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3）

我的文革（113）

 

自毛澤東下令軍隊“支左”以後，不知什麽時候青浦也來了“支左”部隊。聽說就是“佘山部隊”派來的。佘山，是一座坐落在鬆江縣境內的小山，高不過百公尺左右，離青浦縣城隻有三四公裏。因為山頂建有中國現代意義的第一座天文台，還有一座在整個遠東地區都具有崇高地位的天主教聖母大教堂，在上海地區十分有名。佘山附近還有天馬山、小昆山、鳳凰山、辰山等幾個小山峰。由於上海是平原地區，這幾座小山就難能可貴地具有了軍事價值。南京軍區有一支部隊駐在那裏，當地人因不知部隊番號，就稱他們“佘山部隊”。佘山部隊在青浦造反派中口碑不佳，因為 “二·一七” 縣人武部鎮壓造反派，背後的支持者就是他們。他們作為“支左”部隊來青浦，青浦的造反派自然不樂意。但此事不由造反派作主，不歡迎也隻能接受。當時耳所聞、目所睹，全國幾乎所有“支左”軍隊支持的都是保守派，佘山部隊當然也不例外。

那時候縣有線廣播站因為員工大多參加了“紅色”。他們就公器私用，利用這個輿論工具天天在廣播中播放攻擊、汙蔑造反派的報道和文章。造反派十分氣憤，多次要求支左部隊主持公道，嚴禁廣播站“紅色”播放不實的、甚至顛倒黑白的派性文章。但支左部隊隻是口頭敷衍，沒有實際措施。終於，造反派忍無可忍在五月五日上午組織了一批人去衝擊了廣播站。

衝擊廣播站我是事後才聽說的。聽人說，造反派在衝擊過程中砸壞了一些廣播器材，但沒有打人。原因是造反派衝擊廣播站目的隻是不讓“紅色”再利用廣播站造謠，並不是為了打人；再說造反派在衝進廣播站前裏麵的人都已撤走了，即使想打也沒有人可打。由於衝擊報紙、廣播電台等機構是中央明令不容許的。因此“紅色”在事情發生後立即向市革委投訴，要求追究並嚴懲肇事者。為此，市革會派了王承龍來青浦實地調查。上海市革會成立初期王承龍地位很顯赫，聽說是市革會核心組成員之一。（文革後看到一份朱錫琪的回憶資料，說當時市革會核心組成員有張春橋、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賢、王洪文、王承龍、朱錫琪七人。馬天水“解放”後進市革會，增加到八人。）王承龍原來是上海市委黨刊《支部生活》的造反派頭頭。我估計他與徐景賢一樣，文革前就與張春橋、姚文元認識；但我不知他是否也與徐景賢一樣是“奉旨”造反的。那時候，上海文革的風雲人物如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洪文、潘國平等我隻聞其名，都還沒有見過本尊，所以聽到消息也去看熱鬧。隻見廣播站大門前的一塊空地上，三麵站了好多人在圍觀，隻有廣播站大門一邊無人。廣播站的兩扇大門關著，隻有大門上的一扇小門半開著。空地中央插著一麵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大旗，在風中翻卷不已。一個穿了一身黃呢軍隊製服的中年人背著雙手獨自站在空地中央東看看西看看，不知在察看什麽。有兩個軍人背著槍站在空地邊上擔任警衛。聽人說這就是王承龍。說也奇怪，當時我看著王承龍的背影並沒有去想他將會怎樣處理這件事，卻隻關注他的服裝。因為我很好奇他不是軍人，怎麽穿了一身軍隊將校級軍官的製服？這套衣服是從哪裏弄來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關注這些事也是很好笑的。

調查的結果是第二天起廣播站實行了軍事管製，嚴禁再有人利用廣播站搞派性活動。從此，縣廣播站倒真是不再發生利用廣播搞派性這種事了。不過後來事情的發展又出乎人們的意料。到了七月大規模武鬥開始後，兩派都設立了武鬥據點。為了宣傳自己一派的觀點，又都各自辦了小型的廣播站，在作為據點的大樓頂上用毛竹搭建高塔架設高音喇叭群，隔空打輿論戰。宣傳的當然都是派性的東西。當時兩派各有兩個武鬥據點，因此整個縣城共有四個喇叭群。每個喇叭群分四個方向起碼共裝了四五十隻高音喇叭，因此四個喇叭群總共有一百六七十隻高音喇叭。每天早上六點開播，一直要播到半夜十二點。開播時照例都要先播交響樂《東方紅》樂曲。那時候原來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田漢，文革初期就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被批鬥，《義勇軍進行曲》無形中停止播放，於是就由《東方紅》取代了國歌的地位。舉凡開大會什麽的隆重場合，都要先唱《東方紅》；一般的中小會議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可以。當這一百五六十隻高音喇叭同時發聲時，《東方紅》交響樂巨大的聲波在高空傳播，猶如滾滾巨雷匝地而來，震耳欲聾，連房子也要微微震動。全城百姓都如風箱裏的老鼠，被吵得心煩意亂卻又無處躲藏。受不了的隻能用棉花塞住耳朵才好過些。

五月十四日，上海“工總司”在經過近二個月的調查後，就青浦局勢發表了共七點的《嚴正聲明》，指出青浦縣內存在著一股資本主義反革命複辟逆流。“工總司”在聲明中鮮明地表達了他們的立場：堅決支持青浦造反派的鬥爭，徹底擊退這股反革命複辟逆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而“紅色”為了消除“工總司”聲明的影響力，除了汙蔑“工總司七點聲明是反革命複辟宣言書”，在五月十五日出動大批“紅色”隊員上街搶劫、焚燒造反派學生正在沿街出售的、刊登有“七點聲明”的上海中學紅衛兵出版的《中學運動》報。十七日，“紅色”又出動大批人馬砸了“工青聯”的辦公室。十八日深夜，“紅色”再次出動大批人馬包圍並衝擊當時駐有上海市區來青紅衛兵的青浦劇院，打傷了五十多名紅衛兵。此舉在上海引起造反派廣泛的憤怒。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上海外國語學院“野戰軍”、華東紡織工學院“東方紅”，和上海中學紅衛兵“紅東北”、“紅西南”、“紅中技”等紅衛兵組織都先後發表聲明，譴責“紅色”暴行，表示堅決支持青浦造反派。

在這樣的紛擾中，差不多到六月上中旬，縣城裏所有在“二月逆流”中被鎮壓下去的造反派都已恢複了組織。由於縣城的居民也大部分傾向造反派，因而在縣城內，造反派的力量已壓過保守派“紅色”。但是，在朱家角鎮、練塘鎮和其他所有公社鄉鎮，“紅色”的力量仍然相對強大。尤其廣大農村地區，絕大多數農民對文革其實並不熱衷，但受農村幹部的操縱，成了保守派的天下。

也在這個時候，全國許都地方都開始傳來保守派煽動農民大規模進城武鬥的消息。他們還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口號。這本是中共在奪取政權時運用的策略，現在被中共地方當權派用來對付毛澤東和造反派。煽動農民的方式大同小異，無非是說城裏的造反派都是地主、資本家子女或反革命分子。他們造反是為了反對共產黨統治，實行階級報複。一旦他們的陰謀得逞，勞動人民就要受二茬罪。因此我們貧下中農要勇敢地起來保衛紅色政權等等。同時，他們利用農民大多貪圖小利的特點，規定參加武鬥的按出工計工分另外還加現金獎勵，此外還暗示他們進城武鬥還可以發點“意外之財”——即以搶劫城裏居民財物作誘餌，引誘農民進城武鬥。

由於武鬥發生越來越頻繁，據造反派一方統計的資料，自上海“工總司”小分隊來到青浦後，從三月二十日起，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六日、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四日、五月五日、五月七日、五月十一日，保守派打人造成的流血事件陸續不斷。為了整合造反派的力量因應這種新的鬥爭形勢，大約在五月底或六月初，青浦造反派與上海來青支援的各造反組織統一成立了“反複辟火線指揮部”，作為青浦造反派的最高指揮機構。指揮部設在中山路上中山公園隔壁的原工人文化館內。指揮部還辦了一張《火線戰報》，刊登一些指揮部的通告和有關兩派鬥爭的最新消息，開始是手刻蠟紙油印的，後來改成了鉛印的。

當時，地方上的形勢是這樣。用造反派的話來說是“複辟和反複辟的鬥爭進入了白熱化階段”。但是中央對於劉少奇的鬥爭也沒有停止。五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發表的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馬列理論方麵的代表作。“四清”後黨支部推薦學《修養》，因此我們單位幾乎人手一冊。現在發表這篇重磅批判文章，可以看出這是毛澤東中央對劉少奇的深入批判，目的是打掉劉少奇身上“馬列主義理論家”的光環，消除他在廣大黨員中的影響力。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全文公布了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我看其目的是再重申發動文革的重要性。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報》連續公布了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的五個批示。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頒發《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指控劉少奇包庇薄一波、楊獻珍、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為其日後篡黨篡政早就準備的組織班底。七月九日，劉少奇在壓力下不得不向北京建工學院革命師生交出一份《認罪書》。但立即招來一輪更猛烈的批判。陳伯達在中宣部接見各界代表，號召要“痛打落水狗，徹底埋葬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徒子徒孫。”對於這些，因為與當時青浦的形勢格格不入，所以各單位除了照例組織大家讀一下報紙，稍稍議論一下，應付一下場麵，幾乎無人真正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