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2）

我的文革（112）

 

不得不說這些中央文件對於被鎮壓的造反派們猶如打了一支起死回生的“強心針”。大家知道雖然要掀翻軍隊和保守派強戴在他們頭上的“反革命”帽子還要經過一番鬥爭，但心裏有底了：黨中央承認“二月鎮反”錯了。“紅色”再用解放軍來嚇唬人這一招不起作用了。造反派東山再起已是勢所必然。造反派複起以後做什麽？將鬥爭矛頭針對軍隊，“揪出軍內一小撮”嗎？那時候，造反派要求軍隊平反和認錯是可以的，但將鬥爭矛頭對準軍隊那還是不行的。中央對軍隊的威信還是維護的。“反軍”還是會遭到鎮壓的。在這種情況下，造反派除了派人與縣人武部交涉，要求人武部認錯，鬥爭的重點就放在爭取被捕戰友的釋放上。因為說一千道一萬，要是組織中還有人還被關在監獄中，那麽這頂“反革命”的帽子始終還沒有掀掉。

開始，大家以為既然有了中央文件，公安局理所應當要執行放人。因此有些人就天天守候在公安局和看守所門前，等候被關押的戰友或親人釋放出來。可是公安局根本就沒有動靜。於是有些單位的造反派就在公安局門前貼大字報，要求釋放被捕的組織頭頭。但公安局也不予理睬。你貼你的大字報，“我自巋然不動”。青浦中學“紅旗”學生要求公安局釋放洪國鈞，因為一連幾天得不到回應，學生們就發動了靜坐抗議。這時，“紅色”就發動屬於他們那一派的學生組織“打劉兵團”來圍攻，說“紅旗”學生“把鬥爭矛頭針對公安局就是針對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做了“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立場完全錯了。“紅旗”學生進一步發動了絕食抗議。“紅色”就去對那些學生家長說，你們的子女去參加絕食是被人欺騙的。中學生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餓壞了身體是一輩子的事，動員她們去現場強拉子女回家。有幾個學生絕食昏倒了，送到醫院救治，公安局還是無動於衷。造反派要求公安局落實中央《軍委十條》，立刻就有一批“紅色”的人來辯論，說公安局抓人，是根據中央《軍委八條》抓的，抓的都是反革命分子，沒有抓錯，不存在落實中央《軍委十條》的問題。公安局傲慢、頑固的態度引起造反派極大的憤怒。不久外地紅衛兵的傳單傳來毛澤東對公、檢、法十分不滿的消息，說公檢法不做好事，提出要“砸爛公、檢、法”。於是有人就在公安局的圍牆上也刷出 “砸爛公、檢、法！” 的大標語。還有人在公安局的大門框牆上貼了一副白紙黑字寫的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砸爛公檢法！”泄憤。當時我見了這大標語和對聯，一麵佩服這些人大膽，同時也感到有些不安。因為我深知“公檢法” 與軍隊一樣，也是中共實行專製統治的主要工具。“公檢法”錯誤再多再大，毛澤東可以說“砸爛公檢法”，但是造反派說就不行，“公檢法”不會這麽大度。我很擔心這樣做或許會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那時候的青浦縣城到了晚上就靜悄悄的。路上的路燈也十分暗淡。唯獨公安局門前熱鬧非凡，常有大堆的人圍在一起，在路燈和門燈的照耀下，或抗議，或辯論，常常要鬧到晚上十點以後。一次我也去公安局門前看熱鬧，發現幾個我們單位“紅色”的人也在那裏。因為前一階段他們慣於做盯梢、聽壁腳這種下三濫的事情，因此我很懷疑他們來這裏不是看熱鬧的，而是觀察本單位有誰來了“圍攻”公安局，以便秋後算賬。

當時公安局員警也分兩派。保守的一派叫“公革司”。他們人數多，中下層幹部多，“二·一七”後逮捕造反派都是他們幹的活。造反的一派原來叫“公安局青浦兵團”，現在叫“聯合兵團”，人數少。因為公安局本來屬於紀律部隊，內部紀律管製比一般單位嚴厲得多，“二·一七”後他們的頭頭也被逮捕，所以這幾個造反派員警，因為勢單力薄也不敢大膽行動，隻能偷偷與外麵的造反派聯絡。據他們在看守所工作的人帶出來的消息說，關在看守所的人在夜深人靜時能夠聽到外麵馬路上的口號聲和嘈雜的人聲，雖然聽不清楚，但他們判斷一定是外麵形勢又起了變化，所以很興奮。得到這個消息，為了將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和青浦造反派又起來了的消息讓被關在監獄中的人早一點知道，以鼓舞他們的鬥誌，造反派就組織了一些人故意在深夜人靜時分，遊行到監獄附近高聲呼喊口號。不久，造反派幹脆用高音喇叭對準監獄廣播《中央軍委十條》等內容。

也許是形勢所逼，也可能是他們上級有了新的指示，從四月下旬起公安局開始陸陸續續地放人了，但放得不多，每天隻放幾個。有人要公安局給被捕的人公開平反、道歉。公安局的回答是他們根據《軍委八條》抓人，根據《軍委十條》放人，抓人放人都是根據中央文件做的。他們本身沒有錯，也不需負任何責任，不存在平反和道歉的問題。如果你們一定要說我們有錯，你們去找中央軍委說去。造反派氣得徒呼嗬嗬。

當時繆雲興還被關在監獄裏沒有釋放。我們造反隊的人當然也希望他能很快被釋放出來。據先釋放出來的人告訴我們，繆雲興在獄中因為性格倔強，被獄警用手銬“蘇秦背劍”式地日夜反銬了一個多月。這段時間大小便都是難友們幫他完成的，吃飯隻能跪在地上舔食放在地上的碗內食物，睡覺也隻能側身睡，受了好多苦。“老血幹”邵瀚明要求我寫一張批判公安局的大字報貼出去以示抗議。我對公安局這樣虐待犯人，“公報私仇”的做法也很憤慨，但沒有答應他。後來禁不住他幾次來遊說，並保證不讓人知道是我起草大字報的，他會另找人謄寫；我又想繆雲興即使真有錯誤也不應受到酷刑虐待，他不幸被捕，作為隊友也有責任為他的獲釋盡一點力。於是我就寫了一張抗議公安局暴行的大字報底稿，讓邵瀚明拿去了。第二天我見到這張大字報已被不知什麽人抄寫後貼在公安局門內牆上了。

後來邵瀚明又來要求我寫第二張大字報時，許震彪勸告我不要再寫了。那天我剛好到他的宿舍去，他拿出一本新發行的《支部生活》對我說：上麵有一篇文章，警告人們不要將鬥爭矛頭對準公安局，對準無產階級專政機構，說隻有階級敵人才喜歡這麽做。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為上，不要被人抓住把柄。現在隻要公安局肯放人就好了，沒有必要去刺激他們。他又告訴我，當初為落實中央關於處理文革檔案材料的鬥爭，那次衝擊縣檔案館抄“黑材料”他也去了，看到好多一九五七年右派的定案材料。有好多“右派”僅僅因為說了單位當權派拋棄山東、蘇北老家的小腳老婆，改娶這裏年輕美貌的女子為妻室“是現代陳世美”，就被定性為“攻擊、醜化黨的領導幹部”，劃為右派分子，根本沒有道理可講。這些右派到現在還是右派。現在雖然中央替造反派平反，但我們還是要謹慎小心，提防形勢再次發生變化。《支部生活》是原中共上海市委黨刊，半個月出版一期。文革前屬黨內刊物，訂閱範圍較小。文革後擴大訂閱範圍，我也訂了一份，但我沒有注意到這篇文章。許震彪特地找我說這些話，是恐怕被別人知道了會抓住我的家庭出身找我麻煩，這真是至誠的關懷之言。對此我十分感謝。此後，仍有人來求我代寫大字報，我都不再答應。

其實，從“二·一七”以後造反派的遭遇我已漸漸明白，隻要事關“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情就沒有多少道理可講。用中共的話來講，這叫“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個人利益要服從黨的利益”。在“黨的利益”麵前，“公平”、“正義”，和“自由”、“博愛”等“資產階級”的東西一樣，沒有絲毫的立足餘地。

 大約五月的中旬或下旬，在大部分被捕的造反派都已放出來了以後，繆雲興才被放出來。他放出來以後，我們組織內有幾個人去他住的地方看望了他。據看望的人回來說，他對坐牢並沒有悔意，對我們組織內其他人也都沒有意見，唯獨對宋萬晟恨之入骨，大罵他是“叛徒”。我覺得他倒也愛憎分明，不失是一條漢子。但他出獄後自以為是坐過牢的“有功之臣”，我們的組織已經不在他眼裏。他基本上不再來我們單位。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外麵幹些什麽。有人看見他整天在縣裏幾個大造反組織裏東竄西走，以青浦衛生係統造反派代表自居。縣革委會成立後，他也經常去革委會，但無人知道他去做什麽。後來，他終於又一次在生活作風上犯錯誤，被“紅色”抓到把柄，暗中調查整理了材料後報公安部門，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再次被捕，重判了十二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