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當年沒有改行,繼續在美國智庫做研究,我肯定是被邊緣化的中國通。。。
我出國留學目的就是告別過去。因為在中國能接觸第一線的工作和數據,了解70-80年代軍內一些基本情況和運作,人事及運作製度,盡管在國內接待過,老布什,卡特,布熱津斯基,切尼,我在美國讀書沒有得到啥任何特殊照顧。完全是公事公辦,那時出國留學的大都有非常優秀的學經曆背景。所以相比之下,我也沒有啥特殊之處。但我知道一點,我雖有比別人強的能力,但我不少時候不隨大流,即便不同於老板的喜好,也不會改變。我可以忍但骨子裏不是安分或長期沉的住氣的人,所以在哪裏都不會太討人喜歡。所以由於美國教授的推薦和我的中國導師的強大背景,我畢業後去了DC一個兩黨的著名智庫工作。我的背景和interdisciplinary 研究能力,在當時已經獲得圈子裏的認同。說實在的,對中國的了解和思考,我還是少年的時候(文革時期家庭遭遇使我不得不開始觀察思考)就開始了,在美國研究中國的經濟,國內政策,外交政策和軍事戰略,有很獨特的優勢。但工作2年(有了足夠的積蓄)後,我又完全改行,重新讀書,進入企業界。現在看來(當時我也不可能知道蘇聯會這麽快瓦解),假如我繼續留在那個智庫,我極可能會被邊緣化。因為我的一向主張實施對華友好政策,它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也會讓美國在這實際獲利關係中,持續獲利,並在這個世界秩序演變過程中利益最大化。這在蘇聯瓦解之後,我的這個基本判斷肯定屬於政治不正確。後來不少美國老中國通在過去的十幾年裏不斷被邊緣化,證明了這一點。我憑直覺,執行了既定的人生規劃,而沒有貪圖“便利”,這是一種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