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林: 他20歲, 被指供“反共救國軍”參謀長

原創 設為星標 新三屆

 

 2026年3月5日 19:03

 

 

新三屆

一代人的光陰故事、苦難輝煌與現實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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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

  作者簡曆

 

王克林，1954年生，江西南昌人，1968年江西共大靖安縣分校半農半讀；1971年江西靖安農機廠鍛工車間務工。廣州中山大學中文係79級。1983年南昌大學中文係任教。1994年後廣東中山市委機關工作。現已退休。

 

原題

我的朋友胡平曾被“任命”

為“反共救國軍”參謀長

 

 

 

作者：王克林

 

1968年10月底，我就讀的江西師大附中遷往離省會南昌80多公裏的靖安縣，並入當地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靖安分校”。

所為何來呢？放在桌子上麵的說法是走“五七”道路，就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放在桌子下麵的目的有兩個。

第一，為了避戰，當時中蘇關係非常緊張。中央判斷蘇聯會武裝入侵，為減少損失，把包括學校在內的“貴重之物”遷離容易成為打擊目標的大城市。所有大學和95%以上的中學都遷離南昌，師大附中自然也不能幸免。

第二，“讀書無用論”成為高層意誌。高層認為無須辦那麽多學校不需要讀那麽多書，多搞點體力勞動，半農半讀，不僅能多創造物質財富，還能築牢革命思想根基，接班人不會成為帝修反顛覆紅色江山的幫凶。

遷校不久，從南昌留守處押送了兩位“反共救國軍要犯”過來。一位是“救國軍司令”，名叫張國順；一位是“救國軍參謀長”，名叫胡平①。當晚就有高一屆的幾位革命女將手持銅扣皮帶前往問候，為什麽要做反革命？

三年後，我與胡平兄都被分配進了靖安縣農機廠成為鈑金車間的工友。

雖說是工友，但彼此之間遠非平起平坐的關係。

胡平兄比我年長7歲，是江西師大附中66屆高中畢業生，文科狀元種子選手，僅僅是小學畢業學曆的我，不管他背負何種汙名，就知道他學問大，天賦異稟，喜歡與他接近，一有空閑就到他房間坐坐，聽他高談闊論，在長期而緊密的接觸中，他斷斷續續透露了一些案情。

文革浩劫，冤案遍於國中，江西也不例外。

文革十年，江西的最大冤假錯案就是1968年4月21日，由當時全省最高權力機構——省革命委員會決定立案的“反共救國軍”案，簡稱“四二一專案”。

此案源起是在江西省政府大院發現了“反動標語”，根據初步偵察，發現作案人是幾個年幼的孩子。

受命辦案的負責人是來江西支左的6011部隊的偵察營長，他敵情觀念非常強烈，他斷定，年幼的孩子對我們的社會哪會有什麽仇恨呢？一定是他們的長輩和哥哥姐姐策劃教唆的。

在這一斷定的基礎上，他直接領導的專案組大搞逼供信，特別惡劣的是采取“指供”手法辦案，株連出包括領導幹部及其子女一大批人員，編織出一支龐大的“反共救國軍”隊伍。

什麽是“指供”呢？

審訊過程中，審查人員先是開放式提問，你的同黨是誰？如果回答不令審查人員滿意，就會提供一個懷疑對象的名字，讓受審人員予以確認。如果不確認，那就打得你受不了，不得不一一確認。在這種情況下，完全陌生的人之間，也能互相檢舉揭發反動罪行。

張國順和胡平在師大附中是一個寢室的同窗。張國順有一個外甥在南昌二中學習，咬了一大批同窗，還進一步咬到了師大附中的舅舅，舅舅又咬到了同寢室的好友胡平。

於是，這兩位室友一個榮任“救國軍司令”，一個榮任其麾下的參謀長。

為什麽參謀長這個重要職務會落到胡平頭上呢？因為他是整個“救國軍”成員中的頭號寫手。在辦案人員看來，“救國軍”必有的“救國宣言”，自然會出自他之手。

案情查辦到了這個時候，胡平難以否認自己確實擔任了這一個職務，不承認的結果就是棍棒伺候。接下來，他就必須交代這份子虛烏有的“救國宣言”，現在何處？

在關押場所，沒有重新杜撰“救國宣言”的條件，但不交代，則小命難保。苦思冥想之後，他交代出，“救國宣言”一式兩份，一份交給了被專案組指定的救國軍總後台、幕後黑手徐光遠，一份交給了救國軍張司令，這種交代在專案組看來是站得住腳的。

時任江西財政廳廳長、黨組書記徐光遠②是涉案級別最高的領導幹部。1968年6月12日深夜，徐光遠在遭受嚴刑逼供後，從當時的省政府辦公大樓省財政廳所在的四樓跳下，當場身亡。

“反共救國軍宣言書”下落的這條線索算是斷了，隻剩下司令張國順手上的那一份了。可憐張司令從來沒見過“宣言書”，哪裏交代得出來？但是專案組嚴正指出，你的參謀長已經供認存在這樣一份宣言書，而且交給了你，你如果不拿出來，死路一條。

張司令隻好承認，這份宣言書被埋藏在南昌郊區的梅嶺某處，於是專案組又將他押送到梅嶺的所謂埋藏處挖掘。

結果可想而知，一無所獲。又添一身傷痕的張司令隻好謊稱失憶，於是再打，再找，再打，再找……直到天黑。

胡平兄告訴我，當時他最擔心的是——弄假成真，在關押環境中，許多“救國軍成員”吃打不過，隻好利用關押環境的有限條件偽造反革命證據，比如在領袖像上打叉，比如製作救國軍標誌符號，因為關押之初是要仔細搜身的，這些反動證據明顯是在關押之後製作的，審查人員為了做實專案，卻佯作不知。

作為救國軍的一二把手，張胡二人沒有被打死，是非常僥幸的，他們的同窗劉某是公安廳一位老處長的公子，被牽連進此專案，多次逃跑，被活活吊打致死。

我問過胡平兄一個敏感問題，關押你們的究竟是何方神聖？

他告訴我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並不是司法機關，而是江西師大和師大附中校內的專案組。專案組曾經多次想把他們移交給司法機關明正刑典，結果均遭拒收。

以今天善良的人們看來，非司法機關限製公民人身自由，施行酷刑，逼供信，製造假案，是非法的。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卻不是黑社會行為，而是經過上級權力機構授權的“合法”行徑。

全國的情況不得而知，至少在1968年的江西南昌，每一個單位都設有專案組，有權關押本單位的嫌疑人員，實行專政。其理論基礎是時任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長謝富治倡導的“群眾專政”經驗——不增加司法機關的辦案負擔，在原單位對專政對象實行群眾專政。

到了1968年底，“四二一專案”辦案人員包括他們的主管上級都意識到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冤假錯案，實在難以將“案犯”移交司法機關，但又不肯公開認錯平反，於是暗地裏撤銷各級專案組，將涉案人員陸續分配工作。

這樣，我才有幸和胡平相識相交。

有一天，車間裏新調來了一位女工，名叫徐柳青，她是徐光遠的大女兒。胡平以前並不認識她，但早聞其名，因為專案組曾經告訴胡平，你在救國軍的職務，就是被徐柳青指供的。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起初，胡平對徐柳青耿耿於懷，拒之以千裏之外。

但畢竟同在一個車間，又是同案犯，低頭不見抬頭見，才慢慢心軟漸漸原諒了她——同案受冤人，相煎何太急？在那種環境下，誰熬得住嚴刑拷打？她指供傷害了你，你也指供傷害別人呀！

有了這樣的覺悟後，他倆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正是徐柳青說服一位廠花確信胡平並不是反革命分子，從而成就了胡平兄與廠花延續一生的良姻。

文革之後恢複高考，胡平以可能是江西文科狀元的成績被複旦大學中文係錄取，逐步成長為全國一流的報告文學作家，著作等身。

其實，曾經親曆冤案的報告文學家胡平最有資格最有能力來進行控訴“四二一專案”的書寫，可是他遲遲沒有動手，也許這會涉及到巨大到難以忍受的傷痛？隻好輪到我這位小弟不自量力來饒舌了。

1979年3月24日，中共江西省委為在“四二一專案”中罹難的徐光遠同誌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會。悼詞明確指出他是受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迫害致死，強加給他的“現行反革命”“四二一反革命組織後台、黑手”等罪名純屬誣陷，並全部推倒。

對於“四二一專案”，江西省地方誌的官方表述為：這是文革期間江西地區一起極其嚴重的冤假錯案，由當時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等人製造，旨在打擊所謂的“反革命複辟勢力”。該案波及範圍極廣，據不完全統計，株連人數超過萬人，受害者多為老幹部及其家屬、親友，許多人被打殘或迫害致死。

在這裏，我想表示對胡平兄的衷心感謝，正是與他近10年的交往，在他耳濡目染言傳身教之下，我才能從眾多僅有小學學曆的同齡人之中，經過三次高考，脫穎而出被中山大學中文係錄取，甩掉鐵榔頭，走上了自己喜歡的以非體力勞動謀生的人生道路。

注:

①胡平，1947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已出版近40部作品，總計700餘萬字。主要報告文學作品有《世界大串聯——中國出國潮紀實》《中國的眸子》《曆史沉思錄——井岡山紅衛兵大串聯二十周年祭》《禪機：1957》《一百個理由》等。

②徐光遠（1914-1968），1932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八路軍敵工幹事、縣長等職。1949年隨軍南下江西，長期擔任江西省財政廳主要領導。徐光遠夫人趙玉祥同誌與劉胡蘭烈士同為山西文水人，是親密的同鄉和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