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 在曆史節點上的風雲變局：評《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王海光 在曆史節點上的風雲變局：評《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中共黨史研究 2007年第1期 在曆史發展的某個節點上，會在人們麵前展現出來多條發展路徑，提供了一個具有多種選擇可能的曆史空間。在這個曆史節點上的路徑選擇，是在眾多曆史可能性的相互角逐中展開的:各種曆史偶然性的衝突，各種曆史意誌的碰撞，構成了一種可能性和現實性交織的變化之局。碾壓在一塊石子上的顛簸，就有可能改變曆史車輪的行進方向。而其變化的方向，會對未來的曆史發展產生長時期的深遠影響。所以，在曆史節點上的動靜變化，往往埋下了以後曆史發展的伏筆，最為史家重視。?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者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史稱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28天的曆史，是中國當代史上承前啟後的一個曆史節點。? 曆時三年的“大躍進”，給國家、民族造成的慘痛損失，並不亞於曆史上的任何一場戰爭。如何走下這個由浮誇構建出來的曆史平台，重新振作幹部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士氣，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中共中央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召開的，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大會。會議對“大躍進”錯誤的認識比較實事求是，會議氣氛比較民主，打破了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沉悶，使黨內嚴重受挫的精神狀態得到了較好的調整。大家出了怨氣，恢複了士氣，對動員全黨戰勝當前的困難局麵起了積極的作用。會議的這種情形，與“文革”結束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很有些類似。但是，在半年之後，這種良好的調整勢態卻發生了逆轉。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新提起階級鬥爭，阻斷了黨內探討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新道路的努力。一些已經顯露出來的改革萌芽，隻能是胎死腹中。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大躍進”錯誤的認識分歧乃見，則成為“文革”發生的最初伏筆。這兩次會議的兩種結局，從正反兩個方麵說明了一個真理:黨內民主是執政黨的生命。? 在中國當代史的研究中，七千人大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或是由於會議原始資料的封閉，或是由於曆史在倒述過程中的失真，或是由於曆史當事人有意無意的掩飾，或是由於從後來激烈的“文革”場景反觀的折射效應，這些都影響了對會議現場的即時性判斷，使得對這次大會的曆史複原工作有著相當的難度，研究工作一直比較粗略。而對於曆史節點的研究，則必須在曆史的即時性上有深度發掘，進行曆史現場的梳理研究，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曆史發展的因果關係，不受事後之明的左右，避免倒因為果的武斷。正是由於學界長期對七千人大會現場曆史研究上的不足，迄今人們對大會的一些看法還是各有張本，還有一些沿襲陳說的誤讀。?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張素華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35萬字的分量，客觀詳盡地展現了這28天的曆史情景，堪稱“十年一劍”的治史力作。書中披露了大量新的重要史料，發掘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曆史細節，其鉤沉史料的沉穩老到，辨析原委的纖毫畢現，無不令人擊節。該書不僅僅是真實再現了44年前這場重大會議的曆史現場，第一次深入詳細地揭示了七千人大會的緣由、過程、成效和曲折，而且通過梳理這個重要的曆史節點上的問題，於會議發生的人與事、情與理中勾勒出了各種曆史意誌的行動軌跡。我們可以從黨內政見分歧的發端中，找尋到以後“社教運動”的根由，乃至窺見“文革”發生的遠因。上世紀60年代的曆史鏈條，由於在七千人大會這個曆史節點上的一些細節的明晰，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曆史的力量在於真實。作者力求客觀地反映這段曆史，“不回避問題、貶損或者拔高”。這種史家的求實態度，體現在《變局》的撰述風格中，就是言必有據，褒貶有度，根據史料說話。書中提供了許多新史料、新認識，澄清了過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一些成見錯訛。其學術意義不限於對會議本身問題的厘清，對60年代曆史的研究，對中共會議體製的研究，對黨史人物的研究，也都很有啟發意義。筆者學力不逮，受書中的啟發，僅就七千人大會的幾個問題談點個人的管見。? 第一，關於大會的動因和主題變化的認識。大會的直接動因是由中央安排1962年糧食征購任務引發的。糧食問題是困難時期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焦點。三年的“大躍進”，造成全國糧食和其他生存必需品的嚴重短缺，1961年還有許多地方的農村繼續發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城鄉都出現了零星但非個別的騷動。? 中央為了維護全國的穩定，保護城市安全，從調整大局和國家形象出發，不得不向地方硬性攤派任務，多征100多億斤的糧食。地方的經更難念。首先，實情是各地民生凋敝，維持原來的征購額已經是捉襟見肘，上調任務遲遲不能完成，如再提供100多億斤的征購糧，勢必要挖到老百姓的保命糧，實難落實。再則，這麽嚴重的糧食危機，政府並沒有向社會上透露一絲一毫消息，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並不知情，他們了解的隻是自己本地的局部困難。既然過去領導們對下麵搞一平二調時大講“大河有水小河滿”，現在小河的水幹了，要求大河放點水下來，不也是理所當然嗎？而且，因為過去執行上級的瞎指揮，造成的損失是要下麵幹部來承擔責任的。所以，各級幹部對執行上級指令，再沒有了以往的盲目熱情和積極性。中央對這種政令不暢，地方各行其是的情況十分惱火，嚴厲批判分散主義、本位主義。當時中央所說的分散主義有各種表現，包括工業調整中該下馬的項目下不來的問題，但最迫切的還是中央調不上來糧食。雖然中央一再責備地方幹部在征購糧食中不照顧大局，隻顧本地或農民一頭，工作縮手縮腳。但畢竟法不責眾，有氣無力。? 對中央下達的100多億斤的征購任務，各地方大員都清楚這是個燙手的山芋，即使硬著頭皮接下來，也吃不下去，於是就有了請求中央召集下麵幹部一起開會的動議。對於召開一次擴大到各級領導幹部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和地方都會有自己的算計。中央想通過這次大會，加大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的力度，一竿子插到底落實征購任務；各大區想通過這次大會，讓中央一起做下麵幹部的工作，在落實征購任務時，能夠給自己分擔些責任。毛澤東提出，一個縣也是小天地。中央工作會議擴大到縣委書記。他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都在會上講話，大區領導人也講，開成一次小整風的會議，總結經驗，鼓足幹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185頁。】縣委書記一級，地處承上啟下的要衝，是具體執行中央政策的一線責任人。毛澤東提出開五級幹部參加的大會，抓到了政策落實的關鍵。? 然而，既然集中了全國縣委書記以上的7000多幹部在北京開會，會議規模就提供了一個特殊的信息環境。以往的中央工作會議一般隻開到省委書記和中央部長一級，這次擴大到省委書記以下兩級，信息傳播的分量和範圍大大增加和擴展了。在經濟困難時期開這樣大規模的五級幹部大會，提供了下情上達的良好的信息溝通環境。對各地幹部們帶來的困惑和抱怨，中央不可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必須要解答問題，要情況交底。大會的議程也就不能再是通常那種自上而下地打通思想，貫徹落實中央指示的傳統套路，必然要總結過去的工作，就目前困難形勢的形成原因、困難的程度和采取的措施等重大問題，對全黨作一個合理的說明和解釋。中央地方上下溝通，以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這樣，會議勢必要發生轉向，改變原來主題，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偶然中有必然。形式決定了內容。 第二，關於大會議程變化和會議開法的認識。七千人大會由原本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權威，轉向中央領導和地方幹部共同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是時勢使然。曆史證明，會議能夠對過去總結到什麽程度，決定了全黨的思想統一所能達到的曆史高度。但如何總結經驗？總結到什麽程度？這與會議如何開法很有關係。? 1961年11月12日，毛澤東提議召開七千人大會，會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鼓足幹勁。毛澤東從征購糧食的任務落實不下去的問題，看到了下麵幹部的抵觸情緒，對中央這幾年的工作有怨氣。他的設想是:通過這次會，總結一下中央在“大躍進”以來的工作，講清道理，好的壞的都講清楚。中央交心，地方也交心，各自的責任講清楚，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185頁；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21頁。】12月2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講話，給會議定調子。他說，這幾年得出了兩個很重要經驗，一是需要集中統一，二是有了總路線，還必須有一整套完整的具體政策。並再次強調錯誤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後是省委，再是地委、縣委。【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38頁。】 相比就事論事地攤派糧食征購任務，毛澤東開會的基本思路，當然是高屋建瓴。首先，毛澤東很清楚，造成當前困難局麵的責任在中央，不講清楚不能服人，不能實現集中統一。其次，他認為，經過1961年的調整，經濟情況已經走出了低穀，大有好轉，現在是可以總結一下，說說中央的責任問題了。中央擔一下責任，下麵氣一順，全黨思想就能夠統一起來了。然而，恰恰是在總結經驗、承擔責任的問題上，大家看法很不一致，爭議頗多，使大會進程一再發生變化。? 在會議的籌備過程中，總結經驗的權重就在逐步增加。按原定議程，會議討論的問題有六項:國際形勢、國內形勢、計劃經濟、商業問題、基本核算單位和黨的問題。重點是討論形勢、計劃經濟和黨的問題。【鄧小平關於會議安排的講話，1961年12月21日；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38頁。】黨的問題的核心是解決集中統一的問題。但到開會時，這些議題都變了，中心議程就是討論通過一個報告，中心思想就是“總結經驗，鼓足幹勁，統一思想”。這個變化，與劉少奇後來主持起草主題報告有直接關係。? 劉少奇親自回家鄉調查了人民公社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對當前的困難局麵憂心如焚，深感內疚。他在籌備會議上講，這個時期的錯誤，各有各的賬，但中央的負責是第一位的，要深刻檢查錯誤，回到實事求是的路線上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43頁。】隨後，在他主持起草的大會報告中，強調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 在起草大會報告過程中，劉少奇堅持把困難的形勢講透，把中央的錯誤講夠。報告初稿中對困難形勢和錯誤的總結，現在看是講得很不夠的，但從當時情況講又是很大突破。因為強調說當前的困難形勢，客觀上也就加重了毛澤東應負的責任，加大了下台階的難度。毛澤東對報告初稿，雖然批示說“覺得好”，心裏恐怕是不滿的。但是，報告初稿在送毛澤東審閱的同時，也發給了有省委書記參加的100多人的中央小型工作會議，立刻引起強烈反映，“議論甚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報告再改回來，重唱高調，反而會讓下麵感到中央掩飾錯誤，不能坦誠相見。權衡利弊，毛澤東采取非常之舉，不再安排其他會議議題，也不搞開幕式，索性就把報告初稿直接發給大會討論。以充分發揚民主的高姿態，宣布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扣帽子，全麵聽取大家的意見。? 然而，這樣一來，會議就具有了大家共同參與的性質特點。與會者的主動性調動起來了，言路乍開，議論紛紛，大會的開法馬上就別開生麵了。在劉少奇作口頭報告之後，毛澤東又決定延長會期，開一個“出氣會”。於是，曆史上留下了這段“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的“佳話”。? 回溯這段曆史，我們不能不感慨毛澤東因勢利導，總攬全局的領導能力。而更要感慨的是發揚民主之難和民主能夠帶來的巨大利益。七千人大會的曆史證明，隻有發揚民主，讓每個人都能夠對國事負起責任來，才能形成團結一致的政治局麵，才能獲得克服困難的力量，才能實現國家的興旺發達。? 第三，關於大會總結經驗的認識。七千人大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敞開黨內言路的機會，許多尖銳意見得以反映出來。在發揚民主的眾說紛紜中，有逆耳直言，也有順耳諛言。如何集中大家的意見，形成集體的智慧，是會議成功與否的關鍵。由於黨內民主製度缺乏應有的程序，如何集中大家意見，集中到什麽地步，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要領導人的胸懷和雅量。在主要領導人的意誌導向下，會議形成多數圍攻少數，錯誤壓倒正確的局麵，並非難事。1959年的廬山會議就是一例。在七千人大會上，認為“大躍進”的錯誤是“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意見占相當多數，還有要求強調階級鬥爭的聲音。【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68、86頁。】可見，如果主要領導人一意孤行堅持錯誤的話，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重蹈廬山會議覆轍的可能。? 毛澤東是應對“大躍進”負責的第一責任人。他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上，向全世界共產黨宣布了“15年趕超英國”的口號。在“大躍進”浪潮中，毛澤東為各地競放“衛星”的浮誇風所惑，又將趕超時間一縮再縮，減為10年、7年，甚至2至3年。在他已經意識到“大躍進”出現的一些問題，開始糾正並取得一定進展的時候，又不能容忍彭德懷等在廬山會議上對“大躍進”的批評，轉而發動“反右傾”運動。一錯再錯，雪上加霜，加重了災難的嚴重程度。這些情況，人們雖不敢言，不能言，但並不是心中無數。毛澤東對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也是內疚的。他曾表示:“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3月5日）。】“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所以，他對總結“大躍進”的錯誤和責任問題都是十分敏感的。在會上，毛澤東表現出了難得的克製和自我批評的雅量，這是大會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 會上，人們在比較寬鬆的氣氛下，提出了許多不無尖銳的問題。如全國的經濟形勢是好是壞？是天災還是人禍？錯誤和成績應怎麽擺？指標定高了還是低了？“三麵紅旗”舉是不舉？廬山會議和反右傾對不對？有沒有分散主義的問題？以及過火的黨內鬥爭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該怎樣認識“大躍進”的嚴重錯誤；這些錯誤的原因和性質是什麽；誰人應該為這些錯誤負責。這些涉及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都是不能不說，又不能說透的問題。也就是說，隻能夠在回避毛澤東責任的前提下談這些問題。這不僅是會議的局限性，更是製度的局限性。清楚這一點，才能深刻體會到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在總結經驗中，如何把握好分寸的難度。大會報告能夠把“大躍進”的錯誤講出幾條來，徹底轉變高指標的指導思想，已屬不易。? 但是麵對經濟的嚴重困難，黨內還有一些人，仍然在粉飾太平，熱衷講成績，忌諱談缺點，不願說問題，還想用高指標來鼓幹勁。劉少奇嚴肅批評說，“現在還有人不當事後諸葛亮”【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06頁。】。對“三麵紅旗”的問題，劉少奇采取了“束之高閣”的態度，把它作為一個政治符號來抽象肯定，也試圖含蓄地留下日後清理的餘地。在大會報告中，有三個“不提”:不提15年趕超英國的口號，不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但同時又在講，1958年以來的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0、426頁。】這隻能是在不實事求是策略下的實事求是。? 關於“大躍進”，首要問題是要把毛澤東的責任撇清。盡管毛澤東說，不要怕講他的缺點，但實際情況是不能。彭真在報告起草委員會會上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周恩來馬上說: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陳伯達則責問彭真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這個時期，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指的就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毛澤東作為全黨軸心人物，權威性無人可及。在外有譏諷，內有饑饉的壓力下，維護毛澤東的威信，也就是維護黨的威信，維護黨的團結。實際上，對“大躍進”的檢討，隻能是放在沒有按照毛澤東指示辦事的框架中。中央首先是編輯了毛澤東在這一階段的語錄下發大會學習。大會的報告也是按照毛主席一貫正確的基調搞的。所以，人們是否有實事求是的態度，隻能是在無原則的護短和有分寸的護短中反映出來了。 從毛澤東本人來說，“大躍進”的失敗是一塊心病。他一開始就不滿意劉少奇把困難、缺點講多了。對劉少奇在大會上作口頭報告，毛澤東在準備時間不足的情況下，又提前開會的時間，似有限製之意。【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29頁。】劉少奇反而超常發揮，有些話衝口而出，比在小會上講得還尖銳。比如提出了兩個“三七開”的觀點，經濟沒進反退，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等等。劉少奇的坦誠、勇敢、實事求是地講話，得到了與會者的高度評價。但毛澤東心裏未必舒服，甚至會因眾意難違而有“受壓”的感覺。這可以從他對林彪講話的欣賞得到反證。? 1949年以後，林彪很少在黨內會議上講話，不過，林不講則已，一講就把話說到極致。1959年的廬山會議可算一例。這次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以“付學費”的說法淡化巨大損失，以“加強黨的團結”消弭不同聲音，以“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幹擾”顛倒是非曲直，刻意為毛澤東的過失開脫責任。毛澤東在大會對“大躍進”的一片批評聲中，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大加讚賞，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受林彪提供的思路啟發，毛澤東決定順勢把會議開成一個“出氣會”，也摸一摸省委書記和部長們的“老虎屁股”，把他們也都燒一燒。這自然也有共同承擔責任的意思在裏麵。在省委書記和部長們的檢討中，對沒有按照主席的指示辦事，幹擾了主席思想的問題，都進行了深刻反省。? 或許，劉、林在會上的表現，恰好是預示了以後黨內的兩種發展趨向。劉少奇是大會中實事求是、正視錯誤一派的代表，要求實行大刀闊斧的調整路線，在半年以後就發生了曲折。“文革”中，更是作為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成為頭號“走資派”，迫害致死。林彪則是大會中揣測聖意、文過飾非一派的代表，他在鼓吹毛澤東個人迷信的權謀路線上不斷走紅，到“文革”時又取代劉少奇成為了毛澤東的接班人，幾年後又陰謀加害毛澤東，出逃身亡。? 七千人大會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結果反而在中央核心層中擴大了分歧。從中可以看到製度上的重大缺陷:其一，沒有製約一把手的製衡機製，集中就是一個領袖的集中，委員會製的民主內涵不可能真正體現出來；其二，如果少數人權利得不到保障，也就形不成多數人的正確意見。因此，政見分歧和衝突缺乏有效的協調機製。這就決定了七千人大會不可能真正地總結經驗教訓。即便開了個好頭，也不能繼續下去。? 第四，關於七千人大會上毛劉政見分歧的認識有關七千人大會的研究中，毛劉分歧是大家關注的熱點，視為研究“文革”起因的一個重要線索。這需要從“文革”的反觀角度來研究，也要注意被當事人誤導的可能。筆者讀毛澤東在1967年2月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卡博、巴盧庫的談話，對他說的“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的這番話也是非常注意的。但查閱公開發表的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並看不出來這番意思，以為是經過後來編輯處理的緣故。但《變局》中說原始記錄也沒有這樣的內容，這就需要格外著眼了。或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被迫妥協，麵上不便發作，到“文革”時才將這口氣發泄出來；或是毛澤東對外國黨的客人解釋“文革”發生原因的需要，故意拉長毛劉分歧的時間，表示他對“修正主義”的鬥爭由來已久，有政治上的先知先覺，以說明“文革”路線的正當性。筆者以為是後者，是事後對前因的找補。在“文革”發動前夕，圍繞著是否重新發表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反複過程，很耐人尋味。1966年初，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建議毛澤東在黨內重新發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認為講話對於當前加強黨的民主集中製很重要，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毛澤東:《關於重新印發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批語》（1966年2月6日、12日）。】。當時對講話的內容進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階級鬥爭的提法，添加了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一段話【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1966年6月30日，毛澤東從發動“文革”的需要考慮，認為再發表這篇強調民主集中製的講話，已“不合時宜”，決定暫不發表。發表講話是表現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的正確領導，不發表是為了發動群眾運動的需要，還沒有看出他對會議本身有不滿。?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那張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1962年的“右傾”問題。但毛所指的是年初的七千人大會？還是以後的調整工作呢？劉少奇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中，是從七千人大會上說起的，檢討他的兩個講話“對於當時的困難都講得過多了，過頭了，對於前途，有時也說得黯淡，對幹部和群眾中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發生了不好的影響。這已經是一種右傾錯誤。”他還講，更嚴重的錯誤是發生在西樓會議以後。? 1967年2月、5月，毛澤東兩次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都談到七千人大會已經看出問題。在後一次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講得更多。毛澤東說: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曾講過: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勝利還沒有分曉，很可能修正主義勝利，我們失敗。……自這次大會以後，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在我們黨內的鬥爭表現是形“左”實右與反形“左”實右；反對階級鬥爭存在與強調階級鬥爭存在；折衷主義與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等等。? 劉少奇的檢討是違心之言，毛澤東的談話有誇大之詞，但都說到七千人大會的問題。以筆者所見，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的指責，更多的是作為以後問題的起始點。對大會本身而言，雖然毛澤東對劉少奇老是講困難和問題不滿，甚至會有“受壓”的感覺，但談到毛劉有明確的政見分歧還為時過早。會議的主調還是為毛開脫的，也認可了他的最困難時候已經過去的判斷。中央領導集體承擔了責任，各省主要領導承擔了責任，會議起到了“出氣”和統一思想的作用，基本上是達到了毛的意圖。問題應是出在大會以後。大會後，黨內外出現的一係列新動向，中央一線領導在調整“大躍進”過失的大動作，使毛澤東感到黨內出現了一股要全麵否定“三麵紅旗”的力量，這對他所認定的社會主義構成了新的挑戰。? 七千人大會增強了全黨的務實意識，激發了大家戮力克服困難局麵的積極性和責任感，調整國民經濟的力度驟然加大。陳雲在會上沒有講話，會後接著在西樓會議上提出一整套經濟調整方案；鄧小平在會前還嚴厲批評地方的分散主義，會後則是以更務實的精神大力調整各項政策，給這幾年受到錯誤批評和處理的幹部群眾一攬子甄別平反；會上，大家還讚同國民經濟已經走出最困難的穀底，會後的西樓會議上則對形勢做出了嚴重得多的估計；受益於大會解放思想的啟發，王稼祥提出了緩和國際關係的建議，李維漢提出了緩和國內階級關係的建議，周恩來、陳毅為知識分子的“摘帽加冕”，則代表了黨內在調整中萌生的新思維；特別是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給農民一定的自主權的要求，在中央和地方幹部中都有為數不少的支持者。正是這些七千人大會後黨內外出現的新氣象，使毛澤東感到了“危險性”，認為有路線之虞，進而批判為“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毛劉的分歧，也由七千人大會上的“受壓”感覺，發展為政見分歧的衝突。毛劉在會上的芥蒂，不但沒能化解，而且隨著階級鬥爭的擴大化不斷積累，衝突的分量不斷加重。? 《變局》中提供了一些曆史細節，對我們理清60年代的政治運動也很有幫助。例如，1960底開始的整風整社運動，學界有一種觀點是把它直接與後來的農村“四清”運動掛起鉤來的。但在七千人大會上，各地反映都對整風整社運動的意見很大，認為是整了聽領導話的基層幹部。可見，這場運動是不能夠和後來農村“四清”直接掛鉤的。整風整社與“四清”，隻是在整幹部上的形似，其過渡的中間環節是八屆十中全會。經過八屆十中全會重新確立的階級鬥爭理論指導下的“四清”，無論在內容上、性質上和演進方向上，與整風整社運動都是大不相同的。劉少奇在“四清”中的積極態度，也沒有化解他與毛澤東的芥蒂，反而進一步發展了他們的政治衝突。? 作者在前言中希望就本書征求大家的批評意見，其情懇切。筆者似乎不尋點瑕疵說上點什麽，也對不起作者的美意。因而不揣冒昧，就讀書之一二疑處，提出點商榷意見。? 評論失當處:一是本書19頁講到用外匯進口糧食時說:中國是農業國家，還要靠進口糧食吃飯，怎麽發展？永遠也翻不了身。這是言過其實了。利用國際市場解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災荒，這是政府有責任采取的應急措施，也是國際社會的義務，怎能談得上會使國家“永遠翻不了身”呢？不願進口糧食的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出於麵子問題。? 二是本書105頁說:當時的中南海幾乎和老百姓一樣的貧窮匱乏。這本有表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美意，但多少有些過分了。當時中南海雖然物資也匱乏，但與普通百姓生活還是“瓜菜代”的饑餓線水平是不能比的。就全國來講，在大饑饉中死者千萬，其中國家幹部能占多大比重？? 史實錯疑處:一是書中118頁說，毛澤東吸取“大躍進”運動的教訓，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沒有在經濟上冒進。這是不符合史實的。“文革”期間，1971、1972年，國民經濟再度冒進，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量都突破了計劃，還挖了國家的糧食庫存，貨幣發行到了最大警戒線。當時稱是“三個突破”、“一個窟窿”。中央不得不再度進行經濟調整，才沒有釀成大禍。【柳隨年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3頁。】 二是本書281頁上講到毛劉矛盾時說:1967年4月12日，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作者認為這“應該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筆者查江青當日的講話，見有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一篇，主要講部隊支左的問題，並無憋氣這句話，不知原話出自何處。以作者對史料的熟悉程度，或是另有張本也有可能。但因為這正是曆史的蹊蹺處，應注明史料的確鑿出處才好。? 盡管有這些小疵，但並不影響這本著作的大醇。個人著述更有文責自負的個性價值，最能給人提供閱讀的快感和啟迪。能夠在曆史的蹊蹺處揭示原委本相，提出作者的一家之言，是史家本色所在。? 在當代史的研究中，曆史問題和現實政治最容易糾纏在一起的，甚至連從事其中的學者們也往往搞不清術業專攻所在。《變局》能以真實的曆史示人，鏡鑒的價值也就自在其中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