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中共偽政權還是俄共（布爾什維克）遠東局派遣特務維經斯基（中文化名：吳廷康）於1920年8月創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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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裏戈裏·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_百度百科

維經斯基在上海：從創設東亞書記處到參與籌備中共四大——上海黨史網

具體而言，共產國際代表來華指導中國革命，便是重要途徑，而維經斯基是傳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使者，他曾多次訪問中國，其中首次來華從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盡管隻有10個月，但工作成效顯著，協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中共建黨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1925年1月在滬推動中共四大的順利召開，也具有頗為重要的意義。

一、維經斯基在熙華德路的使命

維經斯基（1893—1953），原名劄爾欣，全名格裏戈爾伊•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俄羅斯人，聯共（布）黨員，在中國工作時曾用名吳（伍）廷康。他出生於俄國維切布斯克州，父親是森林管理員。維經斯基1913年到美國謀生，兩年後加入社會黨。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他於次年從美國回國，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19年5月在海參崴被高爾察克叛軍逮捕，流放庫頁島服苦役，後他領導島上的政治犯成功暴動，最終獲得自由。1920年1月，他回到海參崴繼續從事革命工作，時年27歲。維經斯基不僅會講英語，通曉德語，還有著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對於新生的蘇俄政權而言，維經斯基是推動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合適人選。

維經斯基

1920年3月，俄共（布）遠東局成立，負責人是1919年9月就來到遠東的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全權委員維連斯基，於是，海參崴迅即成為蘇俄政權與東亞各國聯係的前哨。4月初，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俄共（布）遠東局決定向中國派出了一個布爾什維克黨使團，負責人就是維經斯基。維連斯基給維經斯基下達的主要任務就是：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1.維經斯基來到上海。維經斯基一行成員有其妻子庫茲涅佐娃、畢業於俄羅斯東方學院的季托夫、朝鮮社會活動家謝列布裏亞科夫（即金萬謙），後來加入的有馬馬耶夫、斯托揚諾維奇和旅俄華僑、聯共（布）黨員楊明齋。楊氏比維經斯基等早到中國，擔任維經斯基和使團的翻譯。

維經斯基使團的第一站是北京，但目的地是上海。除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聯共（布）遠東局賦予使團的任務還有與中國、日本、朝鮮的先進分子建立聯係，幫助建立共產黨組織；通過出版刊物、小冊子和印刷傳單等來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此外，“向中國介紹蘇俄的遠東政策、遠東共和國情況”，“召開一次全中國的革命代表大會”等。蘇聯曆史學家K.B.舍維廖夫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文中，寫道：“一九二○年四月，經共產國際領導的同意，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的領導人之一維連斯基——西比裏亞科夫派遣蘇共黨員維經斯基、其妻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等一行人赴中國。他們的任務是了解中國國內的情況，與中國的進步力量建立聯係，同時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2.《上海俄文生活報》記者。維經斯基來到上海的公開身份是《上海俄文生活報》的記者和編輯。

上海俄文生活報社是蘇俄、共產國際建立在中國和整個遠東的重要據點，是蘇俄、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一個外圍掩護機構。當時，蘇俄紅色政權新立，正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幹涉。在蘇俄未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且不能向中國合法派駐人員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派遣一些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以公開的記者或編輯身份前來中國，上海俄文生活報社就成了這些開拓革命活動人員的合法落腳點。日本方麵的情報描述報館是“過激派在上海的中樞機構”，“同民主俱樂部一起構成赤化宣傳的中樞”。《上海俄文生活報》人員前期做了大量宣傳組織工作，為維經斯基一行來華參與建黨奠定了基礎。

《上海俄文生活報》編輯部最初位於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291號，1919年11月搬至公共租界福州路6號2樓，原德國郵局處。1920年2月編輯部再一次遷至虹口熙華德路12號（今長治路177號）蓬路（今塘沽路）口，該處在高爾察克政府倒台前曾是上海的俄國印刷局。

熙華德路12號，地處熙華德路、蓬路和南潯路三角地帶，是一幢離黃浦江不遠的獨立洋房，底樓設有印刷公司，2樓設有外語學校，3樓是編輯部，維經斯基的辦公室就在3樓（後來遷至2樓）。維經斯基擔任該報記者和編輯的時間為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報社是維經斯基在上海時的主要辦公地和寓所之一，也是維經斯基使團的主要活動場所。

熙華德路12號，今虹口區長治路177號

維經斯基在上海虹口的活動頻繁，據英國情報部門對俄文生活報社的分析：“最重要的人物據說是紮爾欣，他還與許多傾向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年輕中國人有聯係”，“《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起著上海的不滿人士和常去這裏的各種代理人的聚會場所和掩蔽處的作用。這裏常有赤塔、北京、天津和廣州的布爾什維克工作人員進進出出。在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霍多羅夫和紮爾欣”。紮爾欣便是維經斯基。情報部門顯然已偵知維經斯基與中國革命者之間的密切關係。

3.在虹口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的直接領導人威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在1920年9月的一份報告中曾經指出：“今年（1920年——引者注）5月，為領導業已展開的工作，成立了臨時的集體中心機構。其駐地設在上海，取名‘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

1920年5月，維經斯基在虹口熙華德路12號生活報館大樓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它是共產國際在中國、在東亞設立的第一個機構，下設中國科、朝鮮科、日本科，也有稱為三個支部。這個東亞書記處便是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指導東方革命的機構，是直接隸屬於共產國際執委會、負責指導遠東共產主義運動的集體領導中心。維連斯基——西比裏亞科夫擔任書記處臨時委員會主席，維經斯基為實際負責人。

東亞書記處是為了集中統一“領導和加強遠東各國群眾中共產黨的工作和革命活動”。其任務是：在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軍隊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其中，中國科工作機製便是以維經斯基與陳獨秀為中心的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活動；而朝鮮科的工作主要是維經斯基與金萬謙、李東輝、金立、呂運亨等的聯絡，此後不久韓人社會黨改造成韓國共產黨組織；而日本的革命組織則是維經斯基通過大杉榮等激進人士建立聯係的。

東亞書記處在此成立後，《上海俄文生活報》就成為東亞書記處的重要宣傳窗口。該報日益成為蘇俄在中國、遠東的一個重要喉舌，及時準確地向外界傳遞蘇俄、共產國際的消息。

4.促進中共的建立。1920年5月，維經斯基即到老漁陽裏拜會陳獨秀，兩人一見如故，即開始籌建共產黨組織。據袁振英回憶，“維經斯基經常來這裏同陳獨秀密商組織共產黨”。不久，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應運而生。6月中旬，陳獨秀召集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開會，成立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後世將其稱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8月，增加了新成員沈玄廬、陳望道、李達和楊明齋。

老漁陽裏

維經斯基抵滬後，聯係的不僅有陳獨秀，還有其他政治力量，包括無政府主義者。維經斯基1920年6月在上海寫信給上級匯報工作時自豪地宣布：“現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係。”其實，不了解中國複雜情況的維經斯基，把任何宣傳過社會主義，從事過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社團，不論其信仰哪一種社會主義，甚至是無政府主義，都一視同仁，視之為“革命小組”，並試圖借助陳獨秀、李大釗的威望將這些社團統一起來，組建中國共產黨。但這個想法很幼稚，並不切合中國實際，因而受到陳獨秀的抵製。直到發現無政府主義者“都不成樣子”後，維經斯基隻得接受陳獨秀的意見，終止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合作，依賴陳獨秀在上海開展建黨工作並給以指導和幫助。

除了與陳獨秀密切會商建黨之外，維經斯基還會見過一批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如李漢俊、俞秀鬆、張太雷、陳望道、邵力子、沈玄廬、袁振英、楊明齋、張國燾等。袁振英、楊明齋直接在上海俄文生活報社工作。在維經斯基的主導下，7月19日，被他稱為“最積極的中國同誌”會議召開，陳獨秀與李漢俊、沈玄廬等進行研討，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及具有統戰性質的“社會主義者同盟”。

維經斯基“充滿了青年的熱情，與五四以後的中國新人物氣味相投”，他加快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步伐。張國燾回憶說，維經斯基“在中國工作期間，不僅與中國共產主義者建立起聯係，並且幫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創建了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共產主義小組”。張申府後來曾兩次在回憶中提到建黨之事，他指出：“陳獨秀於1920年8月間，還來信商議，是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沒有定。後來威金斯基（即維經斯基——引者注）說還是叫共產黨，我們同意了。”另一次說：“當時建黨究竟叫什麽名字，這沒有確定，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這兩次說法盡管有一定的差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中國共產黨的定名顯然受到了維經斯基的影響。

還有當事人回憶，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第一個黨綱也是維經斯基起草的，張國燾說“這個黨綱由獨秀從伍廷康得來”的。有資料表明，1921年4月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工作的維經斯基曾帶著文件和今後工作的經費，動身前往中國準備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會議，但他“遇到了麻煩”，在哈爾濱被捕了，遺憾地沒能參加中共一大。

在虹口，維經斯基向中國革命者提供了經費，《新青年》得以再度出版，並從北大同仁雜誌轉變為中共的公開刊物。他還幫助建立又新印刷所，出版中文版《共產黨宣言》，支持出版半公開的《共產黨》月刊，該刊不但模仿英國《共產黨》的封麵裝幀，而且也沿襲英國《共產黨》雜誌的式樣將“短言”（今日所稱“卷首語”）排在封麵頁。

此後，一大批有關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的書刊在中國翻譯出版。僅1920年6月7日這一天，《申報》刊登社會經濟叢書刊行會預告一批馬列主義書籍即將出版發行，其中包括考茨基的《社會主義倫理學》《資本論解說》，還有《馬克思傳》《共產黨宣言》《科學的社會主義史》《社會的經濟基礎》《資本論用語釋義》和《布爾什維克的俄國》等。1920年下半年，陳獨秀給在武漢的惲代英寄送考茨基的《階級爭鬥》（英文版），並委托他將其翻譯成中文（該書中文譯本於1921年1月出版）。該英文版應該是維經斯基來上海後托人從美國芝加哥郵購來的。

在這一過程中，維經斯基與陳獨秀結下深厚的革命友誼，甚至“相處無間”。維經斯基在給其上司的信中對陳獨秀讚不絕口，推崇有加，並在陳獨秀離開上海前往廣州時毅然與陳獨秀同往。而陳獨秀也非常欣賞維經斯基的睿智與親和力。

關於維經斯基對中共所作的貢獻，一些中共早期領導人也有評價。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分析道：“威金斯基（即維經斯基——引者注）所以能與中國共產主義者建立密切的聯係，原因很多。……他的一切言行中並不分中國人與外國人或黃種人與白種人，使人覺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時對中國情形還不熟悉，也不妄談中國的實際政治問題。他這種謙虛的態度表現在他很推崇陳獨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觸的中國革命人物，總是說他們都是學有專長的。他的這種氣質表示他確是俄國革命後的新式人物，也許這就是他能與陳獨秀先生等相處無間的最大原因。”基於此，張國燾評價維經斯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個學者型人物，而是一個具有煽動能力的黨人”。李維漢也回憶並認為，“我有機會同伍廷康接觸過幾次，覺得他還是有問題可以商量的同誌”。同樣，維經斯基攜帶的經費對剛建立的中共也是極為重要的。

二、維經斯基與中共四大

自1920年5月初次見麵起，陳獨秀便非常欣賞維經斯基的睿智與親和力。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問題上，維經斯基與陳獨秀最初都對黨內合作持有異議，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立場表現出一致性。1922年4月6日，陳獨秀致函維經斯基，“馬林提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餘則持反對”。馬林要求中共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維經斯基則強調中共的獨立性，“共產黨不僅應該有自己的組織，而且她也應該是真正中央的和共產主義的組織”。在共產國際內部，支持國共黨外合作模式的維經斯基與堅持國共黨內合作模式的馬林展開了一係列爭論。

然而，國共兩黨的階級基礎、思想體係和政治綱領本不相同，合作中不可能完全消除政見差異。國共合作初期，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口號下，國民黨得到迅速擴展，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各地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的奮鬥，然而共產黨組織則進展緩慢。對此，維經斯基進行反思。1924年1月15日，他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明確指出，“黨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國民黨中去了，而中共黨內“並非所有的事情都很順利”，“共產黨人是應該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為了國民革命運動而去組織工人，還是應該由共產黨人直接去組織工人群眾，這個問題是黨內最大的問題”。他建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應專門開會進行研究。於是在5月舉行的中共中央執委會會議上，糾正了工作中的偏差。維經斯基參加了這個重要會議，其主張與陳獨秀一致，他要求中共中央將工作重點“放在本身組織的發展和工人運動上”，“團結國民黨左派，聯絡中間派，反對右派”。

張太雷陪同維經斯基與李大釗會談（畫作）

對於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中的原則、地位和作用，共產國際並無明確指示，或者內部意見相左。共產國際東方部傾向於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維經斯基主張中共不能退出國民黨，而要與國民黨有限合作，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而鮑羅廷主張彌合國民黨內的中派與右派。共產國際內部的不同意見傳導到中國，給國共兩黨都帶來了困惑；加之國民黨的複雜性和共產黨的經驗不足，革命統一戰線的結構性矛盾日趨表麵化。1924年7月13日，陳獨秀致函維經斯基，控告國民黨反蘇，要求共產國際製定新的政策，“不應當毫無條件地或無限製地支持國民黨”。隨後，又向維經斯基表示對鮑羅廷的不滿情緒，甚至上書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控告“鮑羅廷同誌從不同我們黨協商，好像在中國不存在共產黨”，強烈希望共產國際對鮑羅廷“提出警告”。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非常懷念維經斯基，他給其寫信，“我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將提前舉行……最好，您能再來一次”。事實上，每當陳獨秀與蘇俄顧問或共產國際代表發生矛盾時，就會致函向維經斯基求助，而每當此時，維經斯基總是奉命來華，幫助陳獨秀協調關係、化解矛盾。

1924年11月，維經斯基再次來到上海，具有重大意義的中共四大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1.維經斯基來到昆山花園路。1924年11月底，一位30來歲、學者模樣的外國男子身裹大衣，又一次來到上海。這就是維經斯基，他此次受共產國際的派遣來華，負責指導中共四大召開。

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也日益壯大，至中共四大召開前的兩三個月，共產黨員的人數已經增加到994人，青年團員人數達2365人。國民革命的浪潮洶湧澎湃，是甘於做國民黨的“附庸”，還是直接發動民眾、領導革命，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的重要問題，黨中央急需與共產國際達成一致。是時，共產國際已感到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同鮑羅廷之間的衝突需要調解，同時認為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從“左”的立場反對共產國際的對華策略，也須變更。在這種背景下，1924年11月，共產國際決定派維經斯基再次來中國，以協調消除雙方的誤解與歧見，並指導中共四大。

按照中共中央的規定，黨的代表大會應該每年召開一次，中共四大本該在1924年召開，但是由於國共合作開展國民革命，1924年成為中共誕生後最為繁忙的一年，如期召開大會十分困難，會議時間不得不一再推遲。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在1924年7月之前，中共中央就已決定召開“四大”，7月前後，有些地區已挑選了參加“四大”的代表。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區地方委員會、各獨立組組長發出《關於召開四大的通知》，確定將於11月召開中共四大，並將中共四大將要討論的問題，以及代表推舉的細則告知各地組織。

維經斯基此次到達上海後，住在虹口昆山花園一幢洋房（今昆山花園路1—10號）的3層，房東是個白俄富商，他對於虹口地區已經比較熟悉。維經斯基的到來，受到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歡迎。當時，黨中央在上海每周舉行會議，會議基本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維經斯基寓所舉行，主要出席者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和張國燾等，範圍比較小，內容是討論黨的策略。有一天，正當中共中央負責人在維經斯基寓所開會時，一個租界警官走了進來，這使得大家十分緊張。維經斯基卻非常鎮靜，解釋警官隻是來拜訪房東的賓客，“他們常有往來”。還有一種是維經斯基不參加的中央會議，研究黨的日程工作，參加者還有任弼時、劉少奇、李立三、彭述之、向警予等。

1924年12月初，維經斯基與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聯席會議，他批評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更加猛烈地”追責國民黨右派，而陳獨秀解釋真正的阻力是鮑羅廷。維經斯基鼓勵中共獨立自主地工作，以迫使國民黨跟著走。顯然，他與陳獨秀達成了共識，與中共領導層也合作默契，“從未發生政策的嚴重分歧”，他強調，“任何損害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的行動，都是不應該的”。在該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維經斯基發表《廣東政府與中國革命》一文，係統闡述了他的主張。

2.推動中共四大的籌備。維經斯基參與審定中共四大會議的基本材料和提綱，並與陳獨秀一起召開了為期一周的三屆中央的最後一次全會，確定了中共四大的中心議題：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加強對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

中共中央指定陳獨秀、彭述之、維經斯基等組織起草委員會，中共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員會草擬。瞿秋白擔任維經斯基的翻譯，並將維經斯基起草的議決案和其他文件譯成中文，精通俄語的瞿秋白與維經斯基兩人的合作也頗為愉快。參加會議的李維漢回憶：“大會政治決議起草小組組長是瞿秋白，我為成員之一，但決議草稿是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伍廷康即維經斯基起草的。那個時候中國的黨還屬幼年，還需要國際代表幫助。”另一位參加者鄭超麟則回憶：“國際代表伍廷康(維經斯基)來了一次，瞿秋白翻譯他的演說。政治議決案以及其他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由秋白譯成中文的。”

代表們對於各種草案都要進行一番討論，其中尤以對民族革命運動的草案討論最為詳細，爭論較多。首先是對於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大家的見解很不一致。陳獨秀、彭述之等認為，民族革命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維經斯基則以為“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不能確定，須看將來的成功如何”，不過，最後他認同陳獨秀的觀點。其次是關於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問題，這次大會對於此點特別注意。彭述之不同意陳獨秀、瞿秋白等在中共三大上“把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資產階級的力量看得太高”，認為“中國工人階級比任何階級要革命，並且是國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領導者”。另外，關於青年運動，在起草委員會也有一次爭論，不過，到後來兩方都互相讓步了。

維經斯基為中共四大的召開、緩和鮑羅廷與中共中央之間的分歧作出了重要貢獻。12月19日，維經斯基致信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報了中共四大的籌備情況。因為中共四大開會需要維經斯基參加，且組織人員困難重重，原定於1924年11月15日召開的會議先被改為12月20日，後又被推遲到1925年1月11日至22日。那時籌備的時間已十分匆忙，以致於毛澤東等人最終都未能出席中共四大。

3.廣吉裏的燈光。中共四大會址選在上海通往吳淞的鐵路旁，離北四川路不遠的啟秀學校南側的一條短而窄的弄堂——廣吉裏的房屋（後為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那時，已近農曆除夕，此處比較偏僻，不易被人察覺。然而廣吉裏的燈光，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

維經斯基在中共四大上作了關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的報告，並提交了一份關於列寧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報告。他還臨時提議，要以大會的名義通過議決案，譴責托洛茨基在聯共(布)黨內的分裂活動；草案宣讀後，由於很多中共四大代表不熟悉聯共(布)的情況，好久都沒有人表態；最後經過彭述之解釋說明，結果全體一致通過了《對於托洛茨基同誌態度之議決案》。

維經斯基在中共四大前後所作的貢獻，在於他彌合了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支持陳獨秀的主張並獲得順利通過，從而加深了與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之間的友誼。維經斯基從革命的現實考慮，認為“從聯盟轉向聯合”的新型合作模式是對“資產階級的分化過程和正在發展的革命運動”的回應。維經斯基指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盟包含著無法克服的矛盾，忽視這種聯盟可能帶來的消極後果將會造成很大的錯誤。維經斯基認為，國共雙方發生摩擦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沒有明確自身的組織，這造成了國共關係的不明確，進而引發了國民黨左派的懷疑和國民黨右派的攻擊。

中共四大接受了共產國際五大的決議，強調堅持徹底地反帝、反軍閥、反對侵犯工農基礎利益的立場，對國民黨實行擴大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的策略，建立獨立的工農組織，爭取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中共四大從理論上初步解決了無產階級政黨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明確了保持自身獨立性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形成工農聯盟的戰略思想，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後，國民黨內部派係爭鬥加劇，而隨著五卅運動的展開，中共影響力日趨擴大，盡管未來還將麵臨許多風浪，但獨立自主地進行中國革命的目標更加明晰。此後，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工人運動風起雲湧，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來臨了。而早在1925年2月15日，有鑒於國民黨右派的猖獗，維經斯基就已經頗有見地地預言：“同右派分道揚鑣，應當對此做好準備。”維經斯基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與智慧，應該被曆史銘記。

（作者係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原文刊載於《上海黨史與黨建》2025年第1期，略作調整，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