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動亂,哪裏有什麽廉潔、公平?王秀珍為了要幾斤特殊毛線,竟開動整個生產線,今天的貪官也不敢這麽做;為討好江青,馬天水等花了100多萬美元進口電影設備和膠片,隻給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餃子,吃一口就吐,隻是嚐嚐滋味……馬天水、徐景賢、陳阿大他們每人都騙取特別津貼,還為“四人幫”提供經費,他們以試吃、試用為名,占有大量國家財產。
北京晨報:對“四人幫”上海餘黨覆滅的研究,此前很少有人關注,您是如何介入這一領域的?
李海文:我搞了10多年華國鋒研究,華國鋒曾說,在粉碎“四人幫”過程中他幹了兩件大事,穩定上海是其中之一。因“四人幫”在上海已經營了10年,黨羽極多,當時我為此寫了7萬多字,老幹部嚴佑民給了我很多資料。
他是1976年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組成員之一,1977年任上海市委書記,2001年去世。這些資料涉及的內容長期不為人所知,我用了5年時間,將問題一一搞明白。
後來我遇到了這本書的第二作者王守家,他也是1976年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組成員之一,保存著當時的工作日記,堪稱是這段曆史的見證人。
有了這兩方麵的材料,再加上其他的檔案材料,我才敢寫這本書。
在“文革”中,上海、保定“造反派”鬧得比較猖獗,粉碎“四人幫”後,中央重點解決這兩座城市的問題,我也曾想去研究保定後來的情況,但始終沒得到更多一手材料,所以未做。
李海文:當然有意義。這些年,出版了一些對當年“造反派”成員專訪的書,他們曲意辯護、自我美化,使後人產生錯誤認識。
但事實上,上海處理“四人幫”餘黨的工作非常紮實謹慎,相關文檔本人均經當事人看後簽字認可,所以這麽多年來,沒有翻案的。
嚴佑民從事公安工作多年,他常說矛盾可解不可激,上海當時需“說清問題”的有一萬人,最終僅處理了5000人,其餘由各單位自行解決,最終僅有40人被判刑(不包括“打砸搶分子”);
在最危急時,蘇振華親自到工廠,與工人麵對麵交流;當時上海社會還流散著有很多槍支,華國鋒親自拍板,允許工人上街慶祝粉碎“四人幫”……
曆史需要有人記載,才能傳之後世,才能成為民族財富,既然我有這麽好的機會,幹嗎不寫?這本書出版後,有老同誌專門找上門來,說這本書是政策執行的教科書。
北京晨報:在本書中,大量披露了“四人幫”及上海餘黨貪汙、腐化的事實,今天很多年輕人覺得,那個時代最廉潔、最公平。
李海文:正是針對這些錯誤認識,我才特意加入了這些材料。“文革”是動亂,哪裏有什麽廉潔、公平?
王秀珍為了要幾斤特殊毛線,竟開動整個生產線,今天的貪官也不敢這麽做;為討好江青,馬天水等花了100多萬美元進口電影設備和膠片,隻給江青一人享受;
王洪文吃餃子,吃一口就吐,隻是嚐嚐滋味……馬天水、徐景賢、陳阿大他們每人都騙取特別津貼,還為“四人幫”提供經費,他們以試吃、試用為名,占有大量國家財產。
在今天,有些人刻意把這段曆史誤讀成“底層人起來,占了老幹部的福利”,可“造反派”上台給老百姓帶來什麽好處了?
葉飛被囚禁後,人們在路上遇到葉飛,還會向他敬軍禮。“四人幫”被逮起來後,王洪文也當過軍委副主席,為什麽就沒人向他敬軍禮?
因為葉飛他們這些老幹部為國家做過貢獻,為人民做過好事,心中無悔,人民忘不了,以為通過造反、作假就能治天下,怎麽可能成功?
北京晨報:今天很多年輕人不知道,“文革”中最大的受害方是平民百姓。
李海文:就是啊。你看粉碎“四人幫”前上海的各項經濟指標,哪個不在往下掉?為了上海一家發展,張春橋要求各省輸血,弄得大家都恨上海,彭衝在江蘇當領導,說十年沒去過上海。
“文革”時老百姓過的是什麽日子?我一個表妹在四川,她說“神仙造反,百姓遭殃”。我插隊去黑龍江,還是比較富裕的林區,可商店裏什麽都沒有。
小孩問售貨員“買汽水要不要票”,和三年困難時期差不多。我在那裏當老師,到所有學生的家中家訪過,許多家庭幾代人擠在一張火炕上,住的是泥草房。
從建國以後到粉碎“四人幫”,全國隻漲過7次工資,由於幅度太小,許多人印象中隻漲過2次,以上海為例,許多30多歲的工人一個月隻拿35元,因為沒房子,隻好幾代同堂,擠在小屋中。
“四人幫”把國家搞成這樣,人民能沒有怨言嗎?“四·五運動”後,“四人幫”組織群眾遊行,結果稀稀拉拉沒幾個人。而粉碎“四人幫”消息傳來,上海等地人們自發遊行。
當時華國鋒的夫人在外貿部工作,沒有上級通知,大家就在院子內自己遊行,人們究竟支持誰不支持誰,這不很清楚嗎?
北京晨報:可今天在網上,有不少年輕人在美化“文革”。
李海文:這不能怨他們,是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把真相告訴孩子們,他們在現實中遭遇挫折,容易把“文革”中一些美好的詞句當成真的,當年我們也曾為之感動,但理論和實踐存在很大差距。
其實,所謂“造反派”都是一群什麽人?其中很多是地痞、流氓,他們一上台就貪汙,有一個造反派頭頭在郊區飆車把農民撞了,卻要當地公安機關懲辦農民,說他撞了中央首長的車,這不是惡霸麽?可就是這種人,卻得到張春橋的包庇。
今天的年輕人不知道,他們的生活比“文革”時他們的父輩要好得多,但如今電視上天天演的都是大款們的生活,開好車,住別墅。
一些人覺得,有朝一日把這些大款們轟出去,自己也能在裏麵住兩天,你就不想想,真是亂了,大款們說不準先找幾個打手把你幹掉呢?
北京晨報:讀了您的書,感覺對徐景賢、陳阿大等“造反派”頭頭的刻畫有點漫畫化,不知道您怎麽看?
李海文:不是我寫得漫畫化,而是“文革”本身就是一出鬧劇,造反派們幹的那些事太荒誕、太漫畫化。
比如徐景賢,還是個大學畢業生,他在“文革”中說醫院是等級最森嚴的地方,要大夫、護士掃廁所,讓雜工帶聽診器給病人看病。
有人生病了,想找老專家,徐景賢不同意,最終導致患者死亡,這不是草菅人命嗎?可徐景賢自己得病,從來是找老專家看。
我插隊前,帶同學去晉陽飯莊去吃飯,結果被改造成大食堂,還沒我們北大做得好,這都是學徐景賢的上海經驗,讓顧客自己刷盤子、自己端菜。
一些當年得過江青恩惠的文人在網上幫她翻案,卻都是片麵之論,比如說她懂戲,可她當年要把《沙家浜》中“智鬥”一段刪掉,這怎麽就不提了?
再比如說她“轉戰陝北”,說她是隊伍中唯一的女同誌,可當時周恩來、任弼時等都不得不和夫人分開,隻有她能留下,有條件過夫妻生活。
江青後來刻意誇大這段曆史,因為她沒參加過長征,資格不夠。“文革”時鬥老幹部時,有的老幹部反問:我們參加革命時,你在幹什麽?紅衛兵說那時自己太小,老幹部們反問:那你爹在幹什麽?他們就沒詞了。
後來公審江青時,她也抄襲來,說:我轉戰陝北時,你們在幹什麽?結果台下哄堂大笑,誰資格不比她老?
北京晨報:您在本書中談了許多“文革”中的事,不擔心別人說你是在給黨抹黑嗎?
李海文:“四人幫”是我們黨中的敗類,揭露他們的罪行,怎麽是給黨抹黑?“文革”是我們黨主動糾正的錯誤,事實證明,我們的黨是有一批好幹部的,他們的功績不應被遺忘。
在“文革”中,我們犯了錯誤,付出了這麽大代價,如果我們現在不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這些代價就白付出了。
“文革”雖已過去,但它的負麵影響仍在,“文革”使我們國家至少少培養了200萬大學生。因為1965年我國每年培養20萬大學生,如果按每年遞增10%計算,十年動亂我們就少培養了三四百萬大學生。
此外我們還少培養了兩千萬中學生,少培養了一億小學生,“文革“結束時,在中國的8億人口中,文盲就占2億。
我在東北教書時,很多初中生居然連基本的知識都不具備,我很奇怪,他們說,那時淨鬧革命了,什麽都沒學。
北京晨報:您已經退休了,花這麽大精力來寫這本書,是否有點得不償失?
李海文:“文革”毀了三代人,一代人正值40多歲,該出成果時沒能出成果,另一代是我們這個年齡的,基本沒能從事本專業工作,再一代是今天4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沒能受到良好教育。
“文革”降低了我們民族的文化水平,結果導致痞子橫行,什麽問題都看得太簡單,還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那套思維模式。所以我從不看王朔的小說,裏麵到處是髒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今一些罵人話甚至還被當成流行語收入詞典。
經過“文革”,我們與世界之間的差距一下被拉大了,科技方麵落後歐美幾十年。值得警惕的是:雖然“文革”已被徹底否定,但引發“文革”的極端思維依然普遍存在。
當然,曆史應該用事實說話,我這本書至少做到了內容紮實,所有材料均有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