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艱難跨越：通往博士候選人之路

（三）艱難跨越：通往博士候選人之路

在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攻讀博士，並非外界想象中的“寬鬆路徑”。雖然它不屬傳統意義上的頂尖名校，但博士學位的分量，往往是用汗水甚至淚水澆築而成。

在正式成為博士候選人（PhD Candidate）之前，我們必須跨越重重關隘：修滿60個學分、GPA保持在3.0以上，並先後通過兩級資格考試（First & Second Level Exams）。如果說碩士階段是在“學習”前人的成果，那麽博士階段則要求你必須在人類知識的荒原上開墾出“前所未有”的新領地。這種從“吸收”到“創造”的質變，讓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未知的挑戰。

1989年秋季，踏入CUNY的中國博士生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原本在紐約本地自費攻讀碩士的學生，在申請到全額獎學金後轉攻博士；第二類，是持全額獎學金來美攻讀博士的學生，其中不少人曾在北大、複旦等高校讀博或讀碩後中途退學來美。那些自費生大多靠著名義上的“親戚擔保”來到美國，實則分文未得。碩士項目實行學分製，修滿三十個學分即可畢業，進度快的，一年便可完成。紐約的公立大學學費相對低廉，因此CUNY係統聚集了大量中國自費留學生。紐約機會雖多，但生存壓力極大。他們往往全靠在紐約的餐廳、工地打黑工維係學業與生存。

我們實驗室的情況也類似。其間有一位自費轉博的C同學，經曆尤為坎坷。

為了保住身份和籌措學費，他白天在建築工地揮舞大鐵錘，砸碎堅硬的水泥塊以分揀鋼筋；晚上則步履蹣跚地趕往教室修學分。長期的高強度勞作透支了他的身體。 某晚，在陰冷幽深的紐約地鐵站候車時，長期積累的疲勞瞬間爆發，他眼前一黑，栽下了月台。此時，隧道的深處已傳來地鐵進站的轟鳴。千鈞一發之際，一位剛下班的紐約警察毫不猶豫地跳下軌道，在其他乘客協助下，將他托舉上來。就在警察剛翻上月台的瞬間，列車呼嘯進站。這段往事後來登上了紐約報紙。

等他醒來時，已躺在紐約一家公立醫院。那位舍身救人的警察還專程前來探望。諷刺而辛酸的是，C同學在醫院醒來後，因恐懼無法負擔巨額醫藥費，竟趁醫生不備偷偷“逃離”了。從此，他下定決心申請全額獎學金攻讀博士，不再靠體力透支換取學費。那份記錄他死裏逃生的報紙，他至今珍藏，那不僅是救命的恩情，更是那段艱難歲月的見證。

所謂“全額獎學金”，其實數額並不高，隻夠勉強維持生活。我當年的獎學金為全年12,000美元，平均每月約1,000美元。若無需繳納學費，在紐約尚可維生。但我作為RA（研究助理）並非正式學校雇員，需自行承擔學費。第一學年每學期1,200美元，全年2,400美元。繳費後，我的經濟狀況十分拮據。

在同學建議下，我去了研究生中心的Financial Aid辦公室。那位主管聽我用蹩腳英語說明處境後，沉吟片刻，便免去了我首學期的學費。那一筆劃下去，對我而言，不隻是減免數字，而是一種被理解的溫度。

隨後得知，若在CUNY認可的學校完成碩士課程，經係主任批準，可轉最多30個學分。我立即提交申請，成功將北醫的30個學分轉入博士項目。成功進入Second Level後，學費降為每學期600美元。學費減半，對我而言真是雪中送炭。我終於順利渡過來美後的財務危機，那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至今仍清晰。至此，我總算在異國的課桌前站穩了腳跟。

第一天上課，我懷著好奇走進教室，卻幾乎恍惚——除了教室稍小，與國內任何一間課堂無異，滿眼都是中國學生，仿佛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都聚集於此。我們實驗室80%以上也是中國學生。難怪研究生中心的外國學生顧問曾玩笑說，校名該改成“北京大學紐約分校”了。

剛到美國的我，由於從未考過托福和GRE，聽力、口語和快速閱讀能力明顯不足。剛開始上課，隻能聽懂約一半內容。所幸基礎課在北醫已學過，教材也大體相同，我還能勉強回答問題，與同學討論。借助字典，我能讀懂資料並完成作業。第一學年，我磕磕絆絆修完全部必修課程，並通過所有基礎考試。

攻讀有機化學博士的學生，必須在Second Level階段通過CUME考試。這項考試要求學生熟練掌握有機化學理論及最新研究文獻。考試主題通常提前一個月公布，學生需在一個月內查閱近五年的相關文獻，閱讀量驚人。由於語言劣勢，中國學生通過率普遍較低。

每學年有7次CUME考試，三年內共21次機會，必須累計通過7次。若未達標，可能被勸退。我曾見過學兄苦戰三年，在第21次機會時才驚險“上岸”。 隨著中國學生人數增加，競爭愈發激烈，美國本土學生反而逐漸減少。漫長而高壓的考試過程，使一些學生出現抑鬱症狀。不少中國學生中途轉專業或退出，真正堅持到最後獲得有機化學博士學位者寥寥無幾。

但若學生能在首年內通過四次CUME，學校允許另一種選擇：提交一份Research Proposal，經三位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口頭答辯通過後，可免去剩餘考試。

或許是運氣垂青，在第二學年內累計通過四次CUME後，按照規定，我獲得了一次“捷徑”：撰寫一份原創性研究提案（Research Proposal）並進行口頭答辯。我利用在北醫積累的知識，針對當時還是不治之症的艾滋病，設計了一套新型藥物合成方案。這一前沿課題贏得了三位教授的認可。 第三學年，我正式晉升為博士候選人，並意外獲得了哲學碩士（M.Phil.）學位。那一刻，可謂雙喜臨門。我信心倍增，滿懷希望地預估自己五年內即可順利畢業，前途似乎一片錦繡似錦。

然而，命運總是喜歡在人最篤定的時候轉彎。“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我以為已跨越最險峻的山巒時，就在我以為未來一片光明之際，命運卻再次轉彎。一場關於“轉校”的抉擇，正悄然在不遠處等著我，而那一次抉擇，將改變之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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