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想說的東西（“對象”），我們的語言夠不著。而那些子虛烏有的東西，我們又能說得義正詞嚴的。人話究竟還有多少能靠得住？用這樣的語言作的思辨我們還能信賴嗎？哲學怎麽能用這樣的工具去完成“探求世界存在的本質”的重大使命呢？除了和現實世界嚴重脫節外，自然語言還充滿了含混、不確定、歧義、情緒色彩、暗示、雙關等等。語言哲學家沒有一個滿意的。羅素和早期維特根斯坦都覺得有必要分析和規範出一種適合哲學的清晰的語言體係，甚至可能造出一種終極清楚的“邏輯語言”。
後來日常語言派的興起強大，以及維特根斯坦後期的轉變，基本宣告了這種改造試圖的終結。建立人工語言的努力，也都轉向符號學或機器語言的方向，離開了日常語言領域。顯然，為人所用的語言，就是這麽說的，隻能是這麽說的，將來還會是這麽說的。語言確實在不斷進化，但進化的推動力來自為了更寬泛地適應複雜的生活場景，而不是去迎合哲學的純粹。哲學隻是語言海洋中的一朵浪花。後期維特根斯坦說，日常語言的地麵是粗糙的，但摩擦力給人一種踏實感（大意）。我們應該在“語言遊戲”中學習遊戲。意思是，不要去跟規則死磕，要在規則體係內練習怎樣玩得更好。
從“原子主義”回歸到“整體主義”。語言不再被認為是沿著一條“邊線”和實際相連，而是整體編織在生活的“遊戲”之中。所以，維特根斯坦會說出：“一個詞的意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用法即意義，在邏輯上是有大問題的。但“不要問意義，要問使用”是一個行之有效的策略。讓我們不必經邏輯分析的曲折過程，直接去理解語言。描述語分析有時固然能瓦解概念的表層意義，但從來不能消滅一個詞或一個概念。因為既然被構造出來，即使毫無意義，也必然有其用途。texasredneck網友分析了“人民”一詞，很深刻。並發出了羅蘭夫人式的感歎：人民，多少罪惡借汝之名！但是對他關於“如果大家都知道了“人民”隻是一個無實指的摹狀詞，許多壞事就不會發生了”的聯想，我認為是忽視了用法。
人民這個摹狀詞（描述語），內涵和外延不定。不像人類、國民、公民、股民等，可以靠確實的共相界定出來。有的時候我們模糊地認為大概就是指大多數或絕大多數。但不一定。比如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人民”就不包括黑人。人民幣也不歸大多數“人民”所有。但是你不能說這個詞沒有意義，也確實不是個空集，至少說話人是把自己包括在裏麵的。所以，從意義上分析看不清。而人民這個詞是怎麽被使用的呢？一般有兩種用法：第一是作為一個字（兩個字）用在名稱裏，比如“人民幣”和“人民飯店”。其實沒有特別意義，不表明性質和所有關係。你不能靠宣稱是“人民”就要求擁有人民幣，同樣人民政府也和“人民”沒有關係。這種用法簡單。引起混淆的是第二種用法，就是政治上的指稱。
政治家最喜歡使用這個詞，表麵上看，是要把一群人團結在一起，但實際上，這個詞是用來劃分和剔除的，當作一把賣肉的斬刀。這裏的關鍵要看用法。政治家每次提到人民，把那些人包括在內，是見機行事的，也決不事先告訴你。但是，每次使用，目的是要把哪些人分出去，踢出這個概念範圍，是明確的。使用人心裏從不含糊。有的時候是“牛鬼蛇神”，有的時候是“地富反壞右”；有的時候是“科級以上”官員；有時候是“年收入二十五萬以上”；有時候是“非法移民”；有時候是小羅斯福（林登在競選時指責小羅斯福不“屬於人民（of the people）”）。人民一詞，不是因為意義含混造成各種後果，而是這個詞本身就是出於這些目的來使用的。在語詞的層麵上，沒有固定不變的意義；但是在使用層麵上，每次使用時的“意義”是明確的。
當政治家說：“人民，隻有人民，才是。。。”這個時候，其實他是對“帝王將相”說：不是你們，絕對不是你們。。。另一位在說：“屬於人民，來自人民，為了人民”時，其實他在說：心中有數的“有些人”你們聽著：有些人我和你們不是一夥的，有些人我可以不鳥，有些人我可以不管。。。但是，通過“人民”一詞的使用，把原來搞分裂的，裝扮成正在搞團結。隻能說這位，是使用語言的高手，可為（政治家的）萬世楷模。所以維特根斯坦說：“一個人懂得太多就會發現，要不撒謊很難。”這就是政治和哲學的區別。
用法分析可以幫助揭示詞句真正表達的意義。概念的意義比單純名稱要複雜許多。為了搞清概念的意義是怎麽決定的，語言哲學家們翻遍了指稱、意象、行為、使用、心理、場景、語境、引用、提及、參考、隱喻等等。最終也沒有能夠統一“意義”的意義。但是，他們發現，哲學研究，到最後一定歸向“意義”研究。美國語言哲學家奎因，總結為“語義上行”。這種策略就是“把關於事質差異的討論轉變為關於語詞差異的討論”。而“語義上行”其實是對語言哲學方法論的一個很好的總結。
本體論哲學家們曾經為“外部世界是否存在”這個問題爭論不休，上千年都沒爭出個結果。事實上也永遠不可能爭出什麽。因為正確的討論應該是問問雙方是在什麽意義上何種係統中使用“存在”這個詞，問題就容易得到澄清了。奎因認為羅素的描述語理論已經解決了“存在”一詞的意義問題。就是是否某個自變元的值是空集？“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其實是在問“有沒有一個東西（元素）落在“外部世界”這個詞的指稱範圍內。且不說在哲學領域作這種爭論和不合適，即使相關爭論真出了什麽結果，那最多也就是改變一下“外部世界”一詞的內涵外延，而不是物理學上的發現。
奧巴馬和羅姆尼競選，雙方都宣稱自己代表了“真正的美國人民的利益和意願”。我們先不考慮口是心非的可能，這看這個宣稱本身。既然雙方針鋒相對，那麽至少有一方是虛假的？可是，如果我們真去找尋什麽是“真正的美國人民的利益和意願”，注定會使徒勞的。不過，我們可以探討一下雙方是在什麽意義上何種係統中使用“人民”這個詞，就會有所啟發。前麵我們說過，“人民”這個詞的意義取決於每次的具體使用。政治家不會主動告訴你他們的定義，因為他們希望盡可能把你向“全體美國人”方向引導。我們隻得去尋蛛絲馬跡進行分析。奧巴馬堅持要對二十五萬美元年收入以上階層增稅，那他的“人民”可能不包含這些美國人。而羅姆尼說，47%的美國人不納稅，“我的工作不是為這些人傷腦筋”。那他的“人民”最多不超過53%的美國人。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找找他還會把其它什麽人再踢出這53%。順著這些分析下去，如果我們能大概理解這兩個人使用“人民”這個概念的方法，而在他們各自的“意義”上，這一宣稱有可能雙方都是真的！這裏“人民”概念的意義決定了這個句子的意義。
奎因把語義上行再加強一步，他認為，使用不同的語言體係或理論體係，先天就包含了一種“本體論的承諾”。什麽東西存在不存在，不依賴於語言。但人們說什麽東西存在不存在，依賴於語言體係的使用。你使用道家的，佛家的，邏各斯的，物理的語言體係，就會對世界有不同的考察方式，對“存在”一詞給予不同的“值域”，從而得出不同的結論。而我們通過語義上行進行邏輯分析，就可以找出各種本體論之間的分歧所在，看看有沒有辯論的共同基礎。語義上行其實化解了“形而上學”的基礎，使大部分形而上學問題變的無實際意義。
對於形而上學本體論來說，語義上行肯定是一種偷換和偷懶。但語言哲學家們都很堅定。“本質在語法中道出自身。”維特根斯坦說：哲學的考察是語法性的考察，哲學研究麵對的不是現象，而是現象的陳述方式，即現象的可能性。當概念思辨明確成為哲學的主要工作，“語言轉向”就發生了。語言轉向被阿佩爾總結為：古代哲學注重本體論；近代哲學注重認識論；二十世紀哲學注重的是語言。
維特根斯坦第一個提出“一切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他說這句話很放心。因為從當年柏拉圖的“哲學家王”時代，哲學包括一切知識，到今天，科學已經遠遠跑到哲學前麵，擔負起探索世界求真知的全部重任。所以天塌下來也有高個子扛著了。他說這句話也很無奈。哲學的方法是思辨，工具是語言。科學用的方法是實驗，工具是技術。當人們對世界的探索遠遠超過經驗感覺的範圍，必須依賴技術手段和技術工具時，哲學就不再適合承擔實證求真的工作。留給概念思辨能做的，隻有哲學，還有文學藝術。這些，都隻能在語言範圍內，做“遊戲”了。
很多人不忿哲學失去智慧女神王冠的位置。辯解說，哲學可以通過不斷汲取各個科學學科的最新進展，從而成為“科學的科學”。這也越來越不可能了。根子還在於語言障礙。設想一下，如果各門科學停止向哲學或我們的日常語言輸送新的概念和語詞，哲學家通過什麽去理解科學發現的新知識和理論？很不幸，這種現象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現代物理學、天文學、和生物學等的最新成果，已經日益不可能為外行人所理解。因為它們越來越形式化，與哲學互通有無的可能越來越低。諸如用宇宙大爆炸解釋時間起源，用量子力學解釋股票，用相對論解釋。。。
種種，都是隻會被專業內人士笑話。因為現代科學的係統方法，把技術概念和結論的意義嚴格限製在係統之內，在這門學科的內部。即使是人文學科，如人類學和經濟學，也強烈地表現出這種形式化的趨勢和努力。比如前幾年美聯儲伯克南推出的“量化寬鬆”術語，就是主動去與日常用語劃清界限。使用語言概念作工具的哲學，不可能與科學兼容。“哲學剩餘的唯一工作就是語言分析（維特根斯坦）”。
種種，都是隻會被專業內人士笑話。因為現代科學的係統方法，把技術概念和結論的意義嚴格限製在係統之內，在這門學科的內部。即使是人文學科，如人類學和經濟學，也強烈地表現出這種形式化的趨勢和努力。比如前幾年美聯儲伯克南推出的“量化寬鬆”術語，就是主動去與日常用語劃清界限。使用語言概念作工具的哲學，不可能與科學兼容。“哲學剩餘的唯一工作就是語言分析（維特根斯坦）”。
壓垮我們對人話最後信心的一根稻草，可能並非來自哲學，而是來自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語言哲學家所說的語法，其實是把語言看作是世界的邏輯形式，從而關心的是邏輯關係是怎樣通過語句表達出來的。語言學家的語法，是實質性語法，關心我們怎樣說出正確的語句形式。雙方是表麵相關但根本不同的。所以，維特根斯坦不滿意日常語言學派走得太遠，批評說“他們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語言學家”。而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又是另一種東西。其理論指出語言能力是作為人的一種生物本能（或者一些器官的“官能”）。這種理論，難免不讓我們聯想到，眼睛隻能看到一定波長的光線，耳朵隻能聽到一定頻率的聲音；胳膊肘隻能向裏拐膝蓋隻能向後彎等等。生物能力總是為了一定的目的服務而進化出“方向”，從而限製了其它目的的使用。更讓我們害怕的是，喬姆斯基宣稱他的“普遍語法”研究，不是思辨的結論，而是一個科學實證假說，可以接受實驗證偽的。學術上，我們不吝給那些高深莫測的哲學大師以無限敬仰；但在生活中，一個無名科學家的小實驗結果，都要超過一千個頂尖哲學家的畢生思辨，更讓人放心和容易接受。
語言轉向是無可避免的。傳統哲學家們騎著毛驢，給自己定下了一個上月亮的目標。他們在地上一條一條地尋路，希望最終能發現一條通向月亮。可以想象，他們能做的，除了鬱悶地抽驢屁股外，就隻能癡癡地仰望星空。語言哲學家們指出了上月亮不是不可能的，可靠騎驢子是不行的。需要交給航天學家和宇航員去做。羅素那一代人固然還處於對“形而上學”的逆反期。即使後來溫和一些的日常語言學派也說：形而上學命題本身並不一定是無意義的，但這些命題的真理性往往根植於語言本身的結構。而傳統哲學卻以為它們是在描述自在世界的本質結構，從而導致了很多胡說。這是什麽意思呢？
一個美麗姑娘正在脫衣服，她要到池塘裏去洗澡。一群人目不轉睛地盯著。忽然，一列火車開過來，擋住了視線。等火車過去後，衣服在岸邊地上，姑娘已經在水裏，隻有頭露出來。一個憤怒的聲音叫出來：這該死的火車！我這是第六遍看這部電影，每次它都不早不遲偏在關鍵時候開過來。。。這時，我聽到後排羅素在對維特根斯坦小聲嘀咕：這位是個本體論形而上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