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為本的信仰和以人為本的教化（第三章第三節）
舊文明的社會組織，權力的金字塔，一層壓一層，將勞力者社會生產，壓在最底層。社會組織是政治，生產分配是經濟。 政治是上層，經濟是基礎。上層建築壓迫經濟基礎，勞心者壓迫勞力者，統治階級壓迫奴役被統治階級。
封建製度的問題，是金字塔的最上層，沒有統一的財權軍權人事權。上一層壓下一層，壓不太住。一群人打敗了另一群人，要管理。你把打下來的人和地方，分給親戚朋友，分的時候，大家服從你。但是他們的子孫，憑什麽要服從你的子孫？這些王公貴族，相互之間起了爭執，他們有自己的人事權，有財權有武裝，誰也不服誰，打起來了，你怎麽處置？他們又憑什麽聽你處置？你想用刀，刀又不全在你手裏。西周覆亡，說是紅顏禍水，幽王烽火戲諸侯，到了緊要關頭沒人來救命。 其實呢，是因為刀不全在周幽王手裏，他有了大的危機，要靠諸侯們來救。即便是不戲諸侯，大家來救了你，接下來你還能有多大威勢去管別人？
社會安定一層一層往下壓壓不住，就要另想辦法。歐洲中世紀，社會的總體安定，依靠的是天主教會的精神權威。中世紀一千年，天主教會，全麵壟斷知識文化，揚善抑惡的基督教義天天講，深入人心。基督教早期的教父們，將聖經和古希臘的思辯哲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社會理論。理論有了，後麵就是天天講，將這一套理論，灌輸給社會大眾， 建立統一的，自下而上的天主教會，依靠教會和神的精神權威，與王公貴族的武力和野蠻殘暴對抗。教會教導普通人，日常事務，要服從世俗政府的權威，但是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精神上道德上，所有人，包括所有的王公貴族，必須服從神，服從天主教會代表神的裁決。中世紀一千年，歐洲社會，從皇帝國王，到普羅大眾，都對基督教義和天主教會代表神的權威，深信不疑。
天主教影響力最大的早期教父，是奧利根 (Origen), 聖傑羅姆 (Jerome), 聖奧古斯丁（Augustine）。舊約是奧利根係統修訂的，聖經使用至今的版本，出自聖傑羅姆之手，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教會超越世俗政府的權威的理論基礎。 還有兩位，聖安布羅斯（Ambrose）和聖格裏高利（Pope Gregory I），是行動的巨人。這五位，要說對基督教的貢獻影響，最早最大的是奧利根，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是他的發明。但是他的名字前麵，沒有聖，天主教會甚至不承認他早期教父的身份， 原因是他走極端，為了專注於神的事業，犯了揮刀自宮的錯誤。其他四位，沒有走這樣的極端，但是他們對教會和神的事業的獻身精神，大同小異。這幾位都是思想實踐左右了歐洲曆史過千年的傑出人物。
中國的社會發展，走了另一條路。中國沒有一神教，七七八八的神盡有，都沒有足夠的威勢給所有人定規矩。百家爭鳴的社會理論，不能靠神立規矩，就不靠，子不語怪力亂神，直接人給人定規矩。中國人的社會理論，儒家法家，都是人本主義，沒有神。儒家的社會理論，中心是禮，是社會製度行為規範。製度規範怎麽推行？儒家說仁者愛人，說服教育為主，不到萬不得已，靠教化不用刀。孔子有教無類，是為萬世之表的教育家。教化為什麽可行？因為人的本性都不壞，為大家好的道理，好好講，人人自然會同意擁護。人之初，性本善，仁者無敵。儒家的立規矩，有不少理想主義色彩。
法家也是人給人立規矩，不過出發點完全不同。法家說儒家的社會理論是偽善，不切實際，是人都不是好東西，社會管理，說服教育沒有用。人管理人，關鍵是要利用人怕死貪利的本性，用法來治。商君之道，嚴刑峻法，威逼利誘，是高效無比的治人的法門。
周朝的社會製度，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農奴製，大同小異，到了春秋戰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之間，戰爭不斷。秦國用法家治國，從商鞅到李斯，代代相傳，到了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一統天下，將財權人事權集中到了社會金字塔的最上層，用中央集權的體製，消彌區域之間的戰爭。但是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後，焚書坑儒，變本加厲地嚴刑峻法，不到三十年，把天下人全體逼反了。接下來項羽不搞集權搞封建，也不行；劉邦實用主義平天下，搞一半封建一半集權的四不像。後麵文景之世，用黃老之術，無為而治；到了漢武帝，幾代人的理論實踐，明白了平天下靠刀靠法家，治天下用禮義用儒學的道理，聽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係統地建立發展儒家的禮義道德倫理製度，兩千年下來，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的教化，蔚為大觀，深入人心。 在爭奇鬥豔的人類文明中，中國集權的政治製度和儒家社會道德規範的有機結合，是獨樹一織的原創。
封建農奴製和中央集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製度。歐洲的封建農奴製度，對勞心者的製約，相對寬鬆，對勞力者的管理卻是嚴厲苛刻。中國集權的社會製度，金字塔中，對勞心者的管理，要嚴格很多，但是對勞力者的約束，相對寬鬆。所以中國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樣的自由歌。在中國的集權社會裏，當官和擁有土地財富，是兩碼事，擁有土地和擁有在土地上勞作的人，也是兩碼事。在歐洲的封建社會裏，這些都是一碼事。中國的集權製度，人用統一的法規治理人。歐洲的封建社會，沒有統一的法規，社會管理有很大的隨意性。 集權製度之下勞力者的群體，對比封建製度下勞力者的群體，有本質上不同的人身和經濟自由。
中國現代的曆史學者，生吞活剝，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決定論，把馬克思對歐洲社會發展的階段劃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往中國曆史上硬套，把中國兩千年中央集權的社會製度，說成是封建製度，把周朝的封建社會，說成是奴隸社會。大學的時候讀範文瀾的中國通史，怎麽讀怎麽糊塗，後來明白了，原來是他指鹿為馬，胡說八道。中國社會，夏和商不大好說，但周是和歐洲中世紀類似的封建社會，應該沒有疑義。井田製，和現代文明興起前歐洲封建的土地製度，是一回事。中國到了秦，特別是漢武帝之後，就不再是封建社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