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鳳鳴：在喬冠華家裏作客

在喬冠華家裏作客

當記者20多年，沒撈著一次采訪中央領導的機會。倒是因著父親臨終前的囑托，先後四、五年時間內奔走京城，於不經意中見到了幾位仰慕已久的高級領導人。其中一次，居然冒冒失失地闖進了喬冠華、章含之家裏，當了一回不折不扣的“不速之客”。

父親的遺囑沉甸甸的

1972年秋天，我父親因病去世。彌留之際，他要我替他辦一件事：

“我快不行了,你到北京看看……聶老總他們……是死是活……”父親接著告訴我，聶老總住在北京景山東街、張蘇住興隆大院、王平住釣魚台西邊，彭真、宋劭文、劉奠基、姚依林、李葆華……

當時，父親已經兩天兩夜吃不進一粒米、咽不下一口水，我懷疑他神誌不清說一些沒根底的話，而且我也不敢相信，他是不是真地認識那些人，那可都是中央領導人啊！

“那多大的中央領導，您讓我咋去找？人家能接見我嗎？”我依然半信半疑。

“能！”父親的話語，細若一縷遊絲，卻回答的肯定而幹脆。

“帶上16顆核桃，16顆棗，一小把楊樹葉……”他說，聶老總一看就會明白“老家來人了，再忙也會安排時間接見。”

父親去世的那天——1972年9月25日，恰好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的日子。中日兩國化幹戈為玉帛。首都機場紅氈鋪地，軍樂齊鳴。而昔日那些抗日將領、開國元勳，身在何處、命運如何呢？誰能不惦念！誰能不擔憂！連我即將咽氣、一個平凡得像太行山叢林中一枚枯葉的老父親也放心不下啊！

這一年，政治風雲格外凶險：

1月11日，毛主席於匆促中，竟然身披著睡衣趕赴八寶山，參加了陳毅元帥的追悼會。過分地悲慟，使老人家剛回到中南海，便休克了。

5月上旬，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江青一夥再次發難，利用"伍豪事件"公開把矛頭指向周總理；

幾乎與此時同時，“四人幫”搞批陳擴大化，明批陳伯達的“天才論”，實則要揪“華北小山頭的總後台”聶榮臻元帥。

對於聶老總，華北人民有著特殊深厚的感情。聶老總“十年屯軍駐阜平”，與阜平人民相濡以沫。我父親直到臨去世不忘掛念聶老總，既在常理之中，又有著獨特的原因。

我父親趙國銀，字雪宇。自幼讀書，粗通文墨，多年經商，頗有資財。1937年10月，平型關大捷之後，八路軍主力115師開赴阜平，開辟抗日根據地。羅榮桓、王平等同誌先期到達。父親拿出自己的積蓄，親自交給“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王平。不久，周總理親筆寫信，舉薦張蘇來阜平當縣長，之後，父親得益於他的教導、啟發，就把紅火興隆、全縣最大的那家百貨鋪交給夥計鄭珠經營。自己大圍裙一紮， 拎起飯勺、炒瓢走進縣衙門大院，硬是給抗日縣長張蘇當了廚師。從此，炮火硝煙，轉碾太行，緊跟張蘇和晉察冀邊區政府領導寸步不離。

我父親為人豪俠仗義，注重名節。發財之後，不置房產不買地，萬千錢財多用於修橋補路，濟老救困。他還與朋友攜手創辦了一座“民校”，教人們念書認字。他會講《孫子兵法》、《三十六計》，評《水滸》說《三國》也不在話下。特別愛講些“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舊道理。對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類西方進步思想和觀點也很讚成。基於這些，父親深受鄉鄰愛戴和尊敬。“投奔”八路軍之後，父親耳濡目染，覺悟有所提高。有時非正式場合，他還愛引經據典，與邊區政府 領導同誌談論國際國內形勢，毫不自卑地議論“軍國大事”。他除了給張蘇做飯，做後勤服務，還幫著眷抄文件，尤為難得的是，他利用當年跑買賣做生意的關係，為八路軍從五台縣購買槍支彈藥，還用自己的錢從天津、北京購進八路軍傷員急需的緊缺藥品。一次，張蘇到完縣公幹，因食物中毒發生“痰厥”，父親口對口吸出張蘇口中的粘痰。父親的舉動，深得邊區政府領導好評，有一次聶老總興致很高，居然稱讚他是“冀西名士、抗日先鋒”。這些情況，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出任全國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的張蘇同誌，娓娓向我講述的。而我的父親，在我伴著他 生活 了20個年頭裏，從未提起過一個字。

父親的遺囑，沉甸甸的，使我無法安心。在我當時工作的《保定日報》一些老同誌的幫助下，我利用看病、采訪、探親等機會，在“查堵非法進京人員”的紅色恐怖和政治高壓下，一次又一次冒險進京。我去過301解放軍總醫院、陸軍總醫院、六部口中央文革接待站、繩子胡同中央軍委接待站、府右街國務院接待站和西山北京軍區。但是，沒有人肯定地告訴我聶老總的情況，沒有人知道張蘇、王平、宋劭文是死是活。對於彭真，許多人都特別擔心，因為他是第一個被打倒的中央領導，人們甚至懷疑他也跟劉少奇、陳毅一樣，早就含冤離世了。

靈機一動，闖進喬冠華家裏

1976年6月，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學楊發金突然跑來看我。因為“天安門事件”中，他曾代表外交部的“紅色外交戰士”，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朗誦了他創作的悼念周總理的詩詞，被“四人幫”的爪牙追查得很緊。為保護這些熱血青年，外交部的領導火速安排他們出國。楊發金已被通知去中國駐古巴大使館。朋友相逢，三句話不離當時的形勢，我便提起此事。楊發金心腸很熱，略事沉吟說：“我們村有個大姐在中南海當褓姆，姓賈，會不會知道點情況？”我倆結伴進京。但希望再次落空！

“我就不信，那麽多老幹部全被文化大革命折騰死了。”楊發金說：幹脆，找大官兒，找已經“站出來”的，現在正當權的！他說要帶我去找個他認識的大官，並要我第二天在燈市東口等他。

“走！史家胡同某號，找喬老爺。”喬老爺者，喬冠華外交部長是也！聽楊發金說，連毛主席和周總理都叫他喬老爺。

我的麵前是一座灰磚黑瓦的舊式官府宅邸。朱漆大門厚重結實。盡管風雨剝蝕，油漆駁落，依然顯示出昔日的氣派與豪華。狹長而筆直的胡同，使人很容易想出，三、四十年代那川流不息的黃包車出出進進的情形。這條胡同我來過，那是去拜訪著名的橋梁專家、科學家茅以升老先生。

大門旁邊的房子已改成了車庫。進得門來，南屋是廚房、餐廳與工作人員住房，正房北屋五大間，畫梁飛簷、鏤花門窗已顯破舊。南北屋之間由靠東牆的一條寬約五、六尺的畫廊連通。給人的感覺是，仿佛走進文革前故宮內一個荒涼的院落。

喬老爺和他那馳名中外政壇的妻子章含之都在家 。小楊的腳步放輕了，看到門口那個瀟灑而高大的身影，輕聲叫了一聲“喬老爺”。喬冠華點點頭說：“你還沒出去？又來幹什麽？”他那一頭漂亮的亞麻色的頭發向後一甩，仄著頭，笑吟吟地衝我說：“嗬，還帶來一個漂亮的姑娘。”

在新聞記錄電影片中看到過無數次的外交部長喬冠華，此時此刻就在我的麵前。這可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這個傳奇人物！也是生平見到的第一位手握實權的中央級領導人！

我的心一下子緊成一團，居然手足無措。

“多漂亮的姑娘啊。”一個柔婉動聽的聲音，從昏暗的地方飄過來，隨著“哢噠”一聲響，北屋的燈火一照亮，頓時一片燦爛。燈光燦爛中，一個美麗高碩的女人的剪影便是章含之。

古色古香的硬木家具、異國情調的精巧擺設、牆上有毛主席與喬冠華、章含之的大幅合影照片和西洋畫。帶流蘇的七彩窗簾整整遮嚴了南麵的花欞窗戶。

我傻了！眼睛不夠使了。一會看璀燦的吊燈，一會兒看桌子上的擺設。在門口時就想好了，先給喬外長深鞠一躬，此時早忘了。我立刻變得沒頭沒腦的、一句話竟然失控，脫口而出：“您們住這麽好的房子呀？”

全屋的人都笑了。喬外長雙手交叉在腹部，哈哈大笑。章含之笑的彎下了腰。這時我才看清，天呀，她穿著花綢子衣服哩。那年月所有的綢緞衣服、花衣服都屬“四舊”，早被燒毀、被撕碎，絕跡多年了。

那是一件天藍色的印度紗麗。金色、銀色、淡紫色的合歡花綴滿全身，燈光下，滿身的花朵放著光彩，使她那高挑健美的身材顯得婀娜窈窕。紀錄片中的章含之，一襲蘭色製服，侍立在毛主席身旁，流利而從容地翻譯著來華訪問的西方國家貴賓的重要談話。我定定地瞅著她，那白皙美麗的麵龐顯示出成熟的東方知識女性的魅力。

章含之對我點點頭，指了指一個紫紅色絲絨蒙麵的琴凳，我怯生生地坐下，兩眼在靠東牆的那架巨大的書櫥上停下來。這架書櫥高雅、精致，是特製的專放二十四史用的。硬木、黑漆、雕花。《唐史》《明史》、《清史》按各自書冊的薄厚做成大小合適的橫格、豎格。

“外地來的吧？第一次到我家吧。這房子不是喬老爺的，是我父親章士釗的。喬老爺一生革命，哪有私蓄？哪有這樣的房子？”

我一下子恍然大悟。章士釗！中國現代史上的名人：追隨孫中山卻不肯參加同盟會；擁護帝製卻反對袁世凱；與胡適“打筆仗”爭論文言文與白語文；當國民黨教育部長卻支持學生運動……我不再猶豫，衝著書櫥上擺放著章士釗的照片鞠了一躬。

這一次章含之沒有笑，把我拉回琴凳深情地說：“你是個懂曆史、有良知的年輕人”。我請她講講章老先生的故事並問她作為章士釗的女兒，有什麽和別人不一樣的。

“我生母被一個小軍閥遺棄了，章士釗幫她打贏了官司還收留了我們母女，就這些。"章含之不動聲色地說。楊發金瞪了我一眼，我也意識到不該亂說亂問，趕忙低下頭。

喜聽喬外長縱橫捭闔

不知什麽時候，喬外長已到西頭那間屋裏去了。我立刻意識到，他或有許多重大事情要做，我們必須見縫插針趕忙辦自己的事，便簡單地說明來意。

喬老爺卻不急。他指著一台電話說：“我一時一刻也不離開紅機子（指中央領導專用的電話機）。”他讓我坐在他身邊：“你對老幹部們有這份感情太難得了。”他講了文革對我國外交事業的破壞：火燒英代辦、到外國使領事館貼大字報、強迫外國海員學毛主席語錄、在國際上造成的影響挺壞。最為嚴重的是林彪、陳伯達的死黨王力、姚登山一夥人向外交部奪權。

“王力在外交部煽風點火，否定建國以來我國外交工作的成就。當時姬鵬飛外長和我被紅衛兵監管著，有一個同誌好不容易找到我，我立即告訴他們，一定要千方百計把他的講話錄下來呈送周總理。剛說了幾句，紅衛兵衝上來，搞我的噴氣式。後來姬鵬飛外長我倆被推到地下室關起來。是毛主席、周總理‘解放’了我們。總理派人到上海見毛主席。毛主席在王力講話上批寫了‘大大大毒草！’的最高指示。毛主席還親自點名，讓姬外長與我主持外交部工作。”

1974年，喬冠華出任外交部長在國際舞台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大事。他拍拍我的肩膀走到牆邊說：“現在是中國曆史上第三次外交黃金時期。第一次盛於唐，第二次盛於清。你看這世界地圖上的小紅旗，我們已經和10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章含之走進來，抬腕看表，大概是提醒喬外長。“還有40多分鍾，來得及。”喬外長接著說：“張蘇，我認識。黨內的大秀才，文章寫的漂亮。30年代他在西安陝西省國民黨省黨部工作，公開身份是國民黨。”

“我也當過記者，抗戰初期我就在香港當記者，周總理要我回來，我到了重慶在新華社寫國際評論。”

“重慶是陪都，鬥爭很複雜，人員成分更複雜。我印象最深的是姚老太太，姚依林的母親，德高望重，極有外交能力，連蔣介石也怕她三分。”可惜我當時對那段曆史知之甚少，喬外長說的話大部分沒記住，又不便作記錄，真是抱憾終身。

談到聶老總，喬冠華用十分尊敬的口氣說：“華北是敵後，是從日本人手裏一寸一寸地奪回來的。建立了根據地，功莫大焉。最主要地是培養了大批幹部。全國除了江浙一帶之外，文化經濟最發達的就是華北。建國初期政權建設需要大批幹部，中央各部委大部分是晉察冀輸送的，外交部也有一些。”他忽然轉過身嚴肅地對楊發金說：“現在是什麽時候？她不懂你還不懂？還到處找聶老總！是想給老總添麻煩嗎？好了，先領她去尋訪張蘇吧，找晉察冀的老人們。北京市革委最近安排了一批老同誌。”

章含之又一次走進來：“該吃飯了。你們倆不速之客也在這裏吃點飯。”說著她與喬外長一前一後走出屋。一位工作人員帶著我倆到廚房的餐桌前，每人一碗麵條，有幾碟小菜。喬、章在餐廳吃飯，吃什麽，我沒看到。隻見那位廚師端著個木頭盤子出來又進去的。

“下次再來，我讓人帶你到隔壁榮老爺（榮毅仁）家去看看。榮毅仁與章宅共用一堵牆，可算得上近鄰了。章含之撫弄著我長及齊腰的大辮子不無調侃地說：“破四舊沒剪掉嗎？”“又長的。”我笑著回答。

走出大門，楊發金一頓數落我："見個外交部長，看把你嚇的。真見了聶老總，還不把你嚇死！"

按著喬老爺的指點，我們穿過長安街去北京市委找市婦聯副主任王春平。他的丈夫楊耕田同誌早已去世。生前是張蘇的搭檔；張蘇是察哈爾省省長，楊耕田是省委書記。楊耕田是阜平西莊村人，是阜平共產黨的建黨人，我自小就知道他的英雄事跡。但他的夫人那麽好見嗎？楊發金說“沒事，我們一個村的，特熟”。

王春平正上班，她要我們去裏家等她。

楊發金果然是她家常客，一進門就跑到 王春平的女兒楊三白房間裏聊得熱火朝天。

還不到十分鍾，王春平阿姨推門而入，對我說：“家裏說話方便。”她穿得很樸素，既不像北京的大幹部，更不像官太太，個頭不高，過耳的短發，一臉的滄桑，卻掩飾不住昔日的美麗，一雙深沉的眼睛依然爍爍有神。她聽我說明來意，無奈地長歎一聲：“苦了你老父親的一片心！真是人心向背嗬！”她開始仔細地盤問我，讀了幾年書？在哪上班？文革中是不是造反派……我小心翼翼的回答著，心裏卻在嘀咕：“她這是怎麽了？”好不容易對我的調查基本結束了，她又開始大講當前大好形勢，教導我要站穩階級立場，要從事物的本質看問題等等。我不解的望著她，心想，你不知道就算了，這麽羅嗦幹什麽！隻盼著楊發金趕快出來，馬上撤退。她開始在客廳裏踱步，嘴裏不停的說著什麽。沉吟半刻，她一轉身，走到茶幾前，用一支鉛筆匆匆寫了一行字，遞給我。“西四西斜街**號，孫**”。“記住了嗎？”“記住了”，我回答。她正顏厲色地說：“你重複一遍。”邊說邊從我手裏一下子奪過那張紙條，三下兩下撕了個粉碎，投進廢紙簍裏。我滿腹狐疑，不知所措地瞅著她……

與發金“撤離”王家時，天色已晚，不能繼續去跑了，隻好明天再奔波吧。一路上我哭笑不得：“這王阿姨可真夠神的，像搞地下工作的。”楊發金卻一臉嚴肅：“你以為這種事是鬧著玩的嗎？告訴你，這幾天，我們那幾個馬上要出國的同誌，大多連門也不出，萬一讓外交部裏的對立麵碰上，別說出國，連家也回不去了。”是的，“天安門事件”抓了多少普通卻又不普通的人，他們不惜以生家性命，捍衛共和國、捍衛真理，而我身邊的“這一個”，就是千千萬萬與“四人幫”勇敢鬥爭的誌士仁人的代表之一。

憑著那張早已化為烏有的小紙條，我在西四西斜街，終於見到了張蘇同誌。

不久“四人幫”被粉碎了。聶老總、彭真、張蘇、王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重新回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我請了假返回故鄉，在父親那座荒草萋萋的墳頭上，焚燒了一張刊有“四人幫”被粉碎的報紙，為的是告慰父親的亡靈。

再見喬冠華，是在北京醫院裏。他因與“四人幫”有牽連，被停止了職務住院治療，我與楊發金是在一條走廊裏的暗處看見他走進病室。而他大概並不知道，有一個僅僅見過他一麵的女青年，會專程跑到北京來，為的是偷偷看他一眼。

原載：廣東《瀟灑》雜誌1995年9月號

陝西《女友》雜誌1996年6月號

《河北政法報》1996年1月20日

《 保定日報》1996年2月8日

轉載：《法製文摘報》等40餘家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