們湖北文科考生麵前的，就是諸如此類簡單的考題。但它們還是難倒了大量考生。
我也沒有得到高分。30年後，重看自己的試卷，不由得汗顏不已。筆跡之亂、知識之貧乏、文字之幼稚、見解之淺薄，用“慘不忍睹”這個詞一點兒也不誇張。我羞於示人，連妻子也不例外。
譬如，語文試卷中的作文題為《學雷鋒的故事》，我的開頭這樣寫道：
“學習雷鋒好榜樣，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在粉碎了“四人幫”的今天，祖國遼闊的大地上，到處蕩漾著這曲調歡快昂揚的歌聲。它發自億萬人民的肺腑，它鼓舞著億萬人民的鬥誌，它激勵著億萬人民前進！歌聲中，雷鋒的精神在發揚光大；歌聲中，無數雷鋒式的戰士在成長；歌聲中，又有多少學雷鋒的故事在傳頌……
多麽幼稚，多麽可笑，哪裏有一丁點兒文學性？更難見最基本的文字功力。至於後麵牽強的構思，也就不必提它了。
作者知青時期。
3
幸運的百分之五
這汗顏隻是我自己嗎？
我出生於1957年，要知道，我們這代人，從小學起就卷到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折騰中。高中畢業是在1974年，伴隨“文革”走過了8年，遊行、貼大字報、到工廠和農村勞動，哪裏接受過一年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我們說是高中畢業，其實，連初中水平也不到。背得滾瓜爛熟的是毛澤東的詩詞和語錄，而不是唐詩宋詞；閱讀的是千篇一律的社論和大批判文章，而不是世界文學名著……
那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口號喊得震天響的年代，那是“大革文化命”和知識分子斯文掃地的年代。後人誰能相信，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中國，居然一度取消了大學？甚至，長達11年停止了高考？
我和我的同輩人，有幸或不幸，就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中長大，接受可憐的所謂教育，然後，下鄉插隊勞動，再迎來了1977年的高考。
許多年、許多代後，曆史老人如果再審視我們這一刻的高考，會汗顏嗎？會憐憫我們嗎？
也許，當年閱改試卷的老師們，已經為我汗顏過了。他們一定有憐憫之心，在我拙劣的試卷上判分，給我帶來了運氣和希望。我從心底永遠感激他們。試卷上有的老師隻寫姓，有的則留下了他們的全名，勉強可以辨認。譬如，語文試卷詞語解釋部分是“肖鳴”，作文部分是“畢鴻明”，造句部分是“譚聯芬”；史地試卷地理部分是“李黎”，政治部分有四位老師，隻認出兩個名字——李正仁、付道高……
他們來自何處，我不知道。37年過去，他們都還好嗎？
當年到湖北招生的複旦大學的老師，怎麽會從諸多考生中選中我？這位招考老師是誰？我也不知道。
據說我們那一屆全國的高考錄取比例是百分之五。
我真的太幸運了，竟然成了百分之五隊列中的一員，未來的人生道路從此改變。
當然，也是有了那次高考，我才可能走進北京。
4
複旦大學的“入學注意事項”
1978年的春節，在期待中度過。
元宵節將近，一天我去打（當地話“打”即零買之意）醬油和醋。拎著空瓶子，走在街上，忽然迎麵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廠——湖北油泵油嘴廠——負責招生的師傅，他喊住我。“李輝，你的入學通知書來了。是複旦大學的。明天到我那裏去取。”“是嗎？”
當時我還說了什麽，已不記得了。隻記得，我正好要去一個同學家裏，與幾位知青點的同學見麵。見到他們，還沒坐下，第一句話就說：“我考上了。”說完，來不及聊天，我趕緊回家，讓全家人與我分享這一快樂。
隨錄取通知書一起寄達的，還有一份《複旦大學學生入學注意事項》。報到時，錄取通知書交給了校方，這份“注意事項”則和準考證一起，夾在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皮的《中國地圖冊》裏，居然也保留到了今天。
“注意事項”為單頁雙麵，16開，與縣城的準考證和試卷相比，它顯得正規得多，用的是厚紙鉛印通知。“注意事項”共十項。標題左上角，加框印一說明“此件隨入學通知書發給學生本人”。雖然是一紙普通的入學須知，30年後，它卻有著多重意味。
第三條為我們提供當年的生活細節：“學生入校時，必須各自攜帶本人戶口遷移證（遷入地點：上海複旦大學）。來自外地的學生，必須同時攜帶當月所需全國通用糧票和到校後第二個月開始的糧食關係轉移證明。……戶口遷移證和糧食關係轉移證明，都必須分別開給學生本人。”
第六條讓人感到母校帶來的最初的溫馨：“學生須帶全年所需衣服（冬季需穿棉衣）、被褥、蚊帳、餐具、雨具、熱水瓶及其它生活和學習等用品。”
第八條寫道：“辦理入學手續時，須交最近拍攝的一寸脫帽半身正麵照片六張（務必拍攝報名登記照，切勿拍攝美術照）。複員軍人應交不佩帶領章的照片。”
正是這一條須知，讓我很快走進照相館，拍攝了一張近照。報到那天，六張照片，分別貼在登記表、學生證等一幹證件上。從那天起，我成了複旦大學中文係77級文學專業的學生，我們班的信箱號為7711，這個數字，從此成了我們班級的代號；我的學號是7711026——它將陪伴我一同走過複旦四年，它也是我的畢業證上的號碼。
幾年前，複旦大學百年誕辰紀念，7711的同學們相聚母校。這一次，幾位熱心的上海同學為每個同學精心準備了一個意外的禮物——大學入學登記表的複製件。在登記表上，我見到了參加1977年高考之際的我。當然不戴帽子，也不側著身體，中規中矩，與準考證上的那張照片上的那個我，模樣真的大不相同了。
準考證—試卷—入學注意事項—入學登記表，四個小物件，把30年前那一刻的記憶串聯起來，具體而生動，令人溫暖至今。登記表上填表日期為1978年3月9日。
一個多月後，在大學校門口，一位新聞係的朋友劉平，為我拍下了進校後的第一張留影。
未來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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