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50）

我的文革（150）

 

（五十三）“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縣革會成立後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八月十二日，縣革會在通車不久的青（浦）平（望）公路邊的金澤鎮舉辦“縣級機關幹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正式開展縣級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那裏有一批新建的房子，是準備從上海市區遷移到我們縣的“小三線”工廠——上海縫紉機廠造的廠房和員工宿舍，還沒有啟用，就先被借用了。我們單位所有員工除留兩個看門的老職工和食堂炊事員小周，還有一個正懷孕待產的女職工袁芸風沒有參加，其餘統統集中到了金澤。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還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在一九六八年開始的對社會震動最大、受害人最廣最多的兩件事。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的通知》。由此，一個名叫“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的運動就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當時，毛澤東為了推動全國的鬥、批、改運動，派中央警衛部隊8341部隊進駐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木材廠、北京新華印刷廠、二七機車車輛廠、南口機車車輛廠、北京化工三廠等六個工廠和清華、北大兩所大學，作不同項目的試點，以摸索經驗指導全國。當時人們統稱這八個單位為“六廠二校”。因為這是毛澤東派人搞的點，所以凡屬“六廠二校”出來的經驗各地必須遵行。但其實這是很荒謬的。因為8341部隊雖是中央警衛部隊，但與一般部隊沒有多大差別，成員大多來自農村，文化水平不高。他們對保衛工作、對擒拿格鬥這一套可能有專長，要他們去領導政治運動，製定有關政策指導全國，恐怕就不適宜。即以被毛澤東派駐清華、北大的負責人遲群和謝靜宜這兩個人來說，據說遲群原是8341部隊政治部宣傳科的一個副科長，十多歲參軍，估計學曆不會高到哪裏去。謝靜宜也是十多歲參軍，後進中央辦公廳的機要工作進修班進修，再派到毛澤東身邊做接聽電話和收發電報、文件的機要員，文化水平也有限。據我所知，文革以前省市一級以上黨委都設有政策研究室，有一批相對專業的、以知識分子黨員幹部為主的人專門做政策的研究製定工作。而之所以要以知識分子幹部來做這項工作，是因為政策成文後，一字一句都會影響到很多人的政治、經濟、甚至生命安危，必須慎重對待。這就需要讓熟悉法律和精通文字的人來做這項工作才比較適宜。現在毛澤東用這批人來製定政策，實在有點兒戲。但正是從這一點，我又一次窺見毛澤東嚴重不信任知識分子的那種心態。

“清理階級隊伍”，屬於對敵鬥爭，誰都知道這件事關係重大，涉及人的政治生命 。因此在五月底六月初“清隊”文件剛下發時我們單位就組織大家學習過，對這個運動主要要整哪些人心中大致有了個數。當時人們將新華印刷廠“清隊”經驗中提到的清理對象作了歸納，稱為“十七種人”。我又將這十七種人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叛徒、特務。這一類以中共老幹部為多。第二類是“有重大政治曆史問題的人”。這一類大多是與國民黨政權有瓜葛的人，包括那些曾為國民黨政府做過事的人，以及在國民黨政權下過來的老知識分子。這一類人劃分敵我的依據是一九五二年頒發的《懲治反革命條例》。當時中共將這個文件又重新翻印了下發供大家學習。第三類是文革中出現的“壞人”或“現行反革命分子”。對於這三類“清隊”對象，前兩類與我們關係不大，隻有第三類才是我們要小心應付的。因為所謂文革中出現的“壞人”和“現行反革命”，憑經驗估計，主要是針對造反派的。因為保守派，憑著他們死保當權派這一條，就可說明他們不會反黨。

當時我猜毛澤東發動“清隊”運動的主要目的：一是要借運動的“殺氣”震懾人心，將文革混亂的局麵安定下來。二是作為統治者，他對敢於造反的人心中始終是不放心的。在革命大潮湧來時，他需要這股潮頭的衝擊力去衝擊當權派們，因此明知其中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他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且由得你；但現在到了革命尾聲，他覺得是“清理”這批人的時候了。

從新華印刷廠的經驗中我看不出“清隊”實際開展起來會是怎樣一種情形。我隻經曆過“四清”由組織上掌握揭批重點對象和文革初期放任群眾揭批這兩種方式；至於更以前的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派”運動，我聽說過一些也親眼見到過一些，但那時我還小，沒有切身體會；我隻知道這種狂轟濫炸式的群眾鬥爭場麵很恐怖，更本沒有講理的機會。因想如果這次“清隊”像“四清”那樣搞法，倒也不太可怕，但若是像六七年“二月逆流”以後那樣的搞法，以出身成分來區分左派、右派，然後以所謂階級鬥爭的理論來硬壓你，恐怕造反派要吃大虧。“二月逆流”以後保守派曾揚言要在我們造反派中整出三個反革命分子和五個右派分子，內定我也是五個右派之一。所以這次“清隊”運動尚未開始，我對自己的前途已有一點擔心。

由於文革將群眾分裂成對立的兩派，使造反派生存的環境更加險惡。有些人以為文革中原來的黨組織癱瘓了，“公、撿、法”癱瘓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脅迫就解除了，人人自由得很。其實不然。文革中因為無政府主義泛濫，有些人不用上班確實很“逍遙”；但是那時“群眾專政” 的威力也發揮到了極致，人人可以檢舉揭發別人的“反黨反革命”言行，人人都處在別人的監視之下。因此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謹慎。這裏我舉一個例子，可以讓沒有經曆過文革的人也借此了解一下當時環境的險惡、人心險惡到了什麽程度。一九六七年秋某天早上，我們單位造反派的楊婧芬醫生氣呼呼地走進原防疫組辦公室。當時這間辦公室也是我們造反派聚會的地方。大家見她杏眼圓睜，麵臉怒氣，忙問發生了什麽事。開始她漲紅著臉不肯說，經不住大家催問，她才說了出來。原來她剛才去廁所大解，單位內女人事幹事曹惠德也在。因為兩人屬於兩派，無話可說。她大便完後就匆忙起身出來。但從廁所出來後，因懷疑好像有東西遺漏在廁所內，於是又回去查看。不料她剛踏進廁所門就看見曹惠德在她剛用過的蹲位邊，彎著腰，手中拿了她用過的廁紙在察看。曹見她回來立即丟掉髒紙，急忙低頭離開。這張紙是楊婧芬早上上廁所一時找不到白紙，從自己的一本舊工作筆記本上撕下來的，上麵有她寫的字。想必這個女人事幹事看到這紙上有字，想從中找出一些把柄來，才不怕髒撿起來察看的。楊婧芬一麵大罵此人卑鄙陰險、是個惡毒的小人，一麵要大家處處提高警惕。

這裏還要解釋一下當時流行的廁所樣式和為什麽這位人事幹事要撿沾了糞便的髒紙查看的緣故，不然現在很多人會看不懂一張沾了糞便的紙有什麽好察看的。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地區很多公共廁所多采蹲位，有一個四十五度左右傾斜的糞槽連通糞池。但因為沒有衝水設備，要靠小便來衝刷，往往糞便和廁紙停留在糞槽內滑不下去，非但髒得不堪入目，而且臭氣衝天。以前，當地人大便後一般用稻草做的草紙擦屁股。但自六十年代初起，什麽東西都匱乏，連廁紙也如此，婦女每月要憑戶口薄才可買“一刀”草紙，供她們來例假時使用，男的連一張也不供應。所以那時侯人們大便都習慣了不用草紙，而是用舊報紙、廢紙來擦屁股，男女都一樣。 文革一來，曾發生過多起有人因不小心用了上麵有“毛主席”、“共產黨”等字樣的廢紙作廁紙，被人發現了作為“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因此很多人引以為戒，抽煙的人常常將香煙殼紙當廁紙，不抽煙的都用公家辦公用的白紙揉皺了當廁紙，寧可被人說浪費公家財物，也決不用廢紙，更不用舊報紙。但還是有人會不小心犯這樣的錯誤，被人抓到了把柄。這也是為什麽這個女人事幹事要將別人用過的、沾了糞便的廁紙撿起來察看的原因。專在生活小節上找碴子，然後上綱上線到政治問題以達到整人目的，是這個特殊年代很典型、且很普遍的一種現象。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試問我們怎能不小心謹慎，對“清理階級隊伍”那樣的運動不心存恐懼？

那天中飯後，我們全體員工各自提著行李，懷著忐忑的心情，乘坐不知從哪個單位借來的大卡車，頂著烈日來到金澤，在小鎮西邊市梢頭下車。金澤我以前來過多次，平日小街上除了市中心一小段人多一些，其他地段白天也很少行人。但現在這些地方也人來人往熱鬧非凡。後來知道整個學習班有七、八百人。一個小鎮突然湧進這麽多人，難怪要變熱鬧了。進了縫紉機廠，由於具體住哪一間宿舍還沒有分配，大家帶了行李先集中在一間屋子內等著。一路所見，我看那一排排新造的宿舍，覺得這裏的住宿條件倒真是不錯。但想到接下來的日子將不知會發生什麽，就感覺這裏其實是修羅場和煉獄，我們所有來到這裏的人其實都是待宰的羔羊，因此內心不禁有點惶惶然。

就在此時，張宜突然來通知我和顧雲林、曹黃梅三人，說有人向學習班軍宣隊投訴，說我們還是臨時工身份，不是正式的機關幹部，不需要參加學習班。因此你們可以馬上回青浦去。聽到這個消息，我喜在心中，暗暗舒了一口氣，多日來的擔憂如重擔落了地一樣感到輕鬆，但不敢露出聲色來。接著我又懷疑這是否是對立派搞的鬼。因為我們三人都是造反派，把我們趕走，如果兩派需要“鬥爭”時，也可減輕我們一派的“火力”。但此時我不去計較這些事了。雖然我也知道即使我參加了這個學習班，清隊也未必一定會清到我頭上，但能遠離這個是非場總是好事。接著張宜又吩咐我們，要我們回去後盡量幫助處理一些能處理的單位日常工作。我們都答應了。最後張宜又說他會經常打電話來與我們聯係，如我們有什麽問題也可以打電話到學習班來。當下，我們三人提了行李立即去汽車站搭公交車回青浦。當走出學習班大門以後，我有一種逃出樊籠、魚歸大海似的輕鬆。回頭看顧雲林和曹黃梅兩人，他們的臉上也都有喜色，說明他們與我是一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