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8）

我的文革（118）

 

第二天上午我們又去了外灘。在“工總司”旁邊的馬路上看到幾個頭戴柳藤帽，手持鐵長矛的“文攻武衛”隊員。聽他們說，“工總司”今天要攻打上海柴油機廠的“聯司”。我們聽了這個消息倒也不覺得突然，好像早就認定這件事早晚總有一戰。此時葉青茂說要去“工總司”裏看看，我和周令全、曹黃梅不想去，就說天太熱，想去外灘吹吹鳳，順便看看輪船。於是葉青貿一個人去了“工總司”。走到黃浦江邊，被江風一吹果然覺得涼快，我們就站在江邊的防瀾牆邊看江中經過的大船小船。當時黃浦江裏大輪船進不來，一般多停泊在吳淞口外，但幾千噸以下的中小輪船聽說可以一直開到黃浦江中遊的閔行附近。偶爾還會有外國輪船經過。那天我們就看到一艘外國輪船經過，從吳淞口方向過來。幾個外國水手站在甲板上看上海外灘的景致。而我們則也好奇地看他們，隻不知他們是哪個國家的。那時我們都還年輕，很向往這種飄洋過海周遊世界的生活。不一會葉青貿來找到了我們，說青浦逃到上海的造反派也有人向“工總司”要求參加這場“砸聯司”戰鬥。我對武鬥曆來不感興趣，就與他們告別回了外語學院。

這一天是八月四日。傍晚時分聽到消息，“工總司”在這一天調集了十萬人圍攻地處楊樹浦黃浦江邊的上海柴油機廠。打頭陣的是隸屬公安局的消防部門的“消革會”。他們駕著有雲梯的消防車攻打“聯司”守衛的大樓，用鋒利的消防斧做武器，拿下了廠裏的製高點，為攻打“聯司”立了頭功。東海艦隊則派出巡邏艇封鎖黃浦江江麵，防止“聯司”有人從江上逃竄。這說明這次攻打“聯司”軍隊也參與了。在這次攻打“聯司”過程中，據說雙方都有人死亡，傷的更多，但數目不詳。

接著我又聽到傳聞，說攻打“聯司”的時候毛澤東正好在上海，張春橋特地布置了電視實況轉播，讓毛澤東在他住地的房間內觀看了武鬥全過程。又說“聯司”攻下後，張春橋陪毛澤東坐小轎車在淮海路等市區主要街道兜了一轉，看上海市民對“砸‘聯司’”的反應。

幾天後，《解放日報》上刊登新聞，說聯司的“狗頭軍師”全向東、本名湯福坤，也已在武漢落網。報上還配發了一幀照片，是兩個身穿白色警服的公安人員押解全向東從一艏輪船上下來。他是在上柴“聯司”被攻下後逃到武漢去的。上月二十日武漢剛發生了震動全國的“七·二〇事件”，全向東卻還要往武漢逃，我猜他是去投奔“百萬雄師”的殘餘勢力的。畢竟，“百萬雄師”能在武漢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來，連毛澤東也不買賬，在武漢一定有著非常強大的勢力。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中央要徹底清除“百萬雄師”的“餘毒”也非易事。然而，經此一役，上海的“支聯站”是土崩瓦解了。

“上柴聯司”事件，是上海市革會成立後，繼“炮打張春橋事件”最嚴重的一次險些動搖了市革會的大事。後來聽說“聯司”被攻破後，楊仲池當場被逮捕，關押八年至文革結束才平反。陳卜昌也被逮捕，因為參與“支聯站”罪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文革後平反。全向東被捕後則被判處兩年徒刑緩刑兩年執行，文革後平反。

“聯司”事件可以說與我們青浦造反派全無關係。但是這件事卻引起了我深思。我首先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上海，他觀看了電視直播的“砸聯司”全過程而沒有製止，這說明了他對上海市革會這樣處理與“聯司”、“支聯站”的矛盾是支持的，至少也是默許的。“一月革命”時，中央破天荒地接連發來兩個賀電，我就已感覺到上海在毛澤東心中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奪權，毛澤東說“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說明毛澤東很想以上海做榜樣，帶動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他又將張春橋、姚文元這兩位中央文革的成員長期派駐上海，擔任上海的領導，這也是其他省市沒有的待遇。凡此種種，說明了毛澤東對上海寄有厚望。根據這樣的判斷，我斷定毛澤東不會允許上海第二次大亂。這是張春橋決定用武力砸掉“聯司”、瓦解“支聯站”的原因。“砸聯司”，在張春橋來說可能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再拖下去，“支聯站”勢力更龐大成了氣候，到時上海造反派分裂成兩大派，上海真會第二次大亂。但是，因為不準上海第二次大亂，用武力鎮壓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甚至還出動了軍隊，這與“二月逆流”中各地軍隊鎮壓造反派又有什麽區別呢？《十六條》規定“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是毛澤東、張春橋都有份參與製定的文件，可是他們都沒有遵守，怎樣來解釋這種現象呢？以大局為重？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我覺得這些都是詭辯。在這些冠冕堂皇言辭的背後盡是虛偽、謊言！他們自食其言的真正原因，無非就是利益的算計。說實話，雖然我的立場是站在“工總司”一邊的，但我並不認同“砸聯司”這種做法。

我又思索“支聯站”發生的原因。就全國大多數地區的情況言，都是保守派占上風，造反派處下風，而且都是雙方長期纏鬥不休。唯獨上海“一月革命”後，造反派一戰定江山。八十萬“赤衛隊”就此冰消雪融一般再也沒有東山再起。這些赤衛隊員哪裏去了？我相信大部分已被吸收進了造反派。不然“工總司”哪來的二百萬隊員？但這些赤衛隊員都心悅誠服地認同了張春橋的市革會，認同了王洪文的“工總司”？我不太相信。隻不過對方太強勢了，他們無力反抗而又要適應形勢，這才參加了“工總司”的。但無力反抗不等於不想反抗，正如我們造反派在“二月逆流”被鎮壓以後一樣，人心不服，一旦氣候適宜，還是會再次起來造反。我想，對於部分赤衛隊員來說也應作這樣的估計。還不單是赤衛隊，還有好多以前被張春橋、王洪文等人整下去的其他造反派，如原“紅革會”的、“北上返滬兵團”的，他們也未必對張春橋、王洪文服氣。這許多對張春橋、王洪文不服氣的人，他們發現了“聯司”這個凝聚點，就以支持“聯司”為名成立了“支聯站”，與張春橋他們再作一次較量。我想，這恐怕就是“支聯站”成立的原因和他們的目的。而“支聯站”突然出現，並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成足以動搖上海的第二股大政治勢力，顯示上海地下的反對勢力也不容小覷。

在上海我又住了幾天，打聽到青浦終於安全了並且通車了，八月近中旬的某一天中午時分我回到了青浦。從汽車站到單位的路上，我發覺行人稀少，馬路兩邊有很多垃圾無人清掃。經過中山公園邊的青浦橋時，見公園內空無一人。而往常公園中隻要不是下雨天總是有不少遊人的。馬路上的商店有的大門全開，有的半掩著，也都是門庭冷落、顧客稀少。可見大武鬥造成的破壞至今未恢複。回到單位後，我先去看自己的宿舍，見幾張床上的被子都亂堆著，我的一隻放衣服的木板箱，裏麵東西被翻亂了。我仔細檢查了一下，東西好像沒有少。那時候我還沒有幾件像樣的衣服，都是舊的，估計人家沒看上眼。碰到幾個同事，大家點頭問好，大有劫後重逢的滄桑感。回青浦後我寫了一封信給三姐，一方麵報平安，同時也告訴她一些青浦大武鬥後的荒涼景象。後來三姐告訴我，她把我的信給她的同學們也看了。

有人告訴我黃樑豪“七·二一”那天被農民捉到中山公園，打了一頓。然而據黃樑豪自己說，那天他見農民突然衝進城，想到躲在宿舍裏不安全，而街對麵的辦公室後麵就是中山公園，範圍廣大，還有假山，心想農民不會到這種地方去搜查，就去了對麵的辦公室，翻窗躲進了中山公園裏。不料農民抓到了許多造反派後，“紅色”將他們都關到中山公園內。結果他就成了“自投羅網”。“紅色”將抓來的造反派集中排隊，凡是造反派頭頭、骨幹，被叫出來另行處置，一般隊員就放走。但放走前先要經過兩列“夾道歡迎”的農民，每個人都要被這些農民用鐵棍在背上打一棍，或用玻璃汽水瓶在頭上砸一下。許多人被砸得頭破血流。說到這裏，黃樑豪還低下頭用手分開頭發，對大家說：“看看，我的頭一點也沒有被砸破，反而瓶子被砸碎了。”他很為自己的“鐵頭功”自豪，後來經常吹噓，大家就贈了個“鐵頭”的稱號給他。不料，過了八九年，到了一九七六年，那時他已調回江蘇江陰老家，突然得了頭痛病。當地查不出原因，到上海大醫院來檢查。因為在上海住宿沒有地方，住旅店又沒有錢，晚上就到青浦血防站原單位老同事的宿舍來蹭睡。他來了上海幾次，好像也沒有治好，得什麽病他也不說，就回江陰去了。又過了一年多，一次碰到許振彪，他告訴我說黃樑豪死了。後來我一想起此事，就懷疑他這病極可能是“七·二一”砸的那一瓶子種下的禍根。當時外皮是沒有破，但頭顱內恐怕有內出血，淤血在頭顱內長期積存後轉化成了惡性腫瘤。這個推測若當真，那他也可算是文革武鬥的死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