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載猶憶宋仁宗

來源: 於 2016-12-07 14:21:04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公元1063年農曆三月，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

 

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裏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塚，寄托哀思”。

 

即使多年後，野蠻的金國大軍公開盜毀北宋皇帝陵墓時，唯獨對他的陵墓表現出了文明，連一磚一瓦都未動。

 

後來自我感覺甚為良好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兩個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曆代帝王中屈指可數的明君聖主，他是北宋第四個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做了42年。

 

宋朝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陳寅恪所說的“造極”的“趙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統治時期。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出現於仁宗時代。

 

宋仁宗為何能創史上最繁榮時代？這與他胸懷仁義、寬厚待人的行事風格有關。曆史上有很多皇帝如劉備、康熙等等都以厚道出名，但是，這些人的厚道不過是一些政治表演而已。他們的厚道隻是出於政治需要，唯獨宋仁宗的厚道是出於人的本性，難能可貴的是他把這種本性和自己的待人接物統一起來，自始至終貫穿到了統治中去。

 

就拿我們剛直不阿的包拯包大人來說，他本人有著良好的二杆子精神，經常為了一件事向宋仁宗大盆大盆地潑口水，事情如果不按他的意思解決絕不罷休。而宋仁宗本人太厚道，每次不但不計較，還有意成全包大人忠貞為國的精神。

 

譬如有一次，宋仁宗的一個寵妃想打打秋風，就跟他吹起了枕邊風，想要個工資高、福利好、正部級的烏紗帽給自己的親戚張堯佐戴戴。仁宗覺得這個要求不過分，就把相當於今天財政部部長的三司使賞給張堯佐。

 

三司使掌管國家經濟命脈，沒有相當的業務水平是萬萬不行的。張堯佐的能力碰巧很弱，不是理財的料，委任狀剛下，就有很多大臣表示不滿，其中情緒最大的就是包拯和唐介。他們二人可不管張堯佐是什麽皇帝寵妃的親戚，抬筆就寫了一份彈劾書，趕在張堯佐正式就職之前交給了皇帝。

宋仁宗是個講理的人，看到包拯講的入情入理，就開始頭疼。一頭是自己的愛妃，身後有愛情撐腰，一頭是包大人，身後有公理撐腰，宋仁宗夾在中間難受了幾天，就給張堯佐的烏紗帽打了九折，讓他做宣徽使去了。

 

包大人依舊不滿意，因為宣徽使是皇帝身邊的近侍高官，級別比樞密使隻低一點，能力方麵的要求不比三司使低。包拯這次沒寫奏章，直接在大殿之上就和宋仁宗理論起來。包拯做過禦史，靠的就是舌頭和筆杆子吃飯，爭論的時候舌頭比刀劍都犀利。而宋仁宗平時隻管蓋章，對大臣的意見說“yes”或“no”就行了。在這場朝議中，宋仁宗明顯處於下風。而包拯當天超水平發揮，滿嘴的唾沫星子一波接著一波地濺到皇帝大人的臉上，肆無忌憚地冒犯“龍顏”。

 

仁宗呢脾氣太好，抬起黃袍的袖子來擦擦臉，然後繼續聽。後來實在擦不過來了，就要起身離開，包大人開始發飆，硬是讓這位堂堂的天子爺又乖乖回到了龍椅，直到把話聽完。最後宋仁宗拗不過，隻好讓張堯佐原地踏步。他下朝後見到張妃，心有餘悸地說：“汝隻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禦史乎？”這件事後，張妃再也不敢伸手要官了。

 

以上是對待大臣的態度，我們再來看看宋仁宗是如何對待下人的。有一次，他出宮去，路上不停地回頭往後麵看，宮女太監們都不知道他什麽意思。回到宮裏，他坐下的第一句話就是讓人拿水來，還連聲叫渴死了，原來這就是他不停回頭的原因。皇後就問他：當時渴了，幹嗎不叫下人們去取水呢？宋仁宗厚道地分析，回宮一趟路途遙遠，本來天就夠熱了，讓下人們往返一趟豈不是給人家找麻煩嗎。

 

對下人尚且如此，對待百姓就更沒得說了。據《宋史》記載，有天夜裏，他加班批閱奏章，事情弄完已經深夜了。這時的他是又累又餓，十分想喝一碗熱乎乎的羊肉湯，但是他咽了咽口水，硬是憋了一晚上也沒說出來。皇後知道後就問他，區區一碗羊肉湯隨便吩咐一聲就得了，幹嗎跟自己的肚子過不去呢？宋仁宗聽完，做了一番頗有見地的分析：宮裏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皇帝皇後索要一次，就會成為慣例。萬一昨晚吃了羊肉湯，禦膳房以後就會天天殺隻羊備著，一年下來就會消耗掉三百多頭羊，等於開了一次很壞的先例。寧肯餓一次，也不幹這種勞民傷財、塗炭生靈的事。

 

宋仁宗貴為一國之君，卻能時時刻刻為他人著想，而且“他人”的概念不僅包括一起共事的大臣、天天見麵的下人，還包括很多素未謀麵的黎民百姓，甚至是作為牲畜的羊。作為一個皇帝來說，這種品格實在太可貴了。

 

知識分子在創造精神財富的時候，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寬鬆，仁宗時代是一個知識分子精神上特別寬鬆的時代，所以文學藝術事業都很發達。且不說宋仁宗時代活躍著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在仁宗晚期，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為相，歐陽修參加政事，包拯為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製誥，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這樣的盛況，曆代隻有宋代才有，宋代隻有仁宗時代才有。

 

我們觀察曆史不難發現，中國曆史上那些文化昌盛、充滿創造力的時代，都是有著鮮明寬容和開放特征的時代，沒有過多的忌諱和意識形態的幹擾，個人的價值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我們今天懷念宋仁宗，更希望中國下一個文化昌盛的時代早點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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