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犯焉識》書評十四：高爾基訪問古拉格、柬埔寨王子訪問中國勞改營，貴賓看到的逼真假象

雖然我和嚴歌苓已從認識到鬧翻，她出爾反爾，從曾經答應協助我的人權宣傳活動、公共性的文化藝術事業，到無理由的拒絕履行諾言（據說是聽信與我有矛盾者的讒言等原因）。嚴重損害我關於中國人權的活動計劃，也給我個人造成傷害。

 

嚴歌苓缺乏誠信，道德低下，良知殘缺。起碼是對不起我，給我造成很大損害。但我不以人廢言，她寫的《陸犯焉識》還不錯。我和她鬧翻之前寫了這部書書評的三分之二，內容很長。而且我也不想浪費我的寫作。所以連載於此，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繼續接續評論之前的內容：

 

    貴賓來訪下的逼真假象

 

    蘇聯的“古拉格”和中國的勞改營，在日常是殘酷的，但在有國內外貴賓到訪時，卻是另一副景象。貴賓將到訪的“古拉格”，會在看守指揮下，打造成頗為尊重人權、囚犯生活幸福、彰顯蘇維埃寬大和人道的美好人間。

 

   例如索爾仁尼琴記述的，高爾基訪問索洛維茨群島時的布置和景象：

 

   “（高爾基）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維茨囚徒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警衛人員們忙碌起來。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們的期待！在這暗無天日、橫行肆虐、沉寂無聲的淵藪中，突然衝進一隻雄鷹！海燕！頭一名俄國作家！這下他可要給他們一個利害看看！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們！這下老爺子可要來保護我們啦！人們簡直像期待全國大赦似地期待著高爾基！

 

   首長們也發了毛：連忙把見不得人的東西盡量隱藏起來。把門麵盡量裝點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發送到遙遠的派遣點，以便營裏留的人少一點，衛生所讓許多病人出院，打掃環境衛生。

 

   隻是在克姆發生了疏忽：隻穿著內衣和披著麻袋片的犯人們在輪船裝貨，這時不知從哪裏忽然出現了高爾基的扈從們，要上這艘船……派工員下了一個命令："停止工作！全體靠攏，擠緊些！坐在地下，坐著不許動！"一塊帆布苦到了他們頭上。"誰動一動我要他的命！"前裝卸工馬克西姆?高爾基登上了舷梯，啟碇前站在輪船上觀賞了整整一小時的風景--並且沒有注意到……”

   

   在偽裝和萬馬齊喑中，隻有一個孩子勇敢的向高爾基講了真相：

 

   “乘車去兒童教養院參觀。一切多麽文明：每人單獨睡一張木床，有床墊。孩子們全都聚在一起，每一個人都很快樂。忽然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開口了："你聽著，高爾基！你看見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嗎？要我告訴你嗎？"是的，作家點了點頭。是的，他想知道真實情況。（唉，你這壞孩子，你為什麽要破壞文學祖師爺剛剛建立的安樂生活……莫斯科市內的宮殿，莫斯科近郊的莊園……）當時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們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陪同人員--都退到外麵去，這個男孩子花了一個半小時時間把一切都對這位瘦長的老頭子說了。高爾基老淚縱橫地從工棚裏走出來。一輛四輪馬車接他到特種營長官的別墅裏去進午餐。孩子們一下子湧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說了嗎？""說了！""樹根的事說了嗎？""說了！""人代馬的事說了嗎？""說了！""從台階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裏過夜呢？……"全部，全部，愛說實話的孩子原來全部都說了！！！

 

  但是我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經和男孩子談過話以後，高爾基在為這次訪問特備的"意見簿"上留下了這樣一段題詞：

 

"我難以用簡單的幾句話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於（！）對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衛士同時又能成為異常勇敢的文化創造者的人們的驚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頌揚。"

 

  二十三日，高爾基登船離去。他的船剛一離岸，那個男孩子就被槍斃了。（噢，闡釋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學的專家！他怎麽竟沒有把這個孩子帶走？！）”

 

   而曾經揭露沙俄時代社會黑暗、寫出《海燕》這樣豪壯文字的大作家、人民的代言人高爾基，卻並沒有將他所看到的這些公諸於世。或許他試圖公開，或許他也想沉默，也確實有過內心掙紮，但最終他選擇向外界撒謊、為蘇維埃辯護：

 

  “人們試圖對我們說，這位文學界的領袖在上麵曾百般推托，不願意發表對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讚頌。但是這怎麽行呢，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這可是在資產階級的歐洲麵前啊！這可是在當前的形勢下啊，在這樣危險而複雜的局勢下啊！那裏的管理製度嗎？……我們會改變，我們會改的。

 

   於是他就發表了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接二連三地轉載於我國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報刊，以雄鷹和海燕的名義，宣稱拿索洛維茨來恐嚇人民是毫無根據的，宣稱犯人們在那裏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將入木的時候，給了群島以祝福……”

 

  這當然不是孤例。索爾仁尼琴另一段講述一群二戰中被中立國瑞典搭救的蘇聯水兵的故事，又證明了這一點：

 

   “在戰爭爆發的頭幾天，我們的一批水兵被風浪拋到瑞典海岸。整個戰爭時期，他們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過著先前和後來都沒有過的富足和舒適口子。蘇聯在退卻、進攻、衝鋒、死亡與挨餓，而這些壞蛋卻在中立國吃得肥肥胖胖。戰後，瑞典把他們還給了我國。背叛祖國是毫無疑問的。但事情不知怎的進行得不順手。因此就讓他們各奔東西，結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揚資本主義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鉚上了反蘇宣傳的罪名（卡金科一夥）。

 

    後來，因這夥人鬧了一個笑話。在勞改營裏，他們已經閉口不談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卻不知怎地打聽到了他們的遭遇，在報刊上刊登了一些誹謗性的報道。這時候，小夥子們已經分散到遠遠近近的各個勞改營去。突然，用特別通知書把他們全都集中到列寧格勒的克列斯特監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喂得膘肥體壯，讓他們留起了發式。讓他們樸素大方地穿戴起來，進行了排練，誰該講什麽，並警告說，哪個混蛋要是講的不一樣，將在後腦門得到"九克""。準備就緒後就把他們帶到記者招待會去同外國記者和在瑞典時的熟人見麵。

 

   過去的被扣留者顯得精神飽滿，講他們在什麽地方居住、學習、工作。他們不久前在西方報紙上（要知道我們這裏每一個報亭都有西方報紙出售）讀到產階級的誹謗，感到十分憤慨，大夥寫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寧格勒來了（路費並沒有使誰為難）。他們的紅潤潤、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駁斥了報紙的造謠。羞慚的記者們紛紛去寫道歉聲明。對於所見所聞做另外的解釋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記者招待會的主角們會後立即被帶往澡堂，剃了頭發，穿上以往的破衣爛衫，分送到原來那些勞改營去。既然他們表現得不負所矚就沒有再給任何人加刑。”

 

  而這一切，在中國，在嚴歌苓的《陸犯焉識》中、在陸焉識的人生中，也都有發生、描述、經曆。

 

  “一旦有重要的參觀團來，總廠就會把他們帶到老幾所在的分場，會從牧業中隊運一批牛羊肉，再讓漁業中隊挑一批二十多歲的湟魚，並且從酒廠調一批白酒，幾桌席就辦開了。參觀團必參觀的地方有犯人體育館，犯人露天影院，犯人夥房，犯人工作場地和作坊。老幾憑經驗知道將要來的參觀團是什麽級別，假如是外賓參觀團，犯人們會提前一個禮拜打掃衛生。

 

……

 

   肉食運來了，酒也到達了。這回不是老幾發明的用玉米芯做的白酒，而是正宗的新疆葡萄酒。跟著到達的是一筐筐的搪瓷碗和鋼筋勺子。這都是從場部食堂借來的，為了看上去幹淨統一。

 

……

 

   參觀團到來前夜，犯人們都換上了新囚服，背後“勞改”二字縮小了尺寸，番號也不太顯眼。每一個號子都清掃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個人破爛都藏了起來——比如待補的爛襪子，待修的爛鞋子，待撚成線的爛羊毛爛牛毛，都被藏進被子裏，而被子都疊得方方正正。每個號子的便桶裏都裝進一個小布袋，布袋裏裝著幾個樟腦丸，這樣刮不下去的厚尿繭就不會糟蹋外賓的嗅覺。 

 

    外賓都是柬埔寨人，一個王子作為參觀團的團長。他們是犯人們開午飯的時候到達的。犯人們已經被訓過話：菜再豐盛也要保持文明吃相。所以當他們看到每人麵前放著一碗紅燜羊肉，一盤青椒牛肉絲的時候，忍受著唾液在嘴裏發洪水，先讓自己的口水灌個水飽。

 

   犯人們文明地開始“用餐”，不咂嘴，不說話，鋼筋勺子盡量不碰搪瓷碗。他們心裏都隻有一個期盼：王子快點率領團員們走吧，他們敞開來咂嘴，掄圓了勺子，不文明地吃，這麽美味的午餐隻能用最野蠻的方式享受，才對得住它和自己。但是王子興趣很大，還讓炊事員給他舀來一塊牛肉、一塊羊肉，吃得那麽王子風格，然後高貴地微笑一下，輕柔地說了兩句話。

 

   翻譯立刻說：“王子認為這裏的飯菜非常美味，這裏的廚師廚藝很高。”

 

   中國勞改營的表演，與蘇聯“古拉格”如出一轍。隻是在細節上，更有一些中國特色的風格。例如在招待不同貴賓時的差別、為貴賓考慮的更細致體貼、更有東方式的含蓄內斂等。

 

  但中國這裏，沒有像蘇聯“古拉格”裏的那位少年兒童一樣講出真相的人。這也並不是偶然，而是紅色中國更加無孔不入的壓迫、監視、洗腦下，中國人變得更加不敢反抗，重新出現了暴秦和滿清時的“奴隸性”，不僅不敢去揭穿假象，還積極的配合起來全是虛假的真實表演了。

 

   不過，也有勞改犯為了個人存亡和出路，遞給另一個外國參訪團紙條，希望搭救，但被外賓出賣給中國公檢法了。

 

    所以，大家老老實實的吃飯，才是最能苟活、盡可能延長生命的方式。配合一場表演，起碼還是可以吃一頓肉的。至於真相、尊嚴、良心，那也並沒有一頓肉重要。而且活到1971年之後的（文中提到“林彪小死黨”已是1971年9.13林彪墜機事件之後了）勞改犯，乃至絕大多數中國人，也早就能把良心掩埋掉、不在乎什麽真話假話，1950-1971年的曆次政治運動，已將不能“適應”者從物理上淘汰掉了。

 

   這場表演，靡費的酒肉、衣服、被子，以及其他物質和人力籌備，本來足以在日常改善犯人很長時間的生活條件。但他們並不。他們寧可為一場持續半天的表演耗費如此人力物力，卻並不願意特意為犯人改善生活（雖然鄧指導員心善，每個月讓犯人洗一次澡、理一次發，相對於毫不在乎犯人任何需求的幹部，已屬“厚待”）。一個王子的一次參訪，勝過幾千勞改犯的生死存亡。

 

   嚴歌苓女士描繪的這位王子，應是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兒子。當中國發生大饑荒、柬埔寨也在各種政權和外力影響下餓殍遍野時，西哈努克親王及其家眷，卻長期在中國享受貴賓待遇，山珍海味、特供美食、遊山玩水、一群專職服務員，讓他們在北京、在中國各地的物質享受賽過了在柬埔寨當帝王。這就是所謂“天朝上國”的氣度胸懷，而耗費的珍貴物資和金錢的代價，當然是中國人民承擔。但既然可以在1961年大饑荒時仍然向友邦阿爾巴尼亞運送數十萬噸糧食，那供養西哈努克一家也就“不在話下”了（雖然供養西哈努克一家耗費的資源，未必少於幾十萬噸糧食的價值）。

 

   不過後來，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和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等人共事，紅色高棉開啟大屠殺後，西哈努克的家眷也未能幸免，許多妻妾和子女死去。但相對於仍然活命和留有部分家眷（包括後來當上國王的西哈莫尼）的西哈努克，更慘的是柬埔寨人民。600萬人的柬埔寨，有150萬人被紅色高棉屠殺，許多人全家俱死、家族滅絕。那裏的集中營，其酷刑的殘暴、殺戮的密集，是蘇聯和中國又不能比擬的。曾經關押過14000名政治犯的S-21集中營，最終僅有12人幸存，死亡率達到99.99%。

 

  從北到南，三個紅色國家，殺戮的程度一個超過一個。而且，披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皮的紅色極權體製，也正是從蘇聯傳到中國，又從中國傳到柬埔寨，如同死亡的多米諾骨牌。他們都有著最高尚的名義，實際所做的卻是最野蠻醜惡之事。（也有人把柬埔寨乃至中蘇的悲劇歸源於法國大革命，雖嚴格說來是有些關係，但中蘇柬三國的紅色極權，已與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天差地別，沒有可比性和直接關聯了，間接關聯也較弱、較牽強）

 

  其實，何止是在“古拉格”和勞改隊裏，紅色政權統治下的蘇聯、中國、柬埔寨、朝鮮，這些國家“古拉格”之外的社會，也都是以謊言粉飾的。每當有外賓來訪時，這些國家官員和國民們同樣像“古拉格”裏那樣，營造種種假象，把醜惡的地獄裱糊為美好的人間。如1972年美帝總統尼克鬆訪華，中共動員數十萬北京市民掃雪、安排可靠的人裝成一般市民和尼克鬆對話、以極為奢侈的國宴招待，以表現社會主義中國的強大和包容。

 

   而同時的中國各地，正在貧困和暴力中掙紮，且還在做著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宣傳和表演。但他們又能毫無心理障礙的迎接尼克鬆訪華、表現友好態度，這更加可悲和諷刺。

 

 由謊言和假象編製的國家，是多麽可恥。但這些國家從領袖到平民，都沉浸其中，整個國家機器也在製造著這些謊言、維護著這些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