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語】冷靜的洞察。這是作者在共和國委員會一次沙龍研討會的演說。他從外交曆史，假設的外交前提角度談述了台灣問題變遷以及現況的窘境和危險性。作者沒有說教，隻是客觀地提出了幾個讓人不得不深思的問題。
【注解】共和國委員會
在華盛頓精英內部，巨大的分歧正在發展，美國政府已變成相互競爭的派係之間的戰場。2003年8月18日·博伊登·格雷和共和黨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組成了共和國委員會，該委員會明確致力於阻止新保守派帝國計劃。
原文鏈接:
https://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title=Committee_for_the_Republic
標題：台灣與中國開戰？
作者：查斯·弗裏曼
2020-12-17
台灣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功典範，似乎已接近壽終盡寢。解決台灣問題一直是美中之間和平或戰爭（可能是核戰爭）的關鍵。現在，和平解決的大門可能即將關閉。
台灣問題的實質是台灣海峽兩岸應建立什麽樣的政治關係。這是個中國內戰，冷戰，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戰略性和睦的戰略遺留問題，美國慣於以軍事威懾威懾【按：脅迫】取代磋商，及其基於價值觀而非戰略考量的外交政策所遺留問題。考慮到美國人的利益，如何最好地平衡與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是需要明智判斷和周全處理的國務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的曆史被廣泛地遺忘或被誤解了，它所帶來的困境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美國人似乎已經獲得了對態勢感知和戰略推理的免疫力【按：無視】。夢遊著的美國冒著中國開戰的危險，那是一場她不想打也打不贏的戰爭。這場戰爭可能會結束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這無疑也將損害其在全球問題上進行大國合作的前景。
台灣是一個比馬裏蘭州大一點的島嶼，但人口卻是馬裏蘭的四倍。1895年被日本占領時，它是中國的一個省。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於1945年從日本收回。蔣介石於1949年在其內戰敗退後逃往台灣，並將中國政府的首都從南京遷至台北。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為了將衝突局限在朝鮮半島美國進行了軍事幹預，以防止蔣介石或其大陸共產黨對手在台灣海峽互相攻擊。美國的幹預挫敗了大陸共產黨即將對該島的進攻，但並沒有結束中國內戰，這使中國在軍事和政治現在這種分裂狀態。北京仍然從這場無休止的內戰的角度看待台灣。
此後二十餘年，美國一直支持蔣介石，主張在大陸進行政權更迭，並堅持認為台北而不是北京既是中國的法定首都，並有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這種對現實的錯誤描述隻要能一直存在下去，就可以證明美國在冷戰中的??威信和美國外交官的技能。1971年，多數國家反擊了這一荒誕不公正做法，擊敗了美國的反對使北京取代台北成為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代表。 1972年，尼克鬆總統試圖招募北京成為美國遏製蘇聯的夥伴。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1979年美國跟隨盟國將外交承認從台北移交給北京。為了達到建交這一目標，我們滿足了北京的條件，即從台灣撤出了美國部隊和設施，並終止了與台灣的國防條約。大陸不情願地默認了我們在低調“非正式”基礎上與台灣保留的所有其他關係。北京同時擱置了其大聲疾呼以武力“解放”台灣的決心，並開始持續努力地嚐試以和平方式結束中國的分裂。
這套微妙的中美外交協議的長期結果確實令人矚目，然而，成功無可例外地帶來了新的問題。北京與華盛頓的結盟有助於最終蘇聯帝國和體製垮台；中國向美國和世界敞開了大門；其後，它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對中國的貧窮和軟弱的擔憂，蛻化為擔心它在我們自己的資本主義博弈中勝過我們而獲得成功。同時，中美緊張局勢的緩和使台灣得以在政治和經濟上發展，成為中國悠久曆史上最自由，，最繁榮的中國社區，並且是有史以來唯一紮根於中國民主的體製。
這種奇異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係列外交前提基礎上。律師聽眾應該熟悉“法律前提”的概念。這是通過規定某假設前提針對某些目的可視為已知事實來防止爭議或解決爭議，盡管我們知道些條件其事實上是不正確的。一個例子是領養孩子：法律通過使收養孩子的人出於法律目的而成為被收養孩子父母，同時宣布其出生的父母是無關的陌生人，從而排除了生物學問題。如此一來，外交前提可以通過建立一些不具有挑戰性的規定或“真相”而並非事實來解決問題。這種技巧不僅限於法院或外交。在棘手的社交互動中也很有用。
因此，當二戰駐重慶的時代雜誌記者泰迪·懷特終於從周恩來那裏得到午餐邀請時，他發現周準備了一個以乳豬為特色的宴會。作為正教猶太人，他感到自己必須告訴主人他的宗教信仰不允許他吃豬肉。周很有名的回答是：“這不這裏沒有豬。它是一隻鴨子。你可以吃鴨子，不是嗎？"一旦確立了桌子上沒有小豬的事實，懷特就能夠感謝主人的熱情好客盛情，盡情的享用這頓飯。
當然這有些跑題。
美國在冷戰中支持蔣介石成為包括蒙古在內的整個中國的合法統治者是一個對美國很有幫助外交的前提，當時我們試圖孤立中國實際統治者，即內戰中的勝利者，並加強蔣介石對台灣的控製。但大陸的愛國者將該美國政策視為過去外國強權對中國人民追求民族團結國家統一願望的各種阻撓行徑的一種恥辱的延續。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一部分已經被美國第七艦隊強行分裂出去，並被納入美國勢力範圍，並被美軍駐紮。更糟糕的是，在1950年代，像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這樣的美國官員公開考慮過將台灣與大陸永久分開的想法。蔣介石對此予以阻止，並並為此致信周恩來。
最終，關於台北是中國首都的外交前提最終屈服於國際社會無可厚非的現實主義。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防止中國內戰的再次爆發。中國事實上是處於台北和北京分裂的狀態，但雙方都堅稱存在並且應該可能隻是一個中國，台灣是其中的一部分。在1970年代初期，這種共識被美國轉變為“隻有一個中國”規定。尼克鬆總統在1972年訪問北京時，曾鄭重宣布，美國並未“對此提出異議”。
北京把尼克鬆的聲明當做是美國正式放棄通過創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獨立台灣”或[主張]分裂中國的意圖。七年後的1978年底，美國重申對“一個中國”的承諾，這次伴隨著承認中國首都在北京而不是台北，促進美中關係正常化以及接受美國與台灣在非官方基礎上繼續保持實質性關係的事實。
從美國試圖分裂中國的退縮中看到，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將注意力從反對美國幹涉中國內政轉向研究如何與內戰對手蔣介石的國民黨（或中國國民黨）磋商容納。海峽兩岸對單一“中國”主權的“一個中國”規定，使台灣問題不再緊迫。它使北京能夠【注：自欺欺人地】認為一個統一的中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台北則假裝它同意這一觀點，或者最終會被說服這樣做。不出所料，北京推遲了行動，而台北則在拖延時間。
美國正式排除了“分裂中國”的行動這一事實減輕了北京對為防止這種分裂而可能必須打一仗的憂慮。反過來，這減少了美國威懾並防止大陸對台灣發動襲擊的需要。盡管出現了短暫的一兩次失誤，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的卻有所緩解。“一個中國”的外交前提最終使雙方避免了關於主權的爭執，而同時他們促進了兩岸貿易，旅行和其他聯係。
以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前的談判【注：重慶蔣毛談判】先例為基礎，2005年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主席在北京舉行了會議。他們一致同意“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海峽兩岸之間廣泛的實際聯係。到2009年，共產黨和國民黨在50年前從事空戰的台灣海峽，雙方航空公司每周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城市之間有370定期航班。2015年，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在新加坡會見了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幸的是，那次會議似乎在雙方之間緩和的頂峰。
自尼克鬆政府首次接受“一個中國”概念以來的近五十年來，它一直是中美和平與台灣海峽不存在武裝衝突的重要基礎。但是，它經常遭到中美正常化的反對者，台灣自決的擁護者，美國的單一問題激進主義者，反對人為模糊化安排的官僚主義者，反共主義者以及最近出現的與中國對抗的大國主義者的抨擊與削弱。該概念的原始構造所剩無幾。很難看出這個基本的帶欺騙性的假設現在如何能夠維持建立在它上麵的眾多實際諒解和交易。
導致“一個中國”規定【注：前提或概念】枯竭的關鍵原因至少有三個。每一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都基於越來越可疑的前提。
首先，大多數台灣人現在已經決定，他們不想在政治上與海峽兩岸的共產主義政權結盟，而寧願持續自治或完全獨立。大陸沒有向他們展示他們認為具有吸引力的共同未來願景。
隨著中國大陸成為一個日益濫用的警察國家，中國對中國其他地區【注：台灣香港】一度曾有的吸引力逐漸消失。像香港的抗議者一樣，台灣的獨立派幻想，盡管大陸方麵極力反對，外國勢力對其事業的同情支持會轉變為確實的【武力】幹涉，進而幫助其實現獨立。至少這是一場賭博。
其次，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渴望實現自決值得尊重，而對台灣為實現自決而必須承擔的風險一無所知。正如我們自己的獨立戰爭所表明的那樣，與更大的政體分離，人民必為此而付諸一戰。問問美國南方人，【居住於法國西班牙交界的】巴斯克人，【俄國的】車臣人，【尼日利亞】比亞夫拉的伊格人，【中東的】庫爾德人，巴勒斯坦人或西藏人，【你會知道】這種努力常常以失敗而告終。
台灣居民自決的願望應該而且不奇怪。
1895年，中國順從地將其移交給了日本帝國。五十年來，日本人既虐待又部分整合吸收了他們。蔣介石和他的兩百萬人隨行人員避難者在台灣避難時，嚴厲壓迫其居民，同時使他們經曆了重新中華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並不比目前新疆維吾爾族人正經曆的溫和多少。在遭到美國外交上遺棄之前，台灣原住民被美國列為遏製中國和蘇聯的一線參與者。
得到了美國默默無聞支持的台灣人建立了他們現在仍然享受的法治和民主製度。他們知道被局外人的控製的感覺如何，而不願意再次經曆。另一方麵，他們花了數十年的時間來尋求有效的對大陸戰略，以期在沒有美國軍方支持的情況下保留其自治權。他們還沒有達到目的。他們沒有麵對他們困境中不可避免的現實，而是寄希望於好萊塢形式、來自美國牛仔的海軍救援。
台灣分裂主義者知道他們既不能說服大陸給予他們獨立，也不能贏得與它的分裂戰爭。因此，他們已經說服自己，可以依靠美國進行幹預以捍衛對“一個中國”的蔑視與挑戰或幫助他們將分裂正式化。這種信念使他們既可以保持較低的國防開支，又可以將挑起中國民族主義血腥會麵的風險轉移到美國。但是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大國，北京將在包括華盛頓在內的世界正式承認是中國領土的台灣，而不是像韓國或越南這樣的第三國，開戰。與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中國交戰以便讓其部分領土獨立而去，美國人可能【必定】會三思而後行。
第三，大陸對台恐赫【的效果】長期以來受製於自身的軍事能力【底下】，美國令人信服的威懾能力以及台灣準備對入侵和占領進行有效抵抗的能力。但從1995年開始，台灣領導人對與台獨的主張不斷升級，美國政客對這種願望的同情支持促使大陸開始了一項旨在使人民解放軍現代化使之可以在美軍幹預的條件下征服台灣的重大計劃。
據一些美國軍事和情報專家稱，解放軍現在可以任意摧毀，並在短短三天內占領台灣。奪回該島即使有任何可能,將導致成千上萬的美軍傷亡。它還需要對中國大陸進行空襲和導彈襲擊，那將導致大陸對美本土的反擊。如果美國對奪台成功，大陸隻會爭取時間，重建實力，然後再次嚐試。就像河內一樣，北京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對手，在結束這場由美國支持的民族分裂的鬥爭中享有【人民】熱情的優勢【注：人和】。
為了使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曆屆美國總統都在三項經過認真談判的聯合公報中做出了具體承諾。這些文件分別於1972年，1979年和1982年發布，是中美關係的基礎。美國政府在其中許諾，它將不再與台北保持正式關係，在該島上將沒有任何軍隊和軍事設施，並隻會在有限條件下將精心挑選的防禦武器出售給台灣。在第三次公報中，美國同意限製向台灣出售武器的質量並減少其數量。
在隨後的幾十年中，華盛頓逐漸削弱或擱置了這些限製。現美國內閣成員在會見台灣官員並前往台灣。在那裏，他們得到了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護衛的新建的2.5億美元準大使館的支持。美國以冷戰模式支持台北與第三國的外交關係，懲罰那些與北京建立關係的國家。有報道說，美國軍事人員在台灣教導台灣部隊如何對大陸作戰。台灣已重新成為美國武器的主要購買國。 美國總統選舉使他的老板成為跛腳鴨的九天後的2020年11月12日，國務卿邁克·龐培通過（不準確地）聲稱“台灣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完全踐踏了這些一中公報的共識。
1979年，正如《台灣關係法》所述，美國“終止了與台灣理事機構的政府關係”。製定《台灣關係法》是為了使美國人能夠在沒有“政府關係”的情況下維持我們與台灣人民的聯係。但是可以說在大多數方麵，這種關係現在還沒有恢複。
《台灣關係法》所奉行的美國政策是要【莊嚴地】確保“台灣的未來將由和平手段決定。”但是，通過偏離實現該目標至關重要【與中國的共同】的理解，美國幫助中國人放棄了對純粹和平的解決方案的任何幻想。
《台灣關係法》宣布美國應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但是現在這種武器出售沒有任何過濾器【限製】。
TRA是一項國內法，而不是一項條約，呼籲美國保持阻止“訴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脅迫手段”以“損害台灣人民……的安全”的能力。但是美國不再具有足夠強的能力保衛台灣免受大陸使用武力的威脅，該地區的軍事平衡越來越不利美方。即使華盛頓撤回了曾讓北京接受了的【統一】不需要付諸武力的保證，美國軍事威懾的信譽卻受損了。中國，台灣和美國三方陷於軍事實力和意誌相互映襯的展現之中。局勢的邏輯意味著加劇局勢緊張，從武力升級到小規模衝突再到開戰，的意願在加強。從台灣發生戰爭的危險從未有像現在這樣高。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華盛頓和北京在1979年為維護和平而作出的安排，包括美國單方麵頒布TRA，取得了比他們的作者所希望的要好得多的效果。外交關係發生轉變後，與大陸的緊張局勢減輕，台灣的安全得到改善。該島能夠取消戒嚴並使之民主化。台灣成為地球上最繁榮的社會之一。它的人均GDP低於我們的人均GDP，但現在的財富中位數為70,191美元，超過了我們的65,904美元。產生這些令人欽佩的結果的“單一中國”框架並沒有"出故障"，但台北和華盛頓的曆屆政府在”修複“它"。修複的結果是該框架出故障了。【美俚語：不要修理沒有損壞的東西。】
華盛頓通過逐步收回自己的承諾在中國樹立了不忠惡名，這使在那裏的任何人都不相信美國的進一步承諾。除失憶症美國人外，形式上說美國堅持“三個聯合公報”，愚弄不了任何人。由此產生的不信任使中美很難在如何處理台灣分歧方麵達成任何新的理解。如果沒有這種理解，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認同政治之間不斷升級的矛盾就使我們帶入衝突。
北京，台北和華盛頓這三方都已接近無法再避免選擇的不歸路【選取自己不喜歡但又不得不選取的抉擇】。
北京現在認為,假如沒有軍事強製因素,台灣與大陸的問題可以和平解決是沒有可靠的前景。台灣海峽的軍事平衡日益倒向人民解放軍，並威懾阻止了美國的幹預。即便如此，中國領導人在使用武力和放棄一個沒有外國勢力範圍的統一中國的百年夢想之間仍然麵臨艱難的選擇。北京在作出決定時，必須權衡對美戰爭的高昂代價,其可能招致日本參與及升級至核戰的風??險，以及在中國民族主義核心問題上屈辱戰敗的國內政治後果。
隻要台灣人民繼續相信，他們有一張可以用美國人的鮮血填寫的美國空白支票，他們就會自由地拖延幻想。從美國的承諾消除政策中的模糊性隻會鼓勵他們超越現有的極限。同時，無論他們做什麽，該地區的軍事平衡將繼續離他們而去。因此，台北必須決定是從海峽對岸的中國尋求容納接受，還是冒險與他們進行沒有美國支持的戰爭。這隻將破壞該島的民主與繁榮，而不會為其爭取獨立。
通過選擇完全依靠軍事威懾，而不尋求相應外交手段來鼓勵兩岸緩和，和解和寬容，美國把和平與戰爭的選擇權完全委托給了北京和台北。從來不清楚華盛頓是一直在虛張聲勢，還是在認真對待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交戰。麵對與中國潛在的毀滅性對抗以及旁觀我們正式對手中國的民主反對者【台灣】垮台之間的選擇，美國何去何從？
宣布我們將開戰將鼓勵台北冒失。說我們不打仗會鼓勵北京的冒險。因此，消除當前的【政策】模糊對美國沒有任何利益。當然對台灣問題的管理，必須基於我們自己準備做什麽和不準備做什麽的周全考量判斷，盡管我們自己保留這種判斷【不示於人】。
力量的轉移，北京僵硬的民族主義，台北免受傷害的妄想，華盛頓的虛張聲勢和注意力不集中，這一切的混合提供了悲劇的所有要素。對於任何參加者，如何阻止他們走向災難，我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這部戲對我們意味著什麽以及我們如何避免對各方的徹底性災難結局，我確實有一些想法。但我希望能從耐心地聽我的人那裏得到答案。我隻問，在提倡采取某種行動之前，您要像外交官和軍事專業人員像被教導要做的那樣問自己,“然後【會怎麽樣】呢？”
查斯·弗裏曼（Chas Freeman）撰寫
弗裏曼大使時任Projects International，Inc.主席。他是退休的美國國防官員，外交官和口譯員，曾獲得許多榮譽和獎項，並撰寫了五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