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言周禮，行商鞅：王安石變法真相 》

來源: 於 2026-03-05 16:41:28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餘對王安石其人其事再作深度思考，緣於拜讀《潛研堂集  王安石論》。曆代史家凡論宋史，必繞不過王安石，此乃理固宜然，蓋因“熙寧變法”對趙宋社稷流變影響之深史所共鑒。建炎南渡，高宗為開脫父兄亡國之責，將“國事失圖”之咎上溯及王安石，遂定其為“禍首”之罪名。迨元人修《宋史》承襲此論，王安石遂成“北宋亡國元凶”，明太祖對王安石變法亦深惡痛絕：“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至此王安石乃亡宋禍首之論幾成鐵案。雖其間偶有異聲，如南宋陸九淵撰《荊國王文公祠堂記》，盛讚其“潔白之操，寒於冰霜”。清蔡上翔撰《王荊公年譜考略》憤然長歎：“荊公受謗七百有餘年”。顧此等異聲終屬支流。
 

       時代更迭至清末民初，國運多舛，梁啟超先生奮筆作《王荊公》，以“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改革家”許之，始為其全麵翻案。現代史家鄧廣銘，漆俠諸先生，詳考史實，以經濟學視角認為“王安石變法”有超前意識，變法失敗歸用人不當，或急功近利所致。亦有學者認為，王安石“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論，實為以官僚資本刺激商品之生產與流通，此為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之原則。論及王安石，亦必牽涉宋史之宏觀定調，其間不乏前人之驚語警句。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先生認為，宋政之亂“自仁宗開之”，又說：“天章閣開之後，宋亂之始也。範公縝密之才，好善惡惡之量為之也。是以縝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由此可見，朋黨禍國並非始於熙寧變法，即便在承平之世，法度寬簡之際，亦已暗藏災難之發端。民國大家多以文化角度評宋，陳寅恪先生曰：“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錢穆先生曾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 綜此種種，關於王安石及趙宋之評價，似已成定論，毋庸多議。然餘近日拜讀錢大昕先生所撰之《王安石論》，頓覺眼界大開。此文僅短短數百字，卻直擊變法之死穴，從思想之高度審視王安石，實乃古今學者罕有言及、罕有深思之處。餘不僅折服於先生史觀之犀利，更覺其如高山仰止，令人歎服。為求深化對王安石及趙宋曆史之認知，容餘就錢氏原文逐句逐段試作剖析。

            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亡，非也。安石曷嘗用周禮哉！記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周官也，曲禮者，儀禮也。晉韓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安石立經義法，廢儀禮，春秋不用，至詆聖人之經為“斷爛朝報”，而驅士大夫以習其所為新經義者，其妄且誕如此，安知所謂周禮哉！所以尊周禮者，將以便其新法也。六官之中，大綱細目，無所不備，獨取泉府一官，以證其青苗，市易之法，安石曷嘗用周禮哉！
         文中“曷”通“何”，“王安石何曾真正使用過《周禮》”一語，可謂石破天驚。先生引《禮記   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語，意在強調：作為宏大典章製度的“經禮”（《周禮》），與作為微觀行為規範的“曲禮”（《儀禮》），其精神內核必互為表裏不可分割。然王安石強推《三經新義》作為科舉取士之標準，廢黜《儀禮》，棄孔子《春秋》於不顧，甚至詆毀其為“斷爛朝報”，借此驅使天下士大夫皆去鑽研其所定之“新經義”。
       《周禮》六官體係龐大，由大綱至細目無所不備，王安石卻偏偏獨取《地官》中掌管財政、借貸生息的“泉府”一職，借古籍中“斂市之不售”與“以國服為之息”的隻言片語，來為其青苗法，市易法尋求合法性外衣，其狂妄荒誕至此，可謂對《周禮》斷章取義、買櫝還珠。先生在此展露高超之文獻考據功底，精準戳穿王安石對經典“六經注我”式之功利性肢解。在儒家道統中，《儀禮》與《周禮》本互為表裏，《儀禮》乃實踐層麵之道德規範。王安石為打破傳統士大夫階層之行政慣性與道德羈絆，首選廢棄《儀禮》，此舉在曉征先生看來，實已動搖了趙宋禮治之根基。更有甚者，王安石對《春秋》的肆意攻擊，其隱秘目的實為否定傳統史學對現實皇權與相權的約束功能，從而為其“獨斷式”的激進改革徹底掃清思想障礙。
 

 

 

            安石之入對也，勸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為法，而譏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可謂責難於君矣。及觀其詩，有雲：“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其子雱逐亟稱鞅為豪傑之士。夫鞅之所為，三尺童子恥之，安石將以經術致君堯舜而稱鞅不置，為何乎？安石平生好為大言欺當世，一旦得君，欲去舊臣及異己者，而惟其所欲為，於是乎亟變法令，而以富強之說進。又以為不託於聖人之法，則無以堅人主之信而箝異己者之口，此即商鞅之挾三術以鑽孝公者也。其託用周禮者，安石之偽也。
        曉征先生以王安石麵君之主張與其詩文流露之思想背道而馳，來揭示其言行之兩麵性，此舉實已有悖於儒家“誠意”之修身根本。王安石麵君之時，勸勉神宗凡事當以堯舜為法，甚至譏諷唐太宗之治道亦不夠純粹。此即《孟子》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借由對帝王提出極高之道德期許，以確立其變法之道德製高點與神宗之絕對信任。然而王安石在其詩作中，卻公然讚美商鞅：“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其子王雱亦對商鞅推崇備至。商鞅之嚴苛作為，連三尺童子皆以之為恥，飽讀詩書之王安石豈能不知？先生一針見血指出，其好為大言以欺世盜名，一旦博得帝王信任，便排擠舊臣鉗製異己，隻為肆意推行其富國強兵之法。這正契合了當年商鞅以“帝道，王道，霸道”此三術先後遊說，鑽營取悅秦孝公之權謀，即以堯舜之“王道”為護身符，實則暗行法家之“霸道”。所謂依托《周禮》，不過是其推行新法之虛偽包裝罷了。
         此段深刻揭示了改革者在意識形態包裝與實際執行手段之間之巨大悖論。曉征先生通過王荊公父子之言論，剝繭抽絲，證明熙寧變法之精神內核並非儒家王道，而是赤裸裸的法家富強之術。在宋代士大夫心中，堯舜乃仁政之極至，而商鞅則是嚴酷與功利之代名詞。王安石這種“以堯舜之名，行商鞅之實”的做法，在曉征先生眼中，實乃剝落儒家底色後的欺世大偽。
 

            予嘗論安石之學出於商鞅，而鞅之法專而一，安石之法繁而紛，則才已不逮。鞅自言其治之不如三代，而安石藉口講學，動必稱先王，以揜其言利之名，則鞅猶不若是之詐也。此所以敗壞決裂，不如鞅之尚有小效也。
         此段乃曉征先生直指王安石變法之本質與症結。其法之內核實承商鞅，然其才幹與施政手腕卻遠有不逮。商鞅之法令簡明，目標單一且執行力極強，即“專而一”，而王安石新法不僅名目繁多，程序冗長，且邏輯混亂，即“繁而紛”。更何況商鞅尚存一分坦誠，敢於承認己之治道不及夏商周三代，而王安石深知儒家“罕言利”之政治禁忌，故而總是借講授聖人之學為名，動輒高舉“先王之道”的旗幟，以此來掩蓋其“與民爭利”、為國聚斂之實質。論及政治操守之偽善狡詐，連商鞅皆自愧不如。因此王安石變法不僅導致了法度之全麵崩壞，更引發了朝堂之上士大夫階層之徹底決裂，最終連商鞅變法所能取得之強國小利亦未能兌現。容餘進言，此實乃極具現代洞察力之組織管理學視角。曉征先生不僅從道德底色上剝去王安石之偽裝，更從“治理技術”之層麵將其徹底否定。商鞅變法固然殘酷不仁，然其政令簡明，執行邏輯自成閉環，故能立竿見影，反觀王安石，竟妄圖在趙宋本就疊床架屋之複雜官僚體係之上，強行外掛一套更為繁冗的利益汲取係統，其結果必然是引發極其嚴重的行政內耗。先生實已看透，王安石這種“既要儒家之道德名分，又要法家之富國實利”的極致虛偽與繁紛設計，注定其新法在執行層麵必將麵臨大規模之扭曲與走樣。
 

            範純仁申中書狀，謂其“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蓋切中安石之病。後之人重其文辭，因欲末減其誤國之罪，如公議何!
         曉征先生於文末特引範純仁之奏狀以作結。範純仁乃名臣範仲淹次子，需知範仲淹本為“慶曆新政”之改革先驅，而其子卻與司馬光同列舊黨，對熙寧變法痛心疾首，先生特意選用範氏之言，實有極深之微言大義。 其在上報中書省奏狀中批王安石曰：“舍棄堯舜知人安民的大道，去講五霸富國強兵的權術，崇尚法令時就稱頌商鞅，談論財利時就背離孟子。”這番話鏗鏘有力，切中王安石之病根。先生於此擲地有聲，旨在將其文學才華與政治事功嚴加切割，後人因敬重王安石之文辭，便妄圖為其誤國之罪責“末減”，若如此又將千秋之公議置於何地！
 

         先生秉持史家之良知，堅決反對“以文掩過”。明清以來，王安石因位列“唐宋八大家”，其峭拔雄健之文風備受文壇推崇。然先生警示世人，政治人物之曆史評價，當以其政策對國計民生之實質影響為圭臬，絕不可因其文采斐然便掩蓋其德行與施政之失。

      
         通篇細品曉征先生《王安石論》一文，其核心要旨蓋在開篇破題之語：“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亡，非也。安石曷嚐用周禮哉！”先生明斷，王安石變法實乃托偽《周禮》，骨子裏行的卻是商鞅之法。然先生雖駁斥“誤用周禮導致宋亡”之俗論，卻並未斷言宋亡皆因變法而起。那麽趙宋之亡，究竟症結何在？再者，熙寧時代之大宋，究竟深陷何等沉屙積弊，竟令王安石非變法不可？而其托古改製、外儒內法之舉，究竟是昧於大勢而無心之失，還是深思熟慮的刻意為之？要解開這些曆史死結，便不能僅僅停留在對王安石個人品德與治學之褒貶，而必須將其置於趙宋“祖宗之法”乃至兩千年帝製演進的宏大脈絡之中。深思之際，頓覺曉征先生此文，實乃提綱挈領之作。正所謂“引其綱，萬目皆張”，這番曆史叩問，促使餘跳出文本，將目光投向更廣闊之時空，圍繞“熙寧變法”作更為廣泛之閱覽與深思。
 

         自殷周以迄春秋，華夏行封建之製，王權虛置，諸侯割據，實乃典型之貴族分權社會。及至戰國，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立郡縣，以法家之嚴酷將國家鍛造為一部高效之戰爭機器。此後嬴秦掃六合，漢承秦製，“周秦之變”遂成定局。此一曆史大變局之核心，乃國家權力從多中心走向極度之一元化，其本質是中央政權對基層社會資源汲取能力的空前強化。趙宋立國，懲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武夫跋扈之慘痛教訓，太祖太宗立下了“強幹弱枝、內外相維”的頂層設計。杯酒釋兵權以收武將之威，設轉運使以奪地方之財，更以文臣知州、通判互相牽製。在朝政製度上，有宋一朝施行“帝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機製，皇帝對文臣保持極大之尊重。在“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成為鐵律之下，台諫製度空前發達，形成了強大之言論監督與權力製衡網絡，即所謂“異論相攪”。餘認為，秦製雖雄強，然過剛易折，二世而亡，漢唐兩代外儒內法，亦皆逃不過王朝末期藩鎮割據之亂局。趙宋鑒於前朝之失，欲求一兩全之策，既要在行政與軍事上極致集權，又要在中樞決策上高度共治。然此等製度設計，恰為後世無休止之朋黨紛爭留下了極大之空間。
 

 

         王安石變法之初衷，實為廣開財源、充實國庫，然參閱錢穆先生《國史大綱》，治平二年（1065年）國家歲入總額高達一億一千六百餘萬（此乃貫、石、匹、兩等錢糧絹帛之總計），此數額已是唐代最高收入之一倍有餘。相比唐代，稅收結構亦生劇變，此時農業稅比重已降至三成，財政對工商稅和禁榷（國家壟斷）收入之依賴高達七成。再閱包拯《論冗官財用等奏》，真宗、仁宗朝官員數由九千七百餘員增至一萬七千餘員。宋神宗即位時，在編官員多達二萬五千餘名，每年僅支付官員俸祿就約一千二百萬貫，占當時歲入兩成有餘，仁宗時官員數已是宋初之近五倍。複閱蔡襄《強兵篇》，軍隊人數從太祖時之二十二萬激增至仁宗慶曆年間之一百二十五萬，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之六至七成。加之地方財賦盡數被抽調中央，州縣窮困，唯有加緊搜刮，最終導致“民力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矣”。
 

       王安石在設計“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之新法時，豈能不知冗官，冗兵，冗費方為吸幹朝廷財政之元凶？其既知之，為何不作“精兵簡政”之變革？蓋因王安石深知，這吸幹國庫之“三冗”，實乃趙宋防弊立國之政治基石：冗兵，乃為收編荒年流民、消弭民變之源。冗官，乃為一職多設、防範權臣專政。若行“精兵簡政”，便是直接掘毀太祖太宗之“祖宗家法”，勢必引發整個官僚階層之反噬與社會之動蕩。況且，二十餘年前“慶曆新政”之慘淡收場，王安石豈能不知？慶曆三年（1043年），宋朝對夏用兵失利，內憂外患已呈山雨欲來之勢。仁宗遂擢拔範仲淹、富弼等人主政。範仲淹綜合多年理政經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作為整治“三冗”、澄清吏治之根本方案。然新政旨在裁汰冗員、厲行考核，直接觸動既得利益集團，守舊朝臣習於苟安，群起攻之，誣其結黨營私，終令仁宗生疑。新政推行僅逾年餘便偃旗息鼓，範仲淹等人黯然罷相。此番殷鑒，對王安石震動不可謂不大。他清醒意識到，“三冗”痼疾已與趙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體製徹底骨肉相連。直接去碰這塊鐵板，無疑是重蹈範文正公之覆轍。
 

         故而，王安石無力亦不敢從政治體製上“節流”，隻能退而求其次，單方麵從經濟上“開源”。他試圖繞開龐大的既得利益官僚，將國家化身為超級巨商，以青苗、市易等法直接下場向基層榨取財富。此乃王安石變法不得不走向“與民爭利”之曆史宿命。更深一層而言，在“共治天下”之宋代朝堂，任何國策皆需“道統”之背書。王安石高舉《周禮》（因其書中載有國家理財之法），實則是為其變法披上一件無懈可擊的儒家合法性外衣。無論其是有心定策還是形勢所迫，其邏輯終究走向了悖論，即借《周禮》之名以堵百官之口，行商鞅之實以充帝國之庫。 這種將儒家神聖經典降級為法家斂財工具的做法，不僅激化了朝堂的黨爭，最終也坐實曉征先生所言“欺世誤國”之體製死結。
 

         餘於博覽之際，亦對近世學者盛讚王安石為“十一世紀改革家”、兼具“超前意識”與“現代經濟學眼光”等論斷，作了深層之省思。誠然，王安石之法在理念上不可謂不精妙，其刻意繞開了“精兵簡政”之體製雷區，欲以金融與商業手段富國。然其致命之悖論在於新法之推行，終究無法脫離趙宋那極度臃腫、人浮於事之“三冗”官僚體製，更遑論其為了強推新政，竟在原本已十分繁雜的財政中樞之外，強行外掛一“製置三司條例司”。此舉等同於疊床架屋，不僅未能拔擢效率，反而激化了新舊權力機構間之劇烈摩擦，致使行政內耗極度飆升。
 

         複考王安石年譜，自慶曆二年（1042年）登第，至治平四年（1067年）知江寧府，此二十餘年間，朝廷中書省屢下詔令擢升，王安石竟先後堅辭拒受達十五次之多。後人多以此美言宋廷“優容士大夫”或荊公“淡泊名利”，然若換一視角審視，中書政令竟能被一臣僚反複駁回擱置十數年，這固然體現了“共治天下”之所謂寬縱，卻也赤裸裸地暴露出宋代中樞行政效率之極度滯重與癱瘓。試想以此等推諉因循、暮氣沉沉之官僚體係，去強行運轉一套設計繁紛、考核嚴苛之大變法，其執行層麵之大規模走樣與崩潰實乃不言而喻。
 

         再勘其新法之具體脈絡，青苗、免役、方田均稅、保甲等法，實皆發端於其早年任鄞縣知縣時之施政經驗。在鄞縣一隅，因規模尚小，且無龐大既得利益集團之強力掣肘，加之王安石本人之卓越幹才與事必躬親，新法確曾收效顯著而造福一方。然其最大的執政盲區在於，誤將一縣之“試驗田”經驗，強行放大至萬裏之大帝國。縣域之治，尚可依賴清官之個人威望與強力微操，而帝國之政，麵對的卻是千萬個逐利之基層胥吏與豪強。當變法化為冰冷的斂財指標層層下壓時，昔日鄞縣之“良藥”，立時淪為天下州縣魚肉百姓之“砒霜”。公允而論，熙寧變法並非全盤皆輸，其在充實國財、強兵禦邊上亦有局部之功，乃至王安石罷相之後，部分新政仍被後繼者沿用。然在趙宋特有之“祖宗家法”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生態下，王安石試圖以一人之剛愎，裹挾一滯重之體製，去挑戰天下根深蒂固之利益格局，其最終之敗局，實已在變法發軔之初，便已注定。 
 

         如前所述，若謂範仲淹之“慶曆新政”旨在修補並完善“與士大夫共治”之宋製，那麽王安石之“熙寧變法”，則是妄圖以外殼儒家、內核法家之“秦政”，為這套共治體製強行續命。然餘以為，宋室覆亡之終極症結，恰恰在於這套“士大夫共治”製度，由初設之時之極具韌性，漸次演化為晚期之暮氣僵化與階層板結。此實乃大宋淪於靖康之恥、最終覆滅於崖山海國之必然內因。縱觀華夏曆史長河，兩宋實乃一極具悖論之時代，其曾孕育出領先世界之商品經濟與璀璨至極之文化，物質之極盛與武力之極弱，竟於同一王朝達成詭異之共存。然隨著龐大國家機器老朽板結，致使武備廢弛，終被北狄鐵騎所吞沒。傳統史家論及宋亡，多傾向歸咎於“奸臣誤國”或“武備不修”，餘以為此等見解未免流於皮相，未觸及體製之根本。
 

 

       回顧曆史，嬴秦可憑“焚書坑儒”以鉗製天下反聲，明祖亦能藉“胡藍之獄”從肉體上消滅政敵。然有宋一朝，自太祖立下“不殺大臣及言事官”之勒石遺訓起，皇權遂被套上了一層儒家道統之柔性枷鎖。王安石變法之大敗，表象為新舊黨人之政見水火，底色實為皇權試圖向“秦製”回歸、強化國家戰時資源動員能力，與士大夫死守“共治特權”之間的一場生死博弈。舊黨士大夫以台諫為利刃，以儒家道德為大旗，成功將王安石塑成“與民爭利”之暴政推手。此種權力製衡，於承平之世固能防範暴君，然當帝國麵臨外患，亟需強行集權以作“戰時動員”之際，卻成了致命之掣肘。更悲哀者，彼時整個國家之既得利益集團，已從初期的“帝王與士大夫共天下”，徹底墮落異化為“臃腫士大夫階層之獨占私享”。國庫空虛而私門暴富，最終金人兵臨汴京，朝廷竟掏不出充當歲幣之金銀，唯有將近萬宗室嬪妃，公卿女眷作價折抵犒軍，任由胡虜驅擄淩辱，方換回皇室南渡之一息苟延殘喘。
 

         再審視大宋軍事之脆弱，實非兵器不利或兵源匱乏，而乃國策中為求內部絕對安全，而主動施行的“自廢武功式之係統閹割”。太祖趙匡胤出身行伍，深畏“黃袍加身”之重演。故趙宋製度邏輯之首要目標，並非“禦敵於外”而是“杜絕內變”，在兵力部署上，實行“強幹弱枝”，天下精銳盡數聚於京師，地方禁軍則老弱不堪，致使一旦汴梁防線崩盤，舉國上下竟毫無反擊之餘力。“兵不識將，將不專兵”之樞密院防範機製，更令軍隊徹底喪失了袍澤凝聚力與戰場機變。此種“極度內防”之設計，確令趙宋成功規避了漢唐式之宦官亂政與藩鎮割據，然其付出的代價卻是昂貴且自毀。士大夫政治在建國之初尚是政治韌性之象征，然至北宋末葉，此種“共治”已徹底淪為毫無底線之黨同伐異。當王安石新黨與司馬光舊黨之爭，從起初的“政見之辨”墮落為“你死我活之身份清算”時，帝國之治理效能便開始江河日下，至權相蔡京柄國之時，所謂之“新法”已蕩然無存半點理想主義，徹底淪為權貴巧取豪奪、傾軋異己之合法工具。士大夫群體不再為“天下之大道”而死諫，隻為“結黨之私利”而撕咬。此種惡性內耗，最終導致帝國中樞之集體盲聵。及至靖康之難前夕，金人鐵騎已然南下，開封朝堂之上竟仍在為“聯金滅遼”或“死守歲幣”喋喋不休。甚至大敵當前、兵臨城下之際，台諫文官們仍不忘彈劾在前線搏殺之武將，致使本就脆弱之防禦體係，在無休止之內鬥與顢頇中土崩瓦解。
 

          宏觀俯瞰兩宋之覆亡，除卻內政之沉屙，更有不可抗拒之天道外因。昔年竺可楨先生撰《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明證十一至十三世紀之交，中原大地正步入凜冽之寒冷期，此亦契合整個歐亞大陸“小冰期”之宏觀氣象。 據考證當時年均氣溫較之近世約降一至二度。若以氣溫每降一度，草原載畜量便隨之成倍銳減之規律推演，北方大漠水草豐枯之劇變，已直逼遊牧部落瀕臨絕境。故而，若拔高至全人類生存之視角，遼、金、蒙元之頻頻南下，已非單純貪婪之“寇邊掠奪”，實乃迫於氣候擠壓下“舉族求生”之生死遷徙。
 

        凜冽之氣候導致遊牧鐵騎破釜沉舟之侵略瘋狂，趙宋雖締造了高度精細、崇尚秩序與契約之農商文明，然其麵對的，卻是遊走於餓殍邊緣、崇尚絕對暴力與生存法則的原始戰爭機器。當小冰期之寒風將這群“饑餓猛獸”驅趕至江南水鄉之門榻，大宋朝堂上那套冗長繁複之文官共治與廷議決斷，在摧枯拉朽之遊牧鐵錘麵前，恰如以精密之天平去承接萬鈞之雷霆，其覆滅與粉碎，自是天地之定數與文明之悲歌。
 

          行文至此，由王安石變法溯及兩宋盛衰之宏軌，雖多為一己之愚見，然掩卷深思，仍不禁歎服曉征先生《王安石論》之破壁千鈞。先生隻言片語，如綱舉目張，不僅為餘廓清了曆史之重重迷霧，更如明燈指路，促成了一場跨越千載之思維錘煉。
 

        窮究兩宋成敗緣由，固然是在為前朝鑄碑立傳，然若謂曆史之時代與空間不可複原，便斷言其對現代無甚意義，則未免誤解史學之斤兩。誠然千年前之王安石與趙宋王朝已化為齏粉，曆史之表象絕不盲目重複，然歲月流轉，人性之幽暗與自私、思維之板結與局限，或在每一代人之時空中反複重演，王安石之悲劇，不僅是一人之悲劇，更是任何試圖在僵化體製內，以功利之術強行催熟烏托邦理想的改革者之宿命。“言周禮”是其無法放下的道德執念，“行商鞅”是其不得不飲之現實毒酒。今重讀王安石，重估兩宋之興亡，絕非為給古人定一不可移易之鐵案，而是借先賢之甘露，澆今人之塊壘。史學之研究，從來不應停滯於某一時段之定論，曉征先生在清代觀王安石，觀出其商鞅之影，吾輩在今日看王安石，看到帝國體製之死結。而後來之智者，必能立於更高遠之時代峰巔，從這浩瀚史料中，淬煉出更為振聾發聵之曆史啟示。這或許正是吾輩手不釋卷、仰望星空孜孜思索之終極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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