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這輩子（上）

外公出生於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的川東某縣，比末代皇帝溥儀大一歲，比他的同縣鄉親，後來被稱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那位小一歲。他的童年，正值大清崩解、舊秩序瓦解的年代。辛亥革命之後，民國建立，卻未能帶來真正的安定。袁世凱稱帝失敗，隨即是漫長而血腥的軍閥混戰。在四川，這種混戰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

 

外公出生的川東小縣雖然又小又窮，卻出了兩個名人：一位是後來叱吒風雲的“總設計師”，一位是一度耀武揚威的四川軍閥楊將軍。但外公卻跟他們沒什麽交集。

 

在三兄弟中，外公排行老大。家境雖說小康，但亂世難熬，作為長子，他早早就擔起了照顧弟弟們和全家的責任。外公的婚姻也頗多波折。第一任妻子命薄。生下大兒子——我的大舅——不久便因病去世。後來，外公續娶了我的外婆，才逐漸有了一個完整的家。外婆寬厚能幹，兩人攜手，養育了一大家子兒女。

 

外公聰明好學，讀過私塾，練就了一手好字，還顯出過人的財會才幹。正因如此，年紀輕輕的他就被人延攬，給另一位軍閥田軍長當了軍需官。田軍長來自我父親的家鄉縣城，雄踞川北一隅，在混亂的年代裏割據一方

 

1920、30年代，外公跟隨部隊南征北戰，走過許多地方，也見識了太多血雨腥風。據他回憶，1932年，在成都省門之戰中，幾股軍閥為爭奪後子門邊的一座煤山，竟投入七八個團的兵力。那煤山不過四丈多高，卻硬生生打了五天，傷亡兩千多人。

 

田軍長組織了敢死隊，每人發二十個銀元，由外公親手發到他們手裏。外公說，那些年輕士兵接過銀元時，眼神裏既有光亮，也有悲涼。他們把錢一枚枚塞進綁腿裏，然後端起槍，奮不顧身地衝鋒。能活下來的，便帶著這筆巨款去換一條新生活；若倒在陣前，這些銀元就會被轉交給他們的家人，算是最後的撫恤。

 

外公在軍中，也結識過幾位意氣相投的朋友。其中特別要好的一位團長，年輕驍勇，常騎一匹白馬，在戰場中往來馳騁，威風凜凜。外公常說：“那人真是天生的將才。”

 

然而，戰爭從來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勇武而留情。那一年在成都混戰，這位團長依舊騎著白馬，在市區街巷間馳騁指揮。就在眾人仰望他身姿的時候，忽然一聲槍響，子彈穿過胸膛，他翻身墜馬。手下士兵目睹這一幕，驚呼：“團長被打死了！”

 

外公後來回憶起這件事，總會停頓良久，仿佛眼前仍能看到那匹白馬在成都的街頭嘶鳴。幾十年過去了，那一瞬間依舊曆曆在目。

 

後來田軍長的部隊與對手講和，但仍然在四川大地縱橫馳騁。這時，一封加急軍報從川北老巢傳來：張國燾、徐向前率領的紅軍第四方麵軍，已經從鄂豫皖蘇區殺入川北，在通江一帶開辟了川陝根據地，老窩失守。

 

田軍長聽到噩耗後，暴跳如雷。原本割據一方，而且在省城也有立足之地，卻冷不防老巢川北失陷於紅軍之手，簡直如晴天霹靂。他連忙召集將領，誓要奪回通江老窩。

 

可惜田軍長的部隊裏，有不少所謂的“雙槍兵”。所謂的“雙槍兵”，是“一條步槍，一條煙槍”。白天端著步槍上陣，夜裏則點起鴉片煙槍。許多人上戰場之前，非得先吸一口“提神”，結果槍還沒打響，整個人已經迷迷糊糊。

 

紅軍紀律嚴明，士氣高昂；田軍長的“雙槍兵”卻貪財好煙，戰力空虛。對比之下，勝負可想而知。

 

到了1935年，田軍長終於迎來與紅四方麵軍的一場大決戰。外公說是在三匯鎮，但他自己也覺得未必確切，畢竟那時烽火連天，鎮與鎮之間消息混亂。

 

決戰的結果卻是無可置疑的——田軍長慘敗。川北山川之間，槍炮聲如雷，喊殺聲不絕於耳。紅軍的攻勢一波接一波，勢如破竹；田軍長的隊伍卻越打越散，軍心早已渙散。所謂的主力頃刻間土崩瓦解，喊殺變成了哭喊。

 

外公眼見軍情不支，也顧不得軍需官的職責了。田軍長早已不見蹤影，隻聽得謠言四起：有人說他被亂軍衝散，有人說他化裝逃脫。外公也隻能“腳底抹油”，跟著大隊人馬倉皇四散。兵敗如山倒，誰也管不了誰。

 

因剿共失利，田軍長在蔣介石那裏也丟了顏麵，很快就被撤職查辦。但這些，外公當時並不知道。戰敗之後，他仍然隨身帶著幾大包軍需銀元，肩頭壓得沉甸甸。

 

同為軍需官的另一人，卻趁亂卷款而逃，連夜不見了蹤影。外公卻想得很清楚：“這些錢不是我的，是軍用的。我若中飽私囊，良心難安。”於是，他一路輾轉，托人打聽田軍長的下落。哪怕田軍長身敗名裂，外公仍覺得這些銀元該“物歸原主”。

 

他開始輾轉打聽田軍長的下落。道路艱險，行蹤隱秘，前後耗費數月。最終，他找到了田軍長。那時，他已經吃齋念佛，暫時隱居。外公將所保管的銀元如數奉還。

 

其實，田軍長並未真正出家，不久後被任命為國防部參議。外公則徹底告別軍旅生涯。

 

這段經曆，他此後長期諱莫如深。直到改革開放後，他才偶爾在老友聚會中提起，語氣平靜，卻再無年輕時的鋒芒。

 

脫離軍閥體係後，外公回到家鄉，與人合夥創辦縣火柴廠，轉而投身實業。外公不單是股東，更是操持全局的人。他早年當過軍需官，最拿手的就是管賬理財。每天廠裏進多少原料、產出多少火柴、賣了多少錢，他都記得清清楚楚。漸漸地，火柴廠的經營走上了正軌，運營下去了。

 

抗戰期間，四川未遭日軍大規模入侵，僅有零星空襲，小縣城隻是被飛機“順路”投下幾顆炸彈，在渠江裏炸出幾朵水花。與前線相比，這已是不幸中的萬幸。

 

在回鄉之前，外公已有一個兒子——大舅，那是他第一任妻子留下的骨血。第一任妻子早逝後，外公續娶了我的外婆。

 

大姨便是外婆所生的長女。此後，外公與外婆攜手撫育子女，家中漸漸熱鬧起來。到1948年前後，外婆又接連為外公生下七個孩子，其中兩個不幸夭折，隻留下五個存活下來，其中就有我的母親。

 

外公一生最看重的，便是子女讀書。他自己少年時因戰亂漂泊，未能深造，總覺得這是人生的一樁憾事。所以無論日子再緊，他也要想方設法供孩子們上學。孩子們也都很爭氣，在學校裏成績出眾。

 

外公的家境，放在縣裏雖說談不上富貴，卻也算得上殷實。孩子們能吃飽穿暖，還能有書讀，這在當時已經是至少小康。

 

母親後來常說：“我們上學時，同學們家裏條件都差不多。要是家裏真是赤貧，那孩子根本不可能念書。”因此，等到建國之後評定成分時，讀過書的一代幾乎無一例外，都被劃入“剝削階級”出身。

 

這種荒誕的局麵，讓人哭笑不得。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不過是勉強維持溫飽的小城人家；可在政治標簽裏，卻成了被批判的對象。母親回憶那段歲月時，隻能搖頭一笑：“原來讀書，也能讀出個‘剝削階級’來。”

 

多年以後，大姨和外公外婆聊起自己小時候的同學與朋友時，隨口提到：“她們大多都是地主出身。”

小舅有些驚訝：“怎麽會這樣？難道我們縣裏全都是地主嗎？”

大姨笑了笑，說：“在我們縣，基本上隻有地主、資本家才拿得出錢送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去讀書。能成為我同學的，自然大多是這個出身的。”

 

外公子女的同學裏，有兩位最讓人難忘。

 

其中一位是大姨的閨蜜胡小姐。她出身並不顯赫，父親隻是軍閥楊將軍祖宅裏的管家兼園丁。她容貌平常，卻極為聰慧，是縣女中公認的“學霸”，成績遙遙領先。

 

然而命運多舛。十四五歲時，她竟被年長三十歲的楊將軍看中，強納為妾。後來隨楊將軍去了台灣。婚後不久，她生下一女，卻依然憑著才智和毅力走出了另一條道路——考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專攻核物理。學成後，她留在美國，成為洛杉磯一所大學的教授。

 

另一位則是鄧小姐，她先後與我的大姨、二姨和母親做過同班同學。按照坊間流傳的說法，她正是後來那位“總設計師”的同父異母妹妹。

 

起初我對此頗為懷疑。畢竟，那時她的大哥身為野戰軍政委，正率部挺進大別山，把國民黨統治區攪得天翻地覆。照理說，國民黨不可能允許他的繼母與妹妹還安然地留在自己的統治區生活、上學。

 

然而，許多資料和網文卻一致記載：鄧小姐直到解放後，才與這位聲名赫赫的大哥第一次相見。從此她和母親就跟著大哥一起生活。她才不驚人，貌不出眾，但後來升為少將，夫婿更是成為中將。

 

到了1949年，中國大地經曆了一場真正的“蒼黃”與“滄桑”的改朝換代。四月間，解放軍攻占首都南京，宣告舊政權大勢已去。緊接著，“宜將剩勇追窮寇”，大軍勢如破竹，席卷大江南北。到了冬天，西南已成最後的戰場。十二月，解放軍長驅直入四川，川東川北一帶也在槍炮聲中迅速易幟。外公所在的那個縣，自然也未能幸免，被“解放”的日子終於來臨。

 

對於外公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可以輕鬆麵對的局麵。他的身世與經曆，注定在新政權的眼中不會是什麽光彩的履曆。軍閥舊部、商人資本家，這些成分都讓他處境堪憂。他也深知，風雨欲來的年代，已容不得他躲避。

 

外公及其全家在解放後的命運，請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