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論桂係

“桂係”，這個當年在大陸上，國民黨中炙手可熱的政治派係，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中國人，恐怕對它都感覺很陌生了；雖然我們學曆史的人，卻永遠不能忘情於它。

 

在今日世界上政黨橫行的國家裏，“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本是很正常的現象。孫中山先生說：“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因此在一個國家之中，有興趣來“管理眾人之事”的人太多了，他們就必然要結黨。一個“黨”太大了，黨內必然就要發生派係。這是個人類政治史上，自古而然的現象；否則孔夫子也不會在兩千多年前，就說什麽“朋而不黨”、“周而不比”一類的話了。所以從大處看，“桂係”便是這個曆史通例中的產物，沒啥稀奇！

 

當然，國民黨之有派係，亦不自桂係始。它遠在1894年“興中會”成立時期，派係的形成便已開始。“輔仁文社”的領袖楊衢雲，那時便是中山以外的一個派係的領袖。到1905年“同盟會”時代，派係就更多了。“同盟”一辭，顧名思義，便是個綜合詞。“同盟會”本身便是一些小團體—華興、興中、共進等等的綜合體。等到1911年武昌起義時，革命軍便由於派係不同而打出三幅不同的旗幟來，並且互不相讓。

 

當“同盟會”於民國元年（1912）改組成“國民黨”時，黨內的派係那就更多了；有的分子甚至脫黨組黨，支持起袁世凱來！中山先生那時身為黨魁，便深感黨內思想不一，分子龐雜，而有指揮不靈之苦。所以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中山便覺得要繼續革命，就非組織一個“一鼻孔出氣的”一種獨裁的政黨不可了。

 

無獨有偶，當中山先生在這一方向的思想尚在醞釀的階段—也就是“國民黨”被改組成“中華革命黨”的時期（1914—1919）—俄國的列寧居然後來居上，搞出個行之已見速效的模式來。所以中山於1924年10月便正式提出“以俄為師”的口號了。

不過孫中山先生畢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他認為一黨專政隻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要利用這個“手段”，通過他所預定的“軍政”和“訓政”兩個“時期”來達到他實行“憲政”的“目的”。到“憲政”實行之時，他的“黨”便“還政於民”，然後就由人民自己所組織的多種政黨，來輪流坐莊，實行憲政了。

 

中山先生這套理論是合乎邏輯，言之成理的。當他還健在的時候，以他個人的威望，和革命同誌的朝氣，也確能使這套理論發出無限光芒，使全國人民聞風景慕。可是在中山於1925年逝世之後，再由以他傳人自居的胡漢民、汪精衛來傳其衣缽，談什麽“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便漸漸行不通了。

 

就拿汪精衛自己做例子來說吧，他在1926年掌握了“二全大會”之後，為對付黨內同誌的反對，他遇事便提出個“黨統”來。但是等到他在1929年“三全大會”中失勢之後，汪氏就再也不談“黨統”，而另搞其“改組派”；並與其他反對“中央”的勢力相結合，來“護黨救國”了。

 

胡漢民先生亦複如此。胡氏這位書生，自始至終以黨內一人自居，領袖群倫，決不搞小圈圈。但是“三全大會”後不久，他也在中央失勢了。胡氏倒還淡泊，但是和他一道失勢的黨人—多半是他的華南同鄉—卻扛起他的招牌，於“四全大會”（1931年冬季）前後，搞出個有實無名的“胡係”來，和南京的“中央”、上海的“汪係”相對抗。

 

這些黨內元老原都是一些“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專家；為什麽血口未幹，自己便大搞其派係來呢？無他，文章不與政事同也！在一個“一黨專政”的政體之內，“黨外無黨”是可以硬性地做到的。“黨內無派”，那可就不容易了。大家都是同誌嘛！“管理眾人之事”是大家都有份，也是大家都有“匹夫之責”的；怎能讓少數人包辦呢？要搞“輪流坐莊”—甚或單純為著自保—大家也就黨而不朋、比而不周了。這就是一個一黨專政的政體內，“黨內有派”要發生的必然因素。國民黨內的“桂係”，也就是在這個必然因素之下逐漸形成的。

桂係三大特征

 

如上節所述，國民黨在總理逝世之後，派係便逐漸興起。但是“桂係”和其他各派係相比，則另有其特征。

 

第一，國民黨內其他派係（包括“清黨”前的中共），都是在黨內寄生長大的。黨是他們的胞母；脫離了黨，他們便無法生存了。“桂係”則不然。它發端於一個單獨發展的地方武力。這武力發展的經過，事實上與山西的閻錫山，東北的張作霖，沒地皮的馮玉祥，雲南的唐繼堯和龍雲，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劉湘、鄧錫侯、楊森，乃至後來新疆的盛世才，都是大同小異的。他們都是在一個中央集權解體之後，正如曹操所說的，“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情況之下崛起的王和帝。這些小王小帝在國民黨的勢力逐漸擴展以至於統一中國的過程中，乃相率附義。但是在這些附義的群雄之中，隻有“桂係”這一個實力派，卓然成家，成為國民黨內的一個重要派係，垂名黨史，為其他附義的地方勢力所望塵莫及。

 

由於第一個特征也就必然產生了桂係的第二個特征：它是國民黨中唯一擁有相當獨立的武力、地盤和財權的派係。它和閻錫山、龍雲一樣，始終沒有放棄它的老巢：廣西。它也始終沒有放棄它對它那部特殊武力的領導權。若說抗戰期中，各係統軍隊的獨立性，恐怕除了共產黨所掌握的“第十八集團軍”之外，便是桂係的“第二十一集團軍”了。而桂係那時所統治的廣西和安徽兩省，雖然沒有中共的“邊區”那樣不聽中央政令，但是他們也有他們單幹的作風和力量的。

 

因而桂係的第三個特征也就是它的“區域性”。它自始至終是個偏才。割地稱尊是它拿手好戲，真要擠入“中樞”，為一國之主，它也就捉襟見肘了。

 

再者，正因為它區域性太濃，它也就始終難以洗掉它的地方色彩而真正地加入“中央”的大熔爐。不論它的領導成員是怎樣地內為宰輔，外為封疆，他們也無法洗刷掉它原有的土氣息，泥滋味。所以在國民黨當年在大陸上二十多年的執政期中，“桂係”便始終以一個有半獨立管理氣味的“分公司”姿態出現。對“中央”隻是“合作”而不是“認同”或“一體”。

 

但是國民黨在“行憲”之前，畢竟是一個搞一黨專政的革命黨；革命黨是有其革命紀律的。在理論上、在實際行為上，桂係這個分公司，都不能脫離它的總公司來“脫黨組黨”。它和“中央”是有“休戚與共”、血肉難分的關係的。它不能搞“合則留，不合則去”的美國辦法。相反地，它和黨中央的關係，則是“合亦不全合，不合亦不全去”，不即不離的古怪關係。它不能作為“中央”的棋子，完全聽命於中央。但是“中央”如幹脆讓賢，這個隻有“偏才”的“桂係”，也代替不了“中央”。這就是“桂係”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這矛盾一直維持到1949年它全部瓦解為止。

 

國民黨中何以產生這樣一個古怪的派係呢？這個派係的產生與消滅，在中國近代史上，又有什麽特殊的意義呢？我們學曆史的倒要搜搜它的根。

 

桂係的崛起

 

我國以前的曆史哲學家羅貫中曾有句名言：“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這句話真是把我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史的關鍵，一語道破。但是羅公沒有學過現代的社會科學，因而他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筆者在這一問題上，因其非關本題，所以也不想節外生枝，來略抒拙見。我隻敢說，羅貫中這句話，是兩千年國史上不爭的史實。同時在這分合之間，則“合”難於“分”。“分”往往起於旦夕之間；而“合”則有時要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折磨才能達到。

 

遠的不說吧，且說最近的史例：

 

我們的中華民國，於辛亥革命之後，在“非袁不可”的時勢之下，本是個“合”的局麵。無奈袁大總統見識太小，智囊團太草包，他嫌“終身總統”還不夠，偏要做皇帝。結果皇帝未做成，於民國五年（1916），一氣而死。

袁氏死後，這個“合”的局麵便立刻瓦解。從此王綱解紐，皖、直、奉諸係軍閥，來他個天下三分，接著便形成南北各省軍閥混戰的局麵。

 

在我國古代曆史上的王綱解紐，往往是一“解”到底的。中央集權一旦崩潰，則大小軍閥、英雄好漢、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都要一時並起，割據稱尊的。在這個無法無天、各以刀槍相向的局麵裏，江湖好漢們便叫它作“遍地黃花開”，誰也管不著誰。因此在袁氏死後，軍閥混戰的十餘年間，有的曆史學家估計，那時各不相讓的大小軍閥，就有三千餘人。在這遍地黃花的局麵中，然後再強淩弱、眾暴寡，以大吃小的方式，慢慢兼並；由小地方作局部的統一，由下向上，由小及大，才漸漸走向由小“合”而大“合”的局麵。

 

參加這種“大吃小”或“小克大”的各路逐鹿英雄的成敗，卻又受兩個客觀力量所支配。一是“適者生存”；二是適者的機運。要做個生存在特殊環境中的“適者”，其中便有很多人為的努力的因素（如“意識形態”的選擇，如“行政作風”）。但是要掌握時代的“機運”（chance），那就往往是非人力所能決定的了。

 

袁世凱死後，廣西便落入一個以陸榮廷為首的“老桂係”手中。這個老桂係，不但統一了廣西，它還控製了廣東。但是這個老桂係的作風太“老”了，不“適”合民國初年新的政治要求，因而在1921年，它就被比較“新”的孫中山和陳炯明領導的革命力量把它打垮了。打垮了桂係之後，孫陳二氏又因革命策略問題失和，陳炯明於1922年叛孫，無力兼領廣西；廣西一時無主，成了一個群雄並起、“遍地黃花”的局麵。而後來領導“新桂係”的所謂廣西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也就是這時廣西的三朵小黃花，成為一些散兵遊勇的小頭目。由於各種因素的配合與巧合，他們能以數千之眾於三年之內，削平群雄，於1925年，用武力統一了廣西—這便是“新桂係”的老底。他們就憑這個老底子，加入國民黨，參與革命。它以後的窮通榮辱，全以此老底子為依歸。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桂係”。

 

兩件奇事

 

李、白、黃三人之能統一廣西，並不算什麽稀奇。因為他們都是一些“新”人物，廣西當年一時並起的群雄都太“老朽”。除舊布新，原是時代的趨勢，曆史的軌跡。但是在統一廣西之後，所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三位青年將領的和衷合作、至死不渝的精神。在我國社會和政治傳統上，照例都是單幹的，尤其是英雄人物，而政治圈子的英雄人物更甚一籌。試看國民黨元老中的汪（精衛）胡（漢民），我們就可以體會李、白、黃三人的友誼與合作維持到底是如何地不易。他們三人都是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英雄，而他們彼此之間所表現的則是能忍能讓。這一點實在是他們“桂係”所以能一直全始全終的最重要的條件。

 

第二件難能可貴的事，是他們能看清大局，盡率所部來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廣西是他們三人打下來的。其間，國民黨對他們並無一槍一彈的接濟。但是勝利之後，他們竟願率所部投向國民黨—而不像閻錫山、龍雲、劉湘、張作霖以割據稱尊為滿足。關於這一點，當然也是環境使然。廣西地近廣東，得革命風氣之先。再者，便是得人和—這一點李濟深實是個最要緊的居間人。李濟深是當時中山部下粵軍中最重要的領袖，而李氏卻是“廣西人”，這個地域觀念的“封建傳統”，卻把他和這個新桂係聯係起來，作為他們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

 

但是我們讀曆史的人，如撇開“現時觀念”來看往事，則他們那時的加入國民黨實為“虧本交易”。國民革命之成功，實始於“統一兩廣”。但是在統一兩廣的過程中，廣西之統一實先於廣東。再者，他們之加入國民黨，並沒有得到國民黨中應有的尊重。那時在國民黨中央，連僅有黨員百餘人的中共，也分得中央執行委員三人，候補委員七人。而擁有精兵數萬、地占一省的桂係，隻有李宗仁才分得一席“候補監察委員”。而此後，國民黨的黨務也自始至終不讓“桂係”插足，這分明是對“搞黨”無經驗的“桂係軍人”的輕蔑。而李、白、黃三人始終不以為意，這也可看出他們的不凡—識大體，能忍能讓，不像一些心胸狹窄的小黨油子的把持。

 

北伐和清黨

 

兩廣統一不久，國民革命軍便“北伐”了。北伐之成為事實，可能是不像李宗仁親自告我—那完全是他一手促成的。促成的可能還有更多其他因素，但是有個不爭之論便是，沒有桂係的全力支持，北伐是不可能發動的。

 

等到民國十六年（1927）的“清黨”和“寧漢分立”，那桂係的作用就更大了。在十七年春季，當國民黨三中全會和一、七兩軍之外的幾乎全部國民革命軍，對蔣總司令都一致杯葛，未受中共滲透的七軍是擁蔣的唯一支柱。李宗仁說：“那時總司令對我們（李、白）真是言聽計從……”的確如此，那時如沒有七軍對總司令忠貞不貳，一部民國史，今天是絕對地不一樣了。那是任何公正的史家所堅信不疑的。

 

李宗仁和他的桂係對“北伐”和“清黨”確是個關鍵因素啊。沒有他，曆史就得重寫了，可能連孫傳芳也都打回京滬了。

 

三年內戰

 

國民政府的確立，桂係的支持固然是個必要條件，然國民政府其後未能完成統一中國之大業，最大阻力的發端也是這個“桂係”。1928年北伐完成之日，在表麵上看來也是桂係勢力如日中天之時。那時由於“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理論之爭，同時也由於事實上的需要，北伐後的中國軍隊分成四大係統—四個“集團軍”；在這四個集團軍之上，又有四個“政治分會”，總攬國內四大區域中的一切黨政軍大權。李氏受任為第四政治分會主席，兼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但是那時桂係的真正力量則遍及全國，它的司令部已自廣西移至武漢核心。那時白崇禧以一時名將，收編唐生智的舊屬李品仙、廖磊等部（李廖二人皆是廣西人）數萬人，虎踞華北；李宗仁坐鎮華中；李濟深、黃紹竑把守兩廣；由於李白在“清黨”時在上海尚有餘威，那時上海市長張定璠亦是桂係人物，我們如試把中國地圖一看，那桂係真是掌握半壁山河。

 

回想起三十年前的威風，郭德潔夫人於1959年還得意洋洋地告訴我說：“那時我們（桂係）的力量可真大啊！”

 

可能就因為力量太大了，“功高震主”，加以這批張牙舞爪的青年軍人，也不會韜光養晦，結果引得全國側目，一旦中央拿他們來開刀削藩，當時也弄得人心大快。加以桂係本身發展太快，也百孔千瘡。它基本上是個軍人的集團，衝鋒陷陣是其所長，至於統兵百萬，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搞大的戰略，他們就難免才有不濟。至於搞大小政治，羽扇綸巾，折衝樽俎，這批隻知喊“臥倒”、“放排槍”的小軍官就無法勝任。因而民國十八年（1929）2月所謂“武漢事變”一起，桂係便一敗塗地。不數月，當年統百萬雄師的虎將，隻有躲到香港去作政治難民了。回看當年七軍和第四集團軍的戰績，真是“天亡我楚，非戰之罪也”！

 

“桂係”在“武漢事變”中所表現的紙老虎的成績，也增加了中央以武力削藩的信心—接著便是討伐閻馮的“中原大戰”。這個中原大戰，把個中原打得太糜爛了。這個爛攤子收拾不了，並發症便一個接著一個。舉其大者：

 

一、張學良於1930年9月18日應召率師入關參戰；1931年9月18日乃引起了“九一八事變”。自此以後倭患便一發不可收拾了。如果，張學良不因中原大戰而入關，有他坐鎮沈陽，“九一八事變”可能就不會發生，沒有日軍占領東北—或延緩占領東北，中國曆史就又不一樣了。

 

二、江西的坐大。國民政府如果沒那三年（1929—1931）的內戰，那麽肯定毛澤東那點“星星之火”，也就不會燎原了。

 

三、龍雲、劉湘、盛世才，乃至後來的何鍵、陳濟棠、韓複榘等等一些地方軍閥，也就不會長期割據一方，稱王稱霸了。中央政府隻要一紙文書，就可以把他們撤職。

 

換言之，沒有1929年“武漢事變”所引起一連串削藩內戰，國民政府的大一統江山，也就穩定了。外無強寇，內無反側，那中國也就早走上現代化之路，可能早就富強康樂，物阜民豐了。而這個一著之錯、全盤皆輸的第一槍卻是“桂係”放的！

 

至於“武漢事變”的是非問題，我斷定今後曆史家是永遠搞不清的。但“武漢事變”和“西安事變”一樣，都是中國國運的轉折點。而這轉折點的當事人，則是“桂係”。

 

俗語說：“一個指頭打不響！”不論是非何在，桂係！桂係的責任，你是永遠無法推卸的。

 

“剿共”和抗日

 

“九一八”（1931）前後的中國，民不聊生的情況（1931年長江有大水，華北有旱災），天災人禍真有甚於軍閥時期。倭寇的侵略，雖使國民黨的南北內戰暫時息兵，但接著便發生了“五次圍剿”的重大戰役。因為中共乘中原大戰之機，在贛南、鄂西和“鄂豫皖邊區”迅速成長，到30年代初期簡直如火燎原，竟至喊出要“發展百萬紅軍”的聲勢了。在這內外交煎的情況之下，南京中央擬定了有名的“安內攘外”的國策，而這國策實行的方針則是所謂“長期抗日，積極剿匪”。

 

正當南京中央為著“抗日”和“剿匪”弄得手忙腳亂之時，“桂係”諸領袖，反能忙裏偷閑，龜縮於廣西境內，心安理得地專搞他們的“三自政策”去建設其“新廣西”。

 

抗戰前五六年中，廣西的建設也確是值得稱頌的，譽之為模範省亦不為過。當時地方領袖廉潔奉公，有眼光，有作為，把廣西這個有名窮省，建設得容光煥發，也確是難能可貴的。抗戰一旦爆發，他們能全省動員，數周之內便能配備出四個軍來，開上前線而戰績輝煌，我們治民國史的人是應該大書特書的。抗戰一開始桂軍便加入滬戰，軍中六個旅長，五位殉國，確是可泣可歌的。1937年10月南京棄守後，戰場轉入皖北，當時擔任這一帶防禦戰的便是“桂軍”。他們那時士氣之旺，紀律之佳，是筆者所親見。其後李白二公所領導的台兒莊血戰（1938年4月）更是戰功彪炳。

要曆史家秉筆直書，在抗戰初期的戰功來說，“中央軍”之外，最值得稱道的應該是“桂軍”。在“五戰區”，它卡住津浦南段，叫敵人不能揮軍北上，直迫徐州，使大後方有個喘息之機，是功不可沒的。

 

桂係的腐爛

 

但是桂係的光榮，在台兒莊一役也算是到了巔峰。武漢失守（1938年10月）之後，我軍退入山嶽地帶，日軍也就勢窮力竭，無力再進，我軍亦無力反攻，雙方膠著。加以這時共產黨軍隊在敵後，一切小型遊擊力量，敵後所有遊擊根據地，幾全入共產黨軍隊之手，所餘者唯大別山一區而已，而這大別山則在桂係掌握之下。1941年春“皖南事變”之後，桂軍也就卷入剿共之戰，防共甚於防日。

 

在這戰事膠著狀態之下，雙方屯兵不戰。在人類的戰爭史上，尤其是中國曆朝戰爭史上，屯兵不戰是最可怕的現象，因為它的結果必然是師老兵疲，兵驕將惰，相率腐化。唐朝的節度使、明朝的屯衛都有前例可循。在抗戰後期，桂係所掌握的地區，除廣西老巢之外，便是豫南皖西一帶的“五戰區”了。迨1943年，把“五戰區”分割，另立“十戰區”。嗣後李宗仁再調長“漢中行營”（遺缺由劉峙繼任），桂係所直接控製的區域便隻剩下大別山區—也就是以前張國燾“紅四方麵軍”所占據的“鄂豫皖邊區”。張國燾的老巢“金寨鎮”，後改名“立煌”（1933年衛立煌逐走紅軍後改名），也就是桂係所掌握的“十戰區”的首府了。

 

在李宗仁調往漢中之後，桂係的實力大將就是“十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了。而李氏主皖這一段期間，也就是桂係走向墳墓的開始。

 

這時論武功，他們除了零星的剿共戰事之外，那真是百分之百的屯兵不戰了。論文治，他們倒能統治大半個安徽省。征兵征糧還可取之不盡。地處敵後，天高皇帝遠，在大別山區做起土皇帝來，那就可為所欲為了。這樣，這批廣西的統治者把當年他們統治廣西有效的保甲製度搬到安徽，來個科學方法的組織和統治，結果就上下交征利，無惡不作了。西方政治家有句名言，叫作“無限製的權力，必然無限製腐化”，這就是桂係當年在安徽的寫照。筆者當年大學畢業後曾在故鄉做過短期的政府小職員。觀察所得我可大膽而誠實地說，那時十戰區和安徽省境內作“主管”的大小官吏—上至司令長官，下至連長，自省主席以下至鄉鎮長—可說是“無官不貪”。貪而無不花樣繁多，窮凶極惡！貪到甚至以大量戰略物資，走私資敵。

 

當然那時官吏之瀆職與貪汙，十戰區並不是個突出的例子，不過本文隻談桂係，桂係至此政治的生命也就壽終正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